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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孔子是否赞同活人殉葬?

已有 323 次阅读4/3/2017 03:26 |系统分类:时事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显然是有人发明陶俑来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礼,严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变成一种不够严肃的事情,那么从事祭祀的干活的孔子自然会感到自己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

                                      

         孔子是否主张活人殉葬?

 

 

                    许锡良

 

 

 

孔子因为主张“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因此留下的文字都是弟子门人记下的片言只语的语录,缺乏背景交待,更没有完整的叙述,后人理解起来,非常吃力费劲。因此,对孔子的理解,数千年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分歧非常大。即使这样,孔子作为中国第一圣人,无论分歧多大,都要以尊孔为底线,任何解释都不得与这个标准相违。

 

但是,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就留下的极其有限的文本来分析研究,其实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查的。对于他是否主张用活人殉葬的态度这个事情,千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孔子的态度究竟如何呢?后人可以依据现有的文字材料,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作出分析与判断。

 

孔子一生追求的梦想就是恢复周礼那样的统治秩序。孔子所谓精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第一艺,就是“礼”,有了这个排位首位的“礼”其他五艺才有用武之地。射,射箭,是用来打猎的,打猎之物就主要是用于祭祀的,御,即赶马车的技术,祭祀当然要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书,祭祀自然也要会识文断字。数,就是算数,就是要学会计算,祭祀是要收到大量费用的,不会计算钱粮,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所以,所谓六艺,其实真正顶用的就是一艺,那就是“礼”,后人干脆将六艺中的第一艺写成一本书《礼记》,却没有《乐记》、《射记》、《御记》、《书记》和《数记》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说,孔子本身所学“六艺”主要是围绕着办礼用的,礼是六艺之首,也是六艺的核心目标,就好像礼,就是一个项目工程,其他都是技术,没有礼,其他的艺都将没有用武之地,其实也就是难以收到钱粮。

什么叫“礼”?礼者,不学“礼”无以立,《管子.牧民》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

因此,周公就成了孔子梦想中的圣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克己复礼”。而孔子当年所复之礼中,最重要的一礼就是葬礼,葬礼属于礼中的凶礼,在众多的礼仪之中排位是很前面的。

孔子关于葬礼方面的言论只留下了一句话,而且这句话还是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转述的,即:“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梁惠王上》)。

 

对这句话的解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说不仅关系到孔子是否能够成为第一圣人,甚至关系到孔子是否是一个好人。历史上主要存在着这样几种解释,我们可以一一分析。

 

一、孟子的解释:孔子骂第一个用陶俑代替真人殉葬的人会断子绝孙,是因为孔子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而且连做成人的样子的陶俑这样的替代品都不允许,更何况活人呢?孟子引用孔子这句话是要梁惠王爱惜百姓民力、财力与生命,这个动机当然是好的。而且孟子从人性善出发,去劝说梁惠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孟子毕竟是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的人,只是孔子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的立论基础是性善,自然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因此,孟子的解释只是一种孟子的解读,而且是应当时需要而来的。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

 

二、东汉赵歧曾为《孟子》做注,并解释说,其实作俑在前,殉葬在后,是作俑制度引发了殉葬制度,所以孔子才批评始作俑者(“仲尼重人类,谓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恶其始造,故曰此人其无后嗣乎。”)。据考古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真人殉葬制度要早于俑人殉葬。因此赵歧的解释非但不成立,而且似乎颇不光彩。拿到现在来说,有学术造假的嫌疑。

三、宋朝朱熹说:“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而言其必无后也。(《孟子集注》)”孔子如此厌恶发明俑人殉葬的人,自然是赞同那之前的葬法了。但俑人之前并非真人,而是草人。因此孔子决不是赞同真人殉葬,而是赞同使用草人。

 这种解释更是荒唐,草人陪葬--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草人陪葬都不知道是孔僵尸时代哪千百年前的事了。

 再说草人陪葬与陶俑人陪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骂草人陪葬?

 

四、“孔子反对用假人代替真人陪葬,认为这坏了老规矩,甚至诅咒第一个获得俑专利的人断子绝孙,无后。”周朝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都有,孔夫子是主张祭奠要“诚”的,所以反对欺骗祖先的“俑殉”。

 

我以为,这个解释比较得力。因为从逻辑上说,周礼中就有活人殉葬,对礼有深厚研究的孔子不会不知道,而吃礼这门饭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将重礼改变成为简礼,礼仪越隆重,孔子的祭祀生意就越好做。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那样破口大骂对于敢向他要求礼行孝之礼,由三年改为一年的宰予了(原文《论语》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翻译一下就是: 宰予白天卧寝。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的墙壁不能涂抹。对于宰予这个人,还怎么责备呢?”学生宰予只是白天打了个瞌睡,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其实,这是孔子借故整他而已。那么宰予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孔子呢?我们只要看看《论语》中孔子与宰予的对话就清楚了。

(《论语17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翻译出来就是: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已经长了。君子三年不行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崩溃。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用了一遍,一周年可以结束它了。”孔子说:“一年后就吃稻米饭,穿锦衣,你于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日常生活都觉得不安生,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孩子生下来长到三岁,然后才离开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对他的父母有三年的敬爱之情吗?”

 

许多人从这段话读出孔子宅心仁厚,说他允许宰予可以在守孝时例外,只守一年孝。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孔子趁宰予出去之后,当场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就这样评论他:“予之不仁也!”显然,这个质疑大大的伤害了孔子,所以,才有后来孔子借机报复宰予,其实如果是春天,春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要不怎么会有“春眠不觉晓”呢?现在的中国人不也经常有午睡的习惯吗?关键不在这里,别人白天打个瞌睡也许没事,但是宰予就不行,他太好问了,而且所问的问题严重地威胁到孔子“六艺”所经营的生意。很显然,如果开了这样一个风气,把孔子守孝三年的习俗压缩为一年,也就是相当毛泽东“文革”时的“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那个学店将怎样开下去啊?所以,宰予只是白天打个瞌睡,就会被孔子骂得狗血喷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孔子给宰予小鞋穿,也是逻辑之中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中还有例证,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以想见,孔子见人就推销他的礼,让人行三年之孝,其实就是让自己有生意做。人是经济的动物,在谋生困难的孔子时代,让自己显得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显然是有人发明陶俑来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礼,严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变成一种不够严肃的事情,那么从事祭祀的干活的孔子自然会感到自己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

如果孔子真的是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陶俑像人样,就感觉到残忍无情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骂用活人殉葬的人,“其无后乎?”要知道不仅周礼中有活人殉葬的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即是在孔子时代也还保留着活人殉葬的风俗习惯,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直接骂他们呢?可见,孔子是非常赞同用活人殉葬的,因为如此,他的“克己复礼”才会有着落,他的“六艺”生意才会生意兴隆,他作为祭祀的主持人,才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联系到孔子用五条莫须有的言论罪杀害同僚少正卯,接着又借故“堕三都”,可见孔远非善类。是一个口言善,身行恶的人。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人捧为第一圣人,可见,中国数千年灾难不断的原因所在了。有人用孔子家的马厩失火的案例说明孔子重视人,问人不问马。其实即使这个是真的也不能够证明孔子重视人。因为人的价值不是与马这样的牲畜比较出来的,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著《中国人的生命》,载《斋夫自由谈》,1932年初版)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关怀与以人为本的思想。

 

 对比西哲苏格拉底为真理献身,耶稣为赎人类原罪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为人类牺牲的,而孔子却杀他人之身,以成自己之仁,舍别人之生,以取自己之义,中国岂能不灾难不断?痛苦指数世界第一?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看看我们的第一圣人为后人所作出的榜样就知道了。

 

20111218星期日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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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4/3/2017 03:46
孔子是否主张活人殉葬的逻辑分析

                许锡良

这个学期我给本科生开设《逻辑学与批评性思维》课程。在列举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学之关系时,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孔子是否主张用活人殉葬这个问题。本来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文章论证过。我将各种不同观点与依据都列出来了。最后的结论是孔子是主张活人殉葬的。但是,这个事情总有一些儒家学者耿耿于怀,因为孔子那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解释是: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意思是说,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这是儒家学者对于说孔子主张活人殉葬的说法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然而,对于这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孔子的原话,而后面“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则是孟子的解读。这里必须分清,事实与对事实的解释之间的微妙区别。孔子那句话并非孟子亲自听到,因此,说这个话的情境与背景已经无从考究,离孔子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通过自己的理解,对孔子这句话作了自己的解读。这个解读是否有道理?
我们且在这里列出这么几个问题:
1、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时,是否存在活人殉葬的现象?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常常有这样的风俗,就是主人死后,用他的妻妾、仆人、奴隶以及生前骑过的马及用品来陪葬,而且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这样的陪葬就隆重。古人的所谓厚葬,除了有豪华巨大的坟墓、棺材之外,就是有大量的金银财宝,特别是活人陪葬。这一点,从历代的古墓挖掘出来的文物可以佐证。也就是说,孔子之前活人陪葬是很普遍流行的做法。
2、 孔子时代,开始有人发明陶俑来代替活人殉葬。孔子没有骂活人殉葬,而是骂发明陶俑替代活人殉葬的人将会断子绝孙,你们认为孔子对活人殉葬是什么态度?他为什么不骂活人殉葬,其无后乎,而要骂发明陶俑作为替代活人殉葬的用品?
3、 是活人殉葬好,还是发明陶俑作为替代品好?哪一个更显示了人类的文明与人性的进步?
4、 孟子解读说,孔子害怕有人发明陶俑替代人,因其象人形而导致活人殉葬之风将更盛行,这在逻辑上是否讲得通?
5、 如果孔子之前没有活人殉葬,只是因为有人发明了陶俑殉葬才导致用活人殉葬,那么,孔子骂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有道理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活人殉葬在孔子时代及之前都非常流行,这个时候好不容易有人发明陶俑替代活人,孔子为什么偏偏就要骂人家呢?
6、 是活人殉葬更值得骂,还是用陶俑替代更值得骂?
7、 孔子选择发明陶俑的人来骂,而不是直接骂活人殉葬,这里面包含了孔子什么态度?
8、 孔子是做祭祀生意的,从孔子生意的角度来看,是用活人殉葬更容易引发人重视,还是用陶俑?孔子一生将礼看成是他所有学问的根本,无疑孔子不愿意自己的生意变成一种类似儿戏一样的活动。孔子的礼节是非常隆重而严谨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不愿意葬礼里用陶俑代替真人来陪葬。
将以上问题回答清楚了,那么孔子是否主张活人殉葬的问题也就是迎刃而解了。
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回复 樊梨花 4/3/2017 03:48
今天是教师节,在湖北武汉参观省博物馆,特别参观了最大的一个展览厅_曾侯乙厅。这是一个发掘埋葬曾侯乙的古墓群出土的文物的展览厅。曾侯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曾国当时是湖北境内非常小的一个诸侯国,但是,曾侯乙这个国君死后埋葬的东西却特别丰富,达一万九千多件,而且称得上国宝级文物的就将近10件。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曾侯乙墓里大量的活人殉葬,通过测定死者的骨质,可判定几乎清一色女人,年龄最小的才13岁,最大的也不过27岁,这些年轻女子生前或者是曾侯乙的太太,或者是小妾,或者是奴仆或者奴仆的子女。当时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作为曾侯乙生前私产的这些女人,在曾侯乙死后也要伴随他殉葬,而且还不能够死了陪葬,要活着陪葬,也就是大量被活埋。一个小小的曾侯国,就有这么多人的陪葬,如果是大一点的诸侯国君,还不知道要弄多少人去陪葬呢。讲解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戴一幅金丝眼镜,看样子是历史专业出身,而且是会自己动脑筋,不人云亦云的那种,她一边讲,一边感叹着。然后,她又说其实当时是有人发明了陶俑的,只是因为孔子极力反对使用陶俑代替活人去殉葬,而且破口大骂那第一个发明了陶俑的的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孔子当时的“克己复礼”,要保证周礼的纯洁性而言,孔子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绝对不是骂这些人发明的陶俑像人形,败坏了当时的风气,而是因为使用陶俑代替真人,使得葬礼的隆重性与严肃性降低了。这个解释不正是我几年前的解释吗?我觉得只有这样解释才是符合逻辑的。
其实,孔子面对陶俑会有这样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经济上说,这大大地破坏了孔子的生意。从价值取向上说,陶俑被发明出来,也不符合孔子的恢复周礼的愿望。如果孔子真是痛恨活人殉葬,那他直接骂那些正在使用活人殉葬的人“其后无乎”才对,怎么对改变活人殉葬,采用陶俑的人骂起来呢?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能够是孔子不喜欢陶俑,而喜欢用活人殉葬。
由于孔子及其门徒众多,孔子生前及死后在推行活人殉葬上是很有成效的。直到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代替活人殉葬的陶俑才大规模地使用起来。这才有了阵容庞大的兵马俑艺术宝库。据说,这些兵马俑当时是根据那些活着的士兵与活着的马模下来的。因此,尽管上万计的兵马俑,但是,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否则,如果是凭空创造,再高明的雕塑家也难免会有雷同的。
现在可能要轮到反思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这个问题来了。以前,大家达成共识的是,秦始皇暴政。其实,那些被坑儒生并不多,包括儒生与术士,以及江湖骗子,也就是近400人而已。有一说是秦始皇想长生不老药,许多人迎合他,炼丹的人多了起来,后来秦始皇感觉受骗,因此,一气之下烧了一些巫术的书与一些卖弄巫术的人,也包括了一些儒生。但是,今天如果与孔子及儒生主张活人殉葬联系起来考虑,也许是另一番情景。就是儒生总是要像孔子那样回到周礼,主张用活人殉葬,而秦国战后人口大为减少,显然,这个活人殉葬的馊主意是不利于秦始皇的霸道的治国方略的。秦始皇因此对儒生们也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你们儒生不是主张活人殉葬吗?现在先让你们尝尝被活埋的滋味。这当然是合逻辑的推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秦始皇是主张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否则无法解释在他生前死后会有那么多的兵马俑出现。即使是秦始皇死后做的兵马俑,接班的秦二世也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推翻父亲的偏爱,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秦始皇主张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而且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主张用活人殉葬的儒生采用“坑儒”的办法以制止当时普遍存在的活人殉葬的社会风俗。而所焚的书,我的推测估计也是与活人殉葬密切相关的书。很可能就是被孔子及其弟子重新整理出来的繁琐的周礼之类,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礼记》之类已经是后人的简写本了。
在博物馆,我还看到了曾侯乙陪葬的巨大编钟。编钟这种中国正宗的民族乐器,可能是世界上最粗大笨重的乐器,演奏的时候需要几十个人同时协作进行。今天会演奏这个乐器的人已经不可找了,那时的民乐早已经失传。但是,不要看这么粗大笨重的乐器,其实,当时正暗合了隆重礼仪的需要。特别是在宣染葬礼时的气氛,常常会有意外之效。在嘈杂隆重的编钟鼓乐中,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女孩子哀嚎痛哭,五花大绑,跪拜在棺椁之前,那是何等的壮观,孔子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孔子对按照等级享受人生是非常严格的。天子、大诸侯、小诸侯、臣子,各自能够享受什么规模的音乐、漆器、酒器、车马、舞蹈、门当之类的身份地位标志是有严格要求的,要不,他不会喊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不就是鲁国重臣季孙氏在家里办了一个“八佾舞”而已吗?
现在再来分析孔子整天咒骂的所谓“礼崩乐坏”,可能正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所谓“礼崩”,不过是有人发明了陶俑代理了活人去殉葬而已。所谓“乐坏“,不过是有人“八佾舞于庭”而已。他自己成天要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且也要求学生不能够创作发明,结果,三千弟子贤者只有72人,而且就是这72贤人,以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很难堪,因为,没有人留下一本书,甚至没有留下一篇像样的文章,更没有什么像样的发明创造,在社会制度变革方面更是空白。这些弟子们,除了捧老师孔子的臭脚,拾老师孔子的牙慧,好像不会别的本事。
孔子作为圣人对中国影响可谓巨大,他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卫道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结果后来司马迁精心调查与研究发现,孔子自己本身就是“野合”的非礼产物,没有“非礼”,连孔子都不会出生,这大约是儒文化中最具有讽刺性的一个历史事实。
教师节反思教师的祖师爷,原来是这样的不人道,真是有点怪怪的味道。
回复 樊梨花 4/3/2017 03:50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个首先改革这项礼制的,用土陶人代替活人的,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也许有人会辩护,孔子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们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那辩护根本是无力且无效的。因为活人殉葬肯定在先,用土俑代替肯定在后,只有在这种语境下,孔子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试着换一种语境,这话都难以成立。而孔子维护原始礼制的思想又是一贯的,比如他感叹“觚哉觚哉,觚不觚”,如果酒具觚换了一种形状,它还能叫觚吗?如果殉葬换成了土俑,它还能叫殉葬吗?这与孔子的整体思路是一致的。
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死的时候,不仅170个平民被活埋殉葬,还活埋三位著名的贤臣——子车家的奄息、仲行、针虎殉葬,《诗经•秦风•黄鸟》就是记述人们沉痛的悲鸣!一共有三段,这里只记第一段:
交交黄鸟, 交交交地鸣叫着的黄鸟啊,
止于棘。 聚集在一丛丛的刺窠上。
谁从穆公? 谁被拿去给秦穆公殉葬呢?
子车奄息。 是那子车家的奄息。
维此奄息, 只有这个子车家的奄息呀
回复 樊梨花 4/5/2017 08:23
有读者反馈回来信息说,蔡元培当年废止读经是因为要把中国人从僵化的思想中拉回来,那时必须打破陈规陋习,才能够革命。而今天中国社会则完全不同了,到处世俗功利浮躁,因此必须读点儒家经书,重新回到儒家去才能够压压当下中国社会的功利浮躁。我想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能还很不少。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确实,中国社会很功利,很浮躁,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浮躁的人究竟拥有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一点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
说中国社会现在很浮躁,其实也就暗含了一个说法,就是以前的中国是不浮躁的。可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不浮躁呢?举例说孔子时代不浮躁吗?那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飞,各家各派纷纷上路,已经不是浮躁二字可以了结了。而孔子本人其实就是功利浮躁的祖宗。他“十五有志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做官,做大官,做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朝廷大官。一朝权到手,便把人来杀,与他竞争生源的同僚少正卯先生,就这样不幸死在了孔子的手上。他为了做官,四处跑官要官,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一旦有点点希望,他便向主子信誓旦旦:“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做官,我一个月就能够见成效,三年就大功告成。这样的心态与这样的行为,还不浮躁吗?孔子仕途不得志之后才收门徒,而且收门徒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收门徒的目的,所谓读书、仁政与“六艺”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弄个官做,从而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而没有别的追求。为了功利最大化,孔子不顾当时办学条件的简陋与师资力量的薄弱,硬是以自己的家为学校,以自己一个人既为校长,又当教师,却收了三千个学生,名为学生,实际上是忽悠来的家奴,学生交足昂贵的学费之后,却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整天为孔子家打理家务,劈柴喂马,收藏粮食,四处奔波,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乃至孔庙里“四配之首”的颜回,因为长年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又要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劳累过度,短命而死。对这样的现象,孔子从来不反思自己,反而赞叹颜回的过份节俭,仅仅为了多节省一些钱粮。(“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办学效率自然就极其地低下,三千门徒中,只有七十二个勉强合格,这些所谓七十二贤人中,两个最有名的,一个颜回,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得病短命而死,另一个子路,听信了孔子的教导:“君子死,冠不免”,打仗的时候,帽子掉了,不顾身家性命,而是冒死捡帽子,结果被人刺成了肉酱。孔子以浮躁之心求官,以功利之心办学,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孔子本人被圣化之后,其个人的思想言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社会浮躁与教育功利的祖宗。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捧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至圣至理,不可有丝毫冒犯与丝毫怀疑,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极大悲哀。孔子创立的学说其核心,其实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为了维护这个等级特权,不惜大力推广愚民治国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晋国铸刑鼎,怕老百姓知道了国家的法律,而要求权贵也去遵守,从而不能够落实他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特权制度。他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及儒家思想,硬把人分成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延续不断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人不得独立思考,不得自由发展,世代终身为奴,并且以为奴为乐。
我们至今还常常听到中国人的感叹:“活在中国,即使做个乞丐,也要跑在前面才行”。这难道不是中国儒家等级思想与等级制度造成的恶果?无论什么行业,什么职业,哪怕是一个做乞丐的,一朝落后,终身受欺。更不要说中国人的官场了。那个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官位的竞争,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水岭,是生与死的分界线,能不拼命吗?从前的宫廷内斗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十分残酷,今天中国人的官场商场又安能够安稳平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把人按照高低贵贱的等级排列,你敢不挖空心思地去钻营?你敢不尔虞我诈作你死我活的去作垂死争斗?你敢像老子说的那样:“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在儒家创立的文化环境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你敢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吗?在这个儒家世界里早就没有了你的生存立足之地。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老庄的道家,这样提倡道法自然的学说会成变得渐渐式微,而倡导自由、平等、兼爱,互惠互利的墨家更是会销声匿迹,至今几乎无人提及。在这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儒术独尊几乎就是必然的。可以说当年的儒生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搞“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思想垄断那也是必然的。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本质性质决定的,是其价值导向与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从中国人生活在孔子至圣的巨大阴影里,挣扎在儒文化等级特权文化里的中国人就没有了第二种选择的可能了。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是按照儒家价值观与等级思想而来的。假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大同世界没有相同之处,儒家的等级特权与阶级划分不相类似,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能够相通,儒家的“至圣”与伟大的“导师”不能够通约,中国人会接受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即使面对鸦片战争时的“三千年不遇之变局”,面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与法治制度,以及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所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再变也只是技术细节上的改变,而不可能改变儒家维护的皇权文化价值观念与等级特权思想与制度。
都说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权侵入到私人领域的恶果,却没有想过,这恰恰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儒家的孝文化早就为每家每户制定了与计划生育政策看似完全相反,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生育政策。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生”的话,那么儒家孝文化则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不生”,特别是“不准你不生男孩”,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的三种不孝,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生了个闺女就算是有后了,在中国儒家孝文化里,无论生多少个闺女都算是断子绝孙的,因为女人不算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就是说,即使勉强算人,也只能够算到“小人”一类。三不孝中的“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罪过,以及最大的失败,不论你现在多么荣华富贵,多么耀武扬威,但是,后继无人,断祖宗的香火,能够逞能到几时啊?按照此说,那些热衷倡导儒文化的人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得上资格,如果你不做官,不发财,又不是男人,甚至也不生出一个男孩来为自己续香火,断了祖祀,就跟在后面追随儒家学说,到时你迟早会很痛苦的。
在儒家文化里,世俗的功名利禄就是一切。这些功名利禄,还被民间概括成为“三星高照”,即福星、禄星与寿星。其中福星被排在第一位是符合儒家的价值取向与逻辑思维的。所谓福星高照,其实就是“子孙满堂”,这是孝之本也。也是取得“禄星”的前提。否则再有才能,再有贡献也是白搭的。像王安石这样位居宰相的儿子王雱才华十分了得,“20岁前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历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尉、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尝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邓绾、曾布荐之于神宗,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书义》、《诗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九年(1076年)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未上任,不久因病疽病故,年三十三。”托老父王安石的宰相权威,王雱死后进了孔庙受到祭祀,排位还比较靠前。结果王安石一死,那些儒生就以王雱少年短命,又没有留下后代,极为不孝为名,革除了他留在孔庙吃冷猪肉的权利。但是,孔子嫡系又可以例外,比如颜回,虽然也短命,甚至比王雱更短命,据说只活了二十九岁,好像也没有留下后代(以颜回那样长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饿得精瘦的身体,似乎也是没有生育能力了。)却能够位居孔庙“四配之首“,孔子一人之下,所有圣贤之上。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才是中国社会变得浮躁的根源。在中国无一朝代不浮躁,那些读书入科举仕途、追逐功名的儒生学子不浮躁吗?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那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兴亡交替过程不浮躁吗?那些你死我活的宫廷内斗过程不浮躁吗?在中国,不浮躁的人,只有那些仕途失落,真正看破儒家文化本质的田园诗人才不浮躁。像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可以算一个。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仕途不得志者都不再浮躁。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终南捷径”的典故似乎很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说的是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听说皇帝经常路过终南山,终日打听皇帝的行走路线,不时调整具体的隐居地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碰巧”遇到了路过此地的皇帝,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了大官。后来同僚司马承祯先生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先生极力建议他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他独特的成功经验。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儒文化之下的社会浮躁并不限于庙堂之高,也不限于江湖之远,甚至不远不近的“终南山”,也是浮躁的捷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今天儒学再次被大规模、高规格地倡导,官场人士趋之若鹜,纷纷出版儒学心得体会著作,其实不也是欲走终南捷径吗?那些想以儒文化平抑社会浮躁之心的善良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也太缺乏历史文化常识了。
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回复 樊梨花 4/5/2017 08:26
有读者反馈回来信息说,蔡元培当年废止读经是因为要把中国人从僵化的思想中拉回来,那时必须打破陈规陋习,才能够革命。而今天中国社会则完全不同了,到处世俗功利浮躁,因此必须读点儒家经书,重新回到儒家去才能够压压当下中国社会的功利浮躁。我想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能还很不少。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确实,中国社会很功利,很浮躁,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浮躁的人究竟拥有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一点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
说中国社会现在很浮躁,其实也就暗含了一个说法,就是以前的中国是不浮躁的。可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不浮躁呢?举例说孔子时代不浮躁吗?那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飞,各家各派纷纷上路,已经不是浮躁二字可以了结了。而孔子本人其实就是功利浮躁的祖宗。他“十五有志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做官,做大官,做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朝廷大官。一朝权到手,便把人来杀,与他竞争生源的同僚少正卯先生,就这样不幸死在了孔子的手上。他为了做官,四处跑官要官,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一旦有点点希望,他便向主子信誓旦旦:“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做官,我一个月就能够见成效,三年就大功告成。这样的心态与这样的行为,还不浮躁吗?孔子仕途不得志之后才收门徒,而且收门徒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收门徒的目的,所谓读书、仁政与“六艺”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弄个官做,从而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而没有别的追求。为了功利最大化,孔子不顾当时办学条件的简陋与师资力量的薄弱,硬是以自己的家为学校,以自己一个人既为校长,又当教师,却收了三千个学生,名为学生,实际上是忽悠来的家奴,学生交足昂贵的学费之后,却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整天为孔子家打理家务,劈柴喂马,收藏粮食,四处奔波,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乃至孔庙里“四配之首”的颜回,因为长年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又要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劳累过度,短命而死。对这样的现象,孔子从来不反思自己,反而赞叹颜回的过份节俭,仅仅为了多节省一些钱粮。(“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办学效率自然就极其地低下,三千门徒中,只有七十二个勉强合格,这些所谓七十二贤人中,两个最有名的,一个颜回,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得病短命而死,另一个子路,听信了孔子的教导:“君子死,冠不免”,打仗的时候,帽子掉了,不顾身家性命,而是冒死捡帽子,结果被人刺成了肉酱。孔子以浮躁之心求官,以功利之心办学,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孔子本人被圣化之后,其个人的思想言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社会浮躁与教育功利的祖宗。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捧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至圣至理,不可有丝毫冒犯与丝毫怀疑,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极大悲哀。孔子创立的学说其核心,其实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为了维护这个等级特权,不惜大力推广愚民治国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晋国铸刑鼎,怕老百姓知道了国家的法律,而要求权贵也去遵守,从而不能够落实他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特权制度。他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及儒家思想,硬把人分成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延续不断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人不得独立思考,不得自由发展,世代终身为奴,并且以为奴为乐。
我们至今还常常听到中国人的感叹:“活在中国,即使做个乞丐,也要跑在前面才行”。这难道不是中国儒家等级思想与等级制度造成的恶果?无论什么行业,什么职业,哪怕是一个做乞丐的,一朝落后,终身受欺。更不要说中国人的官场了。那个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官位的竞争,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水岭,是生与死的分界线,能不拼命吗?从前的宫廷内斗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十分残酷,今天中国人的官场商场又安能够安稳平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把人按照高低贵贱的等级排列,你敢不挖空心思地去钻营?你敢不尔虞我诈作你死我活的去作垂死争斗?你敢像老子说的那样:“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在儒家创立的文化环境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你敢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吗?在这个儒家世界里早就没有了你的生存立足之地。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老庄的道家,这样提倡道法自然的学说会成变得渐渐式微,而倡导自由、平等、兼爱,互惠互利的墨家更是会销声匿迹,至今几乎无人提及。在这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儒术独尊几乎就是必然的。可以说当年的儒生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搞“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思想垄断那也是必然的。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本质性质决定的,是其价值导向与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从中国人生活在孔子至圣的巨大阴影里,挣扎在儒文化等级特权文化里的中国人就没有了第二种选择的可能了。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是按照儒家价值观与等级思想而来的。假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大同世界没有相同之处,儒家的等级特权与阶级划分不相类似,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能够相通,儒家的“至圣”与伟大的“导师”不能够通约,中国人会接受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即使面对鸦片战争时的“三千年不遇之变局”,面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与法治制度,以及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所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再变也只是技术细节上的改变,而不可能改变儒家维护的皇权文化价值观念与等级特权思想与制度。
都说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权侵入到私人领域的恶果,却没有想过,这恰恰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儒家的孝文化早就为每家每户制定了与计划生育政策看似完全相反,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生育政策。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生”的话,那么儒家孝文化则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不生”,特别是“不准你不生男孩”,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的三种不孝,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生了个闺女就算是有后了,在中国儒家孝文化里,无论生多少个闺女都算是断子绝孙的,因为女人不算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就是说,即使勉强算人,也只能够算到“小人”一类。三不孝中的“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罪过,以及最大的失败,不论你现在多么荣华富贵,多么耀武扬威,但是,后继无人,断祖宗的香火,能够逞能到几时啊?按照此说,那些热衷倡导儒文化的人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得上资格,如果你不做官,不发财,又不是男人,甚至也不生出一个男孩来为自己续香火,断了祖祀,就跟在后面追随儒家学说,到时你迟早会很痛苦的。
在儒家文化里,世俗的功名利禄就是一切。这些功名利禄,还被民间概括成为“三星高照”,即福星、禄星与寿星。其中福星被排在第一位是符合儒家的价值取向与逻辑思维的。所谓福星高照,其实就是“子孙满堂”,这是孝之本也。也是取得“禄星”的前提。否则再有才能,再有贡献也是白搭的。像王安石这样位居宰相的儿子王雱才华十分了得,“20岁前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历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尉、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尝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邓绾、曾布荐之于神宗,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书义》、《诗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九年(1076年)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未上任,不久因病疽病故,年三十三。”托老父王安石的宰相权威,王雱死后进了孔庙受到祭祀,排位还比较靠前。结果王安石一死,那些儒生就以王雱少年短命,又没有留下后代,极为不孝为名,革除了他留在孔庙吃冷猪肉的权利。但是,孔子嫡系又可以例外,比如颜回,虽然也短命,甚至比王雱更短命,据说只活了二十九岁,好像也没有留下后代(以颜回那样长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饿得精瘦的身体,似乎也是没有生育能力了。)却能够位居孔庙“四配之首“,孔子一人之下,所有圣贤之上。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才是中国社会变得浮躁的根源。在中国无一朝代不浮躁,那些读书入科举仕途、追逐功名的儒生学子不浮躁吗?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那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兴亡交替过程不浮躁吗?那些你死我活的宫廷内斗过程不浮躁吗?在中国,不浮躁的人,只有那些仕途失落,真正看破儒家文化本质的田园诗人才不浮躁。像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可以算一个。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仕途不得志者都不再浮躁。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终南捷径”的典故似乎很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说的是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听说皇帝经常路过终南山,终日打听皇帝的行走路线,不时调整具体的隐居地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碰巧”遇到了路过此地的皇帝,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了大官。后来同僚司马承祯先生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先生极力建议他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他独特的成功经验。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儒文化之下的社会浮躁并不限于庙堂之高,也不限于江湖之远,甚至不远不近的“终南山”,也是浮躁的捷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今天儒学再次被大规模、高规格地倡导,官场人士趋之若鹜,纷纷出版儒学心得体会著作,其实不也是欲走终南捷径吗?那些想以儒文化平抑社会浮躁之心的善良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也太缺乏历史文化常识了。
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回复 樊梨花 4/5/2017 08:28
西周承接殷商的传统,有活人殉葬的传统。
春秋的时候,开始有了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做法。孔子对此非常气愤,对学生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些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他们就没有后代了吗?因为周礼,规定了诸侯死了,要用生前侍候他的人殉葬。子女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这等于欺骗死人,造成死掉的诸侯在地下没人伺候。孔子就骂这些诸侯的子女,难道你们都没有后代吗,你们死了,你们的后代也会给你用陶俑殉葬,也会这样糊弄你啊。
孔子平时挂在嘴上的就是“仁者爱人”,可是一旦违背了“礼”,仁,就要让步。换句话说, 这个,仁爱,并不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仁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属于工具性的价值观,不是核心价值观。孔子所谓,民本,也就是以老百姓当本钱的意思,好比作生意的资本金,也不是以老百姓为服务目的的意思。
当年齐鲁国君会见, 因为齐国的乐队,没有按照周礼的要求演出,孔子就命令手下军队,把几百名乐队的乐手都给杀了。一旦违反了“礼”,孔子哪里还有爱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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