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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正义源于私有制下的共识

已有 32333 次阅读8/6/2018 07:09 |系统分类:时事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那样”,这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一句话。现在中国要做的一件很紧迫的事,就是给权力和制度安排一个正义的灵魂。


这是因为:西方人仰望星空“法上帝”,终于达到了正义的境界;中国人俯察大地“法自然”,始终未发现正义在哪里。中国社会缺乏正义的原因是: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缺乏正确的信仰,无言论自由,中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或神的高度从而无法确立公认的正义标准,缺乏超越、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正义,土地国有制的社会更缺乏精确的正义标准。

 

一,“正义”价值观起源于私有制

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划分清楚“你的、我的”,这样才有“正义”从而能够避免混乱。譬如,玩扑克,不能偷看(偷换)对方的牌,否则就是侵犯对方的私人领域,他会说“这不公平”。在小孩子们心中,侵犯他们私有领域,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正义”与所有制同根同源,共生共存。西方谚语云:“没有财产的地方就没有公正”。财产权与正义的观念相伴生。所谓“非义”就是侵掠他人的财产权,故没有界定财产权的社会里就没有“我的”、“你的”的区分,也就没有相应的“正义”观念。


霍布斯(1588-1679)断言,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财产权乃正义的源泉。“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人类社会需要“正义”来维系,而“正义”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并令一切损害财产权者受到必要的惩罚、对被害者作出相应的补偿。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要求,促使人们逐渐摸索建立了政府。“正义”要求将政府的职责限定在保护人身和财产权的范围内;应该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量的财产,应该允许人们进行买卖从而互相订立契约,选择自己的行业。可见:“正义”起源于财产权的维护,“正义”成长于国家的建立。 


休谟(1711-1776)认为,“正义”是伴随着财产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社会的“正义”基础首先在于确立个人对于财产的稳定占有。他说:“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如果要遵从“正义”,首先就要尊重财产权,财产权是优先的权利。“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休谟逻辑地推导出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或“正义”法:“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

当代思想家哈耶克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的起源,哈耶克称为“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产权的功能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划定“边界”,既然是“边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它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认可,这只有通过人们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得以实现。所以,“私有产权”不可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哈耶克声称“分立的产权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的分立,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继续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可见:财产权是根本,自由与道德、法律和正义都是源于财产权的枝叶。


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私有制与个人自由密不可分。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认为“自由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因此才让私有财产专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被没收充公,法律要给予公民财产的保护”。雅典的公民大会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跟中国儒家、墨家讲国家大利、社会稳定不同,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


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


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国家,帝王被视为人民的衣食父母,臣民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刍狗”和奴隶(臣),从来就没有公私分离,正义无从谈起。


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度。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遭遗弃,从而产生了土地兼并过甚,导致农民起义频发。起义后的新朝初期实行土地重新均分。这样,“打地主分田地”就成了中国传统的平均地产的模式。而且,中国微观社会没有“分立的产权”,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而国家只不过是家长制原则的放大,不需要正义原则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以及“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社会和谐了。因此,中国社会缺乏产生“正义”的土壤。

 

二,正义规则的起源


社会基本模式到底是由两方组成还是由三方组成?


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或者一方是圣贤,一方是愚民,圣贤给愚民立法;或者一方是是征服者(统治者),一方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统治者为被统治者立法。


只要把社会看成是两人社会,就很难说清楚“规则体现了正义”。当两方组成一个社会的时候,永远是强者给弱者立法,法律规则的背后永远是武力。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法为主体。法家的所谓“法制”,就是强者管制弱者的“法制”,是赤裸裸地维护强者特权的“法制”。这种规则并不讨论什么是正义,而直接以暴力和欲望为其后盾,是典型的丛林规则。但仅有暴力尚不足够,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教训,致力于将等级制度赋予合理性,将之合法化,其核心就是自然万物都是依等级而形成秩序,因此人类社会也应遵循同样的法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都是这种逻辑。也就是说,儒家通常不直接诉诸于暴力,而是将丛林规则精心包装成“正道”“大义”来“教化”万民。但再怎样包装,丛林规则也还是丛林规则,纵观历史,所谓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无非是“成王败寇”的丛林而已。

 

但对于三方社会模式,即人类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少是由三个方面的人组成。三方社会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方时,总有一个第三方对这一行为加以观察、评价,这个观察有可能是超越时空的观察,具有永恒性。

 

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各方都能大致满意的契约即正义的规则(即宪法)。由此可以断定: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妥协的产物。

 

在古代和近代宪政产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斗争和妥协的例子: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

 

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是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宪政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其他政治派别根本无法对抗和制约,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履行这个宪法了;对他的“违约”或违宪行为,其他任何人也都无可奈何。这个领袖就成了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源泉了,于是崇拜圣王的专制便产生了。

 

因此,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宪政的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国家最高权力没有最终集中到某个人手里,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处于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契约就有了可能。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关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梭伦让公民大会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但希腊人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跟中国的谋士们强调稳定不同,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义和不道德的。德国法学家、前柏林大学校长萨维尼曾说:“在人际交往中,若想使自由且相互独立的人和平共处,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和伤害,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限,保证在此界限之内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限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可见,正义就是维护私有产权。

 

在美国,华盛顿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能够接受的人物,事实上成为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的调解人。1992年,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柬埔寨基本实现宪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派出的观察团在各国建立宪政的过程中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阿富汗的内战肯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三,具有超越性和抽象性的理性决定了社会规则的正义性

 

理性思维评价对象主要是涉他行为,与己没有直接关系,站在超越性第三方立场上评价他人。比如:无故杀人,站在第三方立场上评价觉得这是不应当的,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小偷偷钱,可能你不去制止,但你心里不会去赞同,这种认识是共同的。所以,第三方对于坏事的评价就成了对人类后来行为的警示,就变成了不应当做害人行为的规则,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正义规则。

 

古希腊罗马社会主要是通过理性思维的力量达到了正义的境界。正义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是西方社会的首要核心价值,它是社会的公共理性,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公共理性(公约数)。

 

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为理性所抉择的行为是义务,例如:尊敬父母兄长国家及使朋友满足等。不经过理性所抉择的那些行为是和义务冲突的,例如:怠慢父母、漠视兄弟、不助朋友、不关心国家的安全等。”贤者的标准是“先荣耀神明,其次乃及于其父母兄弟。”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

 

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之别。孔子老子的思想聚焦于人的动物性的物质层面。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发现不了客观的正义标准。

 

四,基督教为社会正义奠定了精神基础

 

希腊人的理性正义是脆弱,必须上升到信仰耶稣的高度才能抵制“人性恶”的侵蚀。古希腊人信仰多神教,他们的民主制被北方蛮族摧毁了,就像中华民国信仰多神教被被北方的苏粪摧毁一样。所以,只有主张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才为正义的文明社会奠定了精神基础!

 

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基督信仰为陌生人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

 

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英国普通法强调法官“回避”以保证裁决者中立地位:“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美国也有相应的规定。不发达社会都缺乏第三方仲裁的文化及制度,两方的争执逐渐升级以致血腥化,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第三方仲裁文化还包括选择了第三方仲裁就要接受仲裁结果,即使不合己意也要咬牙接受。

 

杨小凯说:儒学没有超越性,它要讨好国王拿钱,没有第三者(第三方)功能。但在基督教里面,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就要下地狱,这个功能在孔夫子那里是没有的。

 

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它要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相当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了“模糊面纱”(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则。他说,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游戏规则)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平民,也可能是囚犯),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模糊面纱原则精髓是:制定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爱你的敌人” 即给敌人以人权待遇。所以,博爱即人权!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是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上帝。只有信的人才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只替自己着想,而是替敌人着想。你要信死后有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就会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输了就会老老实实地认输,而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报复,这就奠定了和平、正义秩序的基础。正义最核心要素还得从“十诫”中来。十诫并非全由犹太人创造,而是对地中海中东地区人类文明的归纳和总结,并上升到神启的高度,以获得至高权威性。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人不是机器,制度当然决定不了人的好坏。其实,制度不过是某种观念的固化硬化而已。譬如:公有制与专制的观念是通过暴力运动使之固化成了某国的制度,该国以为这制度使人先进,结果反而人吃人。可见,人的先进落后并不由其制度决定。

 

人的素质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古希腊有“知识即美德”的格言,近代英国有“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说明知识确实有提高道德水准的能能。但仅靠知识即理性的力量是不够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基督教对于道德的提升,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林语堂在其名著《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

 

15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15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它们的名字:一个叫谷歌,一个叫百度。一个攀登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践踏人类道德的下限。

 

中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自杀率最高,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专制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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