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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

已有 573 次阅读2/2/2017 07:11 |系统分类:信仰

“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最新稿)

 

理性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也称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客观理性就是客观规律,主观理性就是指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认识成果。客观理性又分为神的理性、人的理性和动物理性。动物理性就是动物求生本能,食肉动物的理性就是弱肉强食,草食动物的理性就是逃生或伪装求生存,而鸟类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自由性如麻雀。人的理性就是公平或者平等,神的理性就是博爱。“道法自然”就是模仿动植物的习性,譬如:龙蛇凤凰崇拜、十二生肖、五禽戏、吃动物粪治病……这是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物的水平,是一种倒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经典《易经》最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不信仰上帝,二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始终围绕着物质利益团团转。而西方文化是可以脱离物质功利、绝对信仰上帝的精神性文化。老子孔子都是无神论。中国最高的神“天”都要法“道”,而“道法自然”,这就否定了“神”的最高性和终极性。孔子“祭神如神在”,好似演戏而已。在老子、孔子影响下,中国人拜祖宗为神、拜皇帝为神。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拜物教文化。这种倒退的拜物教文化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落后。

 

. 拜物教文化导致腐化堕落、制度崩溃

 

西方精神第一,精神支配物质,上帝控制人欲。中国文化对神没有兴趣,精神趋向物质化,最终沦为虚无主义。因为精神会随着物质的死亡而幻灭,从而使人陷入悲观消极和渺小。为了获得暂时的满足,人就很容易受物质的引诱而流连忘返,自我陶醉,自我糜烂,中国古代帝王在物质的糜烂中醉生梦死,酒池肉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上行下效,中国百姓的价值观也是物质追求,玩物丧志,假大空盛行。这就是中国人不断地烟酒人生、腐化堕落的根源。

 

老子是中国贪婪文化的代表。老子要求帝王不说真实的想法,最多是行“不言之教”,这样才好搞阴谋诡计。“道可道,非常道” ;即,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而是雕虫小技而已,那没有说出来的的相“反”道才是帝王的良苦用心。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圣人的话(即“道”)要反着听,弱者们都是圣人的利用的工具(道之用)。所以,老子提倡虚无,其目的是为了无中生有的占有。今天,很多国人把老子当成了中国文化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因为自私贪婪和自由不是绝对排斥的,没有自由哪能实现自私?老子的自由主义只是动物的伪装求生法则,无信无义无道德,和西方的法治人权自由风马牛不相及。老子思想最终被国人拿去做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文化实践,变成一套贪生怕死的长生术。这就是中国人贪婪的主因。

 

唐朝参与科举的学人必须会默写《道德经》,因为老子李耳被说成是唐朝皇帝的远祖。李绅写了首脍炙人口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后来,他考中进士。从国子监做起,官至宰相,被封赵国公。发达以后,豪奢极欲,他爱吃鸡舌,每餐耗费活鸡300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这就是他的“以百姓之心为心”?果然是“智慧出有大伪”的伪君子。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其要旨就是要反礼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老子却要求帝王“不尚贤”,不选用优秀者,免得智者窃国。曹魏用智者司马氏而被“颠覆”,司马氏不尚贤,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导致半个中国被灭杀祸害更大!《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血缘宗法制。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维护的是有“孝慈”精神的宗法制,而反对提高民智的先进制度。“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为了防止智者颠覆政权,毛泽东批武训批陶行知打击胡风反右搞文革,让愚昧者工农兵占领学校讲台。总之,“无知无欲”的原始的“无为”是最好的治国之道。老子认为: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 退回到原始社会,天下就太平了。很显然,“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老子的不争、不盗的太平梦就是胡思乱想。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人不是机器,制度当然决定不了人的好坏。其实,制度不过是某种观念的固化硬化而已。譬如:公有制与一党专政的观念通过暴力运动使之固化硬化成了某国的制度,该党以为这先进的制度使人先进,结果反而人吃人。可见,人的先进落后,并不由其制度决定;而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基督教对于道德的提升,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如果耶稣没有来,十诫的影响只停留在犹太人中;北欧人仍然是海盗;亚洲、非洲、美洲的野蛮民族,没有人敢去接触。林语堂在其名著《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15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15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它们的名字:一个叫谷歌,一个叫百度。一个攀登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践踏人类道德的下限。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自杀率最高,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

 

刘亚洲说: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西方人进教堂,把这黑暗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却把它包起来,养着它;搞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家丑不可外扬。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

 

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病毒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韩国85%人信仰基督,总统在人民游行示威下不得不下台。没有信仰只有民主制度,过不了多久就会解体。譬如:古希腊人的公平正义观念通过移民在新城邦将其固化硬化民主制度,但他们信仰多神教,被北方蛮族颠覆了,就像中华民国人民信仰多神教被被北方暴力政权颠覆一样。朝鲜信仰无神论,残暴饥荒人吃人。中国人心中没有神的位置,就不会把自己的爱扩大到家族以外,社会就腐化堕落。所以,社会必须有宗教。因为精神贵族拥有理性精神,而精神贫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发展理性,他们需要别人的经验和教育。而宗教刚好填补了精神贫民的精神空缺和需要。宗教就像一种被精心调制的精神快餐,精神贫民从中获得精神寄托。

 

. 拜物教文化导致愚昧倒退复古

 

人类高贵的文化,是信仰上帝的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天之骄子。因此人类具有独立于物质之上的绝对精神,即上帝理性。人在上帝理性的指引下,不断上进。

 

不信仰上帝,就失去了上进心。老子把宇宙大道抽象为“一”,这个“一”就是“无”,即清静无为。因为世事如浮云,追求上进有何意义?老子把人贬为“刍狗”,“刍狗”哪会有上进心?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何来,人权何以产生?庄子“道”无处不在,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虫、小草、瓦当甚至粪便之中。他把永恒的“道”比作是大粪,意在否定道的崇高价值。他没有美与尊严的概念,也无美与尊严的追求,也沒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沒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绝怎会有上进心?庄子人生观就是中游人生观,他说,木因才被砍到,公鸡因不才被杀,所以,人应处在才与不才之间才能生存。这就是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在中游。”总之,是不求上进,所以,要求不尚贤。这种人生观,只能是亡国之术。唐朝、宋朝、明朝的皇帝迷信道家,都亡国的可悲。

 

老子是屏蔽、“禁评”的老祖宗。“道法自然”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万物都是一回事,人如同“刍狗”与普通物质没有区别。人类必须服从“道”的安排,也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固步自封的愚昧主义。老子把文化、智慧看成祸害,必须完全抛弃。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帝王必须塞其兑,闭其门。河上公云:兑,目也;门,口也。可见,塞其兑,闭其门就是屏蔽外界事物并且禁止评论。故老子说: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味败坏)。如果接触外界事物,会导致眼瞎耳聋脾胃坏。在未聋哑瞎情况下,国家应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成为唯上是从的顺民。庄子更是否定知识。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对知识追求是徒劳无益的,是白费力气。中国文化因此堕入了反智(愚民好统治)、反科技(废除舟车)、反法治(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社会(老死不相往来)、反文明(结绳而治)的深渊。

 

中国文化就是反智文化,是反人类理性的逆流。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老子说道是“玄牝”,即女性的产门或阴道;庄子说道是大粪。也就是说,他把阴道混成了肛门。连基本的生理知识都没有,却成了中国圣人。说明中国文化太落后。正是这大粪即“道”的垃圾文化,导致了垃圾中医。中医以狗屎、猪屎、蚕屎、老鼠屎、蝙蝠屎、人屎等各种粪便做药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中医还提倡吃人肉治疗疾病。如今中国依然流行中医并反转基因。中医就是“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拜物教文化停滞于对物质的表面理解,在原始的巫术思维的指引下,依靠巫术迷信来对征服和驾驭各种物质,奢望“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人定胜天”的自然奇迹发生。

 

. 拜物教文化导致了独裁专制

 

中国文化,物质第一。而追求物质利益的文化必然产生政治专制,就会压制摧残精神自由,就会追求“万物归一、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导致中国人无穷无尽的弱肉强食、贪婪自大,所以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杀戮史。

 

道家把人视为物质,把人当“刍狗”,这是中国奴才文化的根源。中国的“刍狗”奴才和古代西方的奴隶是不同的。奴隶来源于战俘,是阶级身份制。中国的奴才不是阶级身份制,而是十足的精神奴隶,是心奴。中国的奴才文化使人不独立,随大流,无信仰,好死不如赖活。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楚王曾请庄子当宰相,庄子宁愿当一个在污泥中爬行的活乌龟,也不愿当一个被敬奉在神庙里的死乌龟。乌龟的逍遥游就是一个活托托的奴隶形象——古代阿Q!阿伦特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魏晋玄学中,阮咸等人与猪共饮。汉族乃猪族。儿童看电视,印象最深是猪八戒。猪族追求吃饱就行了,其他一概不管。因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可见,“圣人之治”就是使人民都变成瞎子、呆子和傻子。

 

下面以逻辑来分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荒谬性。先从概念的外延分析入手:第一种划分,人划分为:知者,不知者。即:知者+不知者=人类。第二种划分,人划分为:言者,不言者。即:言者+不言者=人类。

 

老子认为:知者是不言者;言者是不知者。即,知者集合小于或等于不言者集合。若知者小于不言者,则,不言者集合=知者集合+部分不知者,也就是说,有部分不知者是不言者。老子的错误是:在不言者集合中,知者和不知者无法区分。若“知者不言”,世人凭什么判定他是知者?若不知者也无言,世人会由“无言”反推他是“知者”,岂不荒唐?若沉默就是知者,那么牛羊鱼狗就是天然的哲学家了,难怪庄子要人们像乌龟像野鹿一般地求生,原来是做沉默的“哲学家”!若“言者不知”,说话者就是不知者,就是骗子,这合乎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的观点。这样一来,老子的父母对他说话,其父母就成了骗子。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要求人们不说话,复归于婴儿,做沉默的“刍狗”。由此,一切矛盾都逃避了。原来,做婴儿、做乌龟是为了逃避矛盾、避免尴尬。其根源就是思想懒惰,不想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的证据。张雪忠说:习喊“空谈误国”,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就是老子用来剔除言论自由的借口,即“以智治国,国之贼”。在公共生活中,一项政策是否正当与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缺乏理性的“刍狗”似的废物。

 

“不贵难得之货”,空想!市场铁律,物少价高。难得之货,必然价贵。老子不许“难得之货”价贵,显然是反市场经济。“不见可欲”,即想要的商品也不许人们见到,显然老子要取消商品。因为市场上商品就是老子所反对的“五音”“五色”“五味”。老子连“五色”“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空想!没有生产技巧的懒人,照样会偷,他们不偷就难以生存。老子为了“不偷”的目的,扼杀科技取缔商业,亏他想得出。这是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道粉说老子是亚当斯密似自由主义者,荒谬!

 

民主是复杂的高级生活方式,不是“大道至简”的原始生活。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野鹿”生活岂能产生民主?如果越简单越好,那么圣人独裁制度最好,用不着“三权分立”, 用不着“司法独立”,用不着公民大会来决定国家大事。多么简单啊,大家都信圣人(即姓党),都坚持让圣人来领导,用不着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是无知无欲(语)的婴儿,这是专制的基石啊。老子的道就是“无”,也就是无需讲理呀!婴儿连话不会说,还讲理?只需“圣人不仁”的暴力即可。民主,要开议会、搞陪审团,还得竞选,等等,都需讲理。同时还需正义的国家暴力打击犯罪等活动。可见,民主比专制要复杂,多了一个讲理的社会过程。不合道家的最简要求。所以道家只会选圣人独裁。可见,民主与道粉的“最简”追求是冲突的。

 

不少人认为老子很有民主意识,这是误解,《道德经》实际上通篇讲圣人之治,圣人政治就是独裁统治。老子认为:圣人之就是柔弱胜刚强。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要实现,就必须尊重,老子突出了事物柔弱一面,而老百姓处于柔弱地位,因此有人就错把老子同情百姓,当作老子主张民主政治,这是太糊涂。找出几句尊重民意的话,这在孔子思想中也比比皆是,但万不能据此就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民主的,关键要认清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否则一切文化便不能区分了。民主是个人主义的人权文化,中国无论是暴君专制还是圣人专制,都是绝对排斥个人主义,是没有民主个人权利的容身之地。

 

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公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权力本身就是信仰。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孔子认为,王权至高无上,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任何人都不得违抗。由于“老死不相往来”,没有结社自由;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民主不是物质性的产物,而是精神性的产物!

 

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基督教思想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都认为,人既非单纯的神亦非单纯的物,人在神与物之间,同时具有神性与动物性。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数十万年的丛林生活频繁地出现一个部族征伐另一个部族的“战争”,当一个部族获胜,那么失败部族的物质以及女人都成了胜者的“战利品”。被俘的女人:要么顺从侵略者,要么宁死不从。显然。顺从的女人生存下来并且将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而宁死不从的女人将失去传承基因的机会。在数以十万年的历史尺度内,顺从者的基因就被广泛地传承下来。可见,奴性是人性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女性来遗传的。我们知道:一头雄狮侵入一个狮子窝,杀死公狮和小狮,霸占母狮,重新养育下一代。这母狮又做了杀害她亲人的新雄狮的老婆,奴性够深的了。西晋末年,西晋的皇族几乎都被杀光了,后宫的女人被匈奴人霸占了,完全类似狮子间的屠杀,而且还人吃人,比狮子残暴多了。西晋的皇后又做了匈奴汉国的皇后,其儿子还成了北朝的国王。这些被暴力集团霸占的女性把自己的奴性遗传给了后代。

 

在原始社会,“大道至简”,不需要民主。大家的思维很简单,生产生活极其简单,吃睡而已,没有过多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族长专制就能满足需要。在战争频仍、奴性深重的中国,是不能自发地生出民主的,最多是贵族禅让制,与古希腊公民民主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历史书讲:“蒙古人库里台大会,会议的成员都是贵族或有较高职位的大将。大汗的产生也是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产生”显然是少数酋长、王公贵族、军事贵族参与的寡头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具有民主性,和上古黄帝到尧舜禹的禅让性质相当。古时的禅让会议是寡头会议,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与民主无关。寡头禅让制是内亚草原的传统,黄帝族就源于蒙古草原。由此可以断定,那种原始人就有民主的说法是错的。

 

民主必须有思想深度和信仰高度,否则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混战。信仰理性神的希腊文人就开发了自由文化,要求亚历山大别遮住其阳光的第欧根尼的言论自由和世界公民思想影响了后世欧洲的法律,斯多噶“人人平等”的哲学渗入了基督教的福音,宗教改革后神之下人人平等的信念使西方人天生坚信自由是天赋的人权。西方率先建立先进的人权民主制度理所当然。

 

西方人崇拜上帝,追求精神自由,产生了逻辑思维的说理文化。经济学诺奖得主森说: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 “民主即让公众讲道理”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柏拉图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人的灵魂如果撇开一切物质的东西,就是跟神(的法律)打交道。“理性的推理才是人的灵魂通往神的一条道路”,这不是一劳永逸似的“大道至简”,而是一个不断接近神的过程。西方的神学院以及最早的大学,教授的是逻辑、修辞和辩证法。他们用一种共同的理性来解释上帝,不是完全随意的,他们认为上帝所说出来的话有普遍性。如果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没说话,上帝的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糟了,各有各的解释了,怎么解释都有理,那就是“东方智慧”了。上帝的道记录在《圣经》中,就是神言和逻各斯。西方人重视语言逻辑,他们的批判有据可循。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开放的对话体系,形成了西方谈判、说理、辩论与论证的言说方式与交往方式。这为西方的法庭辩论与民主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于道理。赵匡胤想知道天下何物为大请教老臣赵普。赵普告诉他:道理最大。一千多年,茅于轼,讲道理是最重要的;而今天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不讲道理,只会习惯于人身攻击。这都是儒家独断话语传统所带来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由于中国以人为神,其理性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从而对人性平等一无所知,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水浒传》是带有道教性质的小说,第71回讲“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发现手下的107个兄弟经常为名次闹别扭;遂决定用成文法的形式将他们的等级固定化。恐众人不服,宋江炮制出一份“天书”。“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梁山众好汉听得目瞪口呆。宋江趁热打铁:“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言:“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梁山好汉以兄弟(兄弟关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载体之一,所谓兄贵弟贱)相称,“替天行道”,建立了宋江为首的君臣专制关系。连“人人平等”都认识不了,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

 

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反对“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

 

1.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是:人有主观理性,动物无。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斯多葛派强调,上帝创造人,赋予了人以理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思维。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实用理性”(“理性”如果戴上“实用”的枷锁就不再是真正的理性了,故李泽厚所说的所谓“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几千年至今仍未出世。说中国人弱智,一点也不假。

 

2.理性思维最大功能是——抽象思维,忽略事物细微差别。譬如:一个家庭只有一夫一妻两口子,统计人口时候填写2人。很显然,抽象思维已忽略其性别差异,这样,1男、1女都是1个抽象的人,才能相加等于2,才能做人口统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每个人都当成“抽象的人”时,人与人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人口才能相加。可见,人人平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3.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并无重大差别。虽然有愚蠢、聪明之别,但笨鸟先飞,都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成为自由平等的先导,成为颠覆专制制度的先导。

 

4.所以,为了维持专制制度,一定要否认人的理性。老子庄子就否认人的理性。老子说人是“刍狗”,“刍狗”不可能有理性。既然人无理性,当然只能实行愚民政策。孔子鼓吹理性不平等:“上智下愚不移”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从而为他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服务。从老子的“大智若愚”到苏轼“我愿儿孙鲁且愚”,说明汉族彻底堕落了,汉人的历史就是愚民反智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理性文化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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