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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保皇与反帝的大论战

已有 3719 次阅读10/19/2017 21:27 |系统分类:文化

一,梁启超、孙中山论战保皇与反帝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孙中山主动建议两派合作救国。但康拒而不纳。只有梁启超等少部分康门弟子出面周旋,表示愿意合作。1898年,康有为先后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反对暴力革命。孙中山说,当时的中国改良为天下所共拥,革命为天下所共弃。孙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时任命的会长冯镜如等,立即投靠了康、梁,甚至当孙再赴横滨时,他们竟然能公开贴出“不得招待孙中山”的门告了。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清议报》,其宗旨是“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学识”,经费大部由华侨资助。他用人民“权利”代替了人民“权威”,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梁少成见,稍后读日人编译西书,又与孙中山往还,始知“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转而大声疾呼“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所谓破坏,就是排满革命,伸张民权自由,尤强调民族主义,斥满清“逆党”,呼清廷为“伪政府”。梁言论与前判若两人,激烈不下于革命党

 

1899年12月梁以孙在檀香山有影响力,行前对孙表示,仍望一致行动。孙虽知双方合作不易,但终欲引梁入于革命之途,即为之介绍。梁启超抵檀香山后,宣称保皇与革命,名异实同,宗旨无别,不过借保皇以行革命。于是檀香山大部分兴中会员转投保皇会。

 

1900年前后,保皇会的声势颇壮,梁启超不只夺去了兴中会发祥地的檀香山,且称雄论坛,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他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场大论战。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

 

对此,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在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俱涵其内,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国民革命的史籍。在此一立场之下,兴中会加紧宣传,划清革命、保皇的观念,以免鱼目混珠。

 

1903年9月底,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孙中山乃发表文章和演说,驳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即革命”之说,谓革命、保皇为绝对两途,汉、满决不相容,洪门(天地会)更应大倡革命,汉族方有前途。他争取的主要对象为华侨中的会党,所以特别强调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门致公堂。1904年春抵旧金山,为华侨重订致公堂章程,复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向外宣告:满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人民从不仇外,中国能革新进步,世界将共享和平。

 

二,改良与革命的大论战

 

革命党与保皇会的思想战,始于1903年的上海与檀香山,渐及于旧金山、香港、新加坡。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反对君主立宪立宪派认为革命不一定能够成功;即或成功,也要造成天下大乱若干年,消耗无数民财,残害无数人命,大伤国家元气;倘若列强乘虚而入,国家即有被瓜分的危险。所以他们反对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他们说,要消除革命,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因为实行了立宪,一切平等,就可以融化满汉形迹,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汉人就不会仇满、排满、革满人之命了;立宪以后,国民取得了民权,可以参政,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也没有借口了。

 

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时,梁启超的反革命的论调已鼓吹两年,急待加以廓清。《民报》第一期除了孙中山的发刊词外,有4篇论民族、民权革命的专文,集中攻击《新民丛报》,指责康、梁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争论从此展开。先后参加者,《民报》方面有汪兆铭、胡汉民(衍鸿)、陈天华、朱执信(大符)、刘师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为犀利有力。《新民丛报》由梁一人应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中心,一为革命问题。《新民丛报》谓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内乱必致列强干涉,召来瓜分,应设法改良现在的政府,实行立宪。

 

《民报》谓革命为内政问题,并非排外,国际情势不许瓜分中国,纵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惧,反促起国民敌忾。现政府无改良可能,惟有将其推翻。《民报》慷而慨之:“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

 

二为排满问题。《新民丛报》谓汉人尚乏立国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与满人平等,应融合国内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国外诸族;如坚持排满,是复仇主义、是暴动。

 

《民报》谓排满为排满族的恶劣政府,满族既倒,国内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满为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希望满洲立宪为不可能之事。“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三为民权问题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 梁启超说,中国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宪亦不能,因为国民资格不够,条件未备,勉强行之必然亡国,宜采行十年的开明专制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在这种情况下,骤然在中国施行民主共和政体,只会使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万一国民厌于选举,或君主怠于召集,则宪法根本为之动摇矣。夫学识幼稚之民,往往沐猴而冠,沾沾自喜,有权而滥用矣,其常态矣。故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民,非稍经训练后,其必不免此弊也。”因此,“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立宪制者也。”既然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臣民都缺乏公民资质,不具备民主立宪的条件,自然不能采行共和民主政体。改良派所提倡的“国会”或“议院”,也不是西方式自下而上的政治竞争和利益交换中心,只不过是皇帝用来体察下情的精英议政和咨询机构而已。

 

梁启超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今天的袁粉称:袁世凯五百年才出现的圣王,源自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6428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业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后一一进行了反驳。《民报》引天赋人权学说,说明人民有共和国民资格能力,终远胜于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一旦革命实现,在民主政府下,国民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养成。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

 

针对其第二种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而要求立宪,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四为土地国有问题。《新民丛报》谓中国社会组织较西方优,土地兼并不剧,土地国有如行于革命之时,游荡无赖将乘机尽夺富人财产,以致天下大乱,如行于革命之后,弊害亦多。须先解决资本问题,方可谈土地问题:土地私有乃国本,“以奖励资本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否则,他国资本将充斥于中国,中国人永为牛马。

 

《民报》谓革命为多数贫民福利,以美国论,土地为少数人所有,资本亦为其所有,贫富悬殊。“欲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必须看到:“土地国有”与自由民主冲突!土地国有,则全国资本亦国有,以国家为大资本家,从事生产,则必然是共产社会也!

 

两报的论战,实为革命、保皇两派的思想斗争。约半年后,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于上海的徐佛苏。1906年7月,《新民丛报》刊出徐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民报》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劝革命党何妨一面由保皇会实行要求,一面由革命党预备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举而颠覆之。《民报》终不许。

 

1906年底,梁不得不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又说“东京各省皆有,彼(革命党)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可轻视”。所谓“播种”即革命党的宣传,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认革命党在此次论战中的胜利,谓:“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

 

论辩为时两年余,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民报》仍继续进攻,直至1908年10月,被日本警察封闭。《新民丛报》之处于劣势,《民报》之常占上风。前者始终由梁孤军奋抗,后者人才济济,学识不让于梁,固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为革命党主张一贯,梁则持论两歧,既主张保皇,向满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时复加痛诋,曾发出“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不亡”的哀声。既已绝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举而颠覆之。

 

1906年10月,梁于《现政府与革命党》文中,明斥现政府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梁的同志杨度说:“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他劝梁多批评满清政府,勿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梁要与革命党“争舆论之动力”,结果适得其反。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而改良派因“专制政权不改”,只能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时有论者称:“数月以来之《新民业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业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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