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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人的梦想就是共产主义?

已有 305 次阅读10/24/2017 08:52 |系统分类:争鸣

关敏/中国人的梦想就是共产主义。

儒家的大同——天下为公,道家的天道平均主义,《硕鼠》诗中的乐土乐郊,就是共产平均的梦想。

《老子》里有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成了后世起义农民求“均平”的重要思想旗帜。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做到“均无贫”的方法是“博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言孔子参与一次祭祀活动毕,走出祭堂后,慨然而叹。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同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大同理想没有私有制;没有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关敏/中国文化通向共产主义

关敏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成功是历史的误会,而在中国的胜利却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社会基础。蚂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就是中国传统心理积淀中的“大同”社会理想。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也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的。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20世纪初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所以,在苏东共产消失后,而中国依然在坚持之。

一,中国没有严格的私有制

几千年来,野蛮的国奴制社会无法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根本就谈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蛮横与专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是权贵的代表,是以弱势者的牺牲为代价的,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种只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攻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从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开始,中国的私有产权在夹缝中偷生。自从民国二十年代颁布《土地法》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可以随便没收土地。

在西方,私有财产的制度健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共产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于书本上。《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这一宣言在西欧和北欧一直都没人响应。然而,在俄国和中国却产生了消灭私有制的运动。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在许多地方遇到强烈反抗,引起流血斗争。苏维埃政权把许多村庄夷为平地,将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亚冻死。而在中国,只需借助1955年 “肃反运动”的震慑,农民就敲锣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证交了出来。中国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苏联的农民却没有这种怯懦观念。

二,黄老道家平均主义通向共产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

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倡导大同,如《西国近事汇编》的作者在1874、1875、1877年均以“欧罗巴大同之义”、“创为贫富均财之说”和“贫富适均”来意译西方的社会主义。1878年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傅兰雅译:《佐治刍言》)。1880年同文馆毕业生纪凤藻通过翻译英国法思德《富国策》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均富论”介绍到我国。此外,1878年清廷使德大臣李凤苞以“均平”、“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诸说来介绍其所了解到的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把西方社会主义者称为“均贫富之党”;康有为也曾称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为“贫富均等”。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与苏联的口号相同。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

三,儒家“大同”理想通向共产计划经济制度

1896-97年,谭嗣同写了《仁学》,这本小册子直到20世纪初才出版,但其内容在出版前已为他的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启超在内。《仁学》下卷第46则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倡随。”《仁学》的核心就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将充满生气和活力,它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这种乌托邦幻想麻醉了许多文人。

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乌托邦,它经过了康有为(1858-1927)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康有为的《大同书》应为今天的中国共产社会负责,正是他全球大同的共产思想,导致以后人们信马列。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那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毛主席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要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产…;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及其观念;只有共产共妻了,私有的念头就失去了社会的基础。

1902年10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与此并列,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饮冰室全集.中国之社会主义》)。深受康有为影响的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2月14日)。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与理想已经包含了中国人走向成功的基础,“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0年10月)。他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3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蚂蚁的首批读物之一。近代中国人是依据着对儒家“大同”思想去认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而社会主义学说最初也是以反对贫富悬殊、实现人人平等的“大同”理想为号召力,才得以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的。

“大同主义”现代承接的结果,是把财产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儒家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

大同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

梁漱溟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很多,而且很有势力。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1937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承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人类大势所趋,当时西方的学者却在批计划经济。梁漱冥在晚年对毛也屈服了,失去了自由精神。文化大革命初,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赞成文革:“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之所必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

四,国民党的“大同主义”导致政权丧失

孙中山受儒家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强调“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孙中山屡言,“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矣。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他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宋教仁也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

孙的追随者朱执信在1906年《民报》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朱执信还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这就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引进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利用《民国日报》极力鼓吹共产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这一消息,他在复旦大学讲课中把十月政变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被骗后的邵力子认为苏联是中国的真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吹捧苏俄。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920年参与了苏共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起草了最初的中共党纲草案。

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俄国,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说: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胡绳晚年承认: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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