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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不该被埋没的张闻天

已有 482 次阅读3/24/2017 03:37 |系统分类:历史

不该被历史埋没的张闻天


  长期以来,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曾被忽视。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近来史学界研究成果却表明: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他与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作用。
  从遵义会议开始,无论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释放刘志丹还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张闻天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各种原因,掌权后的毛泽东对张闻天日渐疏远。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正视历史,还原真相,超越政治成败的评价体系,客观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只会有助于来者更好地把握未来,这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风气的应有之义。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的职务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没。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编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1938年(10月)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    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西安事变:毛泽东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
  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
  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称号,此后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他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不过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只是有的说不合法),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 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
  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59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张闻天得到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这之前,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中就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在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时期,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得到了恢复,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对此加以论证。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这篇文章记叙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其中的是是非非早有定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一点其实正是张闻天在四十年前明确指出过的。张闻天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磊落襟怀,至今仍光彩照人,令后人仰慕。
  7月2日—8月16日  在庐山参加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16日)。
  7月2日—16日  被编入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会议初期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左”的错误的议题,曾在小组会发言说:大跃进也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会议初期,还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一书。其间曾结合“大跃进”实际,向身边秘书发表过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等见解。还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月3日  将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5日批:“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7月10日  在华北组小组会上作国际形势系统发言。
  7月10日前后  让秘书起草致毛泽东的信,并拟出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大体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要求写得具体一些,以便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信稿写成后因认为太空洞而未发出。
  7月12日  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  与彭德怀在饭前饭后还有过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是做个大报告,实际等于是空的。
  7月14日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此前张闻天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有听完便走了。
  7月16日  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提出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在此前后,一面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还对王任重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示态度。一面于17日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称现在是反冒进,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子。会议中则围绕对彭信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反响与紧张气氛。相当一部分人同意彭信的观点,肯定彭的精神,不少人对彭信提出质疑。少数人认为信是“针对主席”的,信中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说的“路线错误”,也就是要“更换领导”。
  7月17日—8月1日  被编入第二组,通称华东组,参加小组会议。组长柯庆施。
  7月18日前后  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  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住处小坐,同时相遇的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均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应该是在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7月中、下旬,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一起(有时同其中的几位)还有若干次接触或共同散步。
  同日  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除认为会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及党内应该造成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的相同看法外,还表示不同意小组会中那种认为造成“大跃进”缺点的原因只是缺乏经验,根本不说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一类发言。还明确主张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周小舟对最后一点表示不同意。
  7月下旬某日  约戎子和来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四十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四十亿元,而在于九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  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下午  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就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除华东组的记录外,张闻天还让自己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同日  发言结束后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晚饭后见到彭德怀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将张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同日  庐山会议简报(二十)刊出张闻天7月21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7月24日  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的华东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这篇发言以《在庐山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四)。
  7月24日或25日  遇到彭德怀。交谈中说,不能讨论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7月24日前后  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发言记录印发出来只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又求见刘少奇,当面向刘表示希望不要印发记录。刘少奇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最终还是在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

7月26日  在小组会发言说:参加庐山会议前,对成绩没有怀疑,但认为问题和缺点也不少,希望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弄清楚。参加会议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当时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
  同日  毛泽东写《对于一封信①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随即骤然升级。
  7月31日、8月1日  毛泽东在庐山住处“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张闻天未被允许参加,但毛泽东的谈话中说: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8月2日 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说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还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同日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印发②。信中指责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讥讽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对此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③倒还差不多。”又反问:“怎么说‘尽是假的’?”
  同日  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  交出书面检讨。同时给毛泽东写信,除违心地表示接受批评外,也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
  8月3日—10日  参加华东组和第二联组(约于7月7日编成)的会议,接受批判斗争和追问,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月9日  在小组会上受到猛烈斗争和追查。会后心情沉重,驱车前往牯岭镇外山中,眺望远方良久,回头对身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
  8月11日  毛泽东在全会大会上讲话,认定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张闻天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8月12日  准备在全会大会上作检讨。当写到在民主问题上的“错误”时,边写边对秘书说: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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