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天易网 返回首页

樊梨花的个人空间 http://home.wolfax.com/?119706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37年前的湖南学运

热度 1已有 2718 次阅读4/15/2017 21:15 |系统分类:文化

作者:范松青


1980年10-11月间,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名闻中外、震惊中央高层的“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又称“十九学运”)。这场“学运”的起因是为民主竞选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而引发,它是共和国首次进行县级直接民主选举而爆发的大规模的“民运”,可以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民主运动的先声。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微信,没有互联网络,这场影响深远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在外界却鲜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发生在35年前的“十九学运”早已“被遗忘”,渐行渐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敢面对,似乎“谈虎色变”,仍然是个言论禁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当年是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七八级一班党支部书记,带着工资上大学,不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这场“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的全过程,而且我当时还用写日记的形式,把“十九学运”的前因后果,以及场面、情景、对话等过程比较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保存至今(笔者当年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使后人不要“被遗忘”,我把自己所亲历、亲闻、亲见的资料整理下来,以作历史见证。这些原汁原味记录的历史片段或许不完整、不很全面,或许我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角度的不同,但回顾与总结那一段几乎被尘埃淹没的珍贵史实,或许我所整理的这些“三亲”史料,能为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化建设的进步,留下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记忆与反思。对“十九学运”的功过是非,且留待后人评说。

一、“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的时代背景

在“文化大革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22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幕,标志着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派”的黯然退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面对“文革”后百端待举,百废俱兴的局面,国家迫切需要打破坚冰,排除万难;人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社会上各种思想十分活跃,不同政治理念、政策主张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场公开的思想解放和政策辩论,呈现出短暂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化、透明度。中国新一代的青年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新的选举法的改革:一是扩大了普选范围。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直接选举扩大到区县级。也就是说,区县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三是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四是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五是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六是在投票方式上,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方式;七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而在此之前的30年里,我国实行的选举法是:“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没有选举权;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由上一级领导机关提出;各级人大代表选举采取等额选举;在投票方式上,举手表决和无记名投票一起实行。

对于长期遭到破坏、名存实亡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来说,新的选举法的改革,确实有着深远的意义。1980年9--11月,在选举法的激励下,恢复高考后先后参加1977年、1978年、1979年三届高考进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跃跃欲试,他们酝酿并发动了这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掀起了一场直接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风潮,并且“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新一代的“新三届”(老三届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大学生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先觉意识,空前热情地投入到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去,以实践他们内心里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制社会的美好理想。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对此次大学生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运动是尤为积极的。不仅参与竞选的人数众多,关心的人数也多,竞选的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大学生参加竞选,竞选的结果则是一共有11名学生成功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平均每位代表获得了约数千张选票。

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的刘源,在父亲刘少奇刚刚被平反不久,他就在学校率先贴出了《竞选声明》,成为北京师范学院此次竞选活动的第一个候选者。在多次举行的民主讨论会、答辩会上,刘源发言称“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在最后投票的时候,刘源以微弱劣势不敌教师候选人化学系副主任施浴谷。

在北京各个高等院校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最为激烈,竞选过程最为充分。11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宣布参加竞选,并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他们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答辩、测验的话题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他们关心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校园,投向整个社会都关心的领域,发出了许多在今日看来仍然极为“解放思想”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大学生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其中,湖南师范学院的竞选运动不仅比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早了一个多月,而且更是把校园民主竞选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湖南师范学院青年学生的民主先觉意识及其行动,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在长沙学生运动规模和震慑力的影响下,各地学生运动中,官方都未轻易处分过学生,而多以尽力解决学生所提问题的方式尽快平息事态。北京大学生们的有利形势,直接得益于长沙学生运动影响。

对于大学生校园民主竞选人大代表,官方的各种反应显得既被动,又矛盾,不支持。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北京有的高校党委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高校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

 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的背后,隐含着1980年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最终都会触犯到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的“反右”如此,此后的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也都同样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是中国在1957年之后的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是民间民主力量抓住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利用新的选举法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中国改革运动的自觉努力。中国的改革历史进程证明,民间民主力量推动中国改革运动的悲壮努力,如果得不到官方自上而下改革的支持,其结果就会引发形势的急转——历史必然会再一次地重演。

二、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的前因后果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以后,从1980年9月起,各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重启,其中发生在湖南师范学院因直接选举长沙市西区人大代表而引发声势浩大的“十九学生运动”,在国内外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为捍卫和争取公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合法权利而引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进而带动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掀起了一场争权益、争民主的学生运动高潮。

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9日—9月19日):动员、预选阶段;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8日):竞选、论战阶段;第三阶段(10月9日—10月24日):绝食、静坐阶段:第四阶段(10月25日---11月14日):请愿、上访阶段;第五阶段(11月15日---1981年上学期):整顿、教育阶段。

第一阶段(9月9日—9月19日):动员、预选阶段。

在这一阶段,湖南师范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依法确定了直接选举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的工作程序、方法,及候选人与正式代表的名额,明确在师院选区经过5轮投票预选,选出6名最终候选人,参加正式代表差额选举,最后投票选举出4名正式代表。在动员、预选阶段的那几天,全校的选情静悄悄,大多数同学采取观望态度。然而在平静的湖面下却涌动着一股股激流。

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8日):竞选、论战阶段。

从这一阶段开始,民主选举进入白热化的竞选、论战。9月20日晚,学校在大操场放电影。影片放映之前,中文系77级学生梁恒、陶森两人大胆地站了出来,并向数千名电影观众们公开发表了竞选演说。

梁恒说道:“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崇拜资本主义,我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将尝试这次民主选举,拥护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假如大家选了我,我将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你们说话……。”陶森在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后,要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为民请愿……”。

梁恒、陶森两人的竞选演讲,在同学们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有的表示支持拥护,有的给予批评反对。之后,校园里到处是发表竞选演说的大学生,到处是充满火药味的论辩舌战的人群;到处是张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竞选演讲观点、竞选宣传墙报,竞选宣传传单。竞选气氛浓厚激烈,论战也达到了高潮。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第三阶段(10月9日—10月24日):绝食、静坐阶段。

学院民主选举按照预定程序完成五轮预选投票,全校师生静待6名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公布。10月9日晚9点50分,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校区广播站宣布选举结果:根据大多数选民的意见,最终候选人确定为7人,并宣布了正式代表候选人七名的名单。

当广播宣布完毕后,许多大学生顿生疑惑,选举之初候选人就定为6人,如今怎么变成了7人?怎么说改就改了?为什么要增加一个人,增加的那个人是谁,他得到多少选票?于是乎,上千名大学生自发地聚集到学院办公楼去探个究竟,并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求查询第5轮选举的原始选票,7名最终候选人的得票数是多少?第二,要求解释为什么最终候选人由6名变成了7名?

但是,大学生们的要求,受到了学院选举工作负责人的冷遇,群情激愤的2000多名大学生当即涌向街头,呼喊着诉求口号,高唱着革命歌曲,于10日凌晨2点到达湖南省委请愿。民主选举的导火索终于点燃,震惊全国的“十九运动”由此爆发。

大学生在湖南省委的请愿遇到阻拦和冷漠,10月12日,三名大学生代表候选人宣布退出选举,以抗议校方违法擅定候选人名单,意在推迟原定的10月14日“大选”。10月13日,院方坚持按照七人候选人名单,不改变选举正式投票日。当晚,上千名大学生再次前往湖南省委请愿。随后,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有少数大学生加入请愿队伍。

10月14日凌晨4时20分,在省委门口请愿的大学生中,有58名大学生联名发表《绝食声明》,宣布绝食静坐。上午,绝食学生增至87名。其中,湖南师范学院79名,湖南大学8名;男生82名,女生5名。当天,湖南师范学院继续举行人大代表候选人正式投票选举,因投票人数未能达到法定要求而流产。

10月15日,湖南师院大学生请愿代表团就绝食静坐发布《告全市人民书》,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总罢课委员会,号召全校师生大罢课,放弃选举投票。长沙各大专院校进城游行声援,工人前往慰问和救助绝食静坐同学,学生民主运动进入高潮。

10月16日上午,一场倾盆大雨把绝食静坐队伍冲散。为避免危及身体虚弱的绝食同学的生命,抗争队伍不得不宣告解散绝食静坐。中午12时,湖南师院总罢课委员会发布《复课声明》,宣布下午复课,同时解散总罢课委员会。

10月18日,湖南师院学生代表20人再次赴湖南省委请愿静坐。

19日及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来人调查,与静坐大学生代表见面,并分别谈话。

10月22日,请愿学生代表公告面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来人调查的情况,代表同学们提出三点要求:1、要求湖南师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作出检讨,并撤消其组长职务;2、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绝食大学生代表,明确表态肯定大学生的行动;3、宣布湖南师院选区10月14日的选举非法,并择日重新投票选举。

第四阶段(10月25日---11月14日):请愿、上访阶段。

由于大学生们的要求未能得到答复,10月25日晚,湖南师院23位同学组成赴京汇报请愿代表团赴京上访请愿。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到武汉、石家庄、保定时,湖南、湖北、河北省委先后派人劝阻大学生赴京,请他们下车被谢绝。

10月29日,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到京,连续两天,中央信访办负责人与湖南师院学生代表面谈,听取大学生情况汇报。大学生们提出五点要求:(1)查处湖南师院选举中的违法行为;(2)核实湖南省委关于学生运动的汇报;(3)经有关方面纠正外台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4)处理湖南省委负责人对绝食大学生的无人道的官僚主义作为;(5)要求面见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随后几日,北京各界人士纷纷到旅馆看望湖南师院学生代表,并与之交谈问题。湖南师院学生代表还考察了北京大学竞选人大代表情况,并观摩了北大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北京大学有学生认为,湖南师院的学生运动,有利于北京各高校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

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陆续向全校大学生发出 “赴京情况通报”7期,并在校内张贴公布。11月上旬,部分当初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学聚集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再发起运动,以保护同学。11月10日,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中12名同学先期回长沙,最后10人于11月17日回到长沙。

第五阶段(11月15日---1981年上学期):整顿、教育阶段。

11月15日,湖南师范学院向全体师生传达三个文件:一、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关于湖南师范学院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二、中央办公厅信访办负责人和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陶森等人的谈话记录;三、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秋枫在院系干部会议上对我院前段选举工作的回顾与检查。

11月以来,湖南师院校方及学生会关心学生的事多了,而且办得也快。如公布伙食账、改进开水房、装日光灯、办画展、开业余性的艺术文学辅导讲座、开舞会、印发考研试题资料等等。

1981年上学期开学初,全校师生停课三天举办学习班,对大学生们进行整顿学习,集中开展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人人表态,个个过关。后来,湖南师院学生学年鉴定时对大学生个人在“十九运动”中的表现进行甄别,并记入本人档案,部分学生在毕业分配时受到影响。当初参选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之一暨“十九运动”和赴京请愿学生代表的”学运”领袖陶森毕业前夕被拘捕,判处三年劳教,被送往湘东某劳改农场实施劳动教养。听说后来,陶森因病死亡。梁恒毕业后跟妻子去了美国。

至此,湖南师院“十九”学生民主运动,在轰轰烈烈中爆发,又在悲悲切切中消亡。

三、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的反思与启示

历史是人民写就的,历史终究会还原其本来面目。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至今已过去了35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语}。回顾与总结当年的那场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它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

第一,民主的实质就是真选举。

民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基本定义是指,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采取的行为,人民有自主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具体来说,民主就是人权至上,主权在民,权力民授,政府民选,权力和政府必须充分体现民意、民心、民生,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质疑和批评。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自由、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可以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代表着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一种制度。在人类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正统说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但是,如何才能确保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人民通过直接选举和产生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管理者(如县长、市长、省长),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实质就是真选举。民主与法制都不能单独存在。缺少了法制的民主,会导致暴政;缺少了民主的法制,会产生专制。民主与法制只有紧密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彰,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早在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然而,新中国建立30年来,我国实行民主选举的办法是: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间接选举、等额选举、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来产生。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虽然也有自下而上提名候选人的程序,但最后几乎都清一色由上级领导机构自上而下地内定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之间缺乏公开竞争,人民“被代表”,选民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权,群众不能投票选举代表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代表。显然,这种选举形式是很不合理、很不民主的,甚至比延安时期中共的选举办法还倒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选举法作了重大改革。新修订的选举法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通过,还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尽管新修订的选举法离“真选举”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 它毕竟比起过去的不民主来说还是有着较大的进步。1980年开始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由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相结合,共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一次大改革、大动员。

在新的选举法出台的背景下,1980年下半年,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及时发动了一场“校园竞选运动”,掀起了直接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风潮,并且“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大学生们用自己的热情、见识和行动,努力诠释了什么是新一代青年学子的民主自由思想。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民主的春天来临了!

第二,民主的馅饼不会从天而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揭示的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要牢牢记住:不要对“救世主”抱有任何幻想,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和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制度是分不开的。民主法制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有谁给予恩赐,民主从来不是等来的,盼来的,骂来的,民主从来就是一个不断抗争,不断进步的过程。

总结西方社会民主法制的历史,民主首先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成员通过群众运动、街头政治、罢工罢市,甚至激烈的革命来迫使统治者尊重法律,并给予中下层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能够诉求自已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政治行为。例如,英国早期的“宪章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民众支持,以下抗上的民主斗争基础上,从而争取了宪政民主,并走上了民主与法制的轨道。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民主。为了争取民主权利,多少志士仁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得民心,顺民意,领导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团结奋斗,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共仍然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育和践行。

然而建国60多年以来,执政党承诺给予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等权益,真正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虽然《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违宪、违法、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频频发生,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遭遇危机,甚至一步步滑向独断与专制。人民群众越来越失去更多的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当家作主人。在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中,大学生们热情饱满地推选自己的代表,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却为少数官僚者视为“资产阶级的竞选”,并进行了压制。这是无视国家宪法,践踏选举法的行为,由此而激起大学生们的强烈义愤。这场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从开始单纯的请愿,发展到游行、示威、罢课、静坐,甚至以绝食为代价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大学生们维护宪法和民主的大无畏的气概。纯朴的大学生们冀望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警醒社会,警醒同胞,警醒官方,换来他们对民心民意的重视和敬畏,并表达青年学子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

到底是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还是当权者垄断的假民主?在“共和国首次民主选举”过程中,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选民的人格,行使人民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力,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挺身而出,爆发了“文革”后人民群众追求精神解放的第一仗。这是民主与反民主的一次大搏斗,是大学生们勇于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违法行为的一次大抗争,是人民群众力求改革不完善的民主法制体制,要做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的一次大尝试。这也是为什么新一代有知识的青年学子,要冲破旧势力、旧体制的束缚,以牺牲自我,付出人生的代价,一往无前地追求民主与法制的根本原因。

第三,民主不是洪水猛兽。

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还有人说,民主是个不好不坏的东西。对于民主的看法和评价,长期以来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其实,民主本身无所谓是个什么“东西”,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是人们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行为方式。只要有人用,民主就是个有用的东西;好人用,是个好东西;坏人用,就是个坏东西;没人用,那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经写过一篇“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并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官方媒体争相转载。俞可平先生认为,一方面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因此,俞可平先生提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基层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俞可平先生强调,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其实,“大道理”人们都是“你懂的”。民主确实是一柄双刃剑,民主不是万灵药,民主不能包医百病,民主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有的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发扬民主一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往往会走样。就拿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来说,为什么大学生们依法选举、追求民主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会被官方认为是“搞资产阶级竞选活动”而受到打压?为什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最后却以悲壮的努力,痛苦的代价,无言的结局而告终?

尽管这不是民主选举本身的过错,尽管这里面的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1980年10月的湖南师范学院的“十九学运”,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的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触犯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根“高压线”,不管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也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自从1980年10月爆发湖南师范学院“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以后,全国性的“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再未以运动的形式在各地高校全面展开。

在湖南师范学院“十九运动”中,有两位 “学运”领袖特别值得一提。他们是中文系77级的“带头大哥”陶森和梁恒。陶森的父母亲都是老红军,而且是唯一的一名由毛泽东批准的解放后解甲归田的老红军,他的父亲是当年与王震一起闹革命的赤卫队员,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他上大学前在湘潭市一家军工厂当工人,也许是他父亲的革命基因,根红苗正造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在这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学运中,陶森毫不畏惧地冲锋在前,显示出一代学生“领袖”的风范。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后,要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为民请愿……”。

梁恒在湖南师范学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入学不久,他几近疯狂地追求外语系的美国籍外教夏竹丽,并与之热恋结婚。这在当时,涉外婚姻是很难批准的。但梁恒就是有这“通天”的本事。听说还是邓小平亲自批准了梁恒的中美联姻。梁恒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区人民代表,他的演说更为大胆犀利。例如,他向全校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们发表竞选演讲时公开宣称:“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崇拜资本主义,我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将尝试这次民主选举,拥护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假如大家选了我,我将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你们说话。”

在“十九学运”中,湖南师范学院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大字报触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有的大字报尖锐地写道:“马列主义是宗教,不能强迫我们信仰”;“建国三十年一无是处,还不如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为好”。陶森在大字报中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其腐朽化、庸俗化、官僚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严重得多……”。

很显然,大学生们搞民主竞选的做法与“反党”言论,已经令官方很为反感,十分恼火。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大学生们竟然“得寸进尺”,把一个过去简简单单的民主选举形式,发展到请愿、游行、示威、罢课、静坐,甚至以绝食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要挟官方,把事情闹得大大的,闹到满世界都知道,还有20多个大学生跑到京城去上访,告御状。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在当今的中国,天下只能是共产党的,谁也别想翻这个天。学生们与当权者对抗,能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吗?这就为后来的“枪打出头鸟”及“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与悲情。

第四,民主的旗帜永远飘扬。

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发生的那年,我正担任政治系七八级一班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工资读书(1972年12月我在广东惠州42军当兵,1977年4月退伍,并分配在零陵地区宁远县物资局工作),年龄25,在七八级同学中属于不大不小居中。我的搭档、班长姜同学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已经有着两个儿子,班长比我整整大了十几岁。我们政治系78级三个班130多位同学,入学时年龄最小的才16岁,年龄超过30岁的“老三届”的高中生有二三十人之多。他们中大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有的是干部子弟,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下过乡,当过兵,当过工人农民。他们大多都已成家,有着沉重的后顾之忧。

在“十九学运”中,由于不同的思想意识、观点立场、个性及表现,同学与同学之间因“左右之争”开始产生了隔阂和站队,很快就明显地分化出了所谓的“激进派”、“稳健派”、“逍遥派”。一般来说,冲锋在前的绝大多数同学是激情燃烧、血气方刚的年轻一辈。在“十九学运”参加绝食静坐的87名同学中,其中我们班就有4名青年学子参加。那些年龄偏大的同学,思想里则有着对强权的惧怕,经历过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的深刻教训,使得他们骨子里已经少了政治斗争的勇气和血性。也有少数一些胆小怕事的同学,仍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怕是天塌下来了也会不闻不问。

在那个青春激荡的年代,面对着“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我也和许许多多热血沸腾的同学们一样,渴望国家繁荣富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渴望执政党开明包容,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然而,我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干部,特别是担任班党支部书记,党性要求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必须始终“与党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始终“与学校党委保持一致”。一方面,我对那些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负有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同窗好友们的大胆行为举止表示同情和钦佩。但另一方面,我也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不得不按照官方旨意劝说同学们要冷静不要冲动,不厌其烦地给同学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然而,在当时的情景下,这些做法往往被同学们视为“官方派”、“保守派”,甚至成为“对立面”。结果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自己遭遇两面夹击,两头受气,左右不是人。同学们指责学生干部不支持学生运动,充当“傀儡”;校方则认为学生们闹事,学生干部要站在官方一边。因此,在这场学生民主选举风波过后不久,我便辞去了班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不再担任任何学生干部。从此以后,我是专心埋头于学习和写作。

虽然“十九学运”早已成为历史,并且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为捍卫和争取公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将载入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史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真正的热血沸腾的民主洗礼,那是一个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的青春无悔、可歌可泣的年代。只可惜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如今青年学子的政治热情之火早已磨灭,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然而,我们也处在一个艰难变革的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在于青年。新的一代,必将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回望中国民主发育进程,我相信,“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而引发的“十九学运”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新一代青年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不会石沉大海的,它已经在我们这个神州大地上播下了新时期的精神种子,未来将在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时机的催生下,重新爆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民主与法制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是人类社会前进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民不会忘记争取民主的先行者,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的悲壮努力。

历史应当记住发生在长沙市的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

1980年9月9号 星期二 

每周二下午,是学校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及活动时间。今天下午,学校召开湖南师范学院选举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的动员大会,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共7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学院苏明副院长代表第76选区领导小组作了选举动员报告。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关于选举工作的文件,全面安排部署了各项选举工作,确定了选举工作程序、方法,及候选人与正式代表的名额,明确在师院选区经过5轮投票预选,选出6名最终候选人,参加正式代表差额选举,最后投票选举出4名正式代表。

按照选举程序,学校将在9月19日进行第一轮预选投票,10月9日完成全部5轮预选,10月14日正式投票选举。

  

1980年9月16号 星期二 

今天下午,学校各个部门、单位和系里的各个班级,都在分别组织学习选举人民代表的有关文件,并推选出各个选民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和记录员。我们政治系78级1班党支部组织同学们学习了《选举法》等有关文件,选民小组由姜同学(班长)、杨同学(副班长)和我(班党支部书记)三人组成。

 

1980年9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下课以后,全校各系以班为单位,组织各选民小组进行了第一轮候选人预选投票选举,大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参加了投票选举。下午,投票结果统计出来了,全校的票数非常分散,选出来的候选人有近600人,包括学校和各系领导、教职员工和许多大学生。这些候选人有的是大家各自不记名投票推选出来的,也有的是毛遂自荐,自我推荐的。其中,中文系77级学生梁恒大胆地站了出来,他自荐为人民代表的独立参选人。

梁恒是长沙人,文才和口才都很好,人也长得高高大大,眉清目秀。他在湖南师范学学院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入学不久,他几近疯狂地追求外语系的美国籍外教夏竹丽,并与之热恋结婚。在当时,涉外婚姻是很难批准的。但梁恒就是有这“通天”的本事。听说是去年,邓小平还亲自批准了梁恒的中美联姻。

梁恒和太太夏竹丽赴美国结婚归来后,学校有的系和班级的同学邀请梁恒作了访美报告。他思想很开放,说话也毫无顾忌。他对同学们说:“美国一行,使我大开眼界,感受很多,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生活的高度现代化,连碗筷都是用洗碗机来洗,美国社会很文明发达,流氓犯罪活动我根本没有看见过,也不象我们说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是那么严重,帝国主义不是腐朽的、垂死的……。”

中文系另外一个77级学生陶森本来对这次民主选举抱着无所谓态度,但在同学们的拥护和支持下,他也大胆地站了出来参加竞选。

陶森与我的朋友、一班班长姜同学都是浏阳县人,又同是1966届老高中毕业生。我的一个同乡姓樊,与陶森同住在一个寝室的上下铺。中文系与政治系同住一栋楼,我经常去樊同学那里交流学习情况,自然与陶森也熟悉了。听说,陶森的父母亲都是老红军,他的父亲和王震还是战友,而且是唯一的一名由毛主席当年批准解放后解甲归田的老红军。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学习、动员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平静的水面下,却不断酝酿并涌动着一股股激流,甚至是汹涌的波涛。

  

1980年9月20日 星期六 

每个周六晚上,学校都在大操坪放两场电影,票价1毛。今晚放的电影是《中华儿女》、《爱情与遗产》。放映之前,中文系第一轮候选人代表梁恒、陶森两人向观众发表了致76选区选民们的竞选演说。

梁恒首先宣布自己站了出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区人民代表,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打算。梁恒说:“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崇拜资本主义,我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将尝试这次民主选举,拥护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假如大家选了我,我将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你们说话。”

梁恒说:“假如我当选了人民代表,我将亲自向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递交意见书:大学生毕业分配方案,由国家发给工资,自由选择职业,解决好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解决好学生们的食堂、开水、澡堂、学习等问题……”梁恒的演讲,打动了许多人,甚至不少大学生为他欢呼起来。

接着,陶森也发表了演说。他说:“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后,要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为民请愿……”。陶森的演讲,同样获得了观众们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梁恒、陶森两人那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讲,举止大胆,谈吐潇洒,言词激动,富有感染力、吸引力,使得好几次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鼓掌,表示支持。可见大家的拥护之多。

梁恒、陶森的竞选演讲,在同学们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孰是孰非,争执热烈。电影散场回到宿舍以后,大家一直都在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有的表示支持拥护,有的给予批评反对。

很明显,人民代表的选举,已经使同学们的思想意识开始出现变化分化,同学与同学之间因“左右之争”开始产生了隔阂和站队。竞选行情、民情正在发展与变化之中。

 

 9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梁恒、陶森用大字报的形式,写出了各自的“告选民书”,并张贴在学校主要通道的通知窗栏上,其主要内容就是昨天晚上发表的竞选演说的言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们,络绎不绝地纷纷跑过去看大字报,不少同学还在用笔抄写,记录和拍照留存下来。

  

9月22日 星期一 

昨天和今天,梁恒、陶森等学生除继续张贴大字报以外,还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进行人大代表竞选的宣传活动。他们出了两期竞选宣传墙报,油印、散发竞选传单,走访选民,并向选民们发表公开演说……等。一时间,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园里热闹非凡,竞选气氛浓厚,仿佛是民主的春天到来了。

很自然,院方不同意梁恒、陶森等学生的这些做法,派人逐一找他们谈话,并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9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梁恒贴出大字报,突然宣布自己退出竞选。他用文言文写道,因为院方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并指责他是搞资产阶级的竞选活动,因而,他宣布自己退出人大代表的竞选。

下午,陶森、梁恒等同学就独立候选人参选人民代表等问题,走访了省人大选举办公室。

 

9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陶森、梁恒他们贴出了大字报——“走访省选举办谈话记录”。大字报说:省选举办的华同志在接待他们时表态说:“竞选没有阶级性,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人民代表也可以参加竞选……”。

这几天,陶森也和院方争执辨论不少。当学院宣传部长陈信对他的竞选做法进行批评时,陶森回答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过民主,都只是奴隶而已。”陈部长反对说:“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奴隶呢?”陶森说:“不!不!你是主子,我们可是奴隶,这证明你是‘四人帮’的爪牙”。陶森把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并就此事向同学们进行公开抨击,使得陈部长十分难堪。

  

9月25日 星期四 

下午,学校进行了第二轮人民代表候选人的预选投票。现在选举形势急转转下,陶森、梁恒经过前一阵子的竞选演讲,看样子,他们的票数会占到一半。这些天来,全院为选举人民代表,选情正开展得轰轰烈烈,选举运动规模前所未有,声势浩大。许多同学原先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也都参与进来,热血沸腾起来了。选举人民代表的过程,其实把人们的各种思想、观点、立场都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10月3日 星期五 

下午,学校进行第三轮人民代表选举投票。从公布的第二轮投票结果来看,陶森有2300多票,是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梁恒有1000多票,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李秋枫才只有几百张票。看样子,陶森、梁恒他们有希望当选。但是,选举阻力仍然很大,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前几天,陶森、梁恒他们再次走访了省人大选举办,而且把谈话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因为院方指责他们是“搞资产阶级的竞争选举”。陶森他们说,要向上级申诉……。

10月6日星期一 

这几天,校园的竞选演说可热闹了。继陶森、梁恒的竞选演说后,又有其他的老师、学生等候选人加入了竞选演说的行列。

今天晚饭后,许多同学自发地聚会在篮球场上,陶森、梁恒、成玉山等候选人先后发表了竞选演说。陶森在演讲时“透露”消息说:“中文系77级韩少功同学对他说,院方选举办公室派人对韩施加压力,说是只要你不出面,不演说,我们保证你当选人大代表……”。陶森最后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多么地卑鄙!无耻!院方这是在玩弄权术,进行私下交易,选举掺杂着‘官方意志’……”

陶森的这些煽情的话,无疑又激起了在场同学们的极大愤慨。

10月7日星期二 

上午,政治系78级1班姜同学在学校宣传栏里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们究竟要选什么样的代表?”但遭到一些同学的围攻批驳。紧接着,中文系77级3班田忠阳同学又先后用文言文写了两张大字报张贴出去——“致梁恒公开信”。他指责梁恒不该变得太快了,梁恒一会儿说不信仰马列主义,一会儿又说不信仰假马列主义,连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否认了。田同学呼吁:“我们不能选不信仰马列的人当人民代表……”。

“风作起,吹皱一池春水”。田忠阳的公开信象一颗深水炸弹,投进了不太平静的海水里,掀起的不只是涟漪,而是汹涌波浪。霎时间,正论反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也不少人乱扣帽子,辱骂田同学是一个小丑,挑起争端,破坏选举,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全校明显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自称是“民主战士”,另一派以学生干部为代表,被讥讽为“志壮坚信马列派”,也就是“官方派”或“保皇派”。与此同时,师院校园里的人大代表竞选转变成为思想观念的大论战、大讨论,成为这场民主风潮的一个转折点和导火索。

中午,学院根据选民们的要求,前三轮投票票数排在最前面的候选人代表陶森、梁恒、韩少功、范小新、成玉山、戴启石等和选民们见面,并答询提问。

下午,学校进行了第四轮人民代表候选人选举投票。据信,投票给陶森、梁恒的选民剧增。选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晚上,学院选举领导小组召开各选民小组组长会议,还有省选举办华同志、区选举办负责人参加。会上,苏明副院长澄清了两条实事。一、关于梁恒说“不信仰马列”的问题。梁恒说这是院方诬蔑他,强加给他的话。事实上,梁恒在多个场合均说过此话,这是白纸黑字,有记录的,赖不掉的。二、关于陶森在竞选演说中说院方派代表对韩少功施加压力的问题。根本无此事,韩少功本人已作证明。陶森是无中生有,惹事生非,诬告院方,卑鄙可耻。

会上,苏明副院长强调了人民代表候选人要坚持“三性”,即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先进性是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表性是能代表人民意志说话;广泛性是指,人大代表要有各党派、各团体、青年、老年、男女、学生、教师、干部、工人等,各方面的人都要有。

散会以后,同学们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次是选“人民代表”,不是选党代表,不是评“劳模”,只要他敢于站出来说话,我们就不管他是什么信仰。宋庆龄、时传祥等不信仰马列,不是照样当人民代表吗?另一种意见是,不管是选“人民代表”还是选党代表,都要有其先进性。不管思想如何,选了他,一天变三变,他能为我们说话?再说他现在的表态承诺,能保证今后他能切实办得到吗?我们不要听那些空话、假话、大话……。 

10月8日星期三 

今天下午,学校各班进行了第五轮投票。在投票选举之前,我向同学们传达了昨天晚上学院选举领导小组召开的各选民小组组长会议精神。然后就这次选举人民代表一事,谈了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在班会上,大家争论不休,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同学们各自投票选举候选人。

学校由于这次民主选举,大学生们因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事实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也就是“民主派”与“保守派”。我作为班党支部书记,因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要跟“官方”保持一致,多向同学们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班会上,针对我班出现的一些苗头问题,我迫切希望同学们:在这次选举活动中不要搞派性,不要凭个人感情用事,“煮豆燃豆萁”,同室操戈不好,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有同学骂学院领导是“主子”,学生干部是“奴才”,是“傀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难道说领导干部是主子,学生干部是奴才,同学们就是奴隶吗?我们不要互相人身攻击,骂人也要讲道理。有理不在声高,我们要安定团结。......

这时,平时思想比较激进的鹿同学打断了我的话。他阴阳怪气地刁难说:“你这是无限上纲上线,这是挑泼党和群众的关系……。”“你不要说这些过时了的东西,要说就说本班的……。”

联系实际说本班的也行。我举例说道,班上的系学生干部刘同学昨天还在寝室里与我争论不休,他认为:“院方的选举文件是强加了官方意志”。在座的刘同学马上站起来矢口否认,并说这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他还指责我说,“别以为你是个党支部书记……”。我当即予以驳斥道:“你本人也是一个系学生干部,别人骂学生干部是奴才,是傀儡,难道你这个系学生干部就承认自己是奴才,是傀儡?”

班上有的同学是非不分,一个劲地为错误言行帮腔喝采。成同学还嘲笑我说:“共产党员嘛,当然要当奴才,当傀儡,要不我怎么就入不了党?......

对于同学中的不恰当言论,我是针尖对麦芒,寸理不相让。因为我是一个党员,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勇于站出来,敢于接受挑战。我可以忍受饥饿,但决不容忍欺侮;我可以忍受困难,但决不容忍嘲讽。对人身攻击,我是坚决回击的。真理是永远不怕歪理的。

在投票选举候选人之前,我最后有些生气地说道,“同学们说的话,我今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了。我再当着全班40来个同学的面宣读一下,请大家看看我的记录是否有误?如果有人说我是整黑材料也好,打小报告也好,就让他们去说吧。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我这个人向来敢说敢干,敢做敢当、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散会以后,有几个同学有点心虚了,怕我来硬的,动真的。于是他们找到我,向我道歉,说不应该这样对我说话,请求收回他们的发言,记录作废。我想,既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和后果,大家都是有缘相聚,同学一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就宽宏大量,不再作计较了。对于会议的争论情况,我既没有向系党总支汇报,记录本也没有上交给系里,权当是自己的一个日记记载罢了。

晚上,来自嘉禾县农村的老党员、66届高中毕业生的胡同学对我说,“这些城里学生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享了共产党的福,享了社会主义的福,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其实,真正吃苦受累挨饿、老实巴交吃亏的是农民们,农民才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民主,只有城里人、知识分子才能奢谈民主。农民们现在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民主能当饭吃?当今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存问题。”

10月9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学校进行了第五轮预选投票后,今天全校师生都在静待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公布。这一天,学校的大操坪、球场及内马路上,到处是发表竞选演说的大学生,到处是充满火药味的论辩舌战的人群,选情激烈,论战也达到了高潮。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晚上9点30分,师院广播站突然播出院选举领导小组的“通知”,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倾听.广播说道: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候选人确定为7人,并宣布了正式代表候选人七名的名单:“田玉珍、成玉山、刘齐贤、范小新、李石根、陶森、梁恒”。

当广播宣布完毕后,同学们又沸腾起来了,整个师范学院震动起来了,学生民主选举运动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

晚上10点,学生宿舍的所有灯光像往常一样正常熄灭。但是,喧闹的校园和数千名学生并没有沉浸下来。大学生们议论纷纷,百思不解,选举之初候选人就已确定为6人,如今突然就变成了7人?怎么说改就改了?为什么要增加一个人,增加的那个人是谁,他得到多少选票?

这时,在学生宿舍之间的水泥篮球场上,只见一个被称为"跑龙套"的汤同学,手里拿着电嗽叭大声喊道:“请全体同学集合,院方破坏选举,走,我们到院部问问去”。

他这一号召,许多刚刚回到寝室的同学又纷纷聚集到篮球场上,上千名同学要到学院办公楼去探个究竟,同学们边走边呼喊着口号:“我们要6个,不要7个”,“要自由!要民主!不要专制!”“打倒官僚主义!”......

学生们在院办现场推选出三名代表和一名记录员和院方谈判。当时,院领导刚刚开完会散会。同学们马上蜂拥到苏明副院长的办公室,并对他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要求查询第5轮的选举原始资料,7名正式候选人的得票数是多少?第二,要求解释为什么正式候选人由6名变成7名?

苏明被突如其来、蜂拥而至的大学生们一下搞蒙了。苏明答复说,"候选人名单的事,领导小组一致讨论研究通过,并报西区批准,个人无权改变。”

同学代表又问,院方为什么要选7位候选人,而且不公布原由?苏明回答,“这并没有违反选举法,而且根据选举法可以不公布票数。”苏明说,“你们吵吵嚷嚷不好,等明天再把详情告诉大家,请同学们回去睡觉。”

正在气头上的学生们根本听不进去,外面聚集的同学呼喊着一阵阵口号,“打倒官僚主义!”接着又唱起了《国际歌》。

见到学生们无比冲动的情景,苏明十分生气。他严厉地批评带队的同学,“你们这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搞法,现在行不通了”,“你们这样做,真使我气愤。”

同学们要求到省委告状。苏明不够冷静地回答,“你们愿意去就去嘛。”说完,他就撇下同学们,单独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

苏明的话及离开,就像给正在燃烧的火堆上浇了一筒油,同学们觉得学院领导傲慢无理,粗暴地对待他们,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受到冷遇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突然有人大喊:“学校不答复我们,咱们上省委请愿去!”“走,到篮球场集合去!”

黑夜中,人群向潮水般涌向水泥篮球场。在这人声鼎沸,群情愤懑之中,大学生们在有人的指挥下,一起唱开了《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歌声整齐嘹亮,分明听得出,要用歌声震醒那些应该出面与大家说话的人。

这时,陶森刚从兄弟院校赶了回来。当陶森听说了整个过程后,他气愤地向同学们说:“官僚主义如此猖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只见陶森把手往前一挥,登高一呼,“院方不答应,咱们到省委请愿去。”于是,大学生们怒吼着,呼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就这样,事态急转直下,严重升级了,朝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着!

凌晨12点,1000多大学生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游行迈向省委的进军路上。陶森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同学们一路高呼着:“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打倒官僚主义”……等口号。

在漆黑寒冷的深夜里,同学们一路唱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先是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接着,同学们又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那种特有的唤起受压迫的底层民众共鸣情感的旋律,仿佛凝固了同学们身上的热血,潜意识地萌发出一种必须抗争的欲望。一路上,从学院路到荣湾镇,再经过湘江大桥,进入五一路,再拐弯到八一路,到达省委门口已是半夜1点多钟。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大学生游行中,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惊醒了道路两旁正在熟睡的人们。许多人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跑出来看热闹,有的爬在墙头,有的站在窗户边远望。有人形容为,好象欢迎游行队伍一样。霎时间,整个长沙市都传遍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住在湖南宾馆的一些外国宾客、记者也被惊醒,看到了这一情况。

当游行队伍到达省委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亚南负责接待,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长沙市委书记、省委选举办负责人,省教育厅长、湖南师范学院苏明等10多个领导,还有几大报社记者亲往采访。

请愿队伍派出了陶森等16个大学生代表和3个记录员进去省委参加谈判。他们要求省委马上研究考虑,4点半钟前不答复,就撤回谈判代表,明天宣布全校学生罢课。

一直坐在大门外边等候的同学大概还有好几百人。这时,老天也见怪,大概发怒了。本来,晚上12点前天气还很炎热,有的同学只穿了背心、短裤,从床上爬起来,本想去凑热闹的。但是到了半夜,天气却骤然变化,风云突变,刮起了5、6级北风。我们睡在床上盖着毛巾被还有点凉,这些人在外面就不用说了。哆嗦缩在一团,听说有位同学只穿了短裤、背心,另一位同学带了件毛背心让给了他穿。同学们冷得受不住(白天回来后,病倒了好些同学),站岗的警卫战士,原先只一两个,后来增加了一个班。战士们让大学生们进来,在一个避风地方避风。

在大门外边等候的同学们要求,再派出第二批谈判代表,提出第二个方案:第一,请省委答复这次请愿是否合法?第二,请省委派调查组来学院调查。如果第一批代表不配合,就由外面的同学来谈判。第一批代表后来也答应了。

副省长刘亚南一直说:“同学们来了,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嘛”。同学们一直追问表态,刘说:“既然宪法也没说是错的,那么你们这次请愿也是合法的”。(后来听说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焦林义表态说:“同学们这样搞,不太好”。)并答应派工作组调查。之后,省委办公厅和湖南师范学院派了4部卡车将同学们送回学校。其余同学先后撤回,于早上六点左右基本全部回到学校。 

10月10日 星期五

 

今日凌晨到省委请愿的同学们回校后,自称为“民主战士”的同学们认为,请愿获得伟大胜利,一大早便在校园贴出了海报:一、中午12点半召开庆祝大会。二、号召同学们自愿捐款一角钱,用来买鞭炮鸣炮庆祝。

上午本来都要上课,但由于各系各班许多同学昨天请愿熬了一个通宵,上午大部分人都在宿舍睡觉。去上课的同学也是稀稀拉拉,没精打采,有的在课堂上打着瞌睡。

中午12点半钟,“民主战士”们成立了行动委员会,统一了纲领、口号。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估计到会的有1000多人。其中,少部分是观热闹的,包括我也去现场听了听。

到省委请愿的代表全部坐在主席台上,总代表为陶森。会议由78级历史系刘同学介绍昨晚发生学生请愿的详细经过及省委的答复。由于会场人多嘈杂,而且又没有广播音响设备,刘同学心情很激动,他说话时有点声嘶力竭,以致于嗓子都嘶哑了。

刘同学讲完之后,陶森宣读了庆祝大会宣言书。他说:"同学们这次向省委请愿,标志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民主自由的呼声。它掀开了湖南师院学生民主运动光辉一页,它必将产生深远的、现实的、历史的重大意义。它的声音和影响将传遍整个中国,传遍全世界,它将载入历史史册,留下不少磨灭的影响。"

陶森的发言被一阵一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接着会场外鞭炮齐鸣。……

这次请愿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到底人们怎么看呢?有人认为,陶森的人品不行,读大学之前,他就离了婚,抛弃了妻子、孩子。虽然他父母亲是个老红军,是王震的老部下、老战友,但他仗着有后台,有退路,经常上北京去告状。他自己说,我毕业分配不怕,就是把我分到山沟里,我不出一时,一个电话,不久就会调上来。所以,他无所谓。

另外一个是梁恒,他同师院的美国外教夏竹丽小姐结婚,成了半个中国人,不久可以加入美国籍,并到美国定居。他说,他不信仰马列,也根本不用害怕,他有退路。

这次请愿,闹学潮的“民主战士”,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与家庭决裂;或有的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受到压制。

总之,人们的看法不一,众说论坛。

上午,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下课后政治系传达了学院党委的会议精神,参加者有全体党员、团支部委员.会议要求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端正看法。……。

中午,我班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晚上,我班团支部也召开了团员大会,讨论了这一问题。不少团员认为,上午的院系会议是错误的,是破坏选举,诱劝选民。实际上是要同学们不要去投陶森、梁恒的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班投票赞成陶森、梁恒的同学有大部分。事实上,这次民主选举不在于陶森、梁恒能否当选人大代表,而说明了他们说的话及思想观点在同学中有很大的市场。即使陶森、梁恒当选上了区人大代表,他们就能代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

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10月11日 星期六

 

这几天校园里墙报、专栏、大字报、标语条幅似乎越来越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有的刚贴出不久,又被新的覆盖上了,彼有点50年代反右时期和1966年文革初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做法。许多大字报言词激进,唇枪舌剑,彼此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辩论越来越激烈,火药味越来越浓。同学们为捍卫民主、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心声尽情喷发,甚至有的把为民主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言壮语,作为墙报楹联高挂在墙头。

我是政治系的,自然比较关心这些内容,我也常抽空去看大字报写些啥,有时还摘抄了一些内容,以作资料留存。你看,有的大字报大胆、公开地说道:“马列主义是宗教,不能强迫我们信仰”。有的大字报认为:“建国三十年一无是处,还不如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为好,如台湾的发展现在比大陆好,不错”。

梁恒在《告选民书》中说:“中国三十年大浩劫”他把文革十年浩劫扩大为解放后三十年。后来有大字报批驳梁恒的说法,他又马上贴出更正,把“中国三十年大浩劫”修改为“中国之十年大浩劫”。梁恒一会儿说,他不信仰马列,一会儿又说他不信仰假马列,一会儿还说这是别人强加他的,搞得大家无所适从。有的大字报说,原先支持梁恒,现在他变来变去,感到“受骗了”,“我们厌倦了”,跟着他们搞有什么好处呢?

有大字报甚至揭了梁恒的隐私:“梁恒原先跟省体工大队某篮球女运动员谈恋爱,并且发生过关系,但他后来却抛弃了人家,去疯狂地追求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夏竹丽”也有的大字报辩解说:“梁恒的生活小事,不必小题大作。大人物对这些私人关系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不当回事的。”

有的大字报批评梁恒说:“听说他在校三年来从来不关心集体公共事业,他在学校连扫把都没有摸过,扫地没扫一次。宋朝古语日:‘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连眼前小事都不做,怎么谈得上为大伙儿办事?这样的人我们能相信吗?”也有的大字报反驳说:“领袖人物从来都是干大事的,扫个地又算什么?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大字报对陶森也是同样。陶森在大字报中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其腐朽化、庸俗化、官僚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严重得多……”。有的大字报也揭露了陶森的个人隐私:“听说他在上大学之前,就把妻子、孩子抛弃了”,“以免影响其前途、事业”。

此外,还有已享有文学新秀盛名的中文系77级韩少功,也有大字报说起他的事.起初韩少功自己也承认了误听,但他后来又在人家的大字报上批上解释语:“韩少功可到法院作证……”。

也有个别大字报在误导。例如,化学系党总书记伍先炎在全系大会上传达院党委会议精神时,针对有的党、团员没有参加昨天上午会议,他说,"请各班清点一下人数,看看哪些人没来,组织纪律性到哪儿去了?"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可有同学却在民主墙上贴出大字报说,伍先炎在化学系大会上讲:“请各班清查一下昨天晚上到省委参加请愿的人数。”这句话经过误传,性质就变了,结果又在同学们中引起公愤,认为院方这是在威胁同学,诱劝选民,他们要起诉,院方要负法律责任。

 

 

10月12日 星期日

 

中午12点半时,好几百名”民主战士”在大操场上召开同学大会。会上,陶森、梁恒、成玉山三名最终候选人发表《重要声明》:郑重宣布退出这次选举活动,以抗议校方违法擅定候选人名单,并呼吁广大选民在10月14日正式选举时,不要投他们三人的票。理由是:院方破坏选举,使得目前的选举活动偏离了选举法和组织法,要求苏明辞职,向同学们作出公开深刻检查……。

陶森在演说中声泪俱下地说:院方压制民主,对他的压力非常之大。他“义正词严”指责院方官僚们干扰破坏人民民主选举活动及违背选举法、组织法的种种做法。他表示,我们是改革不完善的社会体制的战士,我们不能向官僚主义者作任何妥协和让步。他的发言赢得了在场同学的阵阵热烈掌声。

梁恒在会上也发表了“精彩”演说。他说:“文化大革命使革命青年的鲜血白流了”,如今用鲜血写成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一代是“沉思的一代”,下一代是“创新的一代”,上一代是“耽误的一代”......我们将为民主而斗争……"。

梁恒在讲演中最后高呼:”让我们团结在法律的旗帜下,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行使人民的权力,我们以自己的实践来回答官僚主义们。’造神’运动的罪恶时期已经结束了。人民不可侮,人民不可欺,人民万岁!”

 

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上空。一种像“五四运动”,像“四五运动”那样的激情,在新的一代热血青年胸中酝酿着、激荡着,新的风暴随时又要来临了。

10月13日 星期一

 

10月14日是正式选举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投票日。今天上午,民主墙上贴出的大字报更多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污秽言语,人身攻击。

有一张大字报写了一首“歪诗”,挖苦某女同学是“雌蛤蟆”,“大概看见范小新(院学生会主席)还没结婚,是有点那个意思,想嫁给他。”结果又激起了其他同学的公愤,马上就有一张《论泼皮与无赖对话》大字报贴出来,反驳文写到:“你骂人家是雌蛤蟆,那人家反问你是雄蛤蟆,而且前面加个‘阉’了的,那你怎么回答?……”“阿弥陀佛,你说人家有那么点意思,大概用上你姐姐(或妹妹)可怎么说呢?……”

今天的校园内,有一条横幅标语特别醒目:“坚决要求苏明作出公开检讨,撤职下台,推迟、抵制明日选举。一整天,学院广播站都在反复广播:“明日继续选举,三人退出是自己的事,我们还是七人名单。” 双方斗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下午,省委派来的调查组和学院选举领导小组,邀请师院学生代表举行会谈。苏副院长在会上说:“陶森、梁恒、成玉山三人退出选举,是他们的事。除非找来投他们票的那3000名学生,才能放弃候选人名单。根据选举法,选举仍然按原计划进行。”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晚上6点30分,陶森、梁恒等人宣布召开重要大会,通报会谈情况。开头,扩音器坏了,修理了几十分钟。2000多名师生聚集在水泥篮球场上。扩音器修好后,首先是陶森讲话。他公布了下午与院方谈判结果,省委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院方没有破坏选举,最终候选人选举结果有效。陶森认为,院方肆意践踏民主、人权,没有作检讨,没有答复具体情况,苏明的态度比较硬气.因此,他们决定暂时退出选举。

陶森在发言中说:“我就是当上了区人民代表,也没有权,压力大。我决不当一名所谓的、傀儡式的、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我决心做一名光荣的、透明的、无畏的、失败的民主战士”;“让那些官僚主义者及其拥护者的孝子贤孙们,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见鬼去吧!”“我将以我的热血来争取民主,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把我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民主运动!……”

陶森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接着,成如山老师派了个学生代表上台,代他宣读了声明:宣布退出人大代表候选人选举。

梁恒讲话时,他先用十分低沉的语气说了几句,然后,突然爆发高腔,“选民们,……我愤怒!”……“同学们,是时候了,起来吧!战斗吧!”接着,他列举了几件院方破坏选举的证据。

一是苏明对陶森说,你不要跟梁恒混在一起,跟他走,他搞的是‘资产阶级的竞选'。二是陶森在看电影前,在学院电影队抢扩音器演讲,被学院宣传部周副部长挡住,不给话筒。三是苏明副院长对学生代表的态度。四是选举7人的票数问题。梁恒最后声明说,在中央工作组解决问题之前,他们决不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

最后,大会主持人刘同学向台下的同学们提问:“院方破坏选举,至今不承认错误。明天要选举,我们怎么办?”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囔道:“抵制!”“不参加!”“弃权!”刘又鼓动说道:“弃权,也等于参加一样,没用。”“大家说,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下面又囔道:“走!到院部去,到省委请愿去!”

这时,又有一个学生代表跑上台来,拿着话筒喊到“坚决支持请愿!坚决支持请愿!……”

会场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同学们的激动情绪已被高度煽动起来了,许多人不停地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着,爆发出一阵阵请愿声!……。

晚上8点多钟,请愿队伍再次涌向院办公楼,要求苏副院长答复问题。苏副院长拒绝和同学们见面,院方也没其他人出面答复。于是,学生代表们决定再次前往省委去请愿。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兄弟院校的支持,2000多名学生首先游行示威到邻近的湖南大学。湖大有100多名学生加入了游行队伍。然后,游行队伍走到几公里开外的湖南师范学院南院的体育系、艺术系,又有不少同学参加,连附近的中南矿冶学院也有少许学生加入进来。

游行队伍返回再经过师院时,我们都跑出宿舍到大马路旁瞧热闹了,发现我们班也有少数同学参加了游行。班长姜同学还特地数了数游行队伍,共有100多行,每行4--5个人,再加上其他分散的队伍,大概有1000多同学参加。

学生游行示威队伍汇集一起,浩浩荡荡向省委出发。一路上高呼口号:“我们要民主!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人民万岁!人民代表人民选!”口号声响彻长沙城的夜空,引来不少围观者。特别是游行队伍到了省委后门的湖南宾馆前,吸引了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旅客,包括外宾和华侨。

听说上一次的游行示威,美国之音电台已经向全世界广播了,国外及台湾、香港的报刊都刊登了湖南师范学院民主选举学潮的新闻。

23点20分,学生游行队伍到达省委后门门口。学生代表向省委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要求查询第五轮原始记录;二是推迟正式选举日期(原订10月14日);三是苏副院长必须做出公开检讨;四是苏副院长辞去师院选举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五是改组师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听说,省委会见大学生代表的负责人拒绝正面答复他们的要求,也不再理会他们。队伍游行途中,也有不少同学退出,因为明天还要上课,他们便转回学校睡觉。

 

10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是院方确定的选举正式投票日。早上起床后,听班上去省委请愿回来的同学说,由于请愿遇到阻拦和冷漠对待,在省委大门口请愿的大学生代表58名,于今早2点40分宣布开始绝食静坐,以示抗议。凌晨4时20分,陶森等58名大学生联名发表《绝食声明》,并三次电致中共中央,并通电全国的各主要高等院校声援。

《绝食声明》说:”昨天晚上我院学生请愿队伍到了省委,派了代表进行交涉,省委某些领导同志没有诚意,敷衍塞责,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出回答.法制受到了践踏,民心遭到了侮辱,我们没有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满腔的热血和生命向官僚主义提出最后的抗议.我们请愿代表团和58名同学宣布绝食,静坐在省委的门口直到满足群众的要求.……(绝食人签名)”

今天一大早,在师范学院校园内的民主墙上,学生代表贴出了陶森等58名参加绝食的学生名单。我们政治系78级1班参加绝食的同学有鹿同学、谢同学、田同学,上午又加入了一个陈同学;3班有娄同学,政治系77级有明同学等人。

今天一大早,湖南师院大学生请愿代表团就绝食静坐发布《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市人民书》写道:

“全市公民们: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报告:我们湖南师院、湖南大学的58名学生代表,为了捍卫民主,反抗官僚主义,于10月14日凌晨2时40分宣布绝食了!”

“自我选区选举开始以来,选举领导小组组长及其个别负责人无视选举法,公开压制民主,引起了广大选民的强烈不满。10月9日晚,2000多选民前往院办公楼请求领导小组解答问题,他不仅拒不回答,而且诬蔑选民们的正义行动是“文革产物”。然后撇下二千多名选民拂袖而去。他这种践踏民主,侮辱人权的行径,引起了选民的强烈愤慨,致使选民自发前往省委请愿。省委答复之后,院方拒不改正错误,继续违反选举法,导致广大选民于10月13日晚再次来到院办公楼前,提出正当合理的要求。”

“领导小组蔑视民意,拒不会面,迫使广大选民再赴省委请愿。请愿途中,湖大、矿冶的学生纷纷加入队伍,坚决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但我们的代表进入省委办公室后,等候省委负责人接见的时间竟长达1小时50分之久。最后,在广大选民的强烈要求下,一副省长等领导会见了代表。我们的正义行动理应得到省委的支持,但他们敷衍塞责,毫无诚意,使我们正当的公民权利又一次受到嘲弄和侮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绝食!绝食!!绝食!!!决心用自己的生命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捍卫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

“公民们!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民主,为了争取它,我们的祖辈抛过头颅,我们的父兄洒过热血,今天我们的同胞又准备以年轻的生命来换取它!”

“是时候了!起来吧!公民们!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民主与封建专制的殊死搏斗!这是一次最后的斗争!我们不能忍耐了!难道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子孙也遭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吗?不!让我们倾出自己的血,掏出自己的心,去铺就一条通向民主的大道!”

“公民们!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骨肉同胞正在省委门前挨饿,他们的生命在垂危之中,他们正等待我们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强烈呼吁: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公民们,紧急行动起来,支持我们的斗争!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把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主义,捍卫神圣的民主权利的斗争进行到底!”

很快,《告全市人民书》贴遍了长沙城。许多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到省会所有高校进行串连,要求支持罢课,在长沙市的主要街头对市民进行鼓动、宣传,要求“声援”、“捐款”。

中午时分,校园内大字报骤增。有学生代表在校园的水泥篮球场上,向同学们介绍了请愿、绝食的经过和情况,并号召同学们放弃选举投票,去省委门口声援绝食同学。

中午时分,77级中文系的文学新秀韩同学、张同学在校园里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学校暂停选举,赶快救人。他们在声明说:“造成目前我院选举工作的僵局,完全在院有关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苏明副院长对学生合理要求的横蛮态度。我们郑重声明,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在大多数选民支持陶森等三人暂时放弃候选人资格的情况下,强行进行选举,是不明智、不合民意的。同时,我们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们在几十名同学正在为大多数同学争取民主权利的绝食抗议中,参加选举投票。我们要求学校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赶快组织力量,平息事态,挽救绝食同学的生命!” 

中午时分,学院的研究生们也联名呼吁院领导以负责任的态度,首先救人.他们在呼吁书中写道:“我们认为,在前段选举工作中,我院个别负责人领导不力,对造成被动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事态正在急剧恶化,并已经造成严重影响。解决绝食同学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院领导应该尊重广大学生反对官僚主义、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热情,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决不能有恃无恐,坐视不理,见死不救。受党几十年教育的党员领导干部决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几千青年学生!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呼吁:首先救人!”

中午时分,学院及各系领导集体去省委门口看望了绝食的大学生们。说是慰问,但是绝食的大学生们不理睬他们,拒绝回学校去。

下午,在省委门口进行绝食的大学生已增加到87名。其中,湖南师范学院79名,湖南大学8名;男生82名,女生5名。许多同学还不到20岁。

下午,全校有上千名大学生列队进城游行,并前往省委门口声援绝食同学。省城各高等院校闻讯后,许多大学生也到现场加入静坐,声援绝食大学生。湖南财经学院部分学生发布《声援书》。

下午,是西区人大代表正式选举的法定日子。鉴于目前这一状况,许多系、班级的学生纷纷要求推迟选举。但是,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法定的选举程序照走,全校选举日照常进行.学校还准备了流动票箱。

我们政治系下午选举时,应到460人,实到321人,有139人没有参加。其他各系情况大体类似。即便参加了投票的,也有不少弃权的或投反对票的。据统计,全校因投票人数未能达到法定要求,选举流产。

下午,参加选举投票结束以后,我用自己当兵时发的军用水壶灌满了白糖开水,带领班党支部的党员同学去省委门口看望参加绝食的同学。

我的一个小老乡历史系78级刘同学也参加了绝食,只见他的两眼红肿了,是哭的。我问他缺些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眼看天已经很黑了,我怕他半夜冷没东西盖,便到他的亲戚家去借了一床毛毯;怕他饿坏了,又灌装了二壶白糖加盐水的牛奶,给小刘同学送过去.我后来走路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晚上,学校请愿代表们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总罢课委员会,并发布《罢课宣言》,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罢课救人,声援和救助绝食静坐同学。《罢课宣言》写道:

“危急!危急!!湖南师院、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高校八十多个绝食请愿同学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八十多位同学的年轻生命处于最危机的时刻!”

“为了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为了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进行了多次请愿。但是,我们的请愿一次一次失败了,一次一次遭到官僚主义者的轻视、欺骗和压制!我们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我们的民主权利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恣意践踏、侮辱!”

“我们要打倒封建主义!我们要打倒官僚主义!我们要做人!我们要八十多位同学的年轻生命!静坐绝食的同学在休克!在昏倒!处在死亡的边缘!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同学们,行动起来吧!救人啊,罢课救人!”

 

今天,我班许多同学也张贴了大字报:抵制选举和罢课声明,绝大多数团员青年都参加了。

 

10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凌晨回到学校时,在校园内外游行的队伍和人群,仍然是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口号声、歌唱声不断,吵得大家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早上起床后,发现校园内外到处都张贴了《罢课声明》,不少系、班以及个人也张贴了拥护支持罢课的《声明》。校园的墙报栏上还张贴出了名为《罢课专刊》,其中有一篇诗《放下手中的书》,允满了对绝食同学的关爱和友情:

“同学啊,当你舒服就餐,你是否知道?那滚烫的热汤,正是他们悲愤的泪泉。同学啊,当你捧书默诵,你是否知道?那密麻的字词,正是他们斑斑泪痕。同学啊,若你有沸腾的热血,看书不觉得眼光缭乱?渴汤不觉得满口苦辛?“行动吧,亲爱的同学,自由伸出了爱的手臂,未来要唱出友情歌声。满分不是追求的目标,学业不是护身的牌盾。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书,一起来,为着救回绝食的同学。”

校园内,还有外语系的同学拿着收音机,周围同学都在竖起耳朵听广播,仔细一听,原来是”美国之音”电台正在广播湖南师范学院学生”闹学潮”的新闻。这次学生运动,外语系与中文系的同学格外引人注目。外语系的美籍女教师夏叶丽正与中文系学生领袖之一梁恒热恋着。学生绝食静坐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夏小姐的”杰作”,而且把这里的情况说得那么准,那么及时。搞得不好,会对学生民主运动不利。

9时许,手持标语的湖南师范学院南院体育系、艺术系的队伍过来了。 他们会合北院的同学们,穿过学生宿舍区,经过理化楼、语数楼、到英地楼、政史楼,动员同学罢课救人。同学们一路高呼着罢课口号:“全体同学联合起来,罢课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罢课救人!”“绝食代表不回,我们决不复课!”“人道!正义!良心!继续总罢课,抢救87条人命!”“战斗!罢课!直至最后民主胜利!”口号声、演讲声,此起彼伏,凝聚着大家的愤懑,传遍校园,扫荡着各个教室。

罢课总委员会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当发现有少数老师和同学仍在上课时,纠察队愤怒地斥责这些人是“木头”、“书呆子”、“败类”。罢课总委员会的人登上讲堂,恳切陈词:

“同学们!我们并不愿意罢课,我们是要学习,但是,绝食的同学在挨饿、在昏倒!他们是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力在战斗!我们如果上课,于心何忍?还有没有正义?!我们要加入战斗的行列,走出教室。哪怕是出去看一看……”。

不少同学相应罢课的号召,纷纷走出了教室。也听说某系有个女教师走进教室上课时,被“学生纠察队”推出了教室门外,连推带拉。她很气愤,便告到西区公安分局处理,分局答复:“学生的事,我们不管。”

随后,上千名参与罢课的大学生队伍又走上街头游行,前往省委请愿,支持绝食静坐同学,并在现场布置应急救人紧急措施。湖南大学电气系等大学生也发布《声援书》,支持湖南师院的大学生们“捍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上午,我去学校教工食堂(带工资读书的同学安排在教工食堂买餐票就餐,其他大学生享受国家政策,免学费发伙食费吃围餐),买了一些馒头面包,用军用水壶灌满了白糖开水.然后专程去省委门口探望参加绝食的小老乡小刘和我班那几个参加绝食的同学。

在长沙街头和省委门口,到处都张贴了《湖南师院请愿代表团告全国各兄弟院校同学书》和《省会工人阶级致省委的公开信》。《湖南师院请愿代表团告全国各兄弟院校同学书》的署名是:“湖南师院、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医学院,七千五百名请愿学生”。全文如下:

全国各兄弟院校的同学们:

我们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向你们报告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湖南师院、湖南大学的八十七名学生代表,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反抗省委和师院少数官僚主义者,于十月四日凌晨两点四十分宣布绝食了!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小时过去了,代表们仍然静坐在湖南省委的门前忍饥挨饿,其中十多个同学已经昏迷过去,生命垂危!!!可是,省委领导人不仅没有出面解决问题,就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为了抗议省委和师院院方这种无视民意,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作风,支持绝食代表的正义斗争,师院决定:全院学生总罢课!

我们的行动,完全是被省委和师院院方逼出来的!自选举开始以来,师院的选举就遭到了选举领导小组组长(副院长)等官僚主义者的破坏。

当师院学生和教师根据《选举法》,以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身份站出来发表演说,进行选举宣传时,领导小组组长竟诬蔑这种完全合法的行动是“资产阶级的竞选方式”。当候选人就选举问题提出交涉时,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竟诬陷他是要“打倒老干部、老同志”。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多次召开会议,指名道姓要大家不要投XX候选人的票,并威胁说:“要以党性、团性作为保证。”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按照选举法规定和院方多次声明,选区代表正式候选人原定六名候选人。然而,第二天院方竟以“讨论候选人”为名,在有院系领导、学生干事参与和干涉之下,在一些系进行了不合法的“举手表决”,并以此作为“第五轮投票票数”(有些系根本没有投票)。十月九日晚九时四十分院方在广大选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根据广大选民的意见,正式代表候选人增至七名”。

这种违反《选举法》强奸民意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选民的强烈愤慨,两千多名选民自发地来到院办公楼并立即派出代表要求领导小组作出解答和复查选票。但负责人不仅拒绝回答,反而谩骂选民是“暴徒”,诬蔑我们完全正义的行为是“文革产物”,指着学生代表的鼻子说:“我就看不起你们。”要把他们“撵出去”,还用“法律制裁”进行威胁。然后撇下两千多选民拂袖而去。

这种践踏民主、侮辱人权的可恶行径,使广大选民忍无可忍,不得不赴省委请愿。两千多选民从二十三点到次日凌晨五十分,忍着难耐的饥渴,顶着凛冽的寒风,有不少同学还穿着背心短裤。但省委对我们的正义行动,没有诚意,只是屈于选民的压力,勉强答复了两个条件。在省委答复之后,院方不仅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破坏选举。有的系领导还暗中查录参加请愿的学生名单。

在此情况下,三名正式代表候选人暂时放弃被选举资格,呼吁院方推迟正式选举日期,得到了广大选民的热烈拥护。但院方一意孤行,在是等额选举的情况下要强行进行投票选举,迫使两千多学生再赴省委请愿。请愿途中,湖大、矿冶、湖医的广大学生纷纷加入请愿队伍,坚决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但我们的代表进入省委办公室后,省委领导迟迟不与代表见面,等候他们会见的时间长达一小时五十七分钟之久。最后在广大选民的强烈要求之下,一副省长等领导勉强露了下面,敷衍塞责,毫无诚意,久久不作答复,使我们正当的民主权利又一次受到嘲弄和侮辱。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没有高官,我们没有大权,只有一腔沸腾的热血,一条年青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他路可走,只有以一死来表示对官僚主义的抗议!只有用鲜血来洗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

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含着血和泪赶写这份《告全国兄弟院校同学书》时,我们的八十七名骨肉同胞兄弟姐妹正在省委门前忍饥挨冻,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也许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为神圣的民主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们决不会妥协,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一定要省委答复我们的五个要求:

一、延期正式选举日期;二、出示第五轮选举后票数的原始凭证;三、查处“十.九”请愿的原因和制造者;四、选举领导小组组长向全体选民作出公开检讨;五、撤销现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同学们!中国几千年来从没有民主,为了争取她,我们的祖辈抛过头颅,我们的父兄洒过热血!今天,要保住这刚刚得来的民主权利,同样需要我们千百万人齐心协力的斗争,同样需要我们的抛头洒血!

同学们,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同学,难道我们能眼看这八十七名骨肉同胞为捍卫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牺牲而袖手旁观吗?不!不能!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是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先锋,反对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坚强战士!同学们,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全国人民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我们强烈呼吁:全国各兄弟院校的同学们,同时呼吁全国各界人士,紧急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声援和支持我们的绝食、罢课斗争!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团结在民主、正义和人道的旗帜下,把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进行到底!

《省会工人阶级致省委的公开信》说:

“自从师院学生十.九革命行动以来,已经波及了省会各厂矿、企业、机关、商店和学校,影响极大。为了声张正义,声援学生为民主、为四化而斗争的革命行动,我们省会各厂矿、企业、机关、商店和学校的广大工人阶级为此发此公开信,望省委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迅速解决学生问题,答复学生正义要求。”

“我们省会工人阶级认为,师院学生的十.九行动是正义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顺历史潮流而进的。”

“难道你们不承认,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传统观念压迫着驯服出名的中国人吗?难道你们不承认十年文革的浩劫把封建专制、封建神权捧到和推行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吗?难道你们不承认自四九年以来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样开始真正制定法律,推行法律吗?”

“省委的领导同志,你们听着,学生今日的行动是为生存在这几千年以来就没有享受过民主的中国人而呼喊,而搏斗,在作出最后的牺牲。如果你们还有一点马列主义党的趣味,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黄帝的子孙,还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你们就应该迅速地解决学生的问题,不然的话,省会的工人阶级是不好惹的,他们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你们听着,省委的领导同志,如果你们继续玩弄权术,欺骗人民,忽视法律,践踏民主,我们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师院学生们,绝食的同志们,省会工人阶级注视着你们,在声援你们,在同情你们,放心吧,我们工人阶级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上午十点多钟,我抵达湖南省委后门口。只见水泥地上坐满了一大批穿着单薄衣物参加绝食静坐的大学生们,自发前来看望大学生的人越来越多,道路两边的围墙上贴满了各种声援的墙报和标语。省委门口牌楼两边的立柱墙上贴着一副对联引人注目:“时代不同了,我们要民主!绝食为民主,团结救同学”!有围观的社会人士对大学生的壮举深表同情,当有同学为绝食者募捐购买御寒物品时,不少人纷纷解囊。

这时,省委门口来了一位60多岁的儒雅老人,他就是著名戏剧家、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总导演欧阳山尊。当即有同学认出了这位老人,向同学们大声介绍:“同学们,著名电影导演欧阳山尊老师看望我们来了!” 大学生们纷纷向老人致意问好:“欧阳老师好!”“谢谢欧阳老师来看我们!”

只见欧阳老师向周围的大学生们招着手说:“同学们,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30年代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参加过绝食。所以,今天我对你们的正义行动很感动。我坚决支持你们,人民谢谢你们!”

欧阳山尊对绝食同学说:“我这次来长沙,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拍一部叫做《透过云层的霞光》的电影。这个影片讲的是关于1975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云层是什么?就是“四人帮”。霞光是什么?就是人民的力量,霞光是一定要冲破乌云的!”

欧阳老师见有大学生在为绝食同学募捐,随即掏出了身上带有的全部现钱,捐了出来,并抱歉地说:“今天出来没带什么钱,就这几十元。我明天再来,再捐。只要你们还在这里,我以后每天早晚来看望你们两次。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准备坐到你们中间来!”

欧阳老先生的话,得到了大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回应!现场一片群情激昂,大学生们呼喊起了口号,“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向革命老前辈致敬!”“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欧阳老先生的话,也深深地打动了参加绝食的每一个人。有的同学本来已精疲力竭,感到很沮丧,很懊悔,现在突然觉得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了,就像吃了一剂兴奋药。

我看小刘仍然像一个大忙人似的,东奔西跑地做工作,他自己都顾不了,还在管别人。他白天不吃东西,晚上也很少睡觉,还到处跑来跑去。我叫他注意身体,不要因为绝食而搞垮了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听在场的同学们说,中央领导王震同志来了电话,叫省委书记毛致用出来接见绝食的同学们。毛致用叫同学们派代表进去。同学们说,派代表就不去,要去大家都一齐去,否则一个也不去。要么叫毛致用书记出来答复。后来,王震同志又打来电话,叫陶森去接。当陶森想去接时,可大伙儿又不让他去接。这就为以后埋下了分裂的迹象,造成问题的更难解决。

今天一整天,省委也没有出面解决好问题。我回到学校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全身太疲劳了,也困乏得要死。……

10月16日 星期日

 

昨天晚上我又没有睡好,已经连续几天了,不仅仅是心里在挂虑着绝食的同学们,而且校园内外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游行队伍,搞得大家都没法睡好。你听,半夜1点钟了,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院校的大学生,又来了大约1000多人,到师院来声援支持,游行示威,呼喊着一浪又一浪的口号声:

“坚决支持师院同学的正义行动!”“团结就是力量!”“强烈要求迅速解决大学生请愿绝食问题!”“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打倒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必胜!”“正义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与此同时,师院的同学们也高呼着,“感谢湖大同学支持!感谢矿冶同学支持!”……

口号声、歌唱声等此起彼伏,把这宁静的夜空搅得个天翻地覆。时间搞久了,也有不少同学感到厌烦了,因为这几天一直是睡不好,吃不好,学不好。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完全瘫痪了,同学们的生活规律彻底被打乱了,一切都乱套了。......

今早一起床,看见天气也阴沉得很,好像是要变天了。眼看着一场疾风秋雨就要降临,我打算今天再次过河去看望绝食的同学。

乘坐公共汽车时,看见许多同学都没有买票。昨天就听说,河西大学生们如果去看望绝食同学,沿途的公共汽车都不约而同地免收同学们的车票钱。这也难怪,我昨晚回学校时,发现5路车从荣湾镇开到矿冶学院的车开得很少,要等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没人买票,司机干脆就少开了。

上午8点,我先赶到小刘同学的亲戚叔叔家,去看望刚从老家赶过来的小刘父母。只见小刘的妈妈躺在床上,心里很生气,气得生了病。小刘的爸爸和叔叔一大早已去了省委门口,要把参加绝食的儿子带回家。我借了一部单车,便去湖南日报社约一个朋友杨记者一起去省委。

走到长沙旧书店时,刮过一阵阴冷的寒风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往年秋天里少见的中大雨。我们便重新回去拿雨衣和雨伞。这时,雨是越下越大,而且一直下个不停。赶到省委门口,只见参加绝食静坐的同学们都在屋檐下躲雨,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谁也不敢让同学们进入省委大院。

省委后门外除了一间十分窄小的传达室外,周围没有任何可供同学们避风躲雨的地方。我看见许多人因为没带雨具,又没地方躲雨,全身都被大雨淋湿了,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豆大的雨滴打在那些身体已极度虚弱的绝食同学身上,雨中的寒意加上冷风一吹,浑身冷得只打颤,叫那些绝食几日的同学们怎么受得了?!

小刘的爸爸和叔叔也正站在屋檐下躲雨。他们去叫儿子回家时,我班参加绝食的鹿同学一直跟着他们。他们给鹿同学解释说,小刘的妈妈在来的路上得了急病,已送往附二医院急救。鹿同学回答说是“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集体”。

我到来之后,我对鹿同学说,“天下着这么大的雨,我希望你们都要保重身体,及早结束绝食,人命关天,救人要紧”;“小刘的妈妈得了急病,住在医院,你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性?......”不管鹿同学同意不同意, 我们硬是把小刘先行带出了绝食队伍。

我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给小刘穿上。一路上,我淋着大雨,用自行车载着小刘,护送他回去。当回到省三机局他叔叔家时,我的全身早已从头到脚全都淋湿了。我只好在刘叔家换了一身干衣服,先把我的湿衣裳用火烘干,后用电风吹来吹干,再用电烫斗来烫平。只要人平安回来后,大家就放心了。

因为雨势越下越大,且一直下个不停,使得一些绝食大学生出现晕倒、生病。听说我带小刘刚走不久,在大家的极力劝告之下,为避免不必要的无畏牺牲,陶森等人商量,最后不得不被迫宣告解散绝食静坐队伍。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下午回到学校后,我到小刘同学的寝室去拿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刚好碰到历史系的领导,我便把小刘同学已撤回来的事跟他们说了。系领导马上派办公室的刘主任和我一块去看望小刘同学和他的爸妈。

晚上回到宿舍后,虽然已经会晚了,但我的这一身衣服实在是太脏了,雨水泥水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于是,我就来了个彻底地打扫除,把身上的衣裤全给洗了。然后就痛痛快快睡了一个好觉。

 

 

10月17日 星期五

 

一大早起床后,听同学们说,昨天绝食静坐队伍已全部安全撤回来了,但是气氛很是悲伤。尽管学校也迅即派去大客车接学生们回去。但是,许多绝食同学宁愿走路回去,也不想坐学校的车。前来看望和守护的同学们便搀扶着每一个绝食同学,带着饥饿,带着悲愤,带着失望,撤离了现场。

绝食静坐队伍顶着寒风秋雨一路缓慢前行,一路相互照顾,气氛悲凉压抑。他们一个个脸色惨白,嘴唇发乌。许多搀扶的同学哭了,而绝食的同学已经是无力哭出声来,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大雨早已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淋透了,单薄的湿衣服贴在虚弱的身体上,几十个绝食同学几乎都没有了再走下去的力气。

当绝食静坐队伍艰难地沿着五一路,通过湘江大桥,到达河西荣湾镇时,正好与前来接应和游行的大学生队伍会合。大家紧紧地抱着绝食同学相拥而泣,哭声、喊声、风雨声交织一起,令人悲壮,震撼人心,无不闻之动容。

昨天中午, 当参加绝食静坐的学生回来后,学生总罢课委员会总代表龚同学发布了《复课声明》,宣布下午起复课,同时解散总罢课委员会,罢课的学生都相互通知开始复课,但许多系和班还未能恢复正常的上课秩序。

昨天晚间,各系大学生们都召开集会,欢迎慰问绝食静坐回来的同学。

今天上午,我们政治系78级上哲学课,当同学们去到教室,等了许久,却发现老师没有来。有同学说,学生们复课了,是否老师们又开始罢教了?于是,我们就改为自习课。我便上图书馆看书学习去了。

这场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已暂告结束。今天一天,校园里有不少同学抓紧时间在“民主墙”上抄录大字报,还有些同学在拍照纪念,也有少数看来不是师范学院学生的外单位人员在其中。

中午,陶森召集参加绝食静坐的部分同学在他住的中文系学生宿舍216室开会。

晚上,陶森再次召集学生“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近100人会议,对前段的学生绝食、罢课运动进行总结。陶森说, “这次绝食静坐失败 ,最主要原因是我们绝食队伍内部和同学们之间闹分裂。”

陶森说, 绝食静坐期间,他去接了王震同志的第二次给他的私人电话,回来后传达了王震的三点电话内容:一是中央已派了工作组来湖南;二是同学们要以大局为重,安定团结为好;三是要求撤回全部绝食静坐人员。

绝食静坐队伍到底是撤,还是不撤?大家为此争论不休。梁恒等人骂陶森是学贼、野心家,陶森等人又骂梁恒是个骗子,他里通外国。双方都在对骂起来。最后绝食静坐队伍举手表决,50多票比20多票,当晚大多数人不同意撤退回校。

可是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清晨的一场倾盆大雨,把绝食静坐队伍全给冲散了。从14号凌晨2点至16号上午9点多钟,绝食静坐两天半,先后有19名绝食大学生出现昏厥。大风大雨,饥寒交迫,内斗外忧,为避免危及身体虚弱的绝食同学的生命,陶森等人不得不宣告解散绝食静坐队伍。

晚上的会议,最后推举出陶森等7名同学为代表,组成赴湖南省委请愿学生代表小组,誓为师院大学生的民主运动讨个说法。

 

 

10月18日 星期六

 

中午,师院大学生民主运动五人小组成员(文同学、程同学、刘同学、娄同学、明同学),召集所有参加绝食静坐的同学在学生三宿舍篮球场召开会议,再次总结检查反思撤退回来的原因。

参加绝食静坐的同学回来后,他们内部一直在互相争吵,互相责怪,互相攻击。到底是谁破坏了绝食?有的绝食静坐同学感到“上当受骗了。”

文同学首先发言说:“我们这次绝食静坐已是彻底地失败了,流产了。原因就是内部出了奸贼。”他把不少同学都骂了一遍。

文同学说:“中文系77级韩少功同学充当官方的‘说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动摇了军心。韩说,‘大家反官僚主义,靠你们几个人绝食能行吗?’他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撤回绝食静坐的同学,什么事等以后再说。韩少功这是出卖学生运动,出卖同学们的正义和尊严。

文同学继续说道:“陶森有个人野心,他是一个政治骗子。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必须等到中央工作组来了以后才能撤退回来。我们这次灰溜溜地回来,加上一场大雨,所以,绝食失败了……”。

文同学还指责说:“娄同学是‘五人小组成员’,但是她的态度很不坚决,她还公开声称要退出绝食静坐队伍,在绝食同学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程同学发言说:“应该看到,我们这次绝食静坐可以说是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央已答应了派工作组来调查,我们应该相信中央。我们难道还要把这个问题交给外国,交给联合国去解决吗?……”。

陶森最后发言说:“这次绝食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责任在于梁恒。他是个骗子,他出卖了我们,他里通外国。他并没有真正参加绝食静坐,他只是端着个照相机,人前人后地忙他的照相。他的老婆夏竹丽打电话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后来国外电台都广播了。......”接着,陶森当众念了两份电台录音广播,分别是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

“据夏竹丽女士来电报道:中国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为选一名不信仰马列的学生当人民代表,引起4000余名学生向省委示威游行,87名学生进行绝食斗争。后来,梁恒宣布退出竞选,学生们便结束了绝食……”。

陶森说,“这是对我们绝食静坐同学们的污蔑和造谣,难道我们这么多的同学是为了梁恒而绝食的?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两面派’!这篇新闻报道,虽然是出自夏竹丽的手,但实际上也加入了梁恒那欺世盗名的歪曲和篡改……”。

陶森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孤家寡人,现在没多少人听他陶森的了,他是坚持到最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绝食静坐队伍的。这一段时间,他还要率领部分同学去省委请愿静坐。他们今天下午2点就出发,他本人将到省委去面见中央工作组,说是王震会亲自来,还有更高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大概是胡耀邦也来了湖南。他还说,据说邓小平都打了电报来,说了五点意见......。

会议结束时,程同学宣读了一封电报,是武汉地区高校部分学生来电:“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望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下午2点,陶森率领湖南师范学院赴省委请愿学生代表20人动身,下午3点多到达省委门前马路,静坐等待省委领导接见,并要求面见中央派来的调查组。

晚上11时许,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来了四位同志,与陶森等请愿学生代表见面。

晚上,学院在大操场放了两场电影:《瞧这一家子》、《国庆十点钟》。同学们学习了一个星期,最盼望、最喜欢的就是每周六晚上的放电影,第二天周日又休息。每次电影票价1角钱。在大操场的大路边用绳子往树干上一拦,师生及家属小孩们高高兴兴地背着板凳进场,前后两面银幕都可看到。有些路人有时也停留下来看看电影。

 

 

10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休息,上午我到了小刘的叔叔家,正好小刘和他的爸妈都在。小刘的爸妈让我去省委门口转告正在省委门前马路静坐请愿的陶森,说是小刘妈妈生病住院,小刘今后不再参加类似活动。我来到了离他们家不远的省委前大门,陶森他们正在静坐开会,还在争论绝食静坐失败的问题。我向陶森转告了小刘爸妈的这一层意思,陶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别的什么……。

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历史系的吴同学来到我们宿舍里找鹿同学、刘同学等聊天,说是下午长沙市的民主人士张金生带领几位工人老大哥来到了师范学院。张金生是长沙街头民主刊物《流浪者》主编,思想很解放,言论较激进。他们是来学校找陶森的,谁知陶森已率师院赴省委请愿学生代表20人到省委门前马路静坐上访。于是,张金生等几位工人老大哥便去找吴等其他熟悉的同学聊天。

吴同学转告说,张金生等几位工人老大哥坚决支持陶森他们的“革命行动”。如果大学生们把民主运动再搞起来,工人老大哥们也准备参加,目的是把省委书记毛致用轰下台来。他们说毛致用真是“冒得用”,连长沙市的老太婆都骂他“冒得用”。据说,毛致用在省委是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但是,湖南经济状况搞得这么糟,这是他无用无能。假如湖南经济发展得好,他毛致用就是天天乘直升飞机上下班,老百姓也不会有意见的。

吴同学评论说,“这次学校为选举长沙市西区人大代表一事,发生学潮,向省委请愿、游行示威、以至于绝食静坐,同学们在这么好的大好形势下退败下来,功亏一篑,太可惜了,他们应该坚持到最后一刻。从这次学生运动看,梁恒和陶森没有用,都是怕事的,缺乏领袖人物应有的雄才大略,他们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能力和水平。梁恒胆小怕事,怕事情闹大了,会成为第二个魏金生。陶森瞻前顾后,怕这样搞下去,会得罪自己的后台上司(王震),触动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样一致要求撤回来,好为他们捞一个好名声。……”

我在一旁听了吴同学的一番“高谈阔论”,心里有一些反感。我觉得:与其评头品足,把人家说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倒不如自己拿出一步实际行动来。绝食静坐的同学们饿了两天半,又下那么大的雨,全身都湿透了。陶森、梁恒他们把同学们撤回来是十分明智的。陶森、梁恒他们大胆地站出来,领导学生们争选票,争民主,至少要比那些靠耍嘴皮子而又不亲自参加绝食静坐的某些人要强得多。有些人指手画脚,自己在旁边看着热闹,却又指责他人不应该撤退回来,还说要坚持到绝食的最后一刻。照这么说法,同学们如果绝食坚持到底,饿死了才高兴?他们觉得大闹起来,才有戏看?正如俗话说的:某些人是“饿死了养崽婆,没饿死接生婆。”

 

10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长沙市街头和师院校园内又张贴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静坐代表团再告长沙市民书》,印发了1万多份,到处散发、张贴。《再告长沙市民书》全文如下:

震惊中外的反官僚主义的“十.九”请愿运动和绝食斗争,由于省委领导同志的上下欺骗、师院部分小官僚的威胁和分化,加上文痞、学贼的盅惑性发难,我们的绝食斗争流产了。

绝食,威胁着我们年青的生命,而我们用年青的生命在捍卫着法律,在争取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在向官僚主义者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在这一斗争中,我们提高了!成熟了!坚强了!使我们懂得:我们不仅要反对师院的官僚主义,也要反对省委的官僚主义,要坚持不懈地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在艰苦的绝食期间,我们的省委书记走出铁门看过我们一眼吗?他又曾从高墙内院里给我们送过一杯茶水吗?没有。他在闲谈,在看电影,在睡大觉。有的是他自己的权位!有的是愚弄人民,是压制民主!有的是破坏改革,是对抗党中央的部署!

 “十.九”运动的战士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压服;绝食战士没有畏缩,没有投降,又继续战斗了。十月十八日我们又重上与官僚主义者斗争战场,又来到了省委大门口,静坐等待中央调查组同志的到来,抗议官僚主义者。

我们强烈要求:

一、对师院领导破坏选举、压制民主的粗暴的官僚主义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二、对省委领导对待绝食学生的毫无人道的官僚主义作风,应向全省人民作出检讨。

三、请求中央对以湖南省委一贯官老爷作风、结帮营私、对抗党中央部署的错误进行查询和处理。

恳望有良心的中国公民对我们争取民主,反官僚主义的正义行动给予声援和支持!团结起来,打倒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

 

 

10月21日 星期二

 

这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来人听取湖南师范学院请愿大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并分别与陶森等大学生代表谈话。

今天中午,陶森又召集参加过绝食静坐的几十名同学开会,同时欢迎其他同学参加旁听。会上,陶森向与会者通报了有关情况。

陶森介绍说,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了4个人,到湖南处理这一选举事件,目前还正在调查了解之中,进行了礼节性地会面。20号双方还举行了会谈。

陶森说,王震同志前不久来了长沙,还有一个矮矮的更高级的领导人来了,大概是胡耀邦,说是他听省委小车司机说的。

陶森说,他们还要搞下去,不获胜利,决不收兵。他们现在还静坐在省委没有回来。上次绝食,各方人士捐款有一千多元,这次还剩下九十多元没有用完,这次专门用来买吃的食品饮料发给静坐的同学们。政治系78级3班的蒋同学负责后勤工作。

据参加开会的同学回来说,目前工作组正在调查,还没有表态。官场上从来都是“官官相护”,估计这次也不会有同学们好吃的果子,要不然陶森他们又要召开“庆祝大会”了。

陶森他们似乎有点一意孤行,但历史潮流毕竟是无情的。经历过“文革”后的人们才刚从噩梦中醒来不久,民意是需要安定团结的。如今,有不少同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梁恒、陶森他们已逐步失去了诚信和支持,梁恒已公开宣布“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好象他以前是个政治家)。他们现在只有几十个人,被鼓动的学生已越来越少,许多同学都不愿参加了。有的同学说:“上当受骗了”,“为他们卖命,没好处,不值得”……。

 

 

10月22日 星期三

 

晚上7点多,全校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66号文件,即《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主要内容是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着重讲了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以及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同志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邓小平同志说,要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

邓小平同志说,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现在正在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

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

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

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   

邓小平同志最后强调,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10月24日 星期五

 

昨天下了中雨,今天就转晴出太阳了。学校决定今明两天举行全院大学生田径运动会,停课比赛和观看运动会。

中午,陶森又召集参加绝食静坐的同学在中文系开会。听参加会议回来的同学讲,陶森等人要搞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由于大学生们的要求未能得到答复,大学生代表准备上北京上访请愿去。请敢去的同学报名,路费及吃住行等问题,他们打算沿途宣传、募捐,或回学校报销,或让省委来解决。

陶森说,其实这次中央并没有派工作组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这4人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专门来解决问题的,属于特别情况,他们没权表态。陶森也不信任全国人大派来的调查组,他对调查组的同志说:“你们到底有多大权力?光调查有个屁用?还不知道毛致用(省委书记)、苏明(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他们是否把你们放在眼里不?”

陶森还说:“咱们要坚持到底,不要怕,学校如果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找学校的麻烦。大家放心,缺的课以后都要补上,谁也不敢记我们的旷课……”。陶森说了不少,可惜我没亲自去听,所以记录不完全。

晚上7点多,湖南师院校领导和一些系的负责人到省委门前看望静坐学生,并且向他们口头传达了“中发66号文件”,即《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1980年8月18日)》。师院负责人最后宣读了学校的有关规定:“第4条,纪律考勤问题。遵守法律、纪律,实行考勤,未请假的以旷课论处。”

10月25日 星期六

 

大学生代表们今天晚上要乘火车去北京上访请愿的消息传开后,上午,湖南师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秋枫(1978年4月至1981年11月在任),紧急率领几十个校、系领导到省委门前劝阻大学生赴京,省委书记毛致用这时也出面接见了陶森等学生代表,并转达了王震同志上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王震同志叫陶森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搞没有好处。

根据省委的电话记录,王震同志的口气很严厉,内容大略是:“我以前并不认识陶森,只听我爱人说起过,才知道是你,你应该努力学习,尊敬领导,为国家建没服务。我劝你不要再闹了,如果你再闹,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我将建议专政机关对你拘留或遣送回原籍。......”

陶森听了王震同志的电话记录之后,心中很不服气,认为这个“闹”字就全盘否定了他们。因此,同学们仍然决定继续赴京上访请愿。学校和各系的领导都在反复做思想教育工作。我班曾参加过绝食静坐的小田同学已背了个挎包随时准备出发,被系里的汤副书记给劝回来了。

中午,陶森他们又在校园贴出了海报和《公告》。内容大致是:一、毛致用今天上午接见了陶森和程XX两位学生代表。二、师院的校、系领导几十人与静坐学生在省委门口举行了会谈。三、赴京请愿汇报代表团今天晚上出发,风雨无阻。

海报是这么写的,口气在变硬,事态还在发展之中。

陶森他们一意孤行,23位同学于今晚坐火车北上。据说,他们准备先在武汉呆上两天,一路上宣传游说捐款。到北京后,也不去中央接待站,而是马上到中南海去静坐。

 

 

10月26日 星期日

 

听同学说,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今天到了武汉,入住华中工学院,他们受到了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学生会的热情接待。他们拟共同提议,成立独立的、全国性的学联组织,以联系和组织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活动。

 

 

10月27日 星期一

 

听同学说,湖北省教育厅派人联系湖南师院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请他们入住省委第二招待所,但代表团的大学生们坚持住在华中工学院。

随后,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教育厅、湖南师院,及师院中文系、外语系等10多个负责人乘火车赶到了武汉,劝阻和要求大学生们立即随他们返回长沙。

当晚,湖南师院大学生代表团离开武汉,继续乘作火车赴京。上车后,他们即给车长、服务员和乘客们派发宣传品、传单等。据说,车上的旅客们很同情他们,表示支持大学生们赴京请愿。

今天,湖南师院各系在党内传达了中央某领导同志讲话精神,说是学生们若再这样闹下去,公安局就要抓人了。

中午时分,成如山老师在校园内也贴出了大字报,内容有三点:一是充分肯定前段大学生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二是我们应该相信中央调查组;三是陶森一意孤行,必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其中,第三点是针对陶森来的。

 

 

10月28日 星期二

 

湖南师院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所乘列车上午到了石家庄,河北省委派人上车来劝请大学生们下车住在石家庄。但是,大学生们坚持继续北上。下午列车到达保定时,保定地委再派人上车来劝请大学生们下车,又被谢绝。

今天,湖南师院各系分别召开师生大会,向党外师生传达中共中央66号文件,即《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1980年8月18日)》。再次强调了纪律考勤问题。

 

 

10月29日 星期三

 

29日凌晨,湖南师院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到京。国务院办公厅派出4人已在火车站等候,并用专车把同学们安排住在崇文门旅馆,并发给他们当天的伙食费。

下午,中央信访办负责人与湖南师院学生代表面谈。大学生们提出五点要求:(1)查处湖南师院选举中的违法行为;(2)核实湖南省委关于学生运动的汇报;(3)经有关方面纠正国外电台关于湖南师院学生运动的报道;(4)处理湖南省委负责人对绝食大学生的无人道的官僚主义作为;(5)要求面见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10月30日 星期四

 

湖南师院学生请愿代表团赴京以后,现学校工作基本走向正常,小刘同学的妈妈等学生家长前几天也给学院党委写了信,院党委很重视,还给省委和人大调查组看了,认为他们能严格要求、教育自己的孩子,对其他家长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信件不宜公开宣传,所以外面不怎么知道这件事。

小刘同学对我说,有的同学对他讲,担心以后学院会给参加过绝食、请愿的同学穿“小鞋”,我想至少目前不会。院系已公开表态,不准歧视同学,要多关心他们。至于以后,最多也就是个毕业分配问题。到时再说吧。

最近以来,师院领导关心学生的事务多了,已经开始解决一些日常生活问题,而且事情办得也快。如公布伙食账、改进开水房、安装日光灯、举办画展、举行文学艺术辅导讲座、开舞会、印发考研试题资料等。省委、省政府也增拨了一些经费给学校,即将给学生宿舍全部新安装上日光灯,新装了两个大锅炉和两百个龙头给学生自己打开水,今后不再用水桶挑开水回宿舍去了,下学期还将实行分餐制。

不过这几天有大学生又贴出了小字报,埋怨学生食堂“伙食太差”。例如有一幅漫画:一群很瘦仃的学生正在排长队打饭,而那些大师傅们一个个肥肥胖胖。两边配有文字:“你怎么来了几天就胖(瘦)了?”其实,大师傅们也是不好惹的。即使那“三年苦日子”,也饿不倒大师傅。

 

 

10月31日 星期五

 

这两天,中央信访办负责人继续听取湖南师院大学生汇报,并要求他们写出书面材料。湖南师院学生代表向中央领导提交了三份材料:运动过程、理性认识、原始材料及宣传传单。

湖南师院在校大学生收到赴京同学传来的“情况通报1、2、3”三份,并向全校师生张贴公布。

 

 

11月7日 星期五

 

今天寝室轮到我值日,负责扫地、拖地板,早上、晚上挑两次开水回来。中午吃饭的路上,忽瞧见食堂门口有一大堆人围着看什么。我走近凑热闹一看,原来,湖南师院在校大学生收到西南交通大学罢课联合委员会传单,称西南交大师生为了校址搬迁一事已在罢课、罢教11天。

具体情况没有介绍,不太清楚。只是瞧见中文系77级的梁恒、张同学、刘同学等人都在贴大字报,要求湖南师范学院的师生们签名声援:“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大学生们的“造反精神”,真是不亚于当年“红卫兵”。

湖南师院学生会致电西南交大了解情况,电文内容是:“四川,西南交大,获悉贵校罢课,甚为关切,请速告详情,湖南师院学生会。”

这几天,湖南师院在校大学生陆续收到赴京同学四份“情况通报4(5、6、7)”,并向全校张贴公布。部分当初参加绝食静坐请愿的同学聚集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再发起大学生运动,以保护好同学。

11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分两批回来了11人,还有一半同学没有回来。听说,中央基本上答复了大学生们的要求。据传,国家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认为,师院选举是有错误的,特别是学院副院长苏明说学生的做法是“搞资产阶级竞选”,请愿不答复学生,这是错误的,应让他在大会上向同学们作公开深刻检讨,如不作是错上加错。师院的选举应该推倒重来,同学们上京请愿,是合法的。下午又听鹿同学说,省委基本上已答应了三点要求:一是师院的选举应推倒重来;二是准备让苏明作出公开检讨;三是念其年老体弱,劝其退休……。

各种消息传播都有,事情不知真真假假,使人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我认为,有些话可信可不信,要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听从北京上访请愿回来的同学说,陶森这次和赴京学生代表又在内部闹分裂了。有的同学说达到目的了,大家就回去算了,可陶森说要继续把他们的竞选经验推广到全国各高校去。部分大学生要回长沙,可陶森拦阻不准走。还听说他把头往墙上撞,碰破了皮。陶森还抱着程同学声称要一块跳楼自杀,程同学被吓得要死。

这次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团到北京去了半个月,中央有关部门接待他们很客气热情,算是仁至义尽,而且每天还发给他们五角钱伙食费。可是还有人说五角钱太少了,真是得了便宜还想得。同学们在校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7.5元,这次赴京又发给他们15元,国家算是白给他们了。一些大学生议论说,看来今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找个理由托个伴一起上北京告状去。许多同学都还没见过北京是什么样子,去玩玩也好,即使自己贴一些钱也心安理得。可是要真这样,动不动就赴京上访请愿、罢工、罢课,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不得了。

 

 

11月14   星期五

 

昨天,铁道兵学院训练部政委肖戈通过班上的杨同学打来电话,准备今天晚上在我们政治系78级1班召开一次座谈会,想了解一下青年们当前的思想状态,要大家有什么说什么。正好班党支部也有此意,通过老干部的现身说法,加强同学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上午下课以后,我把此事向全班宣布了,同学们自愿参加。为了准备好座谈会,下午,我和小姜同学便借了单车,先到铁道兵学院去拜访肖伯伯。

肖伯伯今年61岁了,身体非常结实,待人和蔼可亲,容易接近青年。他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战争初期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是11级干部,和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吉夫是一起参加革命的。

晚上7点,肖伯伯准时来到学院政治系78级教室,我班有20多位同学参加了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解放思想,无所不谈。特别谈到当前最敏感、最关心的话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特权、信仰马列主义等。肖伯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对同学们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同学们也纷纷向肖伯伯提出了不少尖锐问题,他都一一给予了解答。……

 

 

11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学院各系同时分别向全体师生传达了三个文件:一、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关于湖南师范学院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二、中央办公厅赵锦亭(信访局副局长)和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陶森等人的谈话记录;三、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秋枫在院系干部会议上对我院前段选举工作的回顾与检查。基本答复是:批评了学院领导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陶森等人的缺点错误。有人说,这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不是。下面是有关传达内容(我的不完全记录):

一、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关于湖南师范学院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全国人大“选办字1980年67号文件”)

(一)代表候选人经过初步酝酿,已初步确定为六人,这六人是经过几上几下,反复酝酿的,……这是对的,是走群众路线,没有错误。但是,第五轮由六人增加到七人,再没有征求选民意见,就仓促广播,这是不对的,是违反选举工作的程序,是错误的。

学生听到广播以后,对七名候选人有疑问,不少人涌到院办公室要求苏明同志作解答。苏明同志不但没有答复同学们,反而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搞法”,这是第二个错误。

选举工作没有做好,在学生绝食、游行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按照原选举日子进行选举投票,这是不对的。不少选民对此有意见,有的抗议并放弃选举,近2000人不参加。

正式选举结果是:选民共5846人,共参加投票3848人。其中弃权票550张,废票37张,有效票是2881张,不到半数。其中:田玉珍2079张,刘齐贤2060张,李石根1127张,范小新1356张,成如山1174张,陶森9XX张,梁恒331张。因此,无一人选举票过半数,致使选举失败,这是第三个错误。

因为民主选举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错误也难避免。苏明同志应向全体选民作检查,团结大家向前看,共同做好选举工作。……

(二)由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宣布10月14日选举失效,重新选举。湖南师范学院选举工作完成以后,由新华社发一消息,纠正国内谣言和外国的歪曲报道,挽回影响。……

(三)关于选民个人竞选问题,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要加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善于引导。……

(四)关于撤销苏明同志职务和改选湖南师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问题,应由长沙市西区选举委员会考虑,我们不能答复。……

(五)对湖南师院化学系伍先炎等三人的起诉问题,我们也不能作答复,应到当地法院办理,我们不干预。……

(六)选举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国家的由国库开支,个人的竞选费用自理,国库一律不开支。

(七)对学生们的请愿、绝食、上访,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以及湖南省委毛致用同志的问题,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也不能表示任何意见。

(八)关于保证参加请愿、绝食、上访等的学生不受迫害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发生,所以不存在这个事情,我们要相信学校党委。如果以后发生这种事情,可以向上级反映。

上述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关于湖南师院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处理意见,由国家民政部部长、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主任程子华,1980年11月9日作答复,并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1980年“67号文件”下发湖南省选举委员会,抄送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并转告湖南师范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二、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赵锦亭同志与和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陶森等人的谈话记录(1980年11月8日下午)

赵:同学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吧?!还有什么要讲的,可再讲讲。

1、你们讲代表2000人,几万人,这样讲不好。

不要把个人观点说成代表谁,有后盾,谁也不要压服谁。各省都有信访,几个人就几个人,不要虚张声势。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不要提陶森代表大家,你们22人就不一致嘛。学校选举有错误,没有及时采取解决办法,大家有看法,程部长已经答复了。怎么,上次来的人今天没来?

陶:回去了,没有生活费,暂时有人串联回去,我不同意他们回去。

赵:你说的不对,那些人听程部长说,问题已经解决,认识提高了,可以回去嘛。你们认识不统一可以谈,但不要一有问题,就说成这人如何,那人如何,不要戴帽子。回去后要努力学习,为“四化建设”发愤图强,不要搞那么统一纪律,统一于个人意志之下。……

2、你们提出学生行动性质问题、王震电话问题、美国之音广播问题,等等。

程部长的答复你们都同意了。另外,你们要我们评价一下。不要讲什么评价,谈点看法可以,我也可以谈点个人看法。师院选举是有错误的,从安定团结出发,本来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这是工作方法问题。但是,我们不赞成你们采取的上街游行示威,搞绝食、静坐的行动,这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

关于王震同志电话问题,我们查对了一下是,“如果再闹下去,就会破坏社会秩序。……请注意,这里有个“再”字。你们要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从“四化建设”出发。王震同志的电话是对你们,包括陶森同学的爱护,希望你们成才,为“四化建设”服务。

在性质上,王震同志电话并没有给你们下定论,没有定性,而是警告、批评、关心你们。你们受到王震同志的电话批评,你们应该感到光荣,但不能以此为骄傲,更不能以此而纠缠,我们的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前几天,我们去王震同志那里核对电话记录时,王震同志是再三地、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提醒陶森同学不要犯错误,要以安定团结为重。同学们不要辜负王震同志的嘱托和期望。王震同志说,陶森同学是革命先烈的后代,他希望同学们赶紧回去,改正错误,挽回影响。否则对不起王老,对不起你父亲(指陶森父亲)。王震同志的电话,你们不要再核对了。王震同志很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了。

你们提出的关于“美国之音”报道问题,我们调查了一下。“美国之音”驻北京办事处没有派记者出去采访。你们的抗议,我们不好转去,但我们可以转给外事办,由新华社外事部门处理,你们不要管了。

你们关于毛致用同志以及对湖南省委的要求,我们已向中央作了反映。我们要相信湖南省委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相信省委会有认识的。……

对绝食后丢失掉的东西怎么解决?请湖南省委解决善后问题。

上访同学的车票问题,原则上自理。如果有困难,省里可以有区别地补助。绝食同学身体差的,学校可以适当照顾,公费医疗嘛。

3、你们提出“争民主、反官僚、促改革、为四化”的口号,说这是你们的旗帜,这是不妥的。

反官僚、搞四化,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嘛,我们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次全国搞民主选举,我们是在1953年的选举章程提出来的。现在搞差额选举,大家都有不习惯的地方。你陶森不也是说,你们学校开头有许多人对选举不积极,不习惯吗?

我们党历来反对官僚主义,但不能像你们搞的那样,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上街游行。我们正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你们提出的改革是什么?怎么个改法?你们提出,“稳住两头,吃掉中间”,不知道你们怎么个吃法?不要胃口太大。

陶森:我们的意思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改革,你不要误会。

赵:我没有误会,你就是要把省、地、县都吃掉嘛!我们要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的影响还存在着,不要以为什么事情,一呼口号,一上街游行,就能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干什么事情,都要扎扎实实,说空话、大话、假话都不行。......

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们提出的问题,同学们可以回去了,你们要搞好学习,把缺的课补上来,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发愤读书。

4、你们担心回去后,别人会另眼看待你们,不会的,学校和同学们会正确对待你们的。

这件事,我们已和湖南省委打了招呼。陶森你也不要紧张,回去后,不会把你抓起来的,要好好学习。

我再强调一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大家都要珍惜它。要发挥大好形势,不要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大家回去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写信来。

三、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秋枫关于我院选举工作的回顾和检查(11月15日)

同志们:我们这次院系两级干部会议刚才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认为,文件肯定了我院选举工作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意见和希望。这是中央对我们湖南师范学院的关心,我们要全面领会和积极贯彻谈话精神。苏明同志近月来身体很不好,开始是急性肠炎,后来发高烧引起角膜炎复发,曾经一度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很关心学校的工作,一再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有缺点错误,要向全体选民作检查。我们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因此,由我来代表学院党委和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来回顾和检查工作。

(一)关于选举宣传教育问题。我们觉得认识高度不够。

九月份学院新生入学,各方面的事情较多,我们没有把选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我们对“两法”学习、宣传不够,思想上不明确,认识上不理解,正确引导不够,宣传工作抓得不得力,有些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宣传候选人。......

(二)关于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问题。

我选区初步确定以六名酝酿候选人,第四轮候选人的选票是:3000张选票以上的有2人,2000张选票以上的有3人,1000张选票以上的有2人,其余均在300在选票以下。当时,我们认为正式代表是4名,按照选举的规定,差额可以有6—8名。根据这一情况,学院研究并报长沙市西区选举委员会同意,在第五轮时将1000张选票以上的确定为候选人,于是就有了7名候选人。现在看来,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一是候选人由6人增加到7人,没来得及征求全体选民意见。二是广播时间仓促,没有向选民说清楚增加候选人的原因。三是当不少同学涌到院办公室要求解答时,我们的态度不够冷静,没有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明和解释工作。......

(三)关于10月14日投票问题。

原先我们认为,10月14日是西区正式选举法定的日子,不能随意改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解决好,对出现的问题估计不够充分,没有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仍然按照原先的选举计划继续进行选举,结果近2000人没有参加,使得选举不成功。......

我选区选民共5846人,共参加3848人。其中弃权票550张,废票37张,有效票是2881张。没有一个人选举票超过半数。在此,我宣布:选举无效,推倒重来。……

以上的错误,没有讲到的,还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指正。此外,同学们给学院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我们要认真研究解决,有的如开水、照明、开餐等问题,学院正在积极想办法陆续解决。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同学们要以大局为重,珍惜大好形势,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维护正常学校秩序。上访的同学回来了,要抓紧时间补习功课,同心同德,把下一阶段的选举工作搞好,为“四化建设”培养出合格人材。……

11月18日 星期二

 

昨天,湖南师范学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代表全部回到长沙。今日傍晚,师院部分师生在水泥篮球场上集会,听取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代表报告赴京情况。上访经过大致与《情况通报》相同。学生代表先后有12人先行回长沙,最后10人坚持到送完上访材料后再回长沙。向中央书记处送了三次材料,中央纪委负责人两次接见学生代表,希望青年们快成长。团中央青年研究所负责人接见了学生代表,他们说湖南师院学生已走出了光辉的一步。学生代表提出要民主选举学生会,争取学生最起码的民主权利。

赴京学生代表们还向同学们汇报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竞选人民代表的情况:校方提供方便,竞选者发表宣言、纲领,答辩问题很广泛,从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等到魏京生、刘清生等,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等。北京官方对此类事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湖南师院学生代表还参加过北京大学学生竞选的答辩会。赴京学生代表们认为,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竞选区人大代表的有利形势,直接得益于湖南师院所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湖南师院于1980年9月中上旬在全国各高校最早开始竞选区人大代表)。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地区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大学生参加了竞选区人大代表,竞选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10月6日北京大学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0月16日,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竞选宣言”。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等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刊物。

11月初,和北京大学竞选活动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先后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

11月1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刘源(刚刚被平反的刘少奇的儿子),在学校率先贴出了《竞选声明》,成为北京师范学院此次竞选活动首个候选者。刘源在多次民主讨论会、答辩会上大声疾呼:“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参见后面的附件)

11月22日 星期六

 

这两天,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在湖南师院学生绝食、静坐、罢课、赴京请愿期间,北京、武汉等外地及本省高校的大学生曾发来声援电函,被师院学生会扣压。很快,师院学生会张贴出公告,承认有北京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岳阳师院等院校曾来人来函了解情况。

今天,赴京学生代表负责人在校园张贴大字报,提出六点要求:1、师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作出令人满意的检讨。2、鉴于现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指导思想和健康情况,应撤销其组长的职务。3、改选学院学生会。4、依法搞好区人大代表选举。5、补偿绝食同学的遗失物品。6、学院领导应发扬民主,依靠群众搞好竞选工作。

此外,还有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与中央精神相违背。例如,有的随意评价毛主席说,“毛泽东从1956年起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都是错的”;有的说,“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是假的,是假传圣旨”。……

 

 

12月2日 星期二

 

两个月前因选举区人大代表而引发的湖南师范学院学生民主运动,基本上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可在今天,陶森却突然又张贴出几张大字报来,名为《要说而没有说完的话》。

陶森在大字报中说:“大学生民主运动被扼杀了,成果丧失了,官僚主义者们在反扑,欲致陶森于死地而后快。因此,陶森决心决战到底,唤起民众,被侮辱、嘲弄、压抑的灵魂一旦重新集合,将使其不得安宁。”

陶森说,“在真相被掩盖之时,谣言可以杀人,在改革处于朦胧之中,官僚主义可以挥舞屠刀,但决心将自己生命和热血,去汇合改革大道的青年是不会屈服的,不会叛变的。历史上的投降者有几个能得到残羹?而只是一杯鸩酒。”

陶森说,“在刀光剑影,谣言四出,上窜下跳,招降纳叛,四面受敌的状况下,我决心再次站出来,要说完心里话,办完想办的事。要一步步走向官僚主义者设下的最后一座牢房。”

陶森最后说,“痛苦的挫折教育我们,失败的陷阱仍在我们头上俳徊。让我们消除误会,澄清事实,明确目的,携起手来,击败官僚主义者的疯狂反扑,去撷取民主改革的小花来缀作‘四化’的花环吧!”

陶森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不久,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围观和抄写。但没过多久,学院宣传部马上来人照相影印,然后,即刻撕掉了。

 

 

1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京学生代表负责人陶森又贴出情况通报,称学院宣传部部长及系领导找其谈话,对他提出责难。

上午,学院各系党总支分别向各班党支部书记传达了中央和省委领导关于陶森问题的意见。

下午,全院师生在各院系开会,分别传达学院副院长姚立成在院系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要内容是关于赴京学生回来后散布错误和虚假言论的问题。讲话内容有五点:

1、关于陶森说中央分成派问题,以及“你办事,我放心”是假的,这是没有根据的乱说,有损中央团结和威信。……

2、关于陶森说团中央、胡耀邦等支持陶森的问题。说“你们走出了光辉一步”,青年研究所给他们送行。这些话都是编造出来的。……

3、关于“稳住两头,吃掉中间”这一口号是错误的,栽在胡耀邦身上,更是无中生有。……

4、关于“中央信访办赵绵亭和陶森等人的谈话记录”,是请示中央的,学校原原本本传达的。陶森则认为是错误的,寻章摘句的。……

5、陶森说,关于省委书记毛致用要求逮捕梁恒,梁的爱人要到北京去向外事部门反映,这纯粹是陶森造谣等。……

中央的意见是:要教育、帮助同学们,不要去追什么后台,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下午,在中文系传达学院领导讲话的大会上,陶森跑到主席台上去抢话筒和文件资料,结果被一些学生干事和学生干部控制住了。陶森声嘶力竭地说,这是在审判他,“这里不是刑场,却有人拿着枪;这里不是绞刑,却有人拿着绳子”。“官僚主义者们无能为力,他们的末日快到了。……”

晚上,河北地质学院有个叫谢××学生来长沙实习,慕名找到陶森,并在学生四舍二楼陶森的床上睡觉。大概是没有登记报告的缘故,晚上12点多钟,学院保卫部门来了几个人到学生四舍查户口,重点查了陶森等人的房间,并把谢××带到院部去询问一些情况。

 

 

12月11日 星期四

 

由于9号晚上,河北地质学院姓谢的学生住在陶森宿舍,被院保卫部门查户口,并把谢××带到院部去问情况,结果今天开始,陶森他们又借机发难,再一次掀起了“民主风波”。

陶森他们贴出一些大字报和横幅标语,称之为“12.9事件”。大字报说,学校违反宪法,侵犯了公民权利,私自搜查公民住宅,没有出示证件,要求严惩当事者和指使者。学院宣传部陈部长答复说,查户口是学院的一贯做法和传统。陶森说:“我们在北大也没有遇见有人来查户口。”陈部长回答说:“这里不是北大”。结果,这又引起不少喜欢好事的人怒骂,又是连篇累牍的大字报。……

有的领导指责说,如今的大学生动不动就写大字报,拉横幅标语,学习不搞,专爱惹事,真使人痛心。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非要把学校吵得个天翻地覆不可,连80级的大学生们也贴出了大字报,吵着闹着要住房。由于学校住房很紧张,扩大招生以后,少数同学暂时安排住在学校礼堂。如今,他们也闹起来了。……

学校领导说,我们国家的确很穷、底子薄,条件有限,许多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大家应该体谅国家目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全解决。其实,学校领导也不愿意同学们长期住礼堂,也正在多方想办法解决学生住宿的问题,包括把大部分家住长沙市的同学改为走读生,白天学校上课,晚上回家去住。

记得1972年底我在广东惠州42军当兵时,那时条件才够艰苦呢!我们部队的营房那时是“上无片瓦,下无桌椅”,房顶是用稻草当瓦盖的,墙是用竹子扎架子,用泥巴加稻草糊墙的,四周都是漏风,四根木桩加两块铺板就是床。当兵的人一住就是好几年,连团长、政委也都“官兵一致”。住的条件都是茅屋,可是大家都没怨言,自觉保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革命本色。我的鞋子、军装在部队是补了又补,直到不能再补才上交。

那时我们部队在惠阳地区潼湖农场搞生产,一人种几十亩稻田,那干活比当农民还辛苦,可干部战士们的干劲很足,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那时,才真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那时,我们靠的是什么?并不是物质刺激。我当兵第一年的津贴是每个月6元钱,第二年每个月7元钱,第三年每个月8元钱,第四年每个月10元钱,年终没有一分钱奖金。

那时,我们党主要是靠思想政治工作,靠大伙的思想觉悟,齐心协力大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四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不是靠这么游行示威,“吵、闹”出来的。如今上大学免费,国家花本钱培养我们,我们不好好学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对得起家人和自己吗?

12月15日 星期一

 

这几天,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77、78级有十几位同学又贴出了大字报,支持陶森的行动,要求院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中午,陶森来到我们宿舍,要求大家支持他。他在宿舍里谈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他和有的同学连中饭都没有去吃。他说,邓小平控制了中央党政军实权,可下面的副部长一级反对他的有不少,还是要“稳定两头,吃掉中间”。同时,他又谈到了中央领导的一些“桃色新闻”。

晚上,班上几个同学在寝室里偷偷听了“美国之音”广播,说的是邓小平对外公开发表谈话。邓小平说,华国峰与“四人帮”与牵连,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时,华国峰兼任公安部长,要负主要责任;要求华国峰下台,让胡耀邦当中央主席。……有的同学听了后很激动,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马上就要在同学们中搞一个民意测验。

他们首先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如:“你是否赞成华国锋下台?”“你是否赞成搞‘两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等。然后,他们一个一个问题要我第一个表态。对有些问题,我的回答就两个字:“反对”,顶了回去。有些问题我干脆置之不理,拒绝回答。

鹿同学平时就爱讽刺挖苦人。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哟哟,党支部书记居然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党员同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却无动于衷,不关心党国大事吗?”我当即就反驳说,“难道我在你们面前骂共产党,批评邓小平,指责华国锋,这就是你们说的关心国家大事?”“即使我对党、对中央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我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甚至可以上书党中央,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

鹿同学故意激我说,“我要向系里领导汇报。”

我针锋相对地回答他:“欢迎你现在就去系里汇报,而且最好是汇报到学院,汇报到省委、中央去。想从我这里找碴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没门。对你的挑战,我随时洗耳恭听,随时斗争‘较量’,随时奉陪到底。”我义正言辞地反驳了这些人后,他们才不再逼我表态。

不过,我个人觉得,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副主席,在对外谈话中不应该公开指责党中央主席,甚至要求华国锋主席下台。华国锋主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在党内提出意见,可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展批评。对外这么公开讲,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人家会以为党内斗争争权夺利。

 

 

12月25日星期四

 

晚上,系里召开各班选举小组负责人会议,征求大家对师院重新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意见,并提出了几个方案。许多同学提出,如今快考试了,加上前一段时间的“学潮”,搞得多数大学生的思想还未通,马上搞民主选举,不少人会弃权,搞不好又要重来。因此,重新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时机,最好是推迟到下个学期初。当然,最后由学院领导和上级来决定。

                            

 

1981年1月6日 星期二

 

下午,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81】2号文件,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80年12月16--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

陈云在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提出,在政治方面的调整,“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 。

邓小平说:“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

散会以后,我按照学院要求,征求了班上同学们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些意见和反应。许多同学评头品足,议论纷纷。

有的同学说,党内生活不民主,华国锋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出来讲话?更多的同学认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四人帮”还要专制。他的讲话是一种“倒退”,“倒退”到哪里?倒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还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

还有的同学认为,邓小平一方面认为,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他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邓的说法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式的中国改革,只能是一种失败的改革。

 

 

1981年1月13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班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学习讨论中央2号文件精神。党员们都一致希望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在非党同学中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应,这也很正常。 

组织生活会结束后,我去找66届高中毕业生、班上的书法家曾同学谈心。因为昨晚在寝室里,老曾同学批评小成同学错误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为此,两人大声争执起来。小成同学出口伤人,说老曾同学是“说话放屁,你算老几?”“你和我平起平做,不需要你指责我”。真是歪风邪气压正气,没人敢说话了。我和老曾同学谈心谈了很久,我支持他做得对的一面,同时也要他注意性格不要太急躁。现在有些人光是自己要民主,而不准别人有说话的民主。

 

 

1981年1月17日 星期六

 

下午,学院临时通知,向全体师生传达中央的两个文件和国务院文件。政治系党总支王书记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注:正式文件是中央9号文,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署名,1981年2月20日印发,但是湖南师范学院先行学习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文化部门工作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等文件。

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有些非法组织,还力图在一些青年中扩大和吸收成员。他们人数极少,但是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菌。他们正在引诱、欺骗、蛊惑、煽动少数政治上幼稚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以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

《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说: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互相串连,秘密开会,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团体。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有的甚至捏造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布满干柴”。他们妄图把所谓“社会上的每一次骚乱都利用起来,点燃这堆干柴”,“在危机周期中进行夺权”,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有的还与国外、港台反华反共力量勾结,谋求支持,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

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强调,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凡是干扰、破坏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的活动或言论,都决不允许自由泛滥。如果听任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少数坏头头继续猖獗下去,那末,在一些单位、一些地方,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就会遭到践踏。如果不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那末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不可能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就又会受到挫折;城乡人民生活已经得到的改善,就又会重新丧失。

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即: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在处理过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据,依法取缔。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对参加人员按照情节轻重,分别依法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同时通知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密切合作。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对于有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煽动闹事、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安定团结者,凡是证据确实的,应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对于同国外及港台反动势力相勾结、泄露国家机密甚至出卖情报的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在取得确实证据后,应依法取缔,并惩办其中的首要分子。

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许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们透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提供印刷、发行条件及活动经费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或与他们保持暧昧联系甚至直接参与其活动。违者必须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其党籍、团籍、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同学们听完中央文件传达,散会回到宿舍以后,对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议论纷纷。一些同学认为,完全拥护中央指示,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中央这些精神了,现在听了既生疏又熟悉,感到心里是热乎乎的,基层党员干部得到了鼓励。

也有不少同学认为,中央9号文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从根本是否定了中国大学校园大学生的民主竞选活动,是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对学生民主运动的镇压,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因为,大学生竞选人民代表活动,自然要组织一些活动,要办一个民主刊物,自然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自然是“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自然也是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放寒假了,这些天,同学们都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准备迎接各门功课的期末考试,学生民主运动暂时偃旗息鼓。

1981年9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白天上课一天,晚上7点半,全体党员同志又集中到院部开会,会议开到晚11点多钟。会议主要传达中央【1981】30号文件精神。

院宣传部部长陈信在会上讲话说,当前文艺界存在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软弱涣散的现象,被中央30号文件“点名批判”。比如,军报批判电影《苦恋》批不起来,白桦反而成了“英雄”(1979年9月文艺月刊《十月》第3期发表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1981年送审没有通过审核,未正式公映)。1979年6月,军队作家叶文福曾发表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据说,叶文福因为这首诗,被邓小平“题词批评”,词曰:“诗人,你不能这样写”)。后来,叶文福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放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还获得全场雷鸣般地掌声。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演讲就把它全吹了。”

中央30号文件多主要内容是关于邓小平讲话和“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精神。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说,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

邓小平严肃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试想一下,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8月3日至8日,中央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和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研究加强党对思想、文艺战线领导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他说:“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

胡乔木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苦恋》,并由《苦恋》对文艺界提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象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

 

 

1981年9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班委会干部的选举锣鼓正式开场敲响。党支部想要我讲几句开场白,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党支部工作没做好,我感到很遗憾,还是叫新任书记来讲吧。后来党支部委托小杨同学做了选举前动员。尔后,老班长老姜同学总结了班委会的工作,姜说:“如果我能继续当选,愿意为大家服务,如果落选了,我能做一个好学生”。班委会的选举,先由各小组来选,选出9名候选人,然后全班集中选出6人。同学们投票、唱票的时候,竞争很激烈,气氛很紧张,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最后选举结果,班长老姜落选了,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的脸色青了下来,想必心情很不好受,女同学杨某落选了,原副班长老杨当选为新班长。

选举结束后,我因为这些天身体不舒服,感冒咳嗽不停,我便上学校院医务所看病去了。回到宿舍及晚饭以后,一直听到曹、陈、刘等同学在争论不休,吵得一踏糊涂,要求重新选举班委会。原因是选举前没有向同学们讲清楚,有的私下拉选票,有的要求集中选某某某,而且把刘同学选拿下来了。还有同学说,“要闹就大闹最后一年,拼它一个‘鱼死网破’”。

晚上,我找老姜同学谈心,想安慰安慰他一下。谁知道,我还没有开口,堂堂30多岁的男子汉大丈夫,老姜同学竟然大哭起来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十分同情老姜,在我看来,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学习认真,上进心强,特别是敢于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正因为这些,他也得罪了不少人。我和他担任班主要干部期间,党支部和班委会工作默契,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我劝老姜想开一点,要振作精神,不要灰心丧气。

 

 

1981年9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下课以后,班委会成员和一些同学又在为昨天的选举一事展开争论,把系团总支书记、学生干事邓老师也拉进来了。曹、陈、刘等同学说,18日下午的选举事项没有讲清楚,一些同学稀里糊涂地举了手,选举不公,要求重新选举。也有许多同学说是讲清楚了,反对重新选举,老是这么搞来搞去,像什么话,讨厌得要死。

同宿舍的老曾同学对我说,“你看你,放着好端端的党支部书记不当,却偏只要辞职不干。可有些人抢都抢不赢,把它当作‘敲门砖’,打破头都要拼命地挤进去”。我说,“这就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说的,‘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老曾同学说,“这个班‘冒么子搞手’,大家都像是在赌气似的,你搞我,我搞你,如同《红楼梦》里凤姐说的,‘恨不得你吃掉我,我吃掉你,一个个眼睛瞪得像乌眼似的’”。

中饭后,刚刚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党支部又为班委会选举一事召开党员会议,直到下午两点要上课了。支部最后决定,坚持原则,不重新选举。就那么几个人,唯恐班上不乱,不能太软弱了。

下午,老姜同学要求调换房间,想调到我们寝室来。他说,继续待在那边寝室,没意思,都30多岁的人了,两个孩子都上学了,还受这一班青年哥哥的气,他感到很痛苦。过去有人拆他的台,千方百计要把他搞下去。当他落选班委会干部以后,有的又想拉他,说是党支部把他踩下去,抛弃了他,不管他了,把他当了替罪羊。人家都以为他从此泄气趴下了。昨天上午,他哼着歌,进了教室上课。老欧同学说,“你还有兴致唱歌?还在哼哼?”老姜说,“我就是要哼哼!气气有些人”。其实,那一帮反对他的同学也不会高兴到哪里去。如此下去,大家都难受。

晚上,党支部开民主生活会,期间又讨论到老姜同学调换寝室的要求。本来是属于班委会的责任范围,但班委会征求和协调了一些同学的意见,感到事情难办。搬房子应是双方两情相愿,有人搬进去,就有人搬出来,可问题是叫谁?谁都不愿意搬。有的说那个房间抽烟喝酒,空气不好;有的说吵吵闹闹,学不好睡不着;有的说自己睡觉打呼噜,有的说有“神经官能症”有的说东西搬来搬去很麻烦。党员同志们也不愿意带头搬,没有办法只好劝说我搬,说是那个寝室的人欢迎我搬回去。我说自己上次从那个寝室搬出来时,有人说我这个党支书是“被赶出来的”。我是牢记马克思的教导:“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现又要我重新搬回去,难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党支部议来议去,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我劝老姜同学,现在离毕业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日子再难也要过下去。何况你现在不是班长了,主要矛盾就会转化为次要矛盾。老姜同学以大局为重,后来就不再提调换寝室的事了。由此看出,一场“学潮”,不仅仅是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深深影响到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学潮”,反映出当今社会的人情冷暖,“学潮”,折射出当今社会的人生百态。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陈泱潮 4/22/2017 07:47
陈泱潮:读此文方知陶森已经逝世,不胜惋惜!特此致哀!
回复 陈泱潮 4/24/2017 17:22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那段时间,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气氛之中。这是我们今天从那时过来追怀胡耀邦时代的人们,都不免会具有的共识。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更是显得朝气蓬勃。
      
         1980年开始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是在11届3中全会后“新时期”的标志下,前所未有的实行民主自由竞选。
      
         早在年中,我在云南时,就积极鼓励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等民运朋友积极参加本单位的人民代表竞选。由于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没有过的民主选举,当然会遭到中共传统的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改革与反改革,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问题上,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都遭到很多压制和非难。
      
         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久,适逢北京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潮十分高涨。仅北京大学就有18名学生报名参加竞选,提出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前民刊人士【北京之春】的王军涛、李盛平,【沃土】的胡平,都参加了北京海淀区北大人民代表的竞选。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通知山东以宣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探讨新形势下民主革命理论为宗旨的民刊【理论旗】主编牟传珩来京,白天去各高校观察、交友、访问,晚上回来和我同住,交换观感情况。他在这次赴京考察学习活动中,获益良多,结识了不少民运活跃人士,包括后来崭露头角的方觉等人(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整个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我接受任务,到各高校观察竞选情况。回来汇报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反映和报告。同时,也把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甚至连同他们给我的书面材料,乘机反映上去。
      
         张黎群先生曾就北大竞选事,亲临北大,召集参选人谈过话,尤其对王军涛、胡平等人,给予了特别的鼓励。
      
         钟沛璋先生率谢昌逵等人也亲临北大一分校竞选会场,听取了李盛平的竞选演说和答辩。
      
         这时的中国真是大有希望!
      
         我在这种感受下,放弃了出国组织【民主国际】的打算,决心留在国内,借助并支持胡耀邦~张黎群这样一些充满人性的共产党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新生,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从而促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邪路上走回正道,毕四功于一役。
      
         在我当时看来,如果这时就能从竞选人民代表开始,逐步启动中国民主化变革,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当时不仅一、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深患“恐苏核大战威胁症” 的欧美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对我国的鼎力支持;二、而且既能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可及时防范官僚特权阶级坐大、把中国变成官僚特权阶级暴富、广大人民百姓被进一步强化为奴的岖型社会;三、有效瓦解苏东集团及其所奉行的特权超级奴役制度;四、有效制止因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而可能导致的核大战;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问题,统一祖国……
      
         因此,1980年11月,当北京香山枫叶红了的时候,李盛平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一次游香山观红叶的活动,我也去了。这次郊游,除李盛平外,还有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以及胡平、闵琦(他此时已作黎澍助手)等人。记得在留言条幅上题词签字时,胡平写的是前人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就能够运动地球”。我也好像加了新意,借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一词中的意境,题曰:“又是满山红叶时,问苍茫大地,今日谁主沉浮?!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第一次学潮,乃是1980年11月因为当局违背选举法,而造成的湖南长沙高校的抗议活动。
      
         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长沙高校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我首先指出,这次全国范围内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是党中央贯彻执行11届3中全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路线和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局面,杜绝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重大举措。高校学生,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走向民主化的时代浪潮中,积极响应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敏锐地正视我国社会方方面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敏锐地正视我国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根子,正是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因而积极投身到此次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无愧新时期大学生的称号!你们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选举自己信赖的人作人民代表,你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你们的选择合理合法,也完全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把选举当作玩弄人民的儿戏!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剥夺你们的权利、蹂躏你们的意志……
      
         我的讲话,并无煽动学生闹事的意图,而是依法支持正义,顺应民心、化解民怨、理顺民气,既有利于缓和矛盾,又有利于引导民众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学生有气,官方有病。顺气治病,才有稳定。
      
         当我后来在监狱中看到李鹏处理89学潮的态度和做法时,深感这不仅是水平太差失策的问题,简直就是不通人性!共产党邓小平用这样不通人性不尊重民心民意的畜类蠢货当总理,怎么不会背时怎么不会捅出大乱子?!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森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并且也许是唯一一位以将军身份,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解甲归田的人物。因此,陶森本人对我运用民主竞选,反对和杜绝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讲话,十分赞成!他爽快地接受了我把情况上达中央后,尽快返回学校的建议。他后来还和那次陪同我前去看望他们的牟传珩保持着联系(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尚方宝剑”。
      
         毛致用为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指控了我。

所幸诚如以上所说,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民代表民主竞选,因此,张黎群先生、钟沛璋先生,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领导,以及谢昌逵等同事,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现在回过头去看,1980年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这一势头,如果能够继续深入拓展下去,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恐怕已经大功告成。
      
         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担任中共总书记时代的共青团中央,在政治上所展示的开明的进步的态度,对1980年那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活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今天从当年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例如胡平的《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中,依然能够强烈的感觉得到。
   
         
         遗憾的是,在人民代表自由竞选结果证明共产党指派的候选人大多太失民望的情况下,胡乔木、邓力群等肖小作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决策集团,断定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竞选,共产党非失势下台不可——他们的昏庸、低能和维护既得利益的贪婪,使他们根本看不到,共产党如果在斯时斯刻作了这样的改革之后,必然造福中国千秋万代,必然从正面而不是从反面影响苏东,造福整个世界,彪炳史册,共产党必然大得民心,在民主政体中势必永远长存下去,而不至于再度祸害国家,面临被全民清算彻底覆亡的下场!是邓小平~王震……以及胡乔木、邓力群这帮平庸短视贪婪的枭雄黑道中共慈禧和太监佞臣,葬送了中共,葬送了中共再造乾坤的极好的历史机遇!是这帮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大官们的代表”(1976年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结论),使我国及时实现和平民主化转型的这一宝贵良机,消失于无形。
   但是,请不要忘记:胡耀邦先生为此尽了努力!张黎群先生为此尽了努力!我等也为此尽了努力!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80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在安徽合肥举行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
      
         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特意邀请我出席这次会议。我向筹备组报告了此事。张黎群先生和谢昌逵先生一起和我谈了话。说明我此次去参加联合学术讨论会,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是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式代表去出席此次会议。由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中央机关这样的一些特殊背景,而且又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第一次公开亮相,所以,讲话发言要谨慎。与此同时,还交待了其他一些公派人员经济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而这次出席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是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郸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我知道,由于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有着这样一层特殊关系,在由张黎群先生主持工作的这样一个当时新冒出来的中央机构,会倍受相关高层的瞩目。在政治斗争中方方面面有着很复杂的关系。作为一个要成就大事的政治集团,对于代表它亮相出面的人物,总是会审慎选择的。我充分感到这是张黎群先生对我的信任。
      
         因此,我取消了原来答应雷祯孝准备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打算。重点放在收集资料,准备会后发表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上。
      
         尽管我没有发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并且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是当时身为国家科学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属国务院系统智库)负责人的童大林和吴明瑜,他们俩人在主导会议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都抓紧时间阅读了我带去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四五论坛】翻印本。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应当好好研究研究”。童大林最后约我春节后一定好好谈谈,并且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他要借去认真看看,春节过后见面时,再还我。
      
         在这次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结束时,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里拿着一卷资料坐在第一排正中,很显眼。可惜,我的这张照片后来被公安抄收了。如果有这张照片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将这张照片拷贝一份给一再遭逢劫后余生的我,以为纪念。谨此致谢!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站内文章仅为网友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本网站仅为网友提供交流平台,对网友自由上传的文字和图片等,本网站
不为其版权和内容等负责。站内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社区、论坛或各种媒体,有些原作者未知。如您认为站内的某些内容属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络并进行处理。
关于我们|隐私政策|免责条款|版权声明|网站导航|帮助中心
道至大 道天成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联系我们|天易综合网 (Twitter@wolfaxcom)

GMT-5, 5/23/2017 11:52 , Processed in 0.073085 second(s), 12 queries , Gzip On.

Copyright 天易网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9-2015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