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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论拜圣(个人崇拜)思维及其后果

已有 19309 次阅读5/9/2018 09:20 |系统分类:信仰

一,不要把博爱思维与敌对思维相混淆

1.博爱普世的逻辑思维是为全人类服务的.

普世正义的逻辑思维发源于古希腊。正义的逻辑思维强调的是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同一律。普世价值是超越了帮派立场后进行逻辑思维的结果。西方提倡博爱,所以,他们跳出了小圈子立场意识而树立了公德意识。圣经说,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太干净,要留些果实给穷人。可见,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对弱者的保护。希腊罗马的法律说。树木不要太靠边界或太高,以免影响了邻居的采光和通风。这种处处替他人考虑的博爱之心使人人向善,社会和美。

民主社会不搞分清敌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要讲维护人权尤其是维护人的自由平等权和尊严权!譬如:林肯总统的军队击败南方李司令的叛军,美国没有把叛军斩尽杀绝,而是让叛军解甲归田,李司令后来出任大学校长,李司令纪念碑依然树立在南方。这就是美国人的妥协博爱传统,双活双赢!

2.帮派立场思维是为帮派利益服务的.

帮派立场思维强调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为了自己的帮派能克敌制胜,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没有道德底线!什么“斩草除根、诛九族、杀人放火、兔死狗烹……”,这种做法充满了丛林的恐怖!

“立场思维”的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按照这原则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义!难道敌人的都是错的?难道自己都是对的?

其实,按基督教的“人人皆罪人”的观念,“敌、我”都是罪人,“我”不一定比“敌”正确、不一定比“敌”正义。合情合理的说法应是:“凡是敌人拥护对了的我们也要拥护,只有敌人拥护错了的我们才反对;凡是敌人反对对了的我们也要反对,只有敌人反对错了的我们才要拥护。”

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是帮派立场思维。儒家的“仁爱”是“由己推人”的递减的爱,必然成了以我为核心的圈子文化思维。中国有着两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容不得对立者存在,相互敌对的力量都不认可对手与自己都是“人”这个同类。古人的“我”就是自己人,所谓的“亲亲”等;“敌”就是所谓的“禽兽”;这种分类是以儒家意识形态划线。百年前进入中国的斗争哲学,最强调地是“分清敌我”!这就说明:敌我意识并非汉族所独有,但在汉文化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超过其它各大民族,所以,国人容易接受斗争哲学。

国人始终把“分清敌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正义放在第一位。对于敌我思维者来说,不用思考,仅仅用感情,就可以建立敌视心理,企图致对手于死地。可见,敌我意识只是一种立场的反应,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就是哲学“一分为二”:它人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完全排斥性关系。“既生瑜何生亮”,“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敌我从来没有调和的余地。1981年柏杨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

中国人教育小孩子时,总是教育 “好人、坏人”的敌我意识,其文艺作品也全是这玩意;中国人从来不教育小孩子什么叫平等、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博爱。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懂,也不相信这些。到今天为止,所有“平等”、“对等”的概念,基本都是从外部引进,而不是本民族自生的。

中国人的思维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市侩得很!“仁爱子女”本来是无条件的爱,并且由此慢慢生出博爱来。儒家却把“孝敬父母”作为仁的根本和先决条件,“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爱子女”变成了有条件的爱,是对人类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反动。墨家的所谓“兼爱”就是偏爱自己的意识形态,推行“杀盗非杀人”的报仇主义,没有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思想。

2008年美国大选,不但两党候选人双方用极其克制的方式来避免个人攻击,早前志在必夺总统宝座的克林顿夫人,被奥巴马打败了,旋即又与奥巴马合作,并甘为副手,使得不少人大跌眼镜。台湾的大选与此相比,就没有那么浪漫。岛内的敌对思维,仍旧是台湾民主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因此,以博爱思维代替敌对思维,才能纠正我们的思维偏差。

3,敌对意识在汉文化中强势的原因:

1)与丛林制度有关。《老子》反复提醒不要轻敌。韩非主张:君主要驾驭国家,对文武大臣、宗室妻妾既要用之,又须防之。因为君臣之间有利益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乃至冲突的一面。君王的危险恰恰是来自爱臣、宠妾与兄弟。“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重臣也”(韩非《八经》)。“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所以,“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也”(韩非《备内》)。作为君王,应“尽敌之”;“尽敌之,无患也”。统统不可信,统统的加以防备,才可防患于未然。若有人臣威势过盛,能与君王抗衡,应迅速改变,杜绝“一栖两雄”。对于难于控制的人臣则“除之”;“除”分“阴除”与“显除”。

2)与中国哲学有关。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但有阴阳五行之说。阴阳五行说在中国有着原始哲学的作用。其中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相克,而不是互补的关系。这使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都十分看重势不两立。

3)“敌我意识”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特别是当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二,立场思维导致“以人为据”的拜圣(个人崇拜)思维

立场思维具有帮派利益至上、感情用事、人(祖宗)云亦云、以人为据的特征。中国人最易犯的逻辑错误就是以人为据。

中国人思考问题总是“以是否有利于我自己的帮派团体”为标准,自然就落入了“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的陷阱。由于没有平等正义为标准逻辑理性思维习惯,中国人就以某个权威或者圣人为标准,把他的言行当作裁决社会是非的标准,这样就陷入了思想僵化的个人崇拜陷阱。凡是圣王或老大的言行都是正确的或者是情有可原的,凡是反对他的人都是坏蛋!这种“两个凡是”思维陋习在逻辑上叫做“以人为据”的错误!

以人为据的谬误是指:论者不说这句话如何符合客观事实,只说这句话是某某权威、某某伟人讲的;要否定一句话,论者不是说这句话如何违反客观事实,只是讲说这话的人有什么缺点、犯过什么错误等等。 因此, 以人为据又叫“诉诸权威”,它是指在论证中以权威作为论据的根基,而不是以逻辑或事实来支持论点。论者只是拿出权威的只言片语吓人、骗人。换句话说,是用权威人士的个别言论代替对论题的逻辑论证。

例如:以前塾师讲学时,不是用原理、规则或具体事实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而是“以人为据”,用孟子、朱熹的话作为论据,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这种崇拜权威崇、拜圣人的歪风,就是诸子百家刮起来的。他们言必称“上古”称三皇五帝。似乎离开了祖先权威,就做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用,就捏造出来一个“古之圣人”,庄子又虚构了一个“仲尼”。孔子更是离不开周公周文王的,须臾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马上就患上了失语症,连话都不会说了。

“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杨雄《法言·吾子卷第二》)。孔子是圣人,帝王也是圣人,听他们的话就行了。他们的语录和整理过的文献,就是经典,只能信从,无限拔高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盲目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以把法律条文放在一边,而从所谓经典中找出片言只语作为判案的根据。更严重的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读书人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古圣立言”,全中国人两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个死人的智慧和话语讨生活,实在是可悲之极!

三,拜圣(个人崇拜)思维的严重后果

1,没有逻辑。

张岱年发现:中国圣贤根本不屑于推理论证,直接把结论塞给读者。例如老子、孔子的书就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利玛窦认定: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学领域所达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版,第31页)。

2.没有言论自由,唯有“服从”。

诸子百家只讲礼的等级和压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说服人的逻辑。这种拜权威的思维简言之就是:你必须服从我,子曰“无违”。你得紧跟我,所谓的“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具体来说,就是掌权者唯我独尊,不受监督,颐指气使,甚至顺昌逆亡,其表现就是禁止质疑和批评。

孔子要求臣民“畏圣人,畏大人,畏天命”,“视听言动”都需合乎礼;其要旨就是“听话”“服从”“不许反驳”。可见,孔子只有压服;敢于“反驳”的宰我被骂为朽木粪土;敢于传播“异端”的少正卯被孔子屠杀了。

而道家更干脆:老子要求人民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 要像刍狗一样地不说话,这样一来,人民这个“水”族就只能利君王了,只能“载”王侯而不能“覆”王侯了,其反动立场不是昭然若揭吗?

墨家反对一人一议、十人十议的众说纷纭,提倡“上同”。

3.心甘情愿地受奴役。

拜权威思维的泛滥,让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安全感,让人在权色财等物质利益面前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久而久之,人们只会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为奴性。

4. 没有平等和正义。

“帮派思维”就是你得无条件地为本团队谋利,哪怕盗窃杀人也得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譬如:孔子“父子相隐”,孟子“保护杀人犯父亲”,这是立场强奸真相和正义。由于儒家主导社会,国人成了一个没有“是非观”的民族。一个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民族必然泯灭“公道”、平等、“正义”和“良知”!中国由于没有博爱传统,总是从个人的帮派立场看问题,因此,只有小圈子的帮派立场意识而缺乏公德意识。譬如:放鞭炮从来不考虑干扰了别人、破坏了环境。“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结果人们都无法保护自己。更坏的是,还人人做恶。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人们不是去救伤员而是去哄抢散落的货物。

5. 没有科学。

只为部分人谋利的活动才有立场问题。儒家孝敬的尊长,民族主义者强调中国人,都是部分人——人类一部分,所以,他们才强调站稳立场,才强调血浓于水和X色基因。强调为部分人服务,都是立场先行“帮派思维”,不是科学。因此,中国没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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