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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台湾人民自救宣言

已有 4373 次阅读8/17/2020 23:41 |系统分类:时事

台湾人民自救宣言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与他两名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两岸关系是“一中一台”,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标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自救宣言被视为台湾人的《独立宣言》。宣言由彭谢魏三人筹划,谢聪敏起草。初稿5万字,在彭明敏指导下缩减为7千字,并删掉论文式注释。宣言在印制时被发现,三人被捕,成为岛内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该事件被国际媒体报导和重视。

这份宣言只是很实际地将台湾的现况描述出来: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剥削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宣言点出了蒋介石独以反共之名,行独裁之实,整个是一场骗局。台湾人应该觉醒自救,推翻蒋政权,成立新的民主自由政府。宣言提到: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因为“蒋介石不能代表中国,甚至也不能代表国民党”,所以要“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1964年9月20日: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彭明敏 谢聪敏 魏廷朝)

一个坚强的运动,正在台湾急速地展开着。这是台湾岛上一千二百万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自救运动。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我们深信,参加这个坚强运动,使这个崇高的理想早日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即使在亚洲政策上陷于孤立的美国,也只有少数保守反动的政客,在炒“不承认主义”的冷饭,舆论主流,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以谋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美国还在口头上把蒋政权当作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美国要藉此与中共讨价还价,以达成有利的妥协。美国跟中共在华沙谈了一百几十次,美国一直强调了只要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美国对中共的门将永远开放着。

蒋政权只靠美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

              二

“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码常识的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下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控制下的军队,顶多是一个防御力量,而绝不是一个攻击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而美援的目标,又仅在保持美国太平洋的防卫线,因此它不可能获得超过防卫需要的攻击武器。它的海军无法在海上单独作战,因为它不但没有主力舰,连保养一只军舰的设备也没有。它的空军由短程战斗机组织,攻击所不可欠缺的运输机和长程战斗机却少得可怜。它的陆军,仍然以轻装备步兵为主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台湾没有支持反攻经济的能力,蒋介石尽管全力支持军队,不惜以80%以上的预算做为军费,但凭这弹丸之地,维持数十万军队平时已苦于奔命,战时怎能够供给庞大的战费?又怎么能够补人力的毁灭?

战争的目的已不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号召自由民主,但处处蹂躏人权,一手把持政权,以特务组织厉行暴政。有人说,大陆来台人士返乡心切,容易受蒋介石的驱使。其实,中共国势的强大,已使百年来饱尝外侮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相信,这绝不是贪污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蒋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战争目标,谁愿为这个独夫卖命?

蒋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独夫,请问他们得到什么代价?一旦年老力衰,不仅不能享其余生,且被摈去民间,流浪街头。这种骗局怎么不令他们痛恨?因此,退伍军人常说“亡大陆的固然是退伍军人,亡蒋介石也将是退伍军人”。

现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惨不堪言,他们常常说,“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狂者铤而走险,猖者郁郁终日,官兵越规犯禁层出不穷,指挥官能多方笼络,结果兵比官骄,军纪扫地。

至于代退伍军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留着蒋介石在228事变中屠杀2万台湾领导人物的仇恨,他们虽然三缄其囗,始终还是蒋介石的“沉默的敌人”,在军装的铁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致认贼作父,受蒋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牵制军事行动,减低军事效能。军事行动的优点,在于能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完成任务。政工制度则徇教条监视军事行动,政治目的重于军事目的,政治责任抵销了军事效能。虽然军中明理之士,如孙立人等,曾提出异议,但却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说:“一旦动员,先枪毙政治指导员。”

想一想,一枝欠乏攻击能力的军队,在没有战费,士气消沉,效率低落的情况下,和强大的中共作毫无目的的战争——这个战争叫做“反攻大陆”,而顽强的五星上将蒋介石,却效法唐.吉词德高举一枝破烂不堪的扫把,向风车挑战。

             三

为什么蒋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陆”?因为这个口号正是他延续政权,驱使人民的唯一手段。15年来,他一直藉这一张空头支票,宣布戒严,以军法控制了一千余万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陆”的把戏,实在是20世纪的一大骗局。

国民党官员何尝不知道这个骗局不能持久,他们一面将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来的财富送往国外,准备随时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陆”的延命丹喂给死在跟前执迷不悟的蒋介石。

让我们看看这个口号有什么魔力:

第一、蒙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点,以苟延早已丧失存在的蒋政权。部份大陆来台人士,思乡心切,可因“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支持蒋介石,部份台湾人则因盼望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减少,而姑且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时期的名义,排除宪法和法令的正当行使,陷害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人们,进一步限制言论,封锁新闻,控制思想,实行愚化政策。

第三、挟中共以自重,向美国讨价还价,作为勒索美援的工具,当中美交涉不顺利,或美国向蒋介石施以压力时,立即在香港放出国共和谈的消息,使有恐惧中共病的美国不知所措。

总之,“反攻大陆”的口号,对外可以要挟中共以自重,对内可以厉行恐怖政治,延续政权。

            四

蒋介石政权代表谁?

国民政府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经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内。我们知道,这些选举都是18年以前(1947年)举行的,我们也知道不到2年(1949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痛恨蒋政权的腐化无能,蒋介石虽然拥有数百万军队却很快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显然,大陆人民已选择了另外一个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已不能代表当时的大陆人民,何况在18年后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蒋政权显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大陆人民了。

那么,蒋政权能否代表台湾的人民?三千余人的国大代表中,台湾的代表只有十余席,473人的立法院中,台湾的代表也不过六名,他们的任期已分别于12年前和15年前届满,当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台湾人民,何况228事变时,蒋介石屠杀了两万的台湾领导人物(当时台湾人口只有600万),虽然台湾人一直忍气吞声,但他们一直是蒋介石“沉默的敌人”。

谈到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必需指出,蒋介石政权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台湾人与大陆人必须携手合作”,其实却最忌讳台湾人和大陆人真正合作,所以极力挑拨离间,无所不为。这种政策,在选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蒋政权分化台湾人和大陆人,使他们互相猜忌,彼此独立,以便操纵与统治。因此蒋政权一直防范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竭诚合作,协力消除蒋介石的专制,实现民主政治。当雷震要求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的途径时,蒋介石终于撕破了脸皮,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张牙舞爪地将雷震戴上红帽子。蒋介石深知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实现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权瓦解之时。

或者说,蒋介石政权是国民党的代表,并且根据他们的传统的“党国合一”论也就是代表中国。其实,蒋政权甚至于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本身只有独裁,而没有民主,绝大多数的党员,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代表,在大会中,只能恭听头目的训词,鼓掌鞠躬而已。他们只是一群“点头人”,只能一致通过头目的提案,至于提案的内容,是不能也不敢过问的。党内又是派系分立,在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如两广势力,胡汉民、张发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说,其他不得宠的派系也不能进入权力的核心。这些被排挤的多数党员,当然是愤慨而不满的。党内明智之士或避囗不谈政治以作无言的抗议,甚至于积极抨击,成为反对蒋政权的主流。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五

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

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二十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质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减低了经济成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大专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出国,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正直呼喊着,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许多人以为台湾的土地政策是蒋政权的德政。其实,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动机,却是为了削弱潜在的反对力量。从清朝以来,台湾传统的政治领导人物,都来自地主阶级。蒋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兴衰对他的专制的影响,因此,先在1947年228事变时屠杀了两万台湾领导人物,又在1950年实施土地改革,打倒传统的政治领导阶级。当然大陆人不属于台湾地主阶级,也是土地改革能实施的主要原因。由于蒋政权倾心消灭地主阶级,地方力量终一蹶不振,而农民却在农产品价格的抑制、无从逃避的重税、以及肥料换谷政策的重重剥削下,每日为糊囗挣扎而无余力。

经济政策应该有一套长期发展计划,但蒋政权所做的,只是不顾经济原则的盲目的投资,以及表面而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抑制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让我们看看到了山穷水尽的蒋政权的最后面目,一方面将它们的创子手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紧暴力统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亿公债”都市平均地权、及变卖公共事业等,来榨取人民,屡次派遣他的掌柜徐柏园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买地产。

            六

台湾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吗?

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就人口面积、生产力、文化水平条件来看,在联合国一百十余国中,台湾可排在第30余位。其实许多小国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贡献。如北欧各国、瑞士、南美的乌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应抛弃“大国”的幻想和包袱,面对现实,建设民主而繁荣的社会。

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了裸体的皇帝,我们可以坐待他的未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想,走到穷途末日的蒋政权,将台湾交给中共。我们更不能不忧虑,台湾将被国际上的权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等待。

许多知识分子们仍然在迷信“和平转移政权”与“渐进的改革”。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回顾劣迹昭昭的国民党史,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只要刚愎狂傲的蒋介石睁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协不是梦想,便是圈套——专门用来陷害知识分子的圈套。所以我们绝不能妄想“和平转移政权”而妥协。

我们还要坦诚的告诫与蒋政权合作的人们:“你们应立即衷心悔悟不再为蒋政权作威作虎,不再做蒋政权的爪牙耳目,否则,历史和人民将给你们最严厉的制裁”!

          七

在台湾这种正在开发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则为一切推动的源泉。台湾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良好基础,可是只要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化仍然非常遥远,所以我们绝不能期待“渐进的改革”。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下列主张,即使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使它实现。

甲、我们的目标

(一) 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 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们的原则

(一) 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二) 保障集会、结社和发表的自由,使反对党获得合法的地位,实行政党政治。

(三) 消灭特权,革除贪污,整肃政风,改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

(四) 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实行科学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确立廉洁公正的政治。

(五) 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六) 废止特务制度,依民主国家常轨,规定警察的地位和职务,并树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八) 以自卫为原则,裁减军队,并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经济方面,由于国防负担大减,我们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经济的成长。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分配经济权利,废除个人和阶级经济特权,保障机会均等。我们将建立直接税制,加强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我们计划扩大国家的生产力,消灭失业,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我们将改造农村传统的生产力式与维护温饱的观念,建设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过去蒋政权盲目投资、无理干涉企业,以低工资支持资本家、以肥料换谷办法剥削农民、以消费税和户税增加一般大众负担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予以彻底解决。

我们确信社会的目的在维持个人的尊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我们反对蒋政权统治下的恐怖、贪婪与妨碍团结发展的多种措施,而要建立一个互信互助、友爱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能过完美积极幸福的生活。

多少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是非,一个是极右的国民党的是非,一个是极左的共产党的是非,真正的知识反而不能发挥力量。我们要摆脱这两个是非的伽锁,我们更要放弃对这两个政权的依赖心里,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

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来号召不愿受共产党统治、又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人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

爱好民主自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因看到暗淡的现实而灰心,而绝望。让我们告诉你们,国内外的情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而我们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扩大中。在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军队、公司、报社、学校、工厂、农村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与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的同志们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且得到热烈的支持,一旦时机来到,我们的同志将会出现在台湾的每一角落,跟你携手合作共同奋斗。

同胞们!胜利就在眼前,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从今天起,它就随时随地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记住!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组织正在迅速地扩大着,这个运动也正在有力地展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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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传奇

彭明敏(1923年8月15日-)祖籍高雄市,生于台中大甲,为基督徒;其父彭清靠,总督府台北医学校毕业后便在台中大甲行医达18年,并拥有了440甲以上的田产。

彭明敏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1944年日本政府取消原本文科大学生的缓征令,彭明敏在征召的名单之中;由于不愿为日本服役,彭前往长崎投靠长兄,他所搭乘的船只被美军轰炸,他因而失去左臂(后来终生装上义臂),当时在长崎医学院截肢。在长兄家疗伤之时,他目睹了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爆炸原子弹的过程。大部分的医科学生都罹难,其中包括四位曾经慷慨输血给他的台湾留学生。

二战后彭明敏回到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1948年毕业,首先在第一银行就职,然后回台大任助教。之后,彭明敏申请中央研究院的补助出国深造,首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取得法学硕士文凭,又在法国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彭回国后,在台大政治系担任副教授。34岁时,升为正教授。38岁时,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是战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与系主任。不久,彭明敏又被聘任为国科会的国家讲座教授。1961年,彭明敏被派任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出使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63年,彭明敏获选首届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

随后,彭明敏便和政治大学的研究生谢聪敏、中央研究院研究助理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他们决定以邮寄方式将宣言寄给台湾各界领导者,但是在印刷时事泄,3人于1964年9月20日中秋节被捕。宣言连一份都还没发出去,就全数被查扣了。

据说被查获之后,蒋经国非常生气,认为国民党对台湾籍的彭明敏这么礼遇,甚至考虑让他未来接掌台大当校长,没想到彭明敏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国民党高层甚至不敢将《自救宣言》拿给蒋介石看,因为里头将蒋介石形容成“暴君”及“裸体的国王”等,难以想像蒋介石看了会是如何地暴怒。

中秋节后,彭明敏没去上课,才引起校方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的重视。64年教师节,蒋介石邀请一些教授学者吃饭,彭明敏也是受邀者之一,当天却未出席,问台大校长钱思亮“彭明敏在那里?”钱思亮虽知道彭被捕,却不敢正面告诉老蒋,支吾其辞;后来老蒋知道彭明敏涉“自救宣言案”,极为震怒。彭明敏应邀到韩国首尔大学及泰国曼谷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缺席,引起外国媒体注意,向警总打听,警总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发布了简短声明,指彭明敏等三人因“颠覆罪”被捕。

1965年2月,3人被正式起诉,彭明敏被判8年徒刑;但是由于国际特赦组织等国际团体的奥援及美国方面的施压,蒋介石于11月3日特赦彭明敏,随后彭明敏的生活便受到特务的监控。而这段期间,美国密西根大学有意聘请彭明敏任教,被当局阻挠而无法成行。

1965年年底,美国卫理公会派遣唐培礼到台湾神学院与台南神学院任教。本来,彭明敏只要加入国民党,就可做高官。彭偏偏逆向而行,发表挑战独裁政权的宣言,成了国家的敌人。一般人都不理解其“自毁前程”的做法,但唐培礼知道,彭明敏心中一定有一种超越功名利禄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与唐培礼的基督境界非常接近。1966年长老教会助理总干事韦礼逊牧师(Don Wilson)介绍唐培礼夫妇和彭认识,此后,唐培礼牧师师与彭教授每周碰面一次,知悉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残暴。1968年,唐培礼认识还在狱中的魏廷朝与谢聪敏,两人在狱中偷偷将政治受难者的名单、资讯等等传递给唐培礼等人,唐培礼再与友人把相关资讯转给国际特赦组织。唐培礼冒着巨大风险担任转送政治犯难属救济款的联络人,多次奔波在香港与台湾之间。他深知这是雪中送炭之举,所以义不容辞。

在魏廷朝与谢聪敏陆续出狱后,唐培礼就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人策划资助政治犯家属的行动。后来,唐培礼等人认为:国民党当局可能暗杀彭明敏,因此决定协助彭明敏逃离台湾。1970年1月3日,彭明敏打扮成嬉皮歌手,从松山机场搭乘日本航空飞到香港,顺利转往瑞典,取得政治庇护。当时台湾特务系统相信;彭从台中清泉岗机场搭乘美国军机飞走。事实上只有外国传教士唐培礼伉俪和日本友人。

1971年初,国民党以唐培礼涉及“涉及台湾独立案”为由,将唐培礼一家人软禁在台湾神学院宿舍里,并禁止会客。1971年3月,国民党将唐培礼全家遣送出境。唐培礼回美国后因被国民党当局称为恐怖分子,其后20年美国政府对其拒发美国护照,长期无法踏出美国一步。出生于1937年的唐培礼,虽然在台湾不到6年的光阴,但对台湾历史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他们认为,不干予内政在国际关系上有点道理,但不符合道德正义;因为残暴的蒋政权能在台湾横行无阻,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撑腰使然。秉持良知与信仰,唐培礼不能对这个状况袖手旁观。2017年3月8日唐培礼去世,但留给台湾人却是无限的精神遗产。

彭明敏1970年9月转赴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72年,彭明敏出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一年后辞职。1978年,彭明敏成为台美协会的董事,并于次年《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中在美国众议院公听会作证。1982年,彭明敏成立了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国民党解除长年的戒严令。

1990年李登辉总统召开国是会议,请彭回国,但因通缉令未取销,彭明敏拒绝了。在台湾最高法院撤销对彭明敏的通缉令后,彭明敏于1992年11月返台,欢迎群众几乎挤破机场,彭下飞机被挤得两脚无法落地,结束23年的流亡生涯。国民党怕“台独”,不敢接近彭,只有立委候选人争先恐后要彭辅选。他在民进党的多次造势场合中都引起了轰动。

1995年2月28日彭明敏在辜宽敏等人的推荐下加入民进党,并且于3月20日宣布竞选总统;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中,彭明敏击败长期有意参选总统、前党主席许信良,成为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报名费1500万台币,这对彭是天文数字,一辈子也未曾看到这么多钱。彭从辜宽敏、林敏生、林诚一各借五百万。在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上,出场前在舞台后面与李登辉碰面,两人默默握手,几近陌生人。竞选准备当中,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经由一好友传来神秘的提议,说若彭退选,可给5亿台币的代价,彭开玩笑地试探“十亿怎样?”神秘方面说:“先拿五亿退选,另五亿以后再商量。”这就是国民党黑金政治的典型。

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由于中共发射飞弹的影响,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支持度上升,最终成功连任,民进党提名的彭明敏与谢长廷只得到21.4%的选票,为民进党历次得票最低的一次,党主席施明德也因此辞职。1996年4月,彭明敏退出民进党,组成建国会并自任会长,喊出“台湾要建国,不能寄望民进党”。1998年9月18日,建立新国家阵线改组为新国家连线,彭明敏出任新国家连线荣誉会长,2000年5月出任总统府资政。2014年9月13日,台湾教授协会与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彭明敏与三位太阳花学运学生吴峥、黄守达、张芷菱举行跨世代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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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廷朝传奇

魏廷朝(1935年3月27日-1999年12月28日)生于桃园市八德区,客家人。“廷朝”隐含“颠覆朝廷”的意思,而他的一生也如其名,不肯依附权势,在戒严的年代,他坐了三次的政治黑牢,共17年3个月又7天。

其堂叔魏如罗当1951年因“省工委会台北街头支部余大和等案”,被捕判死刑,同年4月被枪决,死时32岁且未婚。1952年,魏廷朝就读的中坜义民中学的教务主任姚锦与教师黄贤忠,以及中坜、平镇的客家教师、师范学生多人,以“省工委会中坜支部姚锦等案”被捕。义民中学的姚锦、黄贤忠与其他两人,于1952年6月被枪杀,另有4人判刑10年、5年。这些政治冤案对魏廷朝走上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不悔,绝对有很大的影响。

魏廷朝在读中学时,因为不愿在台上歌颂蒋中正而被列为“问题学生”。1953年就读成功高中二年级结束时,因率领全班同学拒绝参加救国团,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己见,而被校方开除。这真了不起!那个时代,起码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高中生加入了救国团,唯有他鹤立鸡群。之后靠半工半读方式以同等学历考上台大法律系,结识同班同学谢聪敏、蔡同荣、陈隆志等。他和谢聪敏等好友组成登山队,爬山也共论时政,加入登山队的首要条件——非国民党员。

魏廷朝1958年7月6日的大学毕业。毕业后立即入伍,1960年2月14日退役。之后曾担任过中学教员、国防部情报次长室聘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等职。

魏廷朝与经常和大学同班同学谢聪敏、以及台大教授彭明敏讨论国际情势与台湾前途。1964年3人印刷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拆穿“反攻大陆神话”,主张国会全面改选、台湾前途由人民自决。9月20日3人被捕并以叛乱罪遭起诉。

“第二天三人分被载往台北市西宁南路的警总保安处(日治时期的东本愿寺),以及北门附近的警总第二处(日治时期的西本愿寺)侦讯,日治时期原放骨灰的地下室改成监牢与审讯室,审讯的酷刑声音无法传到外界,故被称为‘阎罗殿’,在这里疲劳审讯了长达3天3夜,想睡就被泼冷水、电击,或遭拳头猛捶,有两颗门牙被打落。”

“谁在背后支持你们?”“有多少人?”“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你们有外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后面不是吗?”特务甚至还怀疑他们计划于双十节当天要阴谋推翻政府,或至少群众示威。因为“我们在宣言中宣称有普遍民众支持”,其实只有他们3人。

魏廷朝告诉特务,这份宣言就是师生三人的见解,忠实呈现台湾现状与困境。魏廷朝三人与殷海光、李敖都有深交,而这份宣言除是师生三人的智慧结晶外,其实也融入了《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与《文星》主编李敖等人的某些观点。

在警总保安处疲劳侦讯一星期后,三人被移监到卧龙街保安处六张犁看守所,三人分到三个房间,并各安排一个犯人同室,魏廷朝跟黄崇光、彭明敏与吴俊辉、谢聪敏与江炳兴。“我用厕所的四方草纸以日文写点东西,放在浴室镜橱内,有些给彭明敏拿走,有些则可能给特务拿走。”因三人不同房,屋顶上装有窃听器,却不准他们在室内交头接耳,三人无法见面,魏廷朝只好以此方式与彭教授取得连系。

1965年4月2日谢聪敏被判有期徒刑10年,彭明敏和魏廷朝各判8年有期徒刑。1965年11月彭明敏教授经蒋介石总统特赦释放,谢、魏各减刑1/2,魏廷朝实坐牢4年整,直到1968年9月20日才第一次出狱。

1970年元月,被监视的彭明敏神奇地偷渡瑞典,让国民党很难看。于是,彭明敏战友的魏廷朝、谢聪敏、李敖就变成了“人质”被24小时的贴身跟监。1971年2月,警总保安处诬指魏廷朝等3人涉嫌台北市美国银行爆炸案,将他们逮捕。魏廷朝被判12年,后因蒋介石1975年过世获得减刑,1976年9月出狱,实际坐牢5年8个月,当时他已41岁。

1977年10月31日,他与教师张庆惠结婚,1978年长子魏新奇出生。1979年“美丽岛”杂志创办,魏廷朝担任执行编辑。同年12月10日在高雄市举行的“世界人权日”晚会,发生美丽岛事件,他当晚半夜北返,三天后,他第三度被捕。一个月后,女儿魏筠出生。

魏廷朝说:“你要抓我坐牢,我就坐牢,反正抓我坐牢就是你不义。民主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一定要有几个人站出来牺牲。”他在狱中除拒绝写悔过书,并正告不义的国民党说:“我是《美丽岛》杂志执行编辑,我去采访参加游行,但我没有与人冲突,我没有错。”因坐过两次政治牢,深知刑罚的轻重,完全看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结果,被判6年刑期,加上原减刑部份,实际坐牢7年6个月。

坐牢期间,魏廷朝的父亲魏维崇、弟弟魏廷俊老师,先后过世,他都在牢里,无法为至亲送终。等到他母亲过世时,才得以戴手铐、脚镣回家奔丧,当时他要弯身向母亲灵前下跪时,还跌倒了好几次,让在场的亲友十分感叹。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残酷无人性,更衬托出魏廷朝的一生不畏权势、坚持正义的精神。若不是像魏廷朝、谢聪敏等很多斗士的一再努力,哪会有台湾现在的自由民主?新加坡16岁少年余澎杉制作短片批评已故李光耀,最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没有台湾人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台湾可能比新加坡更落伍。

魏廷朝在1987年5月26日出狱时,女儿已7岁多,儿子十岁,都是妻子张庆惠母兼父职,又要扶养儿女,又要到监狱探监。他是最晚出狱的“美丽岛事件”刑事犯之一,他清晨五点从土城仁教所出来的时候,民进党创党主席江鹏坚律师与台权会会长陈永兴与二、三百位来自全台的政治难友,高举“魏廷朝——完满的人格者”的画像,举着“再见!洗脑中心仁教所”布条,风光地接他出狱回家,车队从土城出发,游行桃园、中坜市区。

魏廷朝总共被判刑24年半,实际坐黑牢17年又100天。出狱后,接受自由时代记者江盖世访问,国民党前后关你17年半,你恨他们吗?魏廷朝说:“我心中没有恨,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不应有恨,他的目标是爱不是恨。比起别人,我的情况还好,因为还有比我更惨的政治案件”。8月27日魏廷朝加入民进党,随后接任桃园县党部执行长。

1987年10月,他被推选为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会长。1988年4月,他到日本担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讲师。魏廷朝在日本教二年书就回来台湾,他的心一直挂念着台湾民主运动,1991年他担任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同年底,他的妻子张庆惠当选国代。第六届立法委员。

1994年,他担任宝岛客家电台“历史窗门”节目主持人,以优美的客语,讲述台湾历史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此外,他也积极投入客家文化运动、社会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1994年出任民进党中常委,1995年参选第三届立法委员,以近4万票的高票落选。1997年他出版了《台湾人权报告书-1949~1995》,被他的难友李敖认为是台湾50年来最完整的人权报告书。1999年12月28日魏廷朝在晨跑时,因心肌梗塞昏倒,送医不治,享年64岁。他无缘见证政党轮替,朝廷颠覆,留给众人无限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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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聪敏传奇

谢聪敏(1934年5月2日-2019年9月8日),彰化县二林人。就读彰化中学时,为了“义气相挺”,帮同学作弊,结果被迫转学到台中一中。他考上台大法律系后,时常逃课到图书馆读书,因而认识了在图书馆打工的魏廷朝。根据谢聪敏回忆,唯一比较亲近的外省籍教师,只有哲学系的殷海光先生。

1964年夏季的一天,谢聪敏私下拿了一篇五万字的文章来给彭明敏看,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注释及理论,大意是在说蒋介石的失去统治台湾的正当性等等,彭明敏看了眼睛一亮,说:“Exciting!”但彭明敏认为这篇文章太过文诌诌,要谢聪敏拿掉注脚,并精简有力一点的宣言,后来谢聪敏拉魏廷朝进来一起润稿,于是他们3人就聚在一起,完成了这篇7千多字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并且决意在中秋节过后大量散发。

谢聪敏以做生意为由,向父亲要了笔钱作印刷费用,存在吴澧培服务的彰化银行艋舺分行。台北市小型印刷厂大都位于万华、圆环一带巷弄,连找人植字、找印刷厂、买铅字都小心翼翼。“谢聪敏在圆环附近小旅馆租个小房间,作连络中心,接着找专门帮人植字者植字排版,为防内容外泄,还先做个假版,将宣言中的‘蒋介石’、‘国民党’、‘蒋政权’,换成‘毛泽东’、‘共产党’、‘毛政权’,乍看好像是篇反共宣言。”因彭明敏忙,多数工作是魏廷朝与谢聪敏在分头进行,当假版植好字,再去买铅字,将“毛泽东”、“共产党”、“毛政权”,换回“蒋介石”、“国民党”、“蒋政权”,因需要的“蒋”字太多,还跑了多家铅字店,也怕遭店家怀疑。印刷的宣言没有标题、作者,他们准备印刷完成后,再刻番薯印来盖标题,并准备一万份,彭教授也广为收集各机关、行号、团体的信封,并向内政部要了人民团体与公职人员名册,准备寄发。

但百密仍有一疏,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里说:谢在万华找了间极小又无照的印刷厂,因常印黄色书刊,做事偷偷摸摸,老板答应印刷,由我们提供纸张。约好印刷那天,谢聪敏带来笨重排字版,老板也安装在印刷机上,当谢聪敏走到巷口等魏廷朝雇的三轮车送纸来,再进入店内时,老板竟说他不愿印了,令谢、魏都感惊骇,只好将排字版、纸张带回旅馆。此后十余天,印刷厂附近传出有共产党企图印刷文宣品攻击国民党与蒋政权,致他们怀疑老板可能趁谢聪敏到巷口等魏廷朝时已先盗印一份,看了内容才不敢再印。

因风声鹤唳,他们暂避风头,隔了近一个月,他们在市政府附近的赤峰街再找家没有登记的地下印刷厂,同意中秋节那天由老板亲自印刷。中秋节那天,魏廷朝帮谢聪敏搬排字版和纸张到印刷厂,他们穿着军服,口操北京语,自称军事学校军训教官印刷考卷,要严格防止试题外泄。这在台湾并不是不寻常的事,老板似乎也不感觉异常。

魏廷朝9月20日上午9时就到印刷厂监印,一直印到下午近五时,期间他只出去上了一次厕所,连中餐也没吃。傍晚,彭教授弄了两个大皮箱,叫了三轮车,将近万份宣言载到衡阳路三楼彭教授朋友舞蹈老师许惠美的家,楼下是饼店。随后他与彭教授回到圆环附近旅馆,谢聪敏还在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接着六、七名持枪便衣情治人员闯进来,将三人带走,那时约傍晚六时,天还没有黑。

因老板不识字,那天又是中秋节,员工放假,由老板自己印,且中秋节印是两倍价钱,但还是无法避开情治人员耳目,魏廷朝怀疑老板趁他上厕所时,私藏了宣言,致后来被查扣的宣言只有九千八百多张。而警察破门而入时,有人手上还拿着揉得皱皱的宣言。彭明敏发现特务手中揉得皱皱的宣言,并不是印在他们准备且质料较好的纸张上,该是第一个印刷厂老板利用谢聪敏到巷口等魏廷朝纸张的几分钟空档,盗印下来,并拿去检举报案拿奖金的。彭明敏怀疑,可能在一个月前,万华、圆环一带印刷厂、小旅馆都布满情治人员线民,他们还天真假设老板不识字,殊不知已撒下天网,准备“瓮中捉鳖”。

谢聪敏因当过陆军官校教官、国民党中央党部《今日の中国》月刊主编,又出钱印刷,结果被打得最惨,但他坚毅不屈。特务轮番疲劳审问,不给他睡、打骂、泼水、电击,用大电灯照他,但也担心出人命,每隔一段时间会就叫医师进来量血压、脉膊,听诊心脏。

《自救宣言》是谢聪敏撰写,魏廷朝修改,彭教授定稿。3位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当局却不相信台湾人有这么高深的水平,一定有大陆人在幕后操控,甚至怀疑是台大教授殷海光和作家李敖的作品,硬要他们供出是他俩所写。因宣言笔调,尤其是批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谎言等内容,都与殷海光过去的文章像。

但谢聪敏坦承他自己是主笔。于是特务们恼羞成怒,日夜拷打,将谢聪敏两只手臂被绑起来毒打,甚至被医师注射不明精神药物,导致谢聪敏日后出现许多后遗症……谢聪敏挂脚镣被枪决前,获雷震、田朝明医师与田孟淑夫妇及美国人的营救。谢聪敏说:宣言确实是他起草的,但思想源于殷海光。在宣言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观点都告诉过殷海光;殷不仅没反对,还把其观点强化了。当时殷海光不知道他们要发表这个宣言。他说当年殷老师非常支持台湾人,甚至说,如果你们台湾人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即使伤害到外省人的他,他也情愿受害!谢聪敏曾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课,多次到殷海光家请教,尤其是读了殷海光推荐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主要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后,他信奉了自由主义。

这个宣言经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化了,例如加进“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等军中怨言,使之更为生动。魏廷朝回忆录记载:“我敢帮谢聪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响很大”;“彭教授在后面加了二、三百字则是‘画龙点睛’,很有煽动性。”彭明敏在修改宣言时强调,要以民主、自由、反共为原则。所以这个宣言强调本地人和外省人连手,共同起来结束专制,目标是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在这个思路上,殷海光与彭明敏站在同一立场:不强调省籍,不强调血缘,而是要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反对剥夺台湾人民自由选择权利的专制势力。概括来说,这个被视为《独立宣言》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与文字其实来自4个人:“独”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谢聪敏。

1966年《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才被世人看见。是由谢聪敏的律师李琳亲自誊抄,李琳再秘密转交给郭雨新,郭再转给日本大使馆,最后传到海外的台独联盟手上,经由罗福全等人募资,翻译成英文,《自救宣言》终在两年后的1966年登上《纽约时报》版面。

1965年4月8日,谢聪敏被判有期徒刑10年,为当中最重者;因为谢把责任全部揽下来。由于彭明敏是国际知名政治学者,获得美国中国研究权威费正清等人的声援,国民党有所顾忌,于是965年11月蒋介石“特赦”了彭明敏,谢聪敏及魏廷朝则刑期减半。

彭明敏在家遭到特务日夜监视,而且亲人故旧都不敢再联络,在路上见面也都假装不认识。他一夕之间从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人人畏惧的瘟神。这样的社会性抹杀,甚至比坐牢更为煎熬。1969年9月底,谢聪敏出狱后不久,彭明敏与他见面,说话的口吻彷佛交代后事。不久,彭明敏蓄须易容,成功逃出台湾,获得瑞典政治庇护。

彭明敏到了瑞典之后,联络“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AI),请求国际声援岛内台湾政治犯。于是AI派遣梅心怡(Lynn Miles)跟谢聪敏与李敖等人联络,想知道岛内政治犯的状况。于是谢聪敏及李敖等人,在唐培礼牧师(Milo Thornberry)、梅心怡、三宅清子、艾琳达(Linda Arrigo)及陈菊、陈秀美姊妹等人的协助之下,把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名单送到海外去,让蒋介石对外宣传“自由中国”的形象破灭。

1971年台北的律师陈逸松,收到一盒日本友人捎来的羊羹,陈逸松将羊羹放在家里,尚未打开食用,突然间国民党特务就找上门,指控说这盒羊羹是颗“炸弹”,是“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及“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的相关证物。但特务将羊羹切开之后,完全找不到任何炸弹的零件。日本友人也另外送了一盒羊羹给颜艮昌(时任国大代表),请他转交给唐培礼牧师。特务们眼看在陈逸松身上找不到证据,就罗织新的说法,认为是日本独派要请美国唐培礼牧师CIA执行的爆炸任务,所以他们又沿线追查了谢聪敏及李敖等人。指控他们替日本独派及美国工作,犯下两件爆炸案的罪行。

由于国民党对于谢聪敏及李敖等人揭露政治犯名单的行动非常愤怒,却又找不到整肃他们的理由。所以绕了一大圈,利用日本友人送来的羊羹,罗织了一个荒谬的故事,要将谢聪敏、魏廷朝、李敖等人一网打尽。于是,1971年3月19日,谢聪敏再度被逮捕,这次株连甚广,连监视谢聪敏的刑警洪武雄都跟着一起被逮捕入狱。原来洪武雄是谢聪敏的二林亲戚,却被指派去监控谢聪敏,洪武雄基于正义感,私下跟谢聪敏通风报信,于是触怒了警总高层。最后洪武雄被判12年徒刑,比许多政治犯都重。还有一名军法官曾胜贤,因将崔小萍等政治犯的资料交给魏廷朝公开,也在此案一并遭判5年徒刑。

这次“二进宫”,谢聪敏遭到特务严刑拷打,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肠胃更是剧痛难忍。后来谢聪敏写了一封《狱中来信》向隔壁狱友小林正成求救(小林因在台湾散发台独传单而遭拘,预备遣返日本),小林正成将谢聪敏的信挟带出去,请美国记者协助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新闻见报后,国民党才因为国际压力,允准谢聪敏保外就医。

谢聪敏经诊断后,发现是急性的盲肠溃烂。医生说,再过一个礼拜不处理,谢聪敏就没命了。后来也因为国际关注,谢聪敏原本被上了脚镣,可能被判处最高死刑的重刑,但最后经过漫长审判后,改“轻判”9年9个月有期徒刑,又因为蒋介石去世,所以减为6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是“受彭明敏指挥从事岛内叛乱及破坏活动”。

谢聪敏第二次出狱后,仍旧每天被特务监视,身体也变得很差,连走路都要撑着拐杖,生活非常辛苦。于是他在1979年的时候,用开公司做生意的名义,申请“商务考察”,经过几次交涉,警总终于同意放人。他出了国门,开始四处联络日、美、欧洲台独运动的成员,以及向过去曾经救援他的人们致意,但该年同时爆发了美丽岛事件,陈菊等人遭到逮捕,谢聪敏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再回到台湾。

后来,谢聪敏与许信良等人为了透过“非暴力运动”挑战台湾当局,于1985年组成“台湾民主党”,以“组党迁台”及“返乡运动”为目标,开始宣传及进行“闯关”回台行动。他们透过媒体,大声宣告要闯关回台,让台湾当局风声鹤唳。1986年11月30日,谢聪敏、林水泉与许信良自日本成田机场搭机,意图闯关回到台湾,最后因国泰航空拒绝让他们三人登机而无法成行。在台湾,支持群众在桃园机场外声援抗议,是为桃园机场事件。

谢聪敏闯关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没想到1988年,李登辉突然批准了谢聪敏的入台申请,让他成为第一个合法回台的黑名单人士。谢聪敏后来判断,可能内政部长许水德是他研究所的好友,加上李登辉想要逐步推动民主转型,所以先让提倡非暴力抗争的谢聪敏做示范。

谢聪敏回台后,建立起台湾和美国联络的桥梁,在许信良以渔船“偷渡”回台的行动之后,台湾当局对黑名单的态度开始松动。于是,1992年,终于在谢聪敏及诸多友人的安排下,彭明敏的通缉被撤销,得以光荣地返回台湾。

1991年谢聪敏回二林竞选第二届国大代表。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不但没有荣归的感觉,迎接他的更是恐怖的人身威胁。当时的竞争对手是谢聪敏的国小同学洪清良家族,洪是二林地方的黑老大,紧跟国民党,让自家人都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洪清良当过镇民代表会主席、儿子洪树聪当过二林镇长,另一儿子洪启明跟女儿洪英花都当过国大代表。

彰化地方派系控制选举的方式非常直接,除了派人到投票所“数人头”之外,还会用工具直接取票出来检查,若是没有投给指定的候选人,该人可能就会被报复。在国大代表投票日当天,谢聪敏的监票人员为了制止这些违法行为,就被人殴打到住院。黑道猖狂如此,谢聪敏决定举行“反暴力反贿选游行”,但没想到,就在游行的时候,他和妹妹谢秀美被一群年轻人用锄头柄打成重伤,谢聪敏到医院缝了十几针。而且在医院的时候,黑道竟然还公然进入医院恐吓,连警察都不敢制止。

谢聪敏及谢秀美被黑道围殴的事件,引发民进党及彰化县支持者的愤怒,许多农民自愿担任谢聪敏的“保镖”。这段经历,谢聪敏将他的心得写成一本书《黑道治天下》,描写1990年代,国民党跟黑道合作,操控地方选举的事情。

虽然第一次选举国大代表落选,但谢聪敏没有放弃,在1992年继续参选立委,以“建立法治社会”(对抗黑金)及“冤狱平反”(转型正义)两点为政见,终于突破地方黑金的力量,成功当选立法委员。

进入国会之后,谢聪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推动转型正义。他认为,社会分歧、族群冲突这么严重,唯有“人权”是共识。有一名山东籍的赵儒生找上谢聪敏,向他陈情山东流亡中学案,给了很多历史资料。于是谢聪敏、李敖与吴正文等人开始研究山东流亡中学案,发现案情非常单纯,却也非常复杂。单纯的就是这是一桩很明显的“假案”,因为张敏之校长等人的案情都非常不合理;复杂的是这样一桩假案,为何几十年来都沉冤未雪?就连山东流亡学生出身的孙震,当上国防部长之后都无法出面平反?

经过调查,他发现:很多国民党高层都很清楚白色恐怖有很多冤假错案,但都不敢说出来。于是谢聪敏亲自去说服山东籍的立委葛雨琴等人,慢慢获得跨党派的共识。1996年,他在立法院内举办“在刺刀下从军——山东各流亡联合中学校长及师生冤狱始末”公听会,并推动《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恢复政治犯被褫夺的公民权利)及《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以228方式来补偿政治犯)两项法令通过。

谢聪敏以自己的法律知识以及受迫害的经验,在国会内弃而不舍地调查冤假错案及沟通,而且不分族群、不分统独,客观地研究所有案件,逐渐获得了跨党派的理解,奠定了日后转型正义的法治基础。一直到2018年,民进党推动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政治案件清查及撤销有罪判决的工作。

2000年陈水扁政府上台后,谢聪敏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007年4月,谢聪敏曾参与“公审蒋介石”活动。2008年1月4日,谢聪敏在以声援台湾团结联盟为主旨的“挺台联,正本土”记者会中抨击民进党“表面上要打倒蒋介石,却都在学蒋介石”。

2009年,谢聪敏与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团体指:警总当年发布的台湾省戒严令未依法按级呈报代理总统李宗仁、再由李宗仁提交立法院追认,因此依法无效;还说,国民党政府依无效的戒严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司法院大法官却不受理释宪,他们要求监察院弹劾大法官、纠举大法官失职。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1948至1949年有三次戒严令,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军事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就有瑕疵,戒严时期因案被宣告没收之财产“恐须重新审酌”,当然也会发生其后的救济问题;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

2018年,谢聪敏的有罪判决才被撤销,他再也不是“终身的政治犯”。2019年9月8日病逝,享寿85岁。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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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8/17/2020 23:42
蒋经国招安廖文毅

廖文毅(1910年3月22日-1986年5月9日),本名廖温义。在二二八事件前主张联省自治,在事件后开始主张台湾独立,曾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1965年因遭台湾当局的株连主义的威胁,廖于是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返台。

一,一门六博士

廖文毅生于云林县西螺镇一个乡下仕绅的家庭。廖文毅的祖父廖龙院(1835-1893)以开私塾教汉学为生,是西螺地区最早的基督徒。其父廖承丕(1871-1939)于1895年乙未战争时曾率众抗日,为义军重要将领,以西螺七崁功夫闻名于世;善理财,大量购买土地,成为当时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大地主,1916年被任命为西螺区长。廖文毅的母亲陈明镜(1875-1966),为嘉义基督教长老教会传教士陈有成的妹妹,毕业于台南长荣女子中学,是具备现代知识的女子。廖承丕受妻子的影响,虔诚信教,捐献土地,建立教堂,并出任长老。廖家积极吸收西方文明,重视子女教育,两代之间,出了6位博士,传为美谈,家势蒸蒸日上,成为西螺望族。

廖承丕弟廖焕章(1885~1944),台北医学校毕业后,赴京都帝大就读,获医学博士,至上海行医,逝世于上海。长男一雄取得医学博士,三男英雄获生化学博士。廖承丕么弟廖行生(1890~1943),京都帝大经济学部毕业。

廖承丕有8个子女。长男廖温仁(1893~1936),日本东北帝大医学部毕业后,因对史学有特别兴趣,又进京都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专攻中国医学史,1928年获得医学博士。去世之前,出版《支那中世医学史》,逝世之后二个月,又出版《东洋脚气病研究》(博士论文)。逝世前,已获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因遽逝而未赴校。妻廖蔡秀鸾(1905~1965)出身清水望族,母亲为长老教会教徒。

次子廖文奎(温魁,1905~1952),公学校毕业后,进日本同志社中学,1923年到中国,进入教会系统的金陵大学,专攻中国的政治思想;谙熟北京语、南京语、法语和德语。1928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部,除专攻社会学之外,也涉及政治理论。1934年获社会学博士,与瑞典裔美籍女子结婚。再赴南京担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金陵大学教授。1936年,出版《人生哲学之研究》。1939年《韩非子》英译本在香港出版。

廖文毅在家中排行老三,1925年从公学校第一名毕业后,进入淡水中学,就读一年后,转至日本同志社中学,受二哥的劝导于1928年进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工学院机械科。1932年,赴美就读密歇根大学,获硕士后,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于1935年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博士毕业后不久,与在美国出生的李惠容结婚,李惠容的父亲是广东人,当牧师,母亲是英国人。婚后不久即与妻子一起返台。1936年9月,廖文毅携家到中国,担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出版了《台湾之糖业的研究》等书。1939年,廖父病危,廖文毅于是举家返台探视父亲。父亲逝世后,廖文毅与兄长一起成立“大承物产株式会社”和“大承信托株式会社”这两家公司。

二,嫉贤妒能,培植“台独”

由于廖文奎和廖文毅两兄弟都有中国经验和美国经验,日本特高警察对他们相当注意。文奎为了躲避中日战争紧张关系所带来的监视,于1939年7月再赴上海,担任大学教职。其间,据说陈立夫《唯生论》即由其代笔。至日本战败,一直未再回台湾。在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前后,殖民当局派特务暗中跟踪廖文毅。1941年11月,廖文毅曾遭日本特高逮捕。

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廖文毅被指派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的简任技正,并兼台北市政府工务局长;次年,改任台北市公共事业管理处处长。1946年8月,廖文毅决定试着去竞选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这次的选举采间接选举,由台湾省参议员投票选出,廖文毅应当选,却因被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作梗将其中一张选票(“廖”字墨水未干弄脏)视为废票而被判落选。两个多月后,廖文毅再度出马竞选参加“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却不幸再度落选(台北市区选举,连震东得22票,廖文毅得7票)。在这两次的选举中,廖文毅都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引起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不满,认为这是“造反的行为”。陈仪和连震东、黄朝琴、谢东闵、林顶立、黄国书、刘启光、王民宁等人,对廖文毅不怀好感,生怕廖文毅当选,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物。也许在这样的心理下,廖文毅被有意的排挤了。如果当局不这般嫉贤妒能,“台独”就不可能生长。

1945年廖文毅创立了“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自任会长,同年又组“台湾宪政会”,并于1946年9月创刊《前锋》杂志。在发刊词《告我台湾同胞》一文中,它写道:“对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回归祖国感到满怀希望……回到祖国去,做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民,能够与世界任何的民族并肩的一等国民”,充份表现了对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回归祖国的热烈希望,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多数台湾人民的期盼。

1947年2月21日,廖文奎撰写《在台湾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批判国府接收人员彷如帝国主义,自认是解放者,轻视台湾人,排斥台湾人。台湾人在被压迫之下,将会从中国民族主义转变为台湾民族主义。228事件中,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于3月7日提出32条大纲及十项要求,主要诉求内容是台湾人高度自治,县市长民选,军警公务人员应大量启用台湾人,保障言论思想出版自由。诉求中并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但国府已视此为叛乱,认为台湾人要独立,而派兵镇压,台湾领导菁英和庶民死伤无数。

1947年2月25日,廖文毅和他哥哥廖文奎,廖史豪和林纯章等4人,离开台湾到上海印行他们开办的《前锋》杂志。1947年3月1日才由《大公报》得知台湾发生了228事件,他们实时联合旅沪的6个台湾人同乡会团体,组成“台湾228惨案联合后援会”,发展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正视台湾问题,其中包括撤办陈仪、派员调查惨案、取销专卖等,但没得到回应。陈仪于4月18日发布“228事变首谋叛乱犯在逃主犯名册”30人,廖文毅、文奎名列其中,成为叛乱通缉犯。

228事件后,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贪污手法比陈仪更高明,台湾每况愈下。廖文奎在上海的《China Weekly Review》撰稿刊登一篇文章“Formosa Scandal” ,批评魏道明主政的缺失。1947年6月,国民党特务怀疑他在背后煽动228事变,分别由上海警备总部、台湾警备总部下令通缉,廖文毅遂前往香港。他在台湾的美国太太也天天被骚扰,李惠容求助美国驻台副领事柯乔治(George Henry Kerr),柯乔治教她:“没关系,妳插一支美国国旗在屋外。”此法果然有效。后来经由廖文毅的堂弟兼管家林奉恩协助,设法将她母子一家送往香港与廖文毅团聚。但李惠容从此也决定独自带着子女回美国,此后漫长的后半生,他们未曾再联络,妻子绝口不提丈夫的事,子女也各自成家,成为道地道地的美国人,但是他们还保有他的台湾姓氏。

三,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1947年10月,留在上海的廖文奎则与黄纪男等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描述228事件真相,提出台湾独立。1948年228事件一周年前夕,廖文奎在上海遭警备司令部拘捕,坐牢100天后被释放。1947年9月,廖文毅、廖史豪叔侄托人将在香港印制给联合国的请愿书,携往欧洲,该份英文备忘录上明确表示台湾人要独立的主张,这是228事件后,台湾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宣示要独立的开端。

1947年6月,廖文毅于香港九龙半岛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The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1948年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廖文毅担任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临时政府主席,设有各个部门、海外支部和外围组织等 ,首倡台湾先行脱离中国,暂时置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Council)之下,再由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该隶属中国或独立。1948年9月1日,该组织向联合国提出了托管台湾的请愿书,明确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

“台湾再解放联盟”曾一度与台共分子谢雪红和苏新等合作,但基于谢雪红等人另行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遂与廖文毅等人分手。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造成香港社会动荡,1949年12月廖文毅遂潜赴日本,并于1950年2月28日在京都召开“228事件3周年纪念日”,发表台独主张,之后遭到美军以“非法入境”逮捕,进巢鸭监狱7个月。廖史豪等人说其实这是美军司令部的一种保护措施,坐牢就不必遣送回国。在监狱中,廖文毅与横滨行医的吴振南等一众台湾人,决定将“台湾再解放联盟”改为“台湾民主独立党”,于同年5月17日在东京神田YMCA成立,以台湾由美军接管,及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为诉求,对外宣称拥有1400名党员,成为当时在日本台独运动的中心。

1951年及1954年,世界联邦亚细亚会议共在日本召开两次会议,廖文毅两次都率领代表团参加,并提出:为消除台湾海峡国际情势的不安,台湾问题应早日在联合国讨论,以和平的、根本的方式,让台湾人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

廖文毅得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的身份,与周恩来一同出席1955年4月18日到4月24日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廖文毅很低调,其发言稿由印度尼西亚首相代为宣读:台湾受蒋氏政权非法占领,国民党为了维护政权,在台湾施行独裁统治,制造台海危机,扰乱亚洲和平,唯有台湾独立,亚洲才能真正和平。同年7月18日,美苏英法四巨头在瑞士日内瓦开会,台湾民主独立党更进一步提出“台湾永久中立”之说,希望在联合国的监视下,台湾获得独立。

在台湾独立诉求的推动下,台独人士认为有必要成立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的流亡组织。1955年9月1日,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正式成立,推举廖文毅为名誉议长,吴振南为议长,郑万福为副议长。11月27日,临时国民议会通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组织条例。依此条例,1956年1月15日,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改为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选出廖文毅为大统领,吴振南为副大统领,议长改由郭泰成担任。1956年2月28日,228事件9周年时,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大统领、副大统领和阁员也于当日就任,并发表独立宣言。同年8月1日公布台湾共和国临时宪法。廖文毅在《台湾民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台湾共和国是继承郑氏王朝、台湾民主国之后,台湾民族的第三次建国运动。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创设机关报《台湾民报》,获得不少海外台侨的支持。

四,镇压岛内“台独”

廖史豪、黄纪男先后赴香港,与廖文毅等相聚,推动台独工作。黄纪男于1948年4月,受廖文毅之命,与陈梧桐一起到日本活动,拜会国会议员仓石忠雄、首相芦田均、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美国合众社远东支社社长霍尔布莱特(Earnest Horbright)、麦克阿瑟、国会议员尾崎行雄、朝日新闻社社长绪方竹尾和在日台湾人。其中,藤山与尾崎相当支持台湾独立。1948年底,黄纪男回香港。

1948年9月,廖史豪自港返台,1949年6月,黄纪男也从香港返回台湾。1949年10月之后,黄纪男、廖史豪开始透过个别关系去吸收同志和同情者,传播台独思想。史豪和母亲廖蔡秀鸾拜访地方上的仕绅和知识分子,如彭明敏家族、郭国基、杨金虎、吴基福、陈英裕等,未获实质协助,不过也没被出卖。

在组织中,黄纪男当头,廖史豪为副,与钟谦顺负责台北地区的活动,偕约瑟负责基隆,钟谦顺和温炎煋在中部发展,许朝卿在台南嘉义,许剑雄在高雄。七个人单线联络,只有直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发展到屏东客家村时,被国民党破获。另外,廖史豪还有两条线:廖招明负责宜兰,吸收到郭振坤,后来郭案牵连到的宜兰人有四名,1955年11月15日被捕,除廖招明之外,其余5人被关一年;另一条线是潘启义负责台北,林国华负责高雄。廖史豪原判7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就因这两条线被破,又加重刑期。

1950年初,钟谦顺和廖史豪组织特别行动队,钟为负责人,廖为副手,计划抢劫台银运钞车,以筹措革命资金,也曾计划暗杀蒋介石,所以偷偷向军方购买两支美制大手枪和几百粒子弹,被捕之后因“持有枪械之罪名”,增加刑期。1950年5月14日,黄永香、邱庆隆首先被捕,继之,牵连百余人,最后7人被判刑:黄纪男12年;廖史豪、钟谦顺、温炎煋7年;偕约瑟、许剑雄、许朝卿5年。7人都被移送绿岛。廖史豪由于廖招明、潘启义等被破获,再被判无期徒刑,1956年因丈人陈哲民返台,减刑为12年,黄纪男减为9年。1958年8月,廖史豪保外就医,黄纪男获释。其余人都是刑满才出狱。

出狱之后,廖史豪和母亲廖蔡秀鸾仍继续拜访台湾地方仕绅名流:郭雨新、石锡勋、陈启清、吴基福、杨金虎、郭国基、陈英裕、杨肇嘉、吴三连、叶廷珪、高玉树等人,谈论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除访问名人之外,并计划暗杀蒋经国,以武力打倒独裁政权。

五,谋刺蒋介石破产

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向国际社会宣传台湾独立的主张,颇获回响。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邀请廖文毅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的身份参加独立庆典,与各国元首并列。8月31日的《南洋商报》标题便写道《“台湾共和国首任大总统”廖文毅来马参加独立庆典》。当记者询问廖文毅是否能说中国国语,其答谓不懂;而当以闽南语发问时,廖氏欣然答复之余,还频呼“兄弟!兄弟!”由于马来亚联合邦并未邀请北京或台北任何阵营的政府代表,使得廖文毅以东姑阿都拉曼“政治上的好朋友”这个身份受邀出席,格外引人瞩目。此热门新闻促使更多台湾人加入临时政府。海外台独运动消息,被有心人传回台湾,刺激岛内台独意识的萌芽,而后衍生1958年海军台独案、1961年苏东启台独案、1970年泰源监狱台独起义事件等。

1958年海军台独案。1955年海军中士许昭荣奉派到美国纽约接舰,看到华文版纽约时报头条新闻,报导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在东京成立的消息,他非常感动。立即写信给东京的叔叔许仕,联络简文介,让简自东京寄《台湾独立运动十周年》到夏威夷日人佐久间家。在纽约停留期间,联合国正讨论台湾未来定位是否由台湾住民决定。许昭荣受此影响,台独意识乃逐渐萌芽。返台途中经夏威夷时,许昭荣取得《台湾独立运动第十年》。1957年,张干男在许昭荣住处,发现这本书,借阅之后并开始传阅。为了让更多人阅读,张干男等人开始进行翻译工作。1958年汉文的翻译笔记被军方搜查发现后,开始逮捕,一共10人被捕,其中1人是平民,其余9人都是海军现役军人。后许昭荣被判10年;张干男、曾国英8年;陈肇基、陈水清、吴荣山7年;施松雨、郑文腾、胡荣秋5年。均坐满刑期才出狱。

1961年秋天,联合国举行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当时的中华民国仍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势必会投否决票。美国总统肯尼迪派特使到日本邀请廖文毅赴美国白宫访问。廖文毅持英国护照于 1961年9月14日从日本飞抵瑞士,等待美国签证。国府知道这个消息后,态度立刻软化,表示愿意弃权不再反对蒙古入会,要求换取廖文毅不得赴美访问。美国见目的已达,借故拖延廖文毅入境日期,并只允准其入境访友探亲,廖不得已入境美国,访问友人之后,经加拿大,于9月底返回日本。

于是。气愤的廖文毅在日本收买郑松涛做刺客 。郑松涛30多岁,毕业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警察学校”。在日本,郑松涛一直为日本的达官显贵当保镖。廖文毅的部下一找到他,郑松涛便拍着胸口大声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人头!”

1961年10月26日,郑松涛以日本华文报社记者的身份从东京飞抵台湾,入住台北白龙宾馆。接着,郑松涛给幼时密友、时任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打电话,邀其去宾馆叙旧。一番寒暄之后,郑松涛以写稿为名,从岳安和口中套出了有关蒋介石的一些日常情况。事有凑巧,这天的台湾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做演讲的消息。郑松涛决定将行刺日期定于次日。

为便于蒙混过关,郑松涛自日本入境时没有带手枪。他按照实现的计划,以到龟山岛考察为名,向岳安和借手枪“防身”。身为刑警的岳安和虽口头上爽快的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职业习惯使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郑松涛刚来到台北时并未说过要去龟山岛,况且龟山岛上一无野兽二无海盗,根本无需带枪支防身。岳安和又仔细的回忆了郑松涛来台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安全有关的事情,联想到报上已公布的蒋介石将于次日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行程,岳安和不禁大吃一惊,于是决定向当局举报,但一时又拿不准该向哪个部门举报。经过深思熟虑,他最后决定直接向蒋经国汇报。

按常规,岳安和根本进不了蒋经国的大门。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骑着摩托车,驶到蒋经国官邸大门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向蒋经国官邸大门撞去。就在摩托车即将撞进大门的一刹那,两个便衣保镖把岳安和从摩托车从拽了下来。岳安和终于见到蒋经国。蒋经国经过听完详情后,立即给蒋介石官邸下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官邸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总统要出去,必须力劝,劝不住就给我拦住,就说是我进的言。”随后,蒋经国又下令缉拿郑松涛。

这次抓捕行动没有成功。原来,刑警出身的郑松涛更是警觉,他眼见岳安和驾驶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便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紧随其后,并亲眼目睹了岳安和驾车闯入蒋经国官邸的一幕,于是赶在台湾当局封锁机场之前离开台湾潜回日本。随即,台湾“国家安全局”派出一支暗杀小组,由台北飞赴东京。1961年11月29日上午7时30分,身着一身西装的郑松涛去乘坐地铁。在站台上,伪装成乘客的台湾特工奇建容经过郑松涛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一个香蕉皮扔在地上。这时,一趟列车驶来。就在郑松涛刚要迈向列车的当口,忽然身旁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年轻姑娘,手拿一张纸,指着上面的日文,一边说“先生,请多关照”,一边朝郑松涛鞠躬。郑松涛以为她要问路,没想到小姑娘一脚踩到香蕉皮上,身体向前一滑,暗中发力,双手将郑松涛推进了铁轨。原来,这个姑娘是一名台湾特工。日本警方对郑松涛之死的调查一无所获。廖文毅却被吓得肝胆俱裂,住进了医院。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唱的越来越低。

六,蒋经国招安廖文毅

1956年,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若菜正义来台担任特派员,经由陈火桐介绍,聘廖史豪弟弟廖史眼为每日新闻社记者,因此认识廖蔡秀鸾。若菜越了解台湾政治之后,越同情台湾反对运动人士的处境。于是作了传递廖蔡秀鸾与廖文毅之间信件往来的桥梁。廖文毅信件经由日本外务省送到日本驻台大使馆,若菜前往拿取,转给陈火桐,陈再转交廖蔡秀鸾。前后共传过四次。因是外交官专用管道,不必受台湾海关检查。信件内容大致是报告台湾现况、廖家家务和海外台独运动。后来日本驻台大使馆理事官中野将传递信件的事密告张群,因此泄漏。

1962年1月27日,台湾民主独立党地下组织遭破获,廖史豪被捕之后,同志纷纷被捕,其中包括廖文毅大姊许廖春叶、大姊家外甥许朝卿、五弟廖温进、堂弟也是廖家管家林奉恩等8人。1965年1月黄纪男、廖史豪被判死刑;林奉恩、廖温进12年;钟谦顺10年;林南增、陈嘉炘、郭振坤、廖庆瑞、郑瓜瓞5年;许朝卿6年;陈火桐12年;廖蔡秀鸾15年。共计13人,黄纪男、廖史豪、钟谦顺、许朝卿是第二次入狱。

尔后,蒋经国主导招抚,多次派人与廖周旋。国民党派出黄朝琴、丘念台、刘启光、蔡培火、林顶立等人前往游说返台,廖文毅都不为所动。于是利用这次逮捕,判廖史豪、黄纪男死刑和廖文毅大嫂、弟弟入狱,胁迫廖文毅返台救人。1965年3月,廖文毅宣布解散“台湾独立统一战线”。1965年5月,蒋经国派遣调查局找廖史豪四妹菊香,前往东京,游说廖文毅。廖菊香本来不愿意,但兄长判死刑;母亲15年徒刑,罹患心脏病和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在救人情况下,不得已赴日找三叔廖文毅。五妹婿陈长秀在东京,也积极加入游说。当时国民党允诺的条件是:一、无条件释放所有与台独有关的政治犯;二、归还被没收的财产;三、政府给予相当的地位,如省府重要职务,或台糖董事长。当时的调查局长沈之岳亲自前往日本和他谈条件,订定了包括发还产业、释放廖史豪等人、出任公职等等的七项条件,双方明订契约书之后十天,他终于搭上蒋政权安排的飞机返回台湾。

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日本的活动,曾盛极一时,但1960年之后,问题逐渐浮上台面。临时政府内部异见出现,同志相互批判,产生裂痕。王育德结合新留学生于1960年组织“台湾青年社”,发行《台湾青年》杂志,形成另一股台独势力。双方虽有意重组,实际运作上却有困难。国民党趁机介入,收买分化,制造内哄,使得临时政府同志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牵制,甚至出走,势力逐渐衰退。

廖文毅归台之前,1960年代初期台湾发生许多变动。196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和组党而被捕。蒋介石为连任第三任总统,不惜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总统只能连任1次的限制。副总统陈诚于1965年3月病逝,蒋经国失去竞争对手,逐步掌权,部署继承父亲蒋介石的事业。台湾人的反抗运动,有1961年的苏东启台独案,和1964年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台独案。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核子试爆,军事力量日益壮大。美国则一步步陷入越南泥淖中而无法脱身。在这样的国内外局势之下,国民党需要营造万众归心、拥护蒋家的形象,才能抗拒大陆的威胁。因此,国民党百般设计,一方面派人到东京游说,另方面逮捕廖之亲人和台独同志,判以死刑,并以老母呼唤儿子的录音带,唤起廖的亲情思念,以此逼迫廖文毅返台,藉以表示台独无望,国民党才是台湾人民唯一的寄望。加上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傅尔布莱特,都劝廖文毅回台,等待情势有变适时发挥作用,做台湾共和国的催生者。廖文毅在内外夹攻之下,终于在1965年5月14日飞回台湾,结束了他半生台独运动的奋斗。

廖文毅的归降,是台独运动的挫败,也因他的归台,台独运动转由新一代留学生撑起大旗。新世代大多接受国民党教育,与接受日本教育的上一代不同,反对国民党的层面更多元、更深入。台独运动也因之传遍世界各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65年5月14日,对蒋政权而言,是一个动员所有媒体大肆宣传的日子。这一天,让蒋政权头疼了十多年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终于被它招降回到台湾。从这一天起,廖文毅成为蒋政权的宣传样板,到处拜会、宣传,整整被耍弄了一个月。7月2日获得蒋中正接见,其余成员也陆续返台,1965年12月获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卸任后曾参与台中港的建设。

最后,除了财产归还之外,第一条与第三条并没履行。廖文毅返台,廖蔡秀鸾才获得保外就医,1965年7月2日去世。12月,廖史豪、黄纪男、廖温进特赦出狱。同案判5年、6年的人,刑满出狱。钟谦顺、林奉恩、陈火桐一直到1971年10月25日,因蒋介石特赦才出狱。入狱的同志并未因廖文毅返台而获减刑。

廖文毅返台之后,担任曾文水库副主任委员。黄纪男出狱后,就到曾文水库工作。黄纪男的小舅子张胜滨经廖文毅推荐,进入曾文水库的工程顾问公司日本工营株式会社担任司机,替日本工程师开车。日本工程师在台日之间来来往往,常会带些日本的新闻或杂志来台,有些会报导台湾和中国情势的消息。有一次,钟谦顺从谢聪敏处拿到一批有关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美国遇刺的报导资料,到曾文水库。黄纪男读后放在抽屉中,竟被撬开,拿去密告。在彭明敏未逃亡离台之前,黄纪男、钟谦顺也与之来往。1972年6月12日,黄纪男被抓,接着钟谦顺、张胜滨也被捕。黄纪男、钟谦顺各被判15年,1982年获减刑,是第3度入狱。张胜滨10年,1981年出狱。

廖文毅余生饱尝特务监视,终身不得出国。家人后来才知道,廖文毅身边最后的原住民女人,其实是调查局勾结黑道竹联帮所派去的人,目的是要蚕食鲸吞廖文毅的财产。晚年疑似因为调查局派来的秘书施子仁所找来的女看护来“照顾”而导致失明。廖文毅晚年有中风迹象,加上失明,后来并发肺炎,失去意识,于1986年5月9日病逝于台中沙鹿光田医院。

廖文毅死后还不得安宁,西螺镇公所为了规划成立酱油博物馆及农特产物流中心,把廖文毅家族墓园所在的小茄苳公墓公告迁葬,限期于2003年搬迁,期间国史馆馆长张炎宪虽曾努力想要保留,终究还是留不住,廖文毅的墓碑被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收藏保存。 

事隔60多年后,被母亲带回美国时才两岁小儿子的独生女儿廖美文,从小觉得自己的廖姓非常特别,她向父亲询问,父亲一无所悉,后来才从当年17岁的姑姑口中略知祖父事迹之一二,而于2011年取得傅尔布莱特计划( Fulbright Program)回西螺老家寻根。

昔日西螺首富的廖家,经历一连串的打击,早已人去楼空,当年极其风光的老宅,只剩位于西螺延平路第一银行斜角对面部分建筑,于2016年被登录为云林县历史建筑,目前屋主经营火鸡肉饭生意,最近刚整修完成,二楼的山墙上清楚可见当年两面彩绘中华民国旗及中国国民党党旗,那是廖家兄弟战后为欢迎国民政府前来接收,特地绘制上去的,现在看起来,更像在嘲讽廖家兄弟当年的一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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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史豪(1923年2月11日-2011年9月28日),台湾云林县西螺镇人,1923年2月11日生于日本京都,父亲廖温仁是廖文毅大哥。母亲廖蔡秀鸾出身台中清水望族,十八岁与就读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的廖温仁结婚。廖史豪在京都就读京都第一锦仁小学校。1936年6月23日父亲廖温仁病逝,当时廖史豪就读同志社中学;1936年7月,母亲带他们兄妹七人返台,9月转入台南州州立嘉义中学。1940年搬至东京,1942年考上立教大学文学系。

战后,廖史豪受宋进英及谢国城之邀任职台湾同乡会,负责台湾人回乡事务、与美军交涉。1946年5月12日,廖史豪与母亲返台。16日抵基隆港,住在三叔廖文毅台北家。目睹国民政府的无能,曾参与其廖文毅的《前锋杂志》。

1947年2月26日,廖史豪与二叔廖文奎、三叔廖文毅到上海。之后于《大公报》中得知二二八事件。4月陈仪政府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犯在逃主犯名册”,廖文毅及廖文奎都被列入成为通缉犯,无法返台而留在上海。在上海期间,共产党的蔡子民曾欲吸收廖史豪,但遭其拒绝。6月,“台湾再解放联盟”成立。同年8月,廖史豪返台,除与廖文毅联络外,也宣扬台独理念。

之后廖史豪成为其叔叔们在台湾的代理人,并且吸收人才。期间邱永汉、简文介等人都是在他的介绍下,加入台湾再解放联盟。1948年9月,在香港与廖文毅印成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台湾希望独立英文备忘录,送往联合国及主要会员国。10月,从香港返台,并且于1949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廖史豪推黄纪男担任支部长,自己屈居为副,并随即积极吸收成员,先后计有锺谦顺、温炎煜、许剑雄、许朝卿、偕约瑟等人加入,于岛内进行组织工作。

1950年4月20日与台湾民主独立党陈哲民之女陈娟娟结婚。1950年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展开大逮捕。5月25日,廖史豪与黄纪男第一次被补,廖史豪原本逃至省政府民政厅长杨肇嘉家。但因国民党政府逮捕其母亲作为人质,只好自首。判刑7年,在台北监狱寄押一年多。1952年4月移至绿岛。1953年离开绿岛,之后因其领导的其他人被侦破,他再度被以《惩治叛乱条例》(俗称“二条一”) 叛乱罪起诉。1954年6月判无期徒刑,移监新店军人监狱。

1956年警总曾派黄朝琴赴日,要求时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丈人陈哲民返台。1956年6月22日陈哲民返台后,由于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东京仍有组织,为了对东京行招降之效,调查局申请将廖、黄减刑。12月,廖史豪从无期徒刑减为12年;黄纪男由12年减为9年。1957年10月,移往新竹留质所。1958年8月25日与黄出狱。

廖史豪出狱后,取得廖文毅连系,于1959年1月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参加的人包括廖文毅五弟廖温进、表弟林奉恩,以及锺谦顺、陈火桐等人。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其中获得杨肇嘉的赞成,也找过郭雨新。廖史豪认为国民政府视杨肇嘉与吴三连为台独精神领袖。时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给予指示,认为为向国际宣示台湾岛内独立的要求,必须做出革命行动,因此也计划暗杀蒋经国,但最后因为军火、金钱及人员问题而未能成功。导致他第二次被捕。

1962年1月27日,廖史豪与母亲、陈火桐同时被捕。判刑之前曾与施明德同房。1965年1月14日廖史豪与黄纪男同判死刑,其母亲与五叔廖温进皆被判刑。国民党政府也借此为人质,并以调查局所录之廖文毅母亲的录音带,要求廖文毅投降。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返台投降,7月2日,母亲因狭心症及尿毒症不治去世。同年12月廖史豪与黄纪男、廖温进获得特赦,12月出狱。

1971年,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曾派廖史豪赴日要求简文成返台,威胁简文成不返台要对廖史豪不利,最后并未成功。廖史豪曾追问廖文毅为何要返台,廖文毅曾表示当时受日本的岸信介及美国的傅尔布莱特劝说,认为廖文毅返台后,“偌局势有所变化,就可以作用。”,成为廖文毅回台湾真正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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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男(1915年11月9日-2003年5月)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1939年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科毕业后,返台于台湾总督府文教局任职。

1945年台湾被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由于人民生活的恶化与官方的腐败,使其逐渐倾向于台湾独立思想;此时他也与主张台湾独立的廖文毅有所接触。1947年228事件后,黄纪男先到上海拜访廖文毅,但只见到其二哥廖文奎,并至南京拜访司徒雷登,10月15日返台。12月底再抵达上海,并于1948年1月抵达香港,与廖文毅宣传台湾托管论,主张台湾由联合国托管后再进行公民投票独立,并且与谢雪红等人发生激辩。黄纪男更于2月28日参与创办战后台湾岛外的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并担任秘书长。同年4月,受廖文毅之命,与陈梧桐一起到日本活动,拜会国会议员仓石忠雄、首相芦田均、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美国合众社远东支社社长霍尔布莱特(Earnest Horbright)、麦克阿瑟、国会议员尾崎行雄、朝日新闻社社长绪方竹尾和在日台湾人。其中,藤山与尾崎相当支持台湾独立。1948年底,黄纪男回香港。后廖文毅前往日本东京,黄纪男转回台湾密谋台湾独立运动。

1950年5月,黄纪男便因主张台湾独立被捕,判刑12年并移送绿岛;1956年因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陈哲民返台,黄纪男减为9年有期徒刑。

1962年,黄纪男重新与在日本东京筹措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廖文毅取得联系,为警总破获,并于1965年1月被判死刑;廖文毅回台后于1965年12月特赦出狱。

廖文毅返台之后,担任曾文水库副主任委员。黄纪男出狱后便到曾文水库工作。日本工程师在台日之间来来往往,常会带些日本的新闻或杂志来台,有些会报导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消息。有一次,锺谦顺从谢聪敏处拿到一批有关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美国遇刺的报导资料到曾文水库,黄纪男读后放在抽屉中,竟被撬开,拿去密告。1972年6月12日,黄纪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82年,获减刑出狱。这是黄纪男第三度出狱。总计黄纪男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在白色恐怖年代曾3度入狱,服刑长达24年。

民进党成立后,黄纪男以高龄担任民进党第一、二、三届的仲裁委员-,并且在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003年5月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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