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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苏轼反贪官差点被砍头 正义女神与独角兽

已有 430 次阅读1/24/2017 06:48 |系统分类:人物

一.苏轼讽刺贪官差点被砍头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艾子杂说》中讲了“廌兽辨好”的寓言故事。一次,齐宣王问艾子道:“听说古时候有一种动物叫廌兽,你熟悉吗?”艾子答道:“尧做皇帝时,是有一种猛兽叫廌,饲养在宫廷里,它能分辨好坏,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艾子停了停接着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朝廷里还有这种猛兽的话,我想它不用再寻找其它的食物了!”艾老师暗讽朝廷里尽是贪官污吏,廌兽不用出宫,朝廷贪官污吏它就吃不完。

 

中国人热衷于传播基督教迫害科学家。试问:为什么要等布鲁诺、哥白尼的理论系统化才来迫害?为什么不像迫害苏轼一抓几十人?苏轼没有自己理论仅仅是发了句牢骚,讽刺一些贪官就被纪委关进天牢,差点被砍头,说明那时的中国比西方残酷得多。金朝皇帝仅仅因为臣子替皇帝写罪己诏检讨书,就被皇帝弄成肉酱吃了。还有那朱元璋朱棣仅仅因为一个字就乱杀无辜上万,还有那满清搞文字狱而诛灭人家九族——谁黑暗不是一目了然吗?

 

二,正义女神与独角兽之比较

 

正义女神与独角兽都体现了神判而非人判的特征,体现了对正义、公平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法律的惩罚功能。但蒙眼女神与独角兽折射出了更多的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1.蒙目女神手持天平,天平不仅代表着公正,也体现了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她遮住双眼,这样就可以靠理性而不是情感和直觉来明辨是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西塞罗就提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是从自然生出来的”。这是西方法学的主流——自然法学的主要内容。法律作为西方社会统治的最高原则,排斥了宗法、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对它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理性化的道路。

 

而独角兽所体现的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中国人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应符合具体的人情,忽略法的中立性和科学性。在中国人那里,一切问题都是灵感、顿悟的产物,没有抽象的理性逻辑论证。人情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法外之法,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中,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2.蒙目女神不同于独角兽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双眼被布蒙住,这体现了西方的程序正义理念。程序正义的好处是,把复杂的查明事实的活动变成一个可以预期的既定程序,由法官和诉讼参与人进入程序,共同查找法律事实,并由法官作出判决。程序正义要求关闭感官,以理性的态度追寻正义。蒙目女神的形象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女神蒙住了双眼,变成了不受感情支配的理智的正义之神,就像在复杂的程序迷宫中摸索前进的女孩,她不受感官的影响,看不到亮丽的风景,听不见怨妇的哭声,不知道当事人的身份,也不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她只是扶着程序之墙不停地前行,直到走出案件的迷宫。

 

程序正义在独角兽身上是找不到影子的。我国古代诸法合体,诉讼法律极不发达,程序正义更是无从谈起。直到近些年来,程序正义的观念才被引入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在我国司法的演进过程中,过于注重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作用及其自身价值;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从而影响了实质正义的实现。

 

3.法治与人治的差异。西方的蒙目女神是中立的、守株待兔的、后发制人的,只是用天平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然后用宝剑加以处罚。她的职责是“裁断”而不是发现,所以眼睛并不重要,而且眼睛还可能会因为看见诉讼双方的情况而造成主观上的倾向性,也可能因为受到各种干扰而难以实现正义。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法治优于人治。所以,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是中立的。

 

独角兽体现的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它强调执法者的人格力量、品质、智慧,这成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素。独角兽正是这一观念的化身,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倡导独角兽精神,把其作为司法机构和官员的标识,这是儒家人治观念的体现。

 

4.女性在法律中的地位差异。西方的蒙目女神以女性为其化身,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女性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地位。西方法律的演进过程始终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在法律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独角兽作为一种神兽,虽然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但是其不言而喻地代表了男性。它怒目圆睁,透着刚直、坚毅和威严,俨然是男性形象性格的化身。这主要是因为,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影响之下,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和统治地位,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三,吃人的法律文化与假信仰

 

中华自有文字史以来,法律就是禽兽形象,独角兽,又名獬豸(xièzhì),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具有能分辨是非、判断正误的特异功能。它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头上长着一只角,故俗称独角兽。独角兽的样子类似麒麟,它们同为传说中的神兽,不同之处在于独角兽头部正中长有一角。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独角兽多有记载。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当时“豸”被写作“灋”,即“法”的古体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说文解字》云:獬豸,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说文解字》曰:“灋fǎ,解廌zhì兽也(解廌后来演化成了獬豸),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许慎告诉我们,灋字构造的创意,源自一个小故事。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有个叫壬里国的臣子,与另一位叫中里缴的臣子打官司,三年不分胜负。因案情难以判断,齐庄公灵机一动,放出宫里饲养的一条名叫“廌”的宠物,来听他二人自读诉状。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廌”没有任何表示,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廌”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廌兽从此一炮打红,被追捧之人放进了“法”,造出了一个“灋”字。

 

汉代杨孚所著《异物志》写道:“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咬不正者”。《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 东汉时期的王充《论衡.是应第篇》:“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中国司法鼻祖”的皋陶大人皋陶遇到曲直难断的情况,便放出独角羊,依据廌兽是否顶触来判定是否有罪,并因此获得“决狱明白,执法公正”的美名。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独角兽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虽然古人对于独角兽像羊还是像鹿说法不一,但共同之处是头部正中都有一只角,而且不是一般的兽角,是专门用来触有罪的人的。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处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的人不寒而栗。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被认为是驱害辟邪的吉祥瑞物。传说中它怒目圆睁,能够辨别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去。

 

 

在我国古代,独角兽一直是司法严明公正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楚王仿照廌兽的形象制成衣冠。秦朝时正式赐给御史作为饰志,汉代司法官员头上带的法冠就叫“獬豸冠”,其得名源于它的造型,并被后世一直沿用。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正旦上司宪府》诗中就有“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的句子。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送韦侍御先归京》诗中有“闻欲朝龙阙,应须拂豸冠”的描述。清朝时,监察御使和按察使所穿的补服,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甚至成为司法人员的精神支柱,它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直到现在,各级法院门口都还蹲着这两头虎视眈眈的廌兽。廌兽看门护院足够,想闹司法独立,还差得远。

 

这种断案方法被称为“神讼”。“神讼”是一种很原始的断案方式。现代人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神兽,都不可能具备公正断案的能力,因此会觉得古人挺可笑。其实,古人如此这般,除了当时的法律不发达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都相信这种方法,只要判官、涉案人和公众都对这种方法深信不疑,用獬豸断案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只要大家真信,无论是动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要是能够表达区别的,都可以成为判案的依据。

 

这就涉及人类的“信”的问题。“信”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人类既是物理(生理)存在,又是心理存在,而人类心理存在的基石,就是这个“信”字。即我们“相信”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会“是”什么样子。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条定律,既我们并非生存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所谓“真实”也只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判断而已),而是生存在我们“认为”的世界之中。所以,“信”――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从个体心理发育来看,按照埃里克森的说法,人生第一阶段的心理发育任务,要解决的就是“信”与“不信”的问题,所以说,“信”也是个体心理发育的基石,我们后来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都跟这块基石有关。无论承认与否,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信”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石。

 

问题在于“信”的真和假。“真信仰”的关键,在于尊重自己真实的感觉。信仰从来都不是纯理性的活动,而是伴随着强烈情绪和情感的理性活动。人类的信仰,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跟人类总体心理发育过程是相一致的。在人类早期,理性能力微弱,所以才会出现用“獬豸”进行“神讼”这样的事情。当人类对“獬豸”这种很奇怪的动物心存敬畏的时候,神讼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和感性活动是和谐一致的。这就是信念。只有当人类理性发育到一定水平,慢慢解释獬豸其实不能代表公正的时候,它的神讼功能才会消失,人类也才会寻找新的断案方式。而这种变化,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跟被神讼错判了的那些人的痛苦有关。因为即使旁观者不清楚獬豸断案是否准确,但当事人是很清楚的,蒙对了的时候,当事人自然无话可说,反而会宣扬獬豸的神明,但不可能每次都蒙对,于是被冤枉的人越来越多。当被冤枉者的痛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司法”变革成为可能。但新的断狱方式的出现,必须以新的“信”为前提。即只有当人类对一个新的审判者寄予“信”的时候,獬豸才能退休下岗。基督教里的上帝,似乎就是新的接替者;而上帝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力,是因为人们的真的“信仰”他。

 

这是从正常的情况来说的,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信仰就产生了,也就起作用了。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历史走的恰恰是相反的路线,即,我们无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义务尊重帝王的感受。因此我们就没有“真信仰”。就拿“孝道”来说吧。孝道的根本意思,并非供养父母,别让他们饿死,而是说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觉,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来。于是孔融那么小的孩子要“让梨”,其实,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孩子发育到某个年龄段时,“自私自利”是发育正常的表现,而中国的“文化”却以道德的名义“规范”着孩子,其实质就是让孩子无视、不尊重自己的感觉,而是跟父母和社会的感觉认同。千万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那是万恶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于是,中华民族培养起来的,都是这种“无我”之人。但人性的力量一直是存在的,我们都可以做到人前冠冕堂皇,但能在人后却无法真正做到“慎独”。传说中的那些“慎独”的贤者,只是比大家更变态而已。

 

以这种方法养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真信仰”呢?那是绝对不会有的。正因为这样的养育和教育方式,汉族的理性发育停滞了,因为童年正常需要未获满足的孩子,是很难发育出正常理性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只有理性发育成熟的人才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能够把“师”和“真理”区分开来,而汉人不能。中国历史上,除了“党争”,就没见过还有为真理而争的,至今依然。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具有为真理而争的理性能力,“真理”在我们心里,其实只是暴力、暴利、暴戾、保利的合法外衣,换句话说,是发泄幼稚情绪的合法外衣(即“礼”),跟理性之“理”没有一点关系。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24/2017 19:12
从老子的“大智若愚”到苏轼“我愿儿孙鲁且愚”,说明汉族彻底堕落了,汉人的历史就是愚民反智的历史。
苏轼《洗儿》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诗》之儿,是苏轼的小儿子苏遁,生于黄州,时年苏轼四十八岁,诗就是当时写的。
苏轼贬谪黄州,是因为乌台诗案,“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宋史•苏轼传》)。
这就是苏轼写这首诗的背景,是牢骚,但不矫情。
当然,也只是牢骚。苏轼几个儿子日后的人生,跟这首诗的期望倒是完全南辕北辙。《宋史•苏轼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
苏迈、苏过,都有集子传世,当代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也为二人专门立了辞条。不过他们的仕途都很平常,做了县令、通判一类的地方官。早年因为父亲的缘故,吃了不少苦头。可谓既不愚亦不鲁,多灾多难,未至公卿。
而《洗儿诗》的当事人苏遁,不到一周岁即夭折。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苏轼《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遁,小名乾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本诗写于元丰六年,苏轼46岁,四年前发生了乌台诗案,写诗时是被贬状态。
一个喜欢自嘲的人,写人、状物的时候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情,而不是真的像字面意思表达的一样。
狮子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狮子狗。
愿意生儿不如己,那儿子必然不是亲生的。
苏轼当然不愿意儿子不如自己,他最后一句话说:无灾无难到公卿。要当公卿一样的大官,要比你爹强。
重点是:无灾无难。这并不是苏轼对朝中大臣的讽刺,这是一个父亲真诚的期望。
你们儿子刚出生,你在写祝词的时候还想着讽刺别人?
有病吧你。

值得一提的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苏辙后来果然做了宰相,如果苏轼能像苏辙一样稍微低调些,在功名上的成就绝不低于乃弟,只是,会少了很多可爱。
“我被聪明误一生”是苏轼的真实心理反应。
而误苏轼的聪明,是小聪明。如果不考虑格律字数,这句话应该写成:我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了一辈子。
但愿生儿愚与鲁——字面上的意思并非苏轼的真实想法——谁想生个傻儿子?苏轼只是在自嘲自己,说了句反话而已。
如果苏轼真的希望自己的儿子愚鲁,那后文“到公卿”又如何解释?
苏轼是正牌的进士出身,而且宋朝的科举非常之严格,笨人能考上进士,然后到公卿?
这里的愚鲁,指的是“大智慧”(即吹牛拍马的奴性大智慧),不是小聪明。
苏轼才华横溢,清扬脱跳,年轻时便闻名天下。后因其性格豪爽不羁,一生屡遭排挤,仕途不顺,谪贬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还是客死他乡。而苏辙虽然是弟弟,但为人谨小慎微,老成持重。尽管不像兄长般才气逼人,在仕途上却更胜一筹。元祐年间,最终官至宰相,也可算位极人臣了。苏辙晚年也曾遭受排挤,但他却总能左右逢源,安保自身,最终归隐田园,得到了善终。

纵观这两兄弟平生,苏轼声名在外,木秀于林,很容易遭人嫉恨,而他又天性纯良,不懂得保护自己,不经意得罪了朝中新旧两派,在宦海中沉浮一世,令人扼腕。苏洵当初给他取名为“轼”,就是既担心儿子泯然众人,又怕他过于招摇。苏轼的字是子瞻,也反映出老苏希望他瞻前顾后。可惜苏轼这“轼”太过耀眼夺目,老苏担心的吾惧汝之不外饰,还是成真了。反观苏辙,则与老爹的希望相吻合: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苏辙处处谨遵父亲教诲,逢凶化吉,命数比起兄长还是平顺了太多。可见知子莫若父

刁核心就是“愚且鲁”之人
2013年3月两会期间,雾霾和PM2.5的问题成为两会代表的热门话题之一,习近平在参加代表讨论时谈了PM2.5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习近平说,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说,小时候在北京,那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二百五。习近平风趣的一番话使得全场都大笑起来。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家王树增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聆听了习近平的讲话。后来他向其他作家述说了他亲历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一些细节,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习近平说,他下乡的地方很偏僻,在陕北的黄土高原,没什么植被,只要不下雨就到处尘土飞扬。他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老埋怨PM2.5,我们那时候是PM二百五,漫天黄土。

  由此可见,习近平不止一次讲过PM二百五,可能PM二百五至今仍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习近平以上两次讲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你们现在不要老是埋怨PM2.5,在我小时候有PM二百五,比PM2.5更严重,情况更糟,我们不也都好好地生活过来了吗?你们现在遇到了PM2.5,应该淡定面对PM2.5。

  PM2.5是什么?是悬浮在空气中直径为2.5微米的细颗粒物。它与沙子、沙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习近平却把两者混为一谈,还杜撰出一个PM二百五的概念来开玩笑。PM二百五是什么鬼东西?在科学词典里根本没有这个词。而且在几十年以前也并不是没有PM2.5,只要当时人们烧煤和石油制品,就一定会有PM2.5,只不过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个术语,没有人去监测PM2.5的数值而已。

  PM2.5这种细颗粒物,随着人的呼吸被吸进去以后能深入到肺泡里,在肺泡里积聚起来就可能致癌,会要人的命。人命关天啊!
回复 樊梨花 1/24/2017 19:20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事主是时任知湖州的文坛领袖苏轼。史云: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煅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台谏李定、舒、何正臣从苏轼的诗作和文章中寻找到的是什么样的罪证呢?史载:
  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很明显,台谏所言苏轼之罪是“讥切时事”,反对新法。当年八月苏轼入御史台狱后,在台谏的推治逼问下,也供出自己讥讽时政的诗歌数十篇。〔6〕除过被迫曲解作意的诗歌,苏轼的确有一部分诗作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不满情绪。〔7〕十二月结案,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苏轼为什么要在诗文中讥讽时政呢?一切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自熙宁变法以来,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政策,屡任地方官,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乌台案发时,王安石虽于三年前罢居金陵,变法由神宗亲自主持,朝中用事者仍然是蔡确、章等新党人物。故而苏轼说自己“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8〕《湖州谢上表》,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以诗托讽”也就不足为怪了。苏轼下狱后,张方平、王安礼(王安石弟)等人欲救之,台谏李定对王安礼曰:“轼与金陵丞相(安石)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3〕卷301《元丰二年庚申》这正说明苏轼反对变法,是自己身陷狱案首要原因。
  苏轼所以作诗讥刺时政,也与我国诗歌文学的“美刺”传统相渊源。托诗讽事,是自《诗经》以来诗歌文学的优良传统,郑玄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9〕《诗谱序》对诗歌的“美刺”功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当时变法在推行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了措置不当、课税严重的弊病,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10〕210-213,被长期在地方任职的苏轼所目睹,故而形于诗歌以讽之。苏轼因诗歌获罪,反映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造成了北宋文网收紧,“美刺”传统遭到破坏,文人创作空间出现禁忌的一面。
  但是,此案的意义远不止此。既然保守派可以利用文字来罗织罪名、打击政敌,变法派为了力推新法,也就不惜手段地借此来打击反对者,乌台诗案正是这种斗争形式的反映。从此,两派之间利用文字进行罗织、构陷的事件多次发生,斗争、迫害的程度也日益加深。

宋朝是系统的大规模文字狱开启的朝代

    姚丰辉/文

    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这都是很无知的说法。只要知道大文豪苏东坡的人都知道,北宋第一大文字狱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说的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时候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要说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文人,不免卖弄了点文辞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由于当时宋朝对文化意识形态管制很严,于是,苏东坡的政敌就利用这个来打击他。他们从苏东坡的大量文章诗作中找出被他们认为隐含讥讽诽谤朝廷之意的句子,这些断章取义的句子被他们加以引申居然都是小辫子!其结果可想而知,说他是 “包藏祸心”,“讽刺朝廷和皇帝”,给他戴上讽刺朝廷和皇帝大帽子,如此吓人的大罪可谓是死有余辜了!

    于是,苏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打入大牢。当时在审理这个文字狱案子过程中,要株连九族,一个案子发生了要查三圈社会关系,一百多首诗涉及案子,其受牵连苏轼亲友达三十九位之多,其主要案犯苏东坡本人几次差点判死刑。幸亏苏东坡在朝中人缘比较好,加上他的非凡文才得到不少人爱护,也因此在王安石等朝中不少爱护他的朝中元老救援下才保住性命。这次在京城大狱中,苏东坡过来惊魂的103天,后得到从轻发落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据说宋代有专门管理文字狱的机构,这个机构叫皇城司巡察,其中有三级机构,最大的是亲事官、次的是亲事卒、再次是逻卒,他们是干什么的呢?逻卒就是巡查民间,监视民间老百姓私生活及其言论,专门从事偷窥、偷听、告密,抓人勾当的官员的。亲事卒和亲事官是负责将抓来的人拷问和处理案子的。其实就是特务!皇城司其实就是特务机构!这些在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了。

    宋司马光《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中说 “祖宗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就是说,宋朝的皇城司巡察官吏是宋朝开国时候就有,它是宋朝皇帝用来遍布安插民间秘密寻访收集情报的机构,主要监视管制民间言论出版诗文舆情再依律处理机关,其实就是控制人们思想言论自由的机构。民间一旦有个什么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舆情,这些人马上闻风而起,将制造对朝廷不利的言者说成是“诽谤朝政”捉拿归案。往往文字狱案就是这些官吏,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让不少文人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

    宋朝的确是大规模使用文字狱的朝代,因为宋朝比较讲意识形态,为了树立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思想控制,所以,搞控制言论自由搞文化专制是宋朝一大特色。正是这种文化专制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宋史·秦桧传》是这样记载的:”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朝野上下全都担心会遭飞来横祸,所以格外小心,连书信来往、互致问候都有顾忌,串门访友什么的都要防着身后的特务跟踪。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中国古代文字狱以宋、明、清三代为高潮。宋朝应该是是开启三代大规模文字的首屈一指的一个朝代。宋朝比较讲究儒教意识形态,往往政治集团内斗总是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对政敌罗织罪名入狱!而依据当然不外乎是诗书文笔中找证据。比较狱著名的就有苏轼的“乌台诗案”、岳飞的“莫须有”冤案和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伪学逆党”之禁、进奏院案、车盖亭诗案、刘挚书信案、黄庭坚碑文案等。。

    岳飞“莫须有罪”的文字案

    岳飞是南宋初抗击金兵的主要将领,但被秦桧、张俊等人以"莫须有 "罪名诬陷为反叛朝廷,其罪名之一就是岳飞曾经和宋太祖有一首相似抒发理想的诗。

    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刘克庄(1187年—1269年)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城厢(今属福建)人。南宋爱国诗词家。 生于宋朝孝宗淳熙十四年,以父荫入仕,任仕靖安主簿、真州录事,因写《落梅》诗“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得罪权贵。

    要说《落梅》通篇着一个“梅”字,却不仅刻画出梅花的品格和遭际,而且通过对落梅哀婉缠绵的吟叹,处处透露出诗人的心迹情感。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颠沛流离的不幸,更道出了当时广大文士抑塞不平的心声。但是由此,刘克庄却落来大麻烦。其中“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两句,被言事官(谏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讪谤当国”,住不放,逐级递交奏状。于是,刘克庄获罪而被罢去建阳县令,坐废乡野长达10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落梅诗案

    苏轼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讥讽新政,诽谤皇帝的罪名逮捕了苏轼,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后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后因为王安石保,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这样的结果还是最好的。 此案受到牵连的人中其他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伪学逆党”之禁

    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宋实行”“伪学逆党”之禁。一代大儒朱熹被判“伪学逆党”忧郁而死。谁都知道朱熹是宋朝理学大师,是把孔儒学说难懂东西搞成通俗的儒学教化。搞一些什么《童蒙须知》的道德规范什么的。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现在看过于迂腐、苛刻,但对于宋统治者绝对有利无疑,但愚蠢的朝廷不知道出于什么样政治考虑,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这种对一与政权有百利无一害的学术思想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也不奇怪,特别是像宋朝这样的出尔反尔,变脸如同翻书愚蠢的儒教政权。

    进奏院案

    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了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了“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话,纯系狂放戏言。政敌立即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造罢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熙宁四年,于是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当时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地质。保守派众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辅仁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贡献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此案遂以杨绘贬职郑州了解。

    车盖亭诗案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证,启用方队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佑。四年(1089)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中(《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诬为讪谤。旧党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六年,死于贬所。宣仁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佑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整治打击。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

    刘挚书信案

    元佑党不但构造文字狱打击新党,对于旧党内部的政治对手也使用了这种卑劣的斗争手段,刘挚书信案就是一例。元佑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敦子弟事,贬知郓州。这是一起以私牍告讦的文字案。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佑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敦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佑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黄庭坚碑文案

    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佑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远远不是北宋时期文字狱的全部。据保守统计,光北宋一共发生比较典型的文字狱最少20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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