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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五千年的奴隶制”

已有 614 次阅读4/8/2017 03:08 |系统分类:历史

顾准说:“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人殉,人牲,在早期的希腊史籍中还有记载,中国有更多记载”(《顾准文集》289、291页,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既然中国的人殉更多,中国的奴隶制就可能更深更广更隐蔽而不自知。

 

一,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综合人类史上有关奴隶社会的史料挖掘,可以得出,奴隶社会具备如下十个基本特征:

 

1、奴隶主对奴隶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大权,或者奴隶主杀死奴隶与奴隶杀死奴隶主,有着完全不同且差异显着的刑罚标准;

 

2、奴隶主对奴隶的产出具有无偿占有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

 

3、有一整套制度和礼仪保证奴隶社会的阶级差别;

 

4、有完整的户籍和工籍制度,并且一般不可以转籍,奴隶主与奴隶等级固化,没有改籍空间;

 

5、除了赋税之外,奴隶必须无偿承担徭役;

 

6、奴隶不能逃跑,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地域,有户籍限制;

 

7、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不动资产;

 

8、奴隶不得反抗奴隶主,不得表现出对奴隶主的不尊重乃至嘲讽,更不能批评;

 

9、奴隶不具有自主的婚育繁衍权,奴隶会承受肉刑;

 

10:奴隶没有包括决定其自身权利的参政议政权。

 

从上述十个标准来进行比较,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具备了奴隶制社会的绝大多数特征,唯一差别只在于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造成这种深浅差异的,则在于朱熹《论差役利害状》中所言的“祖宗成法”。这种“祖宗成法”不存在于法典之中,而是一种社会基本认可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规定了官吏驭民的主要职责在于“优抚”而不是强迫、派遣徭役应当支付一定的费用、决讼还应当照顾社会舆论和情感、土地所有权虽在官方(皇帝)但仍允许有限的民间买卖,但必须取得官家承认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凡是“祖宗成法”执行的比较好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祖宗成法”被破坏甚至被抛弃的时期,则人民大多处于一种“连奴隶都坐不稳”的时代(鲁迅语)。

 

二,中国奴隶制的根源

 

在雅典,最贫穷的公民一般没有奴隶,占有大批奴隶的富人极少。普通小康人家的奴隶并不是取代主人的劳动,而是与主人并肩劳动。雅典的一些宏伟建筑就是自由人与奴隶共同建造的,他们同样干活,领同样工资。顾准说:古希腊整个雅典城邦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这些奴隶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住房等……法律还规定主人不得任意殴打和杀死奴隶,如果奴隶受到奴隶主虐待和生命威胁,他可以跑到神庙去请求法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甚至不得进入神庙加以干涉。奴隶可以申诉,如果如果奴隶主认罪,奴隶可获得财产和自由。古希腊一些学者如柏拉图和色诺芬在批评雅典自由时,都指责和嘲笑雅典过分放纵奴隶的做法:奴隶与主人一样自由,不允许殴打奴隶,奴隶不给公民让路,奴隶的穿着不逊于自由人,在大街上凭外貌和服饰打扮分辨不出奴隶和自由人等。这种批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主人对待奴隶较为宽厚的事实。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K波普甚至认为雅典把奴隶看作人,”“雅典民主已非常接近于奴隶制的废除

 

古希腊刑罚施行原则是:对奴隶处罚肉体,对自由民主要是处罚财产或者剥夺权利。希腊的奴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注定终身为奴。而罗马有奴隶解放制度。这是一种或用存下的钱赎回自由,或在长年辛劳之后,象退修金一样的被授予自由的制度。而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解放奴隶,其子孙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奴隶制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而是人们心灵的产物;它来自于“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和“称王称霸”的不平等心理结构,来自于我们被传统熏染的那个意识形态。譬如说:儒家的经典书籍里面就有一个奴隶主或奴隶的意识形态在里面。诗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诗词从人身归属权和生产资料归属权两个方面,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五千年奴隶制的实质。这就是说一切都是王的,王可以随意地支配“土”和“臣”,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主霸权意识!

 

还有那个“打江山、坐江山”的理论,就是把“土”和“臣”当作被俘获的“鹿”,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主霸权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必然采取是奴隶制,绑下了全体的民众,迫使全体民众成为了皇家政权下的奴隶。刘邦打下天下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臣觐见跪拜之礼,本质上也是依据人身与经济归属权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所制定的,并且将这一官礼推广到民间,形成层级递进的拜官制度,到清帝逊位方绝。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民的社会,那么这种显然带有奴隶制特征的,象征人身与经济归属权仪式的跪拜礼,必然不应该存在。而存在这种跪拜礼的社会,必然应该属于奴隶社会。

 

无论是盛世繁荣,还是民族危亡,国人民众永远是绞肉机里被绞榨的物,国家兴、百姓苦,国家衰、百姓苦。中国人就这样过了几千年,但是唯有这六十多年,百姓是苦上加苦,在共党统治下的这六十年里,中国人活得惨,活得累,活得提心吊胆,还活得穷,更是活得没有尊严。

 

中华民族的奴隶社会与其它民族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一些不同,比如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奴隶主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而在世界范围内其它民族中,奴隶主却可以很多,奴隶主之间形成隐形的竞争和议价机制,促进了奴隶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历史文化中,奴隶制不过是一种以经济为主体的制度(马克思也将奴隶制认定为一种基础的经济制度),而只有在中国,奴隶制发展为一套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以层级结构为特征的、覆盖整个社会的制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层级结构金字塔型奴隶制”。这种层级结构的奴隶制,奴隶主只有一个,奴隶基数足够庞大,每一个奴隶相对所承担的奴隶义务较少,因此这种奴隶制度可以长时间的延续。而世界其他大多数民族,因为没有形成这种层级化结构,而是一种“多中心分封式奴隶制”,奴隶主之间为了经济效益的竞争,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只有中国成功的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进化成为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成这一转化。中国将原本分封的奴隶主,同样纳入了奴隶等级管理架构之中,通过剥夺其自卫权,进而剥夺了他们的议价权,成为单一奴隶主(皇帝)治下的高等级奴隶。

 

三,中国皇权奴隶主专制天下第一

 

1.西方的王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譬如:斯巴达设有国王两人,权力平等。平时只拥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权力,战时由一名国王任军事统帅,指挥对外战争;两个国王受到了广泛的监督。许多国家的国王都是有任期的:瑞典国王任期为九年,古希腊国王任期为八年,巴比仑国王任期为一年,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天皇轮流执政的政治奇观,每位天皇的执政期限只有一个月……似乎国王这一行当比其他任何行当更须要及时更换新鲜血液。西方中世纪有如下特点:

 

①古典时代确立的制度通过基督教的维持仍有一定的影响,教权和王权之间相互竞争而抑制了王权。在西方,近代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最初是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孕育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以对君权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与均衡。

 

②法律限制王权。日耳曼部落习惯法中限制王权的因素还在,他们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陪审员制度为欧洲少数国家所继承。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③封建领主相对独立于王权,国王和贵族之间通过契约互相制约。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④人民制约王权。公民大会继续在某些国家存在;即使在西欧君主制时期,还存着制约君权的国会,存在着合法的反对舞台,甚至由议会来选(废)国王的。

 

⑤城市自治。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行会,城市土地逐渐从封建领主手中落入城市人手中,富裕工商市民发展成为上层人物。当市民各阶级联合的力量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发动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

 

2.中国皇权无任何制约

 

中国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君主,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的君主从来就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人说了算,谁也不能约束和监督他。秦始皇规定:严禁评价君主,议论人君者死罪,皇帝称一世、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无需褒贬。皇权神授,皇权无限,皇权完美无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皇权专制文化规定的不可质疑的仵值观。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地位更低下。唯一可令皇帝俯首的就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秦始皇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标准的专制政治。所谓标准,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后世几千年莫不以此为榜样。这种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人所垄断;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皆集中于皇帝。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血海尸山……

 

欧洲大封建主仅把国王看作“平等的第一员”。等级君主制建立后,王权受到等级代议机关的一定限制。找不出一个欧洲的封建帝国可以与秦制帝国相比拟。秦始皇“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能调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宫、造陵。公元2世纪时,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官员不过150人,而明世宗锦衣卫的特务竟达15.6万人。威震全欧的拿破仑,终身两次娶妻,第一位还是比他年长几岁的寡妇。他难以想像中国帝王竟能“后宫万人”,“粉黛三千”。欧洲著名的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比之我国“富有四海,臣妾兆亿”算得了什么?中国社会曾发生十次以上人口死亡过半的毁灭性灾难,起码有四次是由于帝王暴虐、倒行逆施造成的。在欧洲,这是不可能的。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

 

中国的专制皇权,是世界上最完备、最极端、最不受监督制衡的绝对权力。君临天下的地位,奸谀群小拥簇的环境,以及中国人长期遭受专权统治形成的对权力无条件的屈从,认同、崇拜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叔孙通定朝仪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以及五体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体动作;无不有助于形成一种为树立绝对权力服务的宗教化的心理定式。除了皇帝外,下面各个层次的官吏,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这样也就确立了各个层次的绝对权力。这种高度垄断的绝对王权长期存在就说明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极端腐朽的文化。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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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4/8/2017 03:16
贯穿中国历史五条专制政治原则
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五条政治原则贯彻始终,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实质上的宪法原则功能。

1是最高领导人非民选继承法则——可称为“君统”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知道的君权的来源有三个:禅让制,继承制和武力僭取制。三种形式的历史渊源分别对应于三种历史经验:尧禅位于舜,禹传位于启,汤、武以武力取代桀、纣。表面看,这三种继位方式大有区别。然而,认真说来,三种继位方式都来自尧舜体制。帝尧以御前会议的方式,废其子丹朱而选择远房堂孙舜作继承人。帝尧这种选拔国家领袖的方式给后世定下了两条规则:继任领导人由前代领导人钦定;自身素质存在严重欠缺者不能当国家领袖。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传承,无论是世袭或禅让,都是专制者一人说了算数。这两条规则,再加上另一条尧虽未说,但肯定也内蕴于尧舜体制之中的潜规则:“君权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赖于武力”;国家机器主要是靠暴力手段而不是靠一种真正能够统摄人心的意识形态来震慑群氓和统治愚民。三条中每一条都排除了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选择国家领袖的任何可能。这三条规则以潜规则的方式存在,是事实上的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法则,也是决定中国政权最高统治权归属的根本法则,为几千年来历史所默认和遵行,主导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权更替。直到“红朝”的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和临终指定华国锋继位,邓小平以“枪指挥党”,废胡、赵而立江泽民和指定胡锦涛,依然因循着这三条潜规则。
2是国家的法律由最高统治者制定
儒家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法家说:“宪令著于官府”,形成了权大于法的传统的形成。儒家讲君权神授,皇权授命于天,皇帝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颁,当然皇帝不会接受法律的约束;正相反,皇帝“口含天宪”,乃法律之根据,全部中国法理学的合理性本来就依据皇权的合理性。法律主要是刑罚的手段,缺少保护人民权益的功能。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法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令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钦定宪法大纲》早就终止实行,然而,今天的法律仍然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主要限于举手通过。在上者揆道,在下者守法,到今天都没有根本改变。
3是最高统治者统揽一切权力,权力不受限制、不许置疑、不许分享,其错误和罪行免受法律追究
皇帝至高无上,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之权。皇帝终身主政履职,其权力在家族内世袭的,秦始皇企图万世一袭,“传之无穷”,取消谥法以杜绝“子议父,臣议君”。皇帝集兵权、政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皇帝在军事上搞“强干弱枝”,调配全国军队,拥有庞大的常备兵镇压人民;在财政上搞“利出一孔”,即财源由中央垄断,通过捐税和地租极力掠夺人民的财产和所得,而且通过强制手段(如徭役等),剥夺和或限制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达到对全国财权的控制,历代王朝采取多种措施,一方面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保证农业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加强对盐、铁、铜、钱币等资财的垄断。
在民国以前,“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君权“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是绝对的、最后的”,“是理性所不许施、议论所不敢到的领域”。臣民如果团结起来与君主分权,便被视为危机。儒家认为:把权柄给予臣下,是失道之君。并且认为皇帝永远正确,“人君无过举”——君主没有错误,错误都在臣工。1949年以后,党主席或总书记或政治局集体,其统治权力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集立法、行政、司法,和文化教育各大权能于一身。党的组织,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委员会,都不得被当作法庭被告。公民如有胆敢挑战或批评党的绝对统治地位者,重可处死,轻则夺其饭碗断其政治前途。
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愚民政策和“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极权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控制舆论,大兴文字狱;在全社会推行对皇帝的个人崇拜。皇帝除独揽大权,还必须在精神与心灵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权力与信仰于一身,他是万众之神灵,是专供子民们呼喊“万岁”的偶像。这样的社会,百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他们只有义务而无任何权利,帝皇与臣僚们则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
4是官员由统治者任命
皇帝剥夺地方事权,官吏自帝出,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种种特权,皇帝拥有庞大而完整的行政系统。整个社会形态,以郡县制的治理结构而归于高度统一,民间自治传统从来就没有逾越过乡一级,现代更是倒退至村一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种权力的源泉。中国君主集权加强表现为相权的削弱。秦汉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为首,百官隶属于皇帝,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隋唐的三省体制,则把相权一分为三,体现皇权的加强;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永乐朝创设内阁,至清朝又设军机处,这一变化反映皇权已达顶峰。
直到帝制临近解体,《钦定宪法大纲》第五条仍然顽固坚持:“(君上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制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涉。”天子制百官、定爵禄之权从《礼记》开始,几千年间得到继承发扬。科举考试,名为以考取士,但进士及第并非拿到官职,学位要转化为官职,仍然得由朝廷任命。官员由统治者任命的规则也延续到今天。
5是统治权与人民无关
“主权在君而不在民”,“主要以必集君主,不得旁落于臣民”。最高统治者的继位与各级官员的任命,国家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司法审判,税收多少,军队警察如何服务,宣战与议和等等,这些在代议制下都必须经过人民同意的国家大事,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统治者说了算数,人民不仅没有实际的体制性权力,就连批评的权力也没有。从古至今,人民之于国家,一直是统治的对象。当国者的治国方略和行政措施,是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为敌,其最主要功能,是用以维系一种官本位的社会秩序。
回复 樊梨花 4/8/2017 19:22
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

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运治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回复 樊梨花 4/9/2017 07:05
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
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运治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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