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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罗素专家张申府的婚外情

已有 18690 次阅读7/7/2018 18:36 |系统分类:人物

作者:关敏

一,早年张申府

张申府(1893-1986)189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沧县杜生镇小垛庄村富农之家,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

1906年,张在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

张申府的前两次婚姻都是由家庭包办的。1911年,18岁的张申府回乡结了婚。第一任妻子本名朱惠侬,张申府为她改名朱德侬。虽然是旧式婚姻,但两人相当和谐。1914年,妻子在生产几天之后,染病痛苦死去。张申府的一句话可以充分说明两人间的感情,他说:“如果她不是过早逝世,我不会再找其他女人。”忧郁中的张申府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知道了罗素,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自由和平的学说。

关于罗素,张申府晚年曾回忆:“我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听过罗素的名字,很早之前我就买了他的《数学原理》,3年内,读尽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东西。”通过罗素,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他说:“我很像罗素,支持正义,但同时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

1915年春天,张在家庭的包办下第二次结婚,他自己说是“上当受骗”。本来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数次相遇的少女,并努力想象着将她同心目中的知识女性结 合起来,父母也答应为他所心仪的女孩去找人说媒;但是当他被告返乡完婚时,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的意中人。这次婚姻的结果给他带来一对自己“没有怎样理会” 的儿女,但是反面的效果却是惊人的。

张申府说:“我觉得受了欺骗……这新娘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常愚笨。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救了我。”他又企图从逻辑上论证悲剧的原因:“我是谬论的受害者。我知道谬论,象谎话一样,只是推理错误的结果。倘若查出了错误假设的所在,那就有希望。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我遇到刘清扬的时候,我就推论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假设。象罗素一样,我爱上了逻辑,并向婚姻制度宣战。

二,罗素专家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他们三人于1918年冬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1920年10月,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曾领导过后来的第一号,这是49后张不得志的原因。

张喜欢罗素,是因为罗素性观念的开放和私生活的放浪。早在罗素来华之前,张申府不仅为宣传罗素学说写了3份很有分量的罗素传略,翻译了罗素和罗曼.罗兰等人联名发表的《独立精神宣言》。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罗素主义,仅25岁就成了研究罗素的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他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 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10月,英国分析哲学大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他是罗素访华时的学术翻译。罗素当时还没有同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离婚,但同时与包括海黛娜在内的几 位女性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种藐视传统的作风在西方也是过于前卫,负责监视异端知识分子的英国军事情报局的秘密档案中就存有如下的记录:“在长沙时,给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一位不是他妻子的女士住在中国的一家旅馆里。”英国外交部还在事前照会中国当局:“如果罗素的言论具有破坏性,可否提请贵政府注意他的行 动以及对公众的恶性后果?”关于这一插曲,罗素自己则有些顽皮地记道:“我只是简单地介绍她为布莱克小姐,其他的由对方猜去吧;她也只称我为罗素先生。有 些传教士出于好奇,急于要看到我们,所以他们自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而且即使在他们来过我们住的地方,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后仍那么认为”(参阅罗纳德.克拉克《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416页)。

当时发生一个小插曲,颇能说明张申府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捍卫他的偶像的。事情起因于陪同罗素访华的女友海黛娜(Dora Black)的身份,这一有关礼仪安排的细节使东道主为难,在公开场合与媒体上,主人介绍罗素与海黛娜的关系时或用“亦师亦友”的晦涩说辞,或称罗素夫人。这使申府极度愤怒,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晨报》编辑,痛斥这种伪君子态度。

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是他们的偶像。徐志摩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围绕着被中国知识界誉为“世界哲学泰斗”的罗素,知识界的各色人等纷纷“以我观物”,形成了新一轮思想大战。张申府围绕应该怎样定义罗素哲学问题,又与罗素的另一仰慕者张东荪打了场笔仗,同时还为《新青 年》编了期罗素特辑,他本人为这个特辑写了篇“罗素著作目录”。这一切成就了张申府“罗素专家”的声名。

三,实践罗素哲学

张申府自己也在准备实践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迷上了热情泼辣的刘清扬。

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民商人家庭的刘清扬17岁就参加了同盟会,1916年与她定亲的男方要求履行婚约。她提出了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方式,来决断彼此的关系。她建议,由她出一个题目,男女双方各做一篇文章。如果男方的文章胜过她,她就出嫁。当然男方没有这个实力,因此,刘清扬的哥哥乘机规劝男方退出。男方于是便知难而退了。刘清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妇女解放和爱国运动中去了,她组织起觉悟社。刘清扬和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被选为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在全国到处串联。在“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7月曾被全国学联派到南洋去募款(同时派去的另一个人是张国焘)。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全体社员曾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在京南的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会。刘清扬为会议主席,张申府到会上讲过话。

1920年9月张申府南下上海迎接罗素来华讲学,就住在陈独秀家。回京后就于1920年10月建立了北京XX主义小组。张申府回忆说:“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成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她不干。”据说刘清扬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国焘那时是刘清扬的单恋者,而刘看上了英俊潇洒、春风得意的张申府。

1920年蔡元培等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法国创办了里昂大学中国学院,聘请他赴法任教授逻辑。11月23日,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随蔡访欧,同船的20几名女青年中就包括刘清扬。名为《歌狄娜》的邮轮从上海到马赛整整走了30天,张申府住的是头等舱,在蔡校长及船上其他同胞们的眼皮底下,刘清扬向张申府表白了爱情。张申府说:“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我们从欧洲回来后,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在意。”“在上船前,我已另有女友。我不知道我的感情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在女人方面,我真象罗素。”

上船赴法之前,刘清扬仍然是一个处女,而张申府已有了两次婚姻,另有情人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对此,张颇感自豪。“纵别有佳人,一般姿态,怎似伊情投意解,恰可人怀。”洪昇《长生殿》中的这段小曲显然适合张申府心目中的刘清扬。

1920年12月27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船抵马赛。然后一起前往巴黎。张申府在巴黎租住的一套房子位于爱歌里路50号,那是一栋四层高的坚实楼房。雕花铁栏围成小阳台,阳台后的窗户垂挂着白色窗帘。站在阳台上可以浏览巴黎的五光十色,更重要的是可以呼吸巴黎独有的空气。显然,这座建筑的房租不会低廉。张申府之所以能租住在这样一栋建筑里,是因为蔡元培聘请他担任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每月有800法郎的薪资。其月薪超过勤工俭学中 国学生一倍多。1921年1月两人正式同居,同年,刘清扬产下了一个男婴,后来这个男孩送给了一位法国保姆收养。他们二人把周恩来、朱德拉入共产党内。

1922年张申府以“赤”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个人不负罪恶责任》、《编辑室杂记》等文章,激烈地说:“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而且,“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1922年张申府还发表了《男女问题不成问题的解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没有什么神圣,没有什么污秽。交媾有什么神圣?有什么污秽?”接着他就宏论滔滔地从弗洛伊德讲到罗素,指出性是一切人类事功的必要起点,社会革命若不能伴随性意识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反之性的禁忌将会破坏崇高的事业,哪怕这些事业打着政治革命和浪漫爱情的旗号。他开出的社会学处方可谓一剂猛药:承认性和追求性满足的正当,在满足个人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从事社会事业的创造。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1922年2月,刘清扬、张申府等人到达德国。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著名教授希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并尝试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惜没有最后完成。以张申府为中心的柏林小组,周六有一个聚会,讨论马恩学说。张申府作为逻辑学专家,为朋友加同志讲解马恩学说,有时还涉及黑格尔的哲学。

1923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4年初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ZG在黄埔军校最高任职者,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周恩来大批共产主义者进入黄埔军校主要是张推荐的结果。随后,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离开了广东;又因与陈、李意见不合而退党。此后张转入学校任教。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张申府在生活上正亦步亦趋地模仿罗素,不断地制造风流韵事。张申府在北京和孙荪荃的情人关系使刘清扬忍无可忍,刘清扬曾当着两人的面破口大骂,发泄心中的痛 恨和厌恶。

抗日战争全面升级后,张申府转到重庆,编辑《战时文化》。他以前的女学生董桂生做了他的女秘书。小他30岁的董桂生在学生时代就崇拜张,如今近距离 日日见面,渐由崇拜而生爱慕,终致两人同居。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痛斥不忠:“一个人不肯做克己工夫,一味胡猜乱疑,又全不从事业上全盘作打算,只一味地蹂躏人,即令个人得到胜利,也不过多作一次恶而已,何损于人!”当然,青春无敌,孙荪荃还是敌不过年轻貌美的“小桂”。董对张的一心一意,使张最后放弃了与孙的关系。可张申府只承认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因忍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安排“小桂”嫁于自己的另一位学生。

张申府在文革最凶的1967年所写的材料中承认自己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别人听了目瞪口呆。

张申府与刘清扬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48年,张申府因为反对打仗,刘清扬与之彻底决裂。刘清扬为张申府生过三个孩子,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两人曾经举行过正式的结婚仪式。张申府在《自白》中,针对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关于他与刘清扬关系的议论,张申府震古烁今地辩道:“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所以,所有这些什么‘同居丈夫’、‘同居妻子’的起哄都是无聊透顶。”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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