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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共产主义何以席卷中国?

已有 1226 次阅读12/3/2016 00:43 |系统分类:信仰

提要:中国文化是一棵树,它结出了共产之果,是因为嫁接了马列主义。问题是,马主义诞生于西欧,一生下来就被西欧拒绝了。列宁夺权成功后,他的军队向东欧推进,被波兰击败了,连西乌克兰也割让了波兰,东欧后来的共产化是斯大林的军队强加的;紧接着,列宁从其南面向西亚推广其主义,被拒绝;他最后向日本中国等远东地区推广,中国人主动的接受了。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早年都是儒学之士,他们主动接受共产文化,说明中国文化适宜于共产。把共产的责任全部推给苏俄,不对本国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习当局的“文化自信”已经表明,传统文化有利于一党专政。那些鼓吹传统文化崇拜的人恰恰成了当局的同盟者。

 

 

一,野蛮的国奴制社会无法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几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就是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度,人们当然不可能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根本就谈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蛮横与专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是权贵的代表,是以弱势者的牺牲为代价的,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种只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盗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度是共产土匪主义的深厚土壤。

 

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国奴制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或家族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所有的土地都归皇帝一个人所有,所有的官僚都替皇帝一个人效劳。所以,中国几千年里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是一种专横的、独裁的、贫富不均的怪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农业人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的贫困地区,有的地区甚至比非洲还穷;因此,绝对不是“在古代是先进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政府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政府权力不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文明,而只会产生流氓恶棍、贪官污吏、太监妓女这样一些残暴无耻、丑恶肮脏的败类。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最缺乏监督制衡。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

 

从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开始,连年的混战,中国的私有产权只能在夹缝中偷生,并且不断地非正常地更换主人。由于相对于以前的皇朝和和以后的红朝,这段时期管制较为宽松,私有制因素也特别活跃,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护。这只不过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阶段。自从民国二十年代颁布《土地法》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可以没收土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绝对不允许共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哪怕土豪的田地来历不正,也不能以打土豪的运动方式来解决,应该用法律在尊重财产权的基础上解决。

 

在西方,私有财产的制度健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共产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于书本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具休的实施步骤则是借助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没收私人财产。但是这一宣言在西欧和北欧一直都没有获得响应。然而《共产党宣言》发表70年以后在俄国、100年以后在中国却像蝴蝶效应一样掀起了消灭私有制的翻天风暴。而这一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在俄国的表现和中国又不相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运动在许多地方遇到强烈反抗,引起流血斗争。苏维埃政权调动军队,屠杀了一个又一个用生命保卫土地私有权的村庄,而把另外一些村庄夷为平地,将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在中国,只需借助1955年夏季“肃反运动”的稍稍震慑,农民就敲锣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证交了出来。中国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苏联的农民却没有这种怯懦观念。

 

1949后中共实行的是“天下国有”的国家中心主义。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和机会,社会没有一点自由,国家吞没了社会、公吞没了私、政府吞没了民间。中共对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把小业主与独立劳动者也作为资本家处理。据称,民族资本家及其代理共76万人,其实,前者只有16万人,后者为60万人(《1949-1989年的中国》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42页)。这反映中共执政的粗野和混乱。即使把两者合在一起,其共有资金,据1965年周恩来宣布,也不过22亿人民币。强令充公后,每年付予5%的利息,10年共付11亿元,从此一刀两断,未付的11亿元被蛮横拒绝,谁也不敢提及。1957年只是由于提出“定息不是剥削”的人就统统被划为“右派”。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文革的抄家,都是在公开、全面、系统地侵犯私有财产。因此,可以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就是不断侵犯私有财产的历史。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欧洲国家的成功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在中国的胜利却是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倒塌才这样迅速、干净、彻底,而在中国却这样困难。

 

二,马列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大同” 乌托邦吻合,故被中国人接受

 

有人说,“马列文化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纯粹是外来的异端与邪教!”试问,为什么马列在中国成功了?在欧洲等地都失败了?这就说明,中国文化与马列主义臭味相投。正如王蒙所说: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信服共产主义。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当然,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列“乌托邦”也不例外。

 

《黄帝四经》里的黄帝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见湖南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这表明黄帝有平均他所有财富的意思。《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骂官员是大老鼠,并且发誓要逃离两极分化的社会,因此要“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3种主要类型。

 

农家“并耕而食”的理想是人人劳动,无商业欺诈,不存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

 

道家的理想是小国寡民,每一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技术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仅仅在民之间实行,因为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大于众人享有特权,《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成为此后农民起义的旗帜。

 

东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后,推行反映平均主义理想的设施和制度达30年之久;其措施包括: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废除私有制,财产共有,把粮食平分给居民,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旅人无偿取用。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说: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以其典型的大秤称金、大碗喝酒、大快吃肉的军事共产主义而迷倒了多少中国人。《水浒》宣扬的是: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应有替天行道与忠、孝、节、义等道德思想;然而他们却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并搞黑道文化,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理想的共产生活方式。

 

1920年代共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思想的继承,共党不敢承认是对农民起义的继承,非要抬出马克思这个洋和尚来当神以便于获得苏俄的援助,实在是欺诈之举。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在《论语》里,孔子要求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出其位,各行其事,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经济上是“均无贫”,其方法是“博施济众”。《礼运》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乌托邦,它经过了康有为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那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毛主席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要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产…;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三,中国史学家们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功劳独归于李大钊,过份夸大了李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国民党人,对俄国十月政变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已趋热烈,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是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大合唱”而已,他们既非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锋”,也非鼓吹十月政变的“主角”。

 

孙中山受儒家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强调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孙中山屡言,“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矣。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宋教仁也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

 

孙的追随者朱执信在1906年《民报》二、三月号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朱执信还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

 

孙的追随者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这就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引进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利用《民国日报》极力鼓吹共产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这一消息,他在复旦大学讲课中把十月政变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2月,苏俄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被骗后的邵力子认为苏联是中国的真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吹捧苏俄。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920年参与了苏共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起草了最初的中共党纲草案。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师复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无私产、无家无宗教、无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的“大同”共产主义。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和苏联共产党口号相同。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

 

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不是少数激进份子的鼓动,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缘由。1是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文化和国奴制的深远影响;2是辛亥革命失败与袁世凯称帝这一惨痛教训,使许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国。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给了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梁启超的研究系刊物《解放与改造》就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指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既然如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追求社会主义了。4是俄国政变的成功,终于“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瞿秋白语),使“乌托邦”的气球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升腾起来。于是,“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选择。这就是陈独秀等人由西方民主粉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在对各种主义的回答中,被调查的1007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291人之多,赞成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的仅有69人,其它几种主义,除了三民主义,大多仅有几人。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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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2/3/2016 18:55
自古以来国人骨子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对于他们而言,要穷一样穷,要富一般富,谁要比自家钱多一文,房高一砖,那心里就恨得痒痒的,巴不得你赶紧完蛋!这种天然的嫉妒心,即使到今天,也可以从社会、工作和生活中窥知一斑。

    可惜,始皇帝开创的专制制度,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官员发家致富的渴望,最大程度地给了手握权力的他们以掠夺民脂民膏的机会,因此,造成旷世的贫富悬殊,民心的彻底背离、外寇趁机入侵毫不为怪!成为青史之上改朝换代屡屡不绝、皇家走马灯般变幻、百姓前赴后继做炮灰的原始的不竭动力!

   于是,每到灾荒之年,饥民啼号,一人振臂一挥,疾呼那个口号,群起而应者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业”便初具绉形!

   早期的农民起义,为了慑服部下,利用无知的愚民对上苍的敬畏,往往会把自己打扮成“天命”的角色,如“大楚兴,陈胜王”、“赤帝之子刘邦斩蛇起兵”,“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不伦不类的当代神话,包括后来在梁山的一邦乌合之众,却也能鼓捣出“吾等一百单八,上应星宿”之类的装神弄鬼的言语,明眼人一眼可以看穿其华丽的衣饰之下,层层掩藏的花花肚肠!哄谁呐?

    相比之下,对天命的顺从与恭敬,远不若“看得见的利益”更能唤起所有最下层民众的参与热情,更何况,贫富悬殊的现实,不在于上天故意刁难,不在于民众好逸务劳,而在于执掌权力的一方,可以化公为私,随时可以用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中饱私囊,而无须付一滴汗水,所谓“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了常态,整个社会就成了一座随时喷薄的火山,只待有一个小小的节点,滚滚岩浆便成蔚为壮观之势! 于是,征兵的广告也随之升级换代成了“均贫富”之类,极大地迎合了这些啼号的饥民心态:

      北宋时期,钟相扬么在洞庭起义,诏令四方: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处于两极分化的社会,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扬么提出这个口号,不光在经济上提出了平均的观点,同时在政治上也提出了等贵贱的平等思想。他们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上平均和政治上平等思想、有较高水平的农民起义者!

   当然,相对繁荣的两宋时代,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于北方的无数野狼和饿虎,丰衣足食的百姓居多数,他们革命的热情火焰根本没有点燃成燎原之势的机会,一切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崇祯时期,外交内困,民不聊生,官员对于百姓的压榨肆无忌惮,当他们再也无法过活,无法忍受这种恐怖的社会之时,一个遭裁员的邮差——李自成,扯起三尺花布,打出了“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几乎一夜间,攻占大明王朝半壁江山!面对虎视眈眈的满清,朱家的奴才们根本没有为君主分忧的任何打算,“当如个主子的奴才打什么紧?”是所有人共同的想法,于是,当李自成大部队兵临城下之时,无数旧时官员屁颠屁颠地寻来钥匙,憧憬着邀功做新朝的奴才!只余下孤零零的思宗皇帝,在小太监的陪同下,最后仰望天地,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

   ——最后你懂滴!梦想“均贫富”“不纳粮”的百姓,等来的不是更公平社会的建立,而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发不留头”的禁令!

   将“等贵贱,均贫富”付诸于系统理论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前,曾提出 “薄赋税、均贫富”,“将来概免租赋三年”、“均田以赈贫穷”等口号。这些口号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以土地为中心的主要矛盾和广大农民渴望减免封建剥削以至获得土地的要求。1853年(咸丰三年)建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试图解决土地问题。“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就是《天朝田亩制度》想要建立的理想社会。

  不能不说,短短几年这内,太平天国声望就达巅峰,版图就扩大到江南大部,将士达百万之众,不能说他们的口号,极大程度上迎合了老百姓对“公平”的社会的向往!这种思想汇聚起来,爆发出足以排山倒海的力量,让沉缅于酒池肉林的旧王朝一时岌岌可危,统治几欲崩溃。

   然而农民毕竟是农民,广告的事情也当不得真!那曾叫嚷着天下之人皆兄弟,天下之女皆姐妹的洪天王,未及登大位之时便迫不及待地大兴土木,分封亲近,一帮子乌合之众粉墨登场,装神弄鬼,相互攻讦,同室操戈,一个个昔日共同起事的弟兄,成了权力内斗祭坛上的孤魂野鬼,

   看看洪天王刚到南京时营造的宫殿记述,李秀成在苏州精心设计的拙政园,就可以想像出这帮土包子在得志后的冏相!比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甚者,采用严苛的手段,从精神和肉体上把这些“天国子民”牢牢控制,比他们意欲推翻的满清远远为甚!洪秀全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它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这位昔日言必称“凡女子皆我姐妹”的天王,却在生活上更加奢糜腐化,大量妇女沦为他个人的性工具。洪某人刚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妻妾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史册中,只怕对女色最为贪婪、“羊车巡幸”的晋武帝也望尘莫及吧?

   更为讽刺的是,他却将除王爷以下的天国将士的夫妻人伦之事一概阉割掉,苛刻的军令,让除他们可以尽情纵欲之外,百万兵丁均成了寺院的苦行僧!

    我们来读读洪秀全给他一众后宫妃嫔们的《九该打》诗就可知一二: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有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此九项该打,哪一个字缝间可有一点带着“凡天国女子皆我姐妹”的痕迹的?从中倒是隐隐约隐听到了那被点天灯的无辜女子因惨痛而发出的鬼嚎般的哭声!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靠均贫富谎言和帝王野心营造的乌托邦,带来的却是两亿生灵涂炭,繁华富庶的锦绣江南,被无数炮灰糟踏得满眼狼籍,遍地疮痍!

    一层层剥开被遮盖的历史,这光鲜且又高大上的英雄背后,原来是一团团腥臭难闻、令人作呕的狗屎!

   由此可见,那些头脑膨胀的野心家们,用他们可以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大嘴,层层包装忽悠,利用百姓对“均贫富”的渴望,如滚雪球一样,用无数宝贵的生灵,堆成一个个通往帝王宝座的血泪之路!

   于是,在他们眼中,那些拥有财富与智慧的人,就天然有了原罪,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取得暴民的支持,将他们的财产暴力抢夺过来,必须用污名来掩盖罪恶的勾当!杀人、放火、抢财的三步曲,洪秀全们在做这些活儿的时候绝对轻车熟路,略略再分给屁民两杯羹,他们就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了!

   可惜,人性是自私的,利己的,在没有外力的强力干预下,握有权炳的他们非但不会竭力朝着其所宣扬的“等贵贱、均贫富”而努力,倒是筑起一座更为高大的墙壁,强化更为森严的等级,自己的日子更是空前的奢华!原来所念念不忘的口头禅竟然成了掩盖野心家们觊觎大位的遮羞布,忽悠人上当的最佳的广告词,成了利用别人阴暗的人性一面,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最佳工具!

   略略思考一下就可分析出来,嚷嚷不纳粮的李自成,在坐稳龙椅之前,为支付庞大军费开支,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敲诈豪门贵族过日子,但长期以往,抢来的财产坐吃山空那一天,“不纳粮”的承诺一定会被抛到爪哇国,信用顶个屁?

   所以,不要相信任何天花乱坠毫不靠谱的空头许诺,要充分调动大脑,多方对比思考,才可以拨开那一副副华丽外衣下隐藏的画皮真面目,洞悉其险恶祸心,方可不误入歧途。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没有对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动辄劫富济贫,掠夺那么些精英们祖祖辈辈辛勤积攒的财富,让聪明的人要么冤死,要么淘汰,谁还会通过个人努力改善命运?傻逼啊?到此为止,只有弱智的人才会是大众效仿的对象!还可以作个设想,不守契约任意取人财物送人的洪秀全,你能指望他不会在需要的时候,从你手中轻而易举把属于你的一切包括生命拿走?——撒旦给了你短暂的快乐,你失去的一定是自由。

   这样的社会一定不会有任何动力再推向前进,共同贫穷、共同争斗倒是他本就的宿命!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再有丝毫进步,如一潭死水,再次等待命运的轮回!

     那一座乌托邦的世界,即便过了一道道血海,仍是可望而不可及!

   想起了约翰洛克那句著名的话: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也只有它,才可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最阴暗最丑陋的那一部分!

    均贫富的结果,除了一地赤贫外,往往还有大规模的杀戮!
回复 樊梨花 12/6/2016 03:33
马克思主义流行中国并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实际上这种选择仅仅是由于当时知识界的不成熟和底层人民对于利益的盲从。
——林贤祖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一方面羡慕并努力学习西方的文明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对其抱有一定的抵制甚至仇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对日本占领山东问题的袒护,使中国人愤怒。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知识界的许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便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社团和研究小组在中国大量涌现。十月政变后苏维埃政权向中国主动示好,甚至提出废除两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认同。

在当时中国,工农兵绝大部分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愚昧无知,并且长时间为生存而挣扎。他们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道德约束,人性中贪婪和残暴的一面很容易使他们选择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对于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远比以往的任何宗教慰籍更具有诱惑力,因为宗教宣扬的福报和天堂只在来世,而马克思主义则宣称他们在现世的革命中“失去的是手铐和脚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之后中国部分地区实现的土改和农会活动更使得他们尝到初步的甜头。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者精明的宣传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壮大。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起源地欧洲和其他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多少人响应,却最终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扎根,绝非偶然!
回复 樊梨花 12/9/2016 02:31
作为三原色之一的红色,是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一种颜色,波长约为610~750纳米,逼近鲜血的颜色,而流行于中国的红色崇拜,应该是血、火、砂三种元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有人认为红色崇拜源于月经信仰。古彝人曾经使用“月经历法”,目前仍然残存于彝族典籍之中,它依照女性周期性月经划定,将全年分为13个月,每月分为28天,全年共364天,是早期母权社会的遗痕,表达女人在部族里的崇高地位。

月经据此获得一种有力的巫术地位。清末的义和拳运动,把把月经视为击败西洋妖魔的法宝。据说拳民们四处搜集染有经血的布条,将它们大量悬挂在北京城墙上,犹如无数面暗红色的细小旗幡在风中飘扬,据说它能熄灭攻城大炮的火药。
回复 樊梨花 12/9/2016 02:32
习尤其不会更加不敢对江泽民动真格的,而下毒手。

和坤跌倒,嘉庆吃泡
乾隆皇帝是故意让儿子嘉庆皇帝来打倒和坤的,
以此树立儿子的威信,让人民信赖
这点帝王术,江胡用在习身上,让习反老虎,竟然让法轮功上当,以为习要倒江,真反腐。太幻想
回复 樊梨花 12/16/2016 03:24
蒋介石早年日记:杀光资本家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杨天石,原题:《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本文系节选

   蒋介石早年很革命,很激进,蒋介石早年有一段日记,他说,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军阀,也不在官僚,中国的问题是在资本家。 中国要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这个思想当然是一个激进、极“左”的思想,但是后来蒋变了。

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跟蒋介石讲,你们中国革命可要当心,你们中国革命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没收本国资本家的财产。这些都是极“左”思想。
蒋介石当场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顶起来,说:我们中国革命是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当年莫斯科有一个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觉得蒋介石还不错,所以就跟蒋介石谈话,他们说,您是不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党?你是不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是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发展蒋介石当党员。大家想,如果蒋介石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中国近代史就不一样了。蒋介石想了想,拒绝了。

    什么理由呢?他就是一条理由,说你让我参加中共,我是国民党员,事关重大,我要请示孙中山先生。所以他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后来,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逐渐增加起来,矛盾之一,领导权之争。蒋介石表示中国革命谁领导?要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革命谁领导?要由中共来领导。领导权只有一个,两个党都要领导权,这怎么办呢?蒋介石最初的办法是找共产国际。1926年的下半年,蒋介石把他自己身边的秘书、中共的创党人邵力子派到莫斯科。邵力子后来是民主人士,但是1926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党员,而且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秘书。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并不反共,他的第一个秘书蒋先云是共产党员,第二个秘书邵力子也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把邵力子派到莫斯科,派到共产国际,蒋介石告诉邵力子,你去见斯大林,你替我讲三句话,传达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世界革命必须由共产国际领导。第二句话,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第三句话,中国国民党要求参加共产国际。把这三个要求提给了斯大林。

    对于第一个要求,斯大林听起来当然是心花怒放,世界革命要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谁领导?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当然就是斯大林领导,第一条,斯大林心花怒放,欣然同意。第二句话,“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领导”这个事情斯大林不赞成,但是他不表态。他没有当面去驳邵力子,但是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说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好了,无产阶级领导当然是中共的领导对不对?第三个要求,“国民党要参加共产国际”,这个事情把斯大林难住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你参加共产国际是咋回事,但是斯大林又不好拒绝,说你不行,你不够格,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斯大林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这样吧,国民党就当共产国际的观察员吧。所以后来邵力子就没有回中国,有一段时间就在莫斯科,当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观察员,所以双方的矛盾是一个领导权之争。
回复 樊梨花 12/18/2016 04:02
华夏文明长期处在边缘?刘仲敬:必须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

如果大家不能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顺一下,在不太远的未来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情况。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
“大清是纯粹的中国,这是南方士大夫为了给自己添面子而发明的意识形态神话。”8月28日,新锐历史学者刘仲敬携新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做客腾讯思享会,他认为,士大夫阶层借助自己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驱逐了满蒙内亚的势力,却无法自动继承天下体系,反而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中国和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里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使命并不轻松……而重构历史体系,首先要打破虚荣心。”由于篇幅较长,分为四篇发布,以下为第四篇实录:
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
“大清是纯粹的中国”是南方士大夫为了给自己添面子而发明的意识形态神话。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如果大清衰落,西方秩序还没进入东亚的话,软弱的江中士大夫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是很成问题的。西方秩序一来,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江中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相似,印度教徒本来快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印度教徒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主权,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若非这样,印度早晚变成穆斯林国家。江中士大夫在殖民体制下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个神话:把大清当成纯粹的中国,除掉大清本质上是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秩序来以前,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严,可以跟西方人平起平坐。假定南方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
这个神话绝大部分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天下体系主要是中亚的体系,依靠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大清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人跟中亚各部族、俄罗斯人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涉,并不受儒家礼法约束。这个过程中,江中士大夫提供的仅仅是带头作用。满蒙利用他们的秩序在东亚地区维持秩序。在西方秩序来以后,秩序明显就变了,于是满蒙贵族自己变成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士大夫阶层开始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和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摈弃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帝国的概念,把新的发明安在东亚人身上,借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
近代史大致是按照这种历史观方式编写的,但实际上江中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并不相称,所以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半路出现大毛病。南方士大夫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们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以后,原先的关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动接受新体系。只有在列强的压制下,中华民国以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日尔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的位置。这样付出的代价是其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构成的构架。中华民国民意上支持关外各个部落,但继承的方式必须把自己内部改造成条约能允许的联邦或邦联体制,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体,同时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条约。这种复杂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久的。最后的结果等于在东亚造成一个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很难说像丹麦王国还是日尔曼邦国,因为各方都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临时权利。
南方士大夫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
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一个新体系,东北、西藏这样的地方,列强和当地人群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性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是在列强调停下达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时间并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只能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结果是证明南方士大夫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各个民族,关内也明显处在解体过程中。吴佩孚这样的人渐渐开始越过北平外交部,跟苏联合作推动事实的外交。各省相互之间开始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体系。北京政府建立的体系越来越依靠列强海关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如果没有苏联、日本的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列宁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断中国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国一样,其结果是进一步解体。无论是北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谁都没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这个体系。能够完成任务的不是国共两党,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够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的输入。建国仍然要依靠苏联跟日本的冲突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这个存在不是依靠内生,恰好相反,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
列宁主义体制中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
列宁主义政党攫取资源的方式恰恰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个士绅取代民意的过程。每一次取代的过程都包含两种现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不如原有组织。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跟孔子时代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也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宁主义集权主义国家中。完成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制。
在这个国家体制中,国家跟社会是矛盾的,如果要维持这个国家,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去粉碎社会,在此过程中攫取资源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就要毁灭自身;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法外的破坏,那么驱逐掉外来组织因素以后,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整合起来,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宗族团体、绅商团体,但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欧亚大陆整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要推翻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版图,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组织力量。
列宁主义组织本身仍然代表着一种西方的秩序输出
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体现了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有能力维持自身秩序并向外输出秩序的欧美和西方。
尽管苏联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少是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但在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很难说一连串的来自西欧的政治理念顿时没有了。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的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欧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苏联的社会结构,但是没有办法粉碎欧洲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因为社会结构组织的完成程度和自我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一个区间内,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外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就软弱、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能够成功。
共产主义对于欧洲是一个建构的力量,所以波兰和东欧能够在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中国和朝鲜,列宁主义组织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仍然拥有西方组织意义上(尽管是西方叛逆的)的秩序输入。东方在原来已经接近溃败的时候,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尽管其实质并不是国家。这就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它是外来的,如果用国家标准去衡量,就会产生很多荒诞的东西,例如专制主义什么的。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很快就会死亡。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假想自己社会跟波兰、匈牙利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暂时被外来人征服了一部分。恰好相反,在征服者来以前,你本身已经处于溃败的状态中,一旦失去外来组织输入以后,文明解体的情况不可避免。
如果以自发生长的方式重建一个新社会,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在巨大压力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幼弱的阶段被掠夺,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列强争霸体系。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无论是什么手段,最终不得不加强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破坏新生的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残缺的社会。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革命体系和“大中华体系”的融合
中国现在的历史体系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
用神话替代意识,误解自己的真实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回顾近一百年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在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过程中,每一次毁灭都是由于误解自己定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绝不会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东方和西方占领的内地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些,在苏联和势力集团下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有一个依附地位,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样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复兴五千年中华文明、建设新中国的说辞之上,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改变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仅超出了清末以来的远东国际体系,实际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另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所有的具体研究和考据像瓦片一样,无论搞成什么样,都要嵌合到原来的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开,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就要面临极大的考验。如果大家不能从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太远的未来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情况。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中国和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里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使命并不轻松。
华夏文明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
相对于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华夏文明的地位在长期的演变中都是比较边缘的。
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首先要打破虚荣心,承认即使在非常遥远的文明初创时代,华夏文明曾是最佳状态的时代,比起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中,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中亚和印度对东亚文明的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始终输出更多、输入更少,边缘地区始终输入更多、输出更少。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形成的,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也不是帝国主义撤出东亚以后就能够获得平等了。实际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区对边缘区的输出,最大受害者是边缘区本身。
这个过程“一战”后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精英阶级以为利用战胜国的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结果是什么?中华民国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和日本撤退,直接结果是放纵了苏联势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派来它的战友们,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宪法体系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点很容易理解,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要么是成吉思汗、多尔衮这样的人,要么是张献忠这样的人,也许两种人一起来,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宪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中华民国之所以有一部名义上的宪法,靠的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能够遏制恶秩序输入进来。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个秩序之后,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替代。考虑选择什么秩序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够强大到替换原有秩序。
中国近代史,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推翻压迫的历史。如果按秩序和文明输出的结果,殖民主义在“一战”遭到严重削弱后撤出远东。远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模仿学习,逐步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断了模仿学习的过程,如此才有共产主义的迅速输出。在自发秩序还不够强的地方,如果坚持殖民主义邪恶或者必须驱逐出去,很可能连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法维持。1920年代的中国一步步陷入了这样的体系,因为企图驱逐的结果是切断了输入源。切断以后,自身制血能力不足,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下,要么自己产生破坏者,要么吸引其他破坏者。
我们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
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才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
西方产生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在其历史早期(相当于孔子时代)通过各国体系相互博弈,各个邦国、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中国的问题不是说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太先进,已经略过这个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一旦实现自上而下的管制,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听任社会解体、无政府状态出现、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争斗。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就得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指定的前途,可这个前途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像给自己吃毒药。现在好像还没有几个人真正承认自己话语体系的根本性错误,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在运用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把自己推到了越来越矛盾的地方,不得不修正词的含义,以打补丁的方法勉强自圆其说。
我们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积累的资源会渐渐进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过去几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论”解决问题,但在可预想的未来,不可以再继续拖延了。继续拖延,最好的结局顶多是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有效地指望。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的局部修正,用钱和非正式交易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个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顺着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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