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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逻辑与正义的诞生

已有 4796 次阅读9/19/2018 17:37 |系统分类:哲学


关敏提要:逻辑是人脑的正义感区域使用同一标准认识世界的思维形式。逻辑的诞生意味着正义标准的确立。形式逻辑是思维的正义标准即思维正确的标准。同一律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研究对象,这就避免了专制思维的双重标准把戏。一视同仁的精神,既是正义的精髓,也是人人平等的原则贯彻落实。

 

一,逻辑与正义的诞生

民主的雅典,辩论是社会风气;因为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古希腊人不像中国人崇拜权力——谁权力最大谁说了算(强权逻辑的体现),所以,中国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较差。古希腊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强,并却发现了思维的正确形式——形式逻辑。

在梭伦(Solon前638年-前559年,在前594年任执政官)改革时期,一个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因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在那里开了一家“心理”诊所。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初兴时期,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原被告方的雄辩演说的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或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口拙者受罚。众多平民有冤无出伸,便来到了“心理”诊所。安提丰就为受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他文笔好,心理诊所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大师”享誉希腊。当时的农民多是文盲,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这项训练口才的业务使安提丰收入丰厚。于是,许多智者sophist纷纷效仿,蔚然成风。此事形成气候之后,在民众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智者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后来,sophist就专指那些授人写作演说技巧为生的文人,他们是一批收费的最早的辩护律师。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人上门求助,其他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地陈述自己的主张,是他能否在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可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却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批判了这类智者。柏拉图反对在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反对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私利而掩盖真相。柏拉图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隶式的工作,把哲学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图明确讲,哲学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关心社交活动,不了解当前的各种政治议论和偏见,对别人的非难不闻不问。

最初的逻辑产生于辩论中。“辩证法”一词出于古希腊,本意为“对话”;原指通过争辩进行推理论证。苏格拉底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苏格拉底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对话法”和“普遍定义”。在回答“什么是美德”时,必须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也就是这个“什么”必须是适用于美德的一切场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美德的一个实例(“部分的美德”)。苏格拉底引导着美诺一步步推导,先是撇开感性经验的具体例子,然后剔除了那些仅仅构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正义、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把定义的方法规定为“种差加属”,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一种知识,还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知识,而且这个“什么”还必须是最近的种差。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为帮助人们正确地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在《工具论》中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和后人概括的四大逻辑公理或定律是:①同一律、②排中律、③非矛盾律和④充足理由律。

 

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在数量上的表达。形式逻辑与数学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其对错根本就不可能用客观手段去验证,只能用思维的规律本身亦即逻辑规则去验证。人们可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根据牛顿定律对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二,东方社会逻辑难产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晋国叔向指责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叔向主张采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则,使人民常处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怖状态,以便官方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郑国人邓析(前545~前501年)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他帮下层人写辩护词,扰乱了上层的垄断利益。子产曾以不毁乡校(相似于西单墙的大字报议论)获得了民心,随着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的觉醒,他深感恐惧,下令禁止了大字报。邓析经常发表异见,令子产不能容忍。公元前501年,邓析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子产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邓析被杀后,其所编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书”罪就象如今的“非法出版物”罪一样,随官所欲。

 

孔子鼓吹祖宗崇拜。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就是多、永远的意思,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永远无改于父之道”。

 

儒家反对思想自由,提倡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把人的思想限制在其职业范围,不许越位。孔子鼓吹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王的话是最后的标准。这不是逻辑规则标准是压服!他把质疑 “三年之丧”的宰予污蔑为“朽木粪土”。 


孔子反对自由辩论,反对群众参与政治辩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使自己眼睛、耳朵、嘴巴、身体都合乎礼教的要求这和伊斯兰差不多,非议伊斯兰教者,杀无赦(拉什迪被回教追杀30年)!少正卯就是非议而被孔子杀死的!


少正卯(?-前496)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只有颜回没去。少正卯是鲁国的著名维新派人物,非议祖宗崇拜的礼教。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疑问,孔丘说:少正卯有着惑众造反的五种罪恶能力,是最早的煽动颠覆罪。这和慈禧杀谭嗣同等维新派6君子一模一样。短短5年,华夏大地连杀2人!据说少正卯家族也被诛杀,其家族的人只好隐姓埋名逃走!


邓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腊的梭伦时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维水平远远逊于希腊智者。而孔子的出现,则彻底阻断了中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人才群的出现,实乃中国的悲哀。

 

道家反对自由辩论,鼓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万民像刍狗一般地沉默,其理想人是赤子是刚生下来的婴儿(复归于婴儿)。婴儿当然无需说话。《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感应!也就是说,天道是不言不争,应付自如。换言之,天道就像会做事的哑巴。人要效法哑巴,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上善若水老子要民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为达此目的,他要求“民老死不相往来”,废除文字,废除商业。庄子更干脆,计量工具砸了,象野鹿一样最幸福,野鹿哪里需要说话?

 

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

 

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一个动辄就杀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和正义的。

 

三,逻辑和正义的诞生意味着公共理性的确立

 

理性(reason)即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判断能力,是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


而公共理性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民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指具有“公平正义”的公共规则“宽容理解、参与奉献、相互为善”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本质在于公共的善或社会的正义,目的在于寻求公共利益。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公共理性体现为对别人的尊重与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公民不能像处理私人事务那样,只着眼于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案,有义务解释其理由与根据。在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中,都是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民主与法治所支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平等、自由、公共的对话与决策。如果一项决策排除了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有效参与,那么这项决策对那个人或那群人就没有拘束的正当性。现代国家的法律不是个人意志和阶级意志,而是公共理性;它是理性协议的结果,而不是政治意志的产物。宪法和法律应是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对等条件下,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各方有序博弈、妥协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或某些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强权意志的表现。公共理性表现为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是在公众参与、自由辩论中所获得公约数。


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只有一种,非公共理性有许多种。在非公共理性中,有各种联合体的理性,如教会、大学、科学团体和职业群体(行会)理性。非公共理性由许多公民社会的社会理性所构成,与公共政治文化相比,它属于背景文化。它不是公共理性,或不构成公共理性的内涵,但对于公共理性起着背景性作用。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与其他所有人类理性一样,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规则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如博爱、宽容等等可见,逻辑思维规则、博爱宽容的精神是公共理性的重要内容。逻辑与正义的诞生意味着公共理性在希腊社会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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