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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无逻辑的“民主”粉,荒唐可笑

已有 460 次阅读3/11/2017 20:24 |系统分类:时事

一个民主粉说:“当火柴垄断火种的时候,打火机出现了!当唱片垄断音乐的时候,磁带出现了!当算盘垄断运算的时候,计算器出现了!当胶卷垄断摄影的时候,数码相机出现了!当纸媒垄断资讯的时候,手机出现了!当电信垄断通讯的时候,微信出现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垄断多久,更别想会三生三世!”

 

第一个错误,不知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

 

这个民主粉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推理,其结论是或然,不具有必然性。所以,他的结论,垄断不会长久,只是一种可能,没有必然性。“没有什么可以垄断多久,更别想会三生三世”,并非规律。东方的专制制度就是垄断,持续几千年,还在继续。中国一个王朝持续三百年,垄断十几代人。可见,垄断不会长久是不成立的。埃及、波斯、中国都是古老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民主在这些地方都很难生根。

 

第二个错误,不知垄断是出自于人的专制本能。

 

“当火柴垄断火种的时候,打火机出现了!当唱片垄断音乐的时候,磁带出现了!当算盘垄断运算的时候,计算器出现了!”

 

这是胡扯。火柴、算盘会垄断?垄断是人的行为!譬如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销毁,蒙古统治者垄断铁器和刀具,汉人用刀子必须向蒙古村长登记借用。这就是垄断,其目的就是为了专制统治延续千秋万代。可见,垄断是出自于人的专制动机,这种动机具有本能性质。众所周知,猴王统治猴群,它只能垄断几年,接着,必须通过猴王争霸赛以确立新猴王。可见,一个猴王专制垄断确实不会长久;但是,猴王专制垄断作为一种动物的本能体制却是恒久不变的,新猴王依然专制垄断。

 

人类的专制垄断比猴王专制垄断更邪恶更野蛮而且更狡诈更贪婪。人类的专制帝王吃人肉,还要臣民都吃。黄帝、大禹、纣王、刘邦、非洲的皇帝蒙博萨都吃人肉,还强迫大家吃。没听说猴王吃同类。这说明人比猴子坏得多!而且人比猴子狡诈得多!“人吃人”——割股疗亲、杀妻做军粮,等等,野蛮行径被儒家作为忠孝节义的典型载入了史册。这就使“人吃人”的恶习合理化甚至高尚化,“人吃人”成了“文化自信”。现在,统称为“四个自信”——即“人吃人”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自信。显然,“四个自信”是自欺欺人!人比猴子贪婪得多!不仅夺江山的一代人“人吃人”,还通过“四个自信”使“人吃人”的恶习代代相传。

 

第三个错误,不知创新是人的本质。

 

既然垄断是人的行为,火柴就不可能垄断火种。中国人连火柴都发明不了,是从西方引进的,清末称火柴为洋火。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搞抵制洋货运动,连使用火柴的人都被义和团屠杀。可见,火柴不可能垄断火种的。

 

算盘也不可能垄断、代替人的运算。西方无算盘,人家反而有真正数学。算盘垄断导致计算机即电脑出现,是天方夜谈。中国用算盘,可计算机是美国发明的。

 

西方之所以发明无数,是西方人早已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的创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具有自由奔放的性质,理性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流会进化到普世正义的逻辑思维阶段,而逻辑思维是科技创造发明的基础。

 

大家公认:理性即逻辑,逻辑即理性。也就是说,没有进化到普世正义的逻辑思维阶段的民族就是非理性民族。

 

20173月初,到处可见,中国人游行示威的横幅标语是:“操乐天祖宗”,“还日他娘。”中共国的国格一下子就提升到强奸犯的高度。

 

其实,孔子骂人最早最厉害,学生白天睡觉,他就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何其毒也。学生睡觉是自然现象,他不问清楚原因,就破口大骂,假如学生是身体不舒服有病呢?所以圣人也是骂人者。而且很脏,粪土之墙,不是很脏吗?而且狠毒,朽木不可雕,朽木,侮辱人格。

 

那时,木匠制作人偶即俑作为陪葬品,孔子骂木匠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赞成活人陪葬的礼制。有人说,孔子是仁者爱人,怎会支持活人殉葬?其实,仁者爱人是忽悠人的口号。孔子在齐鲁两国国王会见的时候,就砍了跳民间舞的舞者手脚;他还以言论罪杀了少正卯;而且孔子殷商的后代,殷商人就是搞活人殉葬的人吃人的民族。

 

可见:中国文化无逻辑,只会骂人;汉族就是非理性民族。非理性民族不可能有什么“四大发明”,只会剽窃、欺诈、搞霸权、欺负少数民族。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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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3/12/2017 02:04
“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作者

公民——中国从未有过得理念

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普适价值”的理念中,也许“公民”是一个同时集中体现了人和社会价值的理念——诞生于古希腊,沉寂于中世纪,再生于文艺复兴。她的命运就是社会公正和人的价值的命运。而作为法国大革命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这个古希腊价值的现代形象。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却是永志不忘:

“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

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

“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他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

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

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毋庸讳言,“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中国就如同丰衣足食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中国之所以关系重大就是因为她们曾经和中国没有关系。

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自由一词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概念性缺失,其真正词意近代才诞生。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

“博爱”更在中国难觅踪影,其实“爱”本身,在中国也是非常近代才有的概念。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他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

墨子曾经提出了“兼爱”,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則乱。”墨子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不分等级的“兼爱”。但由于墨子的“兼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支持,注定不能独立生存。

孟子也提出了类似兼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破口大骂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可惜的是,墨子的“兼爱”呼声在即便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显得那么微弱。随着对“爱”还算重视的孟子的破口大骂,和之后对于孔孟和儒家的独尊,墨子的“兼爱”就寿终正寝了。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和此后几乎所有皇帝都奉行的礼教,注定了从未诞生“自由”和“平等”理念的华夏连“博爱”的幼芽也将夭折。在等级森严的礼教中,在残酷专制的制度下,“爱”的消亡是如此必然。墨子“兼爱”思想的悲剧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的缩影。

在中国,对上的“爱”被恐惧和奉承所代替,对下的“爱”被威权和恩赐所代替,平等的“爱”被利益和客套所代替。因此,“爱”这个词已经不具备真正“爱”的含义,尚存的“爱”大概只有“宠物”对“主人”的爱和“主人”对“宠物”的“爱”了。离开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怎么看都像是以上两者。但即便这样,也比宣扬“仇恨”要好得多。毕竟,一个充满了即便再卑微“爱”的社会也胜过一个充满了高尚“恨”的社会。

正因如此,国人在面对舶来的“博爱”理念时,显得很局促和拘谨,更多的是拒绝。

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

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同于肉体的“爱”;

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

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的爱和对真理的爱,因此也可理解为激情的“爱”;

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

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

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

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人格的进步就是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搏斗的历史。而“奴才”,则最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它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

一个社会的终极进步就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从“奴才”走向“公民”。

奴才——华夏久病不愈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夏有这么多人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恐惧万分,必欲置之死地。他们知道,如果“自由、平等、博爱”被华夏普遍接收,那么“公民”的理念和实践就会取代“臣民、子民、顺民、刁民、良民和暴民”,随之,产生和滋长奴才和奴性的土壤和基础就会荡然无存,一个由这样的社会人格和民族性格构成的社会形式将轰然倒塌。

所谓奴才,绝不指那些地位低下者,也绝不是侍者或仆人。这些仅仅是职业,而绝不构成“奴才”的定义。“奴才”决定于人格,而不是社会地位。再低的社会地位也不构成奴才,而再高的社会地位也不妨碍产生奴才。我们不妨给奴才画一个像。

奴才这样对待自由:

奴才不需要自由,他们要的是仰仗权势的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这和普适的每个人的自由背道而驰。他们自愿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权势,随着权势的旨意,他们可以一拥而上,可以一哄而散,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噤若寒蝉。他们在龙或者狼的阴影里得到了自身的安全和给予别人的恐惧,他们为此心满意足。他们为了更多地给别人以恐惧,他们需要让龙更加强大、让狼更加残忍。龙和狼剥夺他们的,他们从别人的恐惧中得到了回报。龙和狼迫害他们的,他们从迫害别人那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奴才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眼睛里没有人,只有主子和奴才。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而只是权力的附庸,因此也绝不把别人当作人。他们发誓要骑在别人头上,又要辛苦地把主子扛在脖子上。他们扛着主子一是为了用主子吓唬别人,二是主子的重压让他们感到踏实。因此,一旦脖子上没有了主子,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奴才一生都在寻找靠山。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强大的靠山,哪怕那个靠山是残酷压迫他们因此他们避而远之的。因此,他们哪怕就是远涉重洋,也梦想着当时他们逃离的国度可以成为他们在异乡混得好一些的靠山。

奴才绝不喜欢真相和真理,因为其将破坏他们营造的一切美好融洽的关系和利益。于是他们绝不喜欢公正,更不喜欢竞争,一旦竞争,那主子和奴才都做不稳了,那还了得?

奴才这样对待“平等”:

奴才痛恨平等,钟爱权势。在没有权势时,俯首帖耳,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于是,卑躬屈膝和专横跋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在奴才身上统一得很完美。他们在地位比其高的面前奴颜婢膝,在地位不如自己的面前趾高气昂。对他们来说,平等是瞎话,要么主子,要么奴才,哪里会有平等?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别人都变成他的奴才,一旦他们成了某个程度的主子,他们就竭尽全力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才。由于奴才爱的只是权势而不是主子,于是在他们的主子垮台时也会对主子大打出手,那是绝没有了一点点过去的主仆情分。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

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可以成为主子而奋斗,但知道唯一途径,就是做好主子的奴才。只有做稳了奴才,才有前途。由于主子上面还有主子,于是奴才是注定要永远做下去的。做好奴才,是他们从历史和现实中树立的“颠扑不破”的信条。

奴才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背景,以便可以让他们在外面称呼别人“蕞尔小家”,俨然自己出于一个“泱泱大家”。但其实他们自己在这“泱泱大家”里不过是奴才和家丁,就是连说一句话也要看看主人的脸色,以免遭到一顿臭骂甚至痛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自豪感”,在嘲笑他人为“蕞尔小家”中,俨然也“享受”到了一丝作“主人”的痛快。

即便离开“泱泱大家”后到某个“蕞尔小家”谋生,也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家”奴才和家丁的身份。由于远离主子而免遭痛打,便忘却了当时的疼痛,于是越发想念起主子来。那“臭骂”和“痛打”原来也令人梦萦缭绕,如今没人“打”没人“骂”了,这日子还真的不舒坦了。

奴才这样对待“博爱”:

奴才绝不可能博爱,因为他们只有利益,没有正义,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权势,因此依附权势者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那些越专权的,他们就越依附;越残暴恐怖,他们就越强烈尊崇。奴才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们恐惧别人,同时又在追求别人对自己的恐惧。他们忍辱负重,却也随时都在寻求把日积月累的仇恨宣泄给他人,把自己遭受的来自社会上层的践踏变本加厉地强加给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

由于权势在奴才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把来自权势的迫害看作是恩赐,而把来自平等的宽容和谦让看作是他们的特权。于是奴才对于迫害他们的权势者,报以俯首帖耳;而对于有恩于他们的无权者,却恩将仇报。

于是,奴才特别喜欢窝里斗,不斗清楚了主子和奴才绝不善罢甘休。不斗就分不清主子和奴才,做不稳奴才的日子是绝对不能过的。他们从来痛恨民主,因为民主不承认主子,而离开了主子的日子是无法过的。而当他们一旦成为主子,便绝不限制手里的权利,也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行善。

于是,他们缺乏“爱”,而充满“恨”。在主子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但是当主子要他们愤怒时,他们振臂高呼、声嘶力竭。奴才完美地结合了慷慨激昂和俯首帖耳,大义凛然和卑躬屈膝。这都是为了主子进行的表演,是满足他们奴才性格的一种宣泄。

奴才缺乏同情心,却热衷于他人的隐私,那绝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欣赏别人的痛苦。他们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别人的痛苦可以引起他们的快感,别人越痛苦,他们越亢奋。

奴才绝难忠诚,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利益依附于主子的权势,依靠后者他们最大化了前者。于是在主子还强大的时候,他们对主子顶礼膜拜,对主子效忠有加,但是一旦危险出现,主子危急,他们就立即树倒猢狲散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

总而言之,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反面。“为虎作伥”用来形容奴才非常恰当,从不幸的受害者走向卑鄙的害人者的经历,泯灭自己的良知为主子行恶,就是所有奴才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人,构成了“奴才”,这样的性格,就是“奴性”。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是“奴性”代代相传的表征。在她做媳妇的时候,备受婆婆的欺凌,可怜。终于多年以后她脱离了婆婆的管束而自己也成为婆婆后,不去改变曾经加害于她的规矩,却反过来用同样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方式加害于自己的媳妇,可恨。

如此奴性和奴才,导致中国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血流成河,过后社会却依然如故。世道没有变革,更改的仅仅是主子和朝代的名称。奴才,却一代又一代地真心实意诚惶诚恐地做稳了。

鲁迅一针见血:“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他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亦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于当时词义的不同,这里鲁迅用了“奴隶”而非“奴才”。其实,他要说的是“奴才”,因为“奴隶”是被迫的,而“奴才”却是自觉自愿的。

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人只是权势的附庸,而权势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于是,绝大多数人是极少数人的附庸,极少数人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子,“人”消失了,“奴才”和“主子”取而代之。但是,看似天差地别的“奴才”和“主子”之间并无人格上的差异:

主子= 奴才 + 权势

在两边都减去权势后,等式变成:

奴才= 主子 - 权势

亦即,一旦“奴才”有了“权势”,就成了“主子”;而一旦“主子”失去了“权势”,就成了“奴才”。权势居然如此重要!于是在中国,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人格的蔑视成为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进而,为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对失去权势极度恐惧。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平等被践踏,而奴性和权势被弘扬。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培养奴才的学校,“合格”的“毕业生”源源不断供应到社会中来。他们的人生词典里只有“奴才”和“主子”,而没有“人”。在人格上,他们都是“奴才”,只是在对权势的追逐中,有的上升为不同级别的“主子”,一些沦为不同级别的“奴才”。

当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他们呈奴才相,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他们呈主子样。仍然是鲁迅:“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可惜,时代更迭,沧海桑田,国人的奴性却并不见消失。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积重难返的就是“奴性”。数千年的积淀,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

对丑恶的怜悯胜过对美好的同情;对谬误的姑息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对权势的屈服胜过对弱小的谦恭。

这样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太少情面,但确实是国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回复 樊梨花 3/12/2017 02:05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
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
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
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
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
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
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
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
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
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
11. 勇敢地面对逆境。
12. 说真话。
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14. 明智地理财。
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
16. 认识虔诚的力量。
17. 理解宽恕的力量。
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
19. 寻求善。
20. 追求真理。
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回复 樊梨花 3/24/2017 02:12
西周承接殷商的传统,有活人殉葬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西汉才结束,到了明朝又沉渣泛起。
春秋的时候,开始有了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做法。孔子对此非常气愤,对学生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些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他们就没有后代了吗?因为周礼,规定了诸侯死了,要用生前侍候他的人殉葬。子女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这等于欺骗死人,造成死掉的诸侯在地下没人伺候。孔子就骂这些诸侯的子女,难道你们都没有后代吗,你们死了,你们的后代也会给你用陶俑殉葬,也会这样糊弄你啊。
孔子平时挂在嘴上的就是“仁者爱人”,可是一旦违背了“礼”,仁,就要让步。换句话说, 这个,仁爱,并不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仁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属于工具性的价值观,不是核心价值观。孔子所谓,民本,也就是以老百姓当本钱的意思,好比作生意的资本金,也不是以老百姓为服务目的的意思。
当年齐鲁国君会见, 因为齐国的乐队,没有按照周礼的要求演出,孔子就命令手下军队,把几百名乐队的乐手都给杀了。一旦违反了“礼”,孔子哪里还有爱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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