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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坏文化将摧毁普世民主

已有 1154 次阅读11/23/2016 01:32 |系统分类:信仰

信仰文化是社会之树的基因密码,根本。民主法治是社会之树的枝叶花果;经济科技是是社会之树的主干。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仰不好,民主会衰败,如古希腊

 

一,好的文化降低人的残忍性

 

 

《自然》杂志有一篇关于人类残暴性的起源和进化的文章,说人之残暴比所有动物的均数要高六倍之多。也就是说,抛开社会文化背景,从动物系统看,人是最残忍的动物之一。人的残暴性源自灵长类祖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进入石器时代,采集与狩猎生活模式大大加剧了杀戮,宗族间对部族首长的争夺成了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之后社会逐步发展出了严苛的法律和监禁系统,较大限度地限制了人类的暴力行为。人类现在的致死率不足0.01%,比哺乳动物系统进化的模型预测要低200多倍。显然,文化的发展能够塑造人心,对人类的残忍性起到限制作用。否则,人类应该比现在要凶残得多。

 

 

二,祖宗崇拜的孝文化”见鬼去吧!

 

 

祖宗崇拜是中国人的信仰。殷商时代,西方人开始追求“上帝”,而中国人却产生了祖宗崇拜。“周礼”则将这种崇拜固定下来。儒家要求中国人跪拜祖宗。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一个是上帝崇拜,一个是祖宗崇拜;节日风景也大异其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祖宗面前人人下跪。

 

西方定于一神——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教会主张一夫一妻,抑制了国王贪婪的人欲。孟德斯鸠指出:“君主信仰宗教是有用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所以西方人受政府的剥削压迫要小得多。

 

儒教移孝作忠,强调定于一尊。儒的“定于一尊”与基督教的“定于一神”有本质区别。“定于一尊”先将人与人的角色对举,把人带到了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儒教反而扩张了人欲。汉武帝后宫18000人;汉元帝后宫两万人,隋炀帝后宫有10多万女人,唐明皇有5万宫女,明朝宫廷有10万宫女。当代的贪官们有二奶、十奶甚至上百奶,比古代中国皇帝少点,但官僚们二奶的全部总数肯定超过了古代皇帝二奶的总和!所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中国人的所谓祖宗崇拜,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因为那些崇拜祖宗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他的祖宗究竟是谁!他们图的都是眼前的一己之私!所以,他们总是痛骂别人“出卖祖宗”、是“汉奸”、“卖国贼”。实际上,他骂的对象正是他们自己!拿祖宗说事,只能证明自己的缺德、懦弱与可耻!所以,让“中国祖宗崇拜的孝文化”见鬼去吧!

 

 

三,坏的文化将摧毁普世民主

  

伊斯兰教最初其实在中东也只是很小一块地方信奉,但是由于他们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传播意识,结果慢慢占据了几乎整个中东,吞噬了古巴比伦文化。然后扩展到北部非洲,整个消灭了古埃及的文化,接着继续扩展到欧洲,亚洲其它地方。对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他们是没有一点正面贡献的。相反,他们的繁殖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而在欧洲这种高福利的地方,孩子多就意味着你可以从政府领导更多的抚养费,于是他们拿着别人的纳税,心安理得的偷窃,抢劫,甚至杀人。最后归结的理由就是,我们有宗教信仰。

 

 

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三分之一的人口如今是外国裔。2012年在荷兰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欧洲人惊醒。欧洲著名画家的孙子西奥·梵高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出生在书香门第﹐因为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电影《屈服》借用电影中的角色谩骂伊斯兰是人类的文化“垃圾”,而且在一个裸体妇女的肉体上显现《古兰经》的经文﹐这个举动对于其它宗教可以容忍﹐但对于穆斯林绝对不可能宽容。电影播放后﹐激起了穆斯林的广泛愤怒。11月2日﹐两名年青的枪手在商场附近打死了电影导演梵高。更可悲的是事情处理的结局:杀害梵高的凶手对两位议员发出死亡威胁,令当局惊恐万状。当局自认为无力保护他们,只好把其中一位女议员送到美国去了6个月,把另一个议员送进牢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在荷兰的土地上,梵高的孙子被白杀,自己的议员都要去坐牢,就是因为穆斯林觉得他们的主受到了侮辱。

 

在梵高遇害周年日前几天,他的好友叹息道:“恐怖分子赢了。他们杀害言论自由的领袖人物梵高,比引爆几列火车还要有效。如今没有一个幽默家再敢对古兰经开一句玩笑。然而,放弃一点点言论自由,就等于放弃了整个民主。

  

根据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26%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于英国;40%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13%支持恐怖活动。极端分子甚至放话说早晚要用民主手段在唐宁街10号悬挂伊斯兰旗帜。其实现在英国已经不知道该挂什么旗了。2005年英国监狱已经禁止悬挂英国国旗,国旗可能会令穆斯林联想到十字军。驾照与车辆注册局,以及Heathrow机场,也都禁止悬挂国旗。恐怖分子如果只是爆炸建筑物和交通设施的话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让你一点一点感觉不舒服,然后慢慢妥协。

 

 

1960年代的法国是安全的,但随着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犯罪率直线上升。据“国家统计研究所”(INS)的数字,1960年法国犯罪率是12%,到2000年时增长70%;警方说,法国境内的60%罪犯,90%以上的犯罪活动主谋,都是(穆斯林)移民。半个世纪来﹐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五十倍﹐如今超过六百万。令法国感到意外的是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孩都变成了新穆斯林。专家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势﹐因为这样下去﹐再过25年﹐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半数﹐法国的西方文明将无法维持﹐到那时﹐按照大多数人口的选举民主﹐他们可能宣布﹐法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在大部份西欧国家是普遍现象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董事萨拉辛在一本名为《德国的自我毁灭》的书中称,400万穆斯林涌入德国,德国整体识字率和数学能力都“大幅下降”,德国正逐渐变成一个“笨蛋国家”。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但伊斯兰的教义有充份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使大多数设想和规划都化为泡影。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穆斯林﹐普遍的思想是﹐他们是“生活在异教徒国家的穆斯林”﹐不但不接受社会融入﹐而且决心用伊斯兰改造西方社会。当前这些前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们﹐他们进入法国是为了就业﹑安家﹑定居﹐在法国生儿育女﹐建立稳固的穆斯林社会﹐绝不会放弃伊斯兰信仰和文化。战后有两千万穆斯林迁移到西欧国家﹐他们来寻求美好的生活﹐也承担着传播伊斯兰的神圣使命﹐因此﹐希望用西方的生活方式改造穆斯林﹐纯属痴心妄想。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12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1:35
伊斯兰教的崇拜核心是名为“安拉”的神。穆斯林宣称安拉在前伊斯兰时期就是圣经里描述的以色列族长、先知和使徒们的上帝。由此就有一个关乎连续性的问题:“安拉”到底是圣经中的上帝、还是在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崇拜的一位异教神祗?穆斯林关于连续性的宣称对于他们归化犹太人和基督徒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安拉”是神圣启示流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是圣经宗教的新阶段,而我们都应该做穆斯林。但如果安拉是一位前伊斯兰的异教神祗,那么它的核心宣称就会被否定。面对考古学发现之类的硬科学,宗教宣称常常土崩瓦解。因此我们可以不断地追溯既往,或挖掘出能揭示真相的证据。这是找出安拉起源真相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坚实的证据显示,安拉曾是一位异教神祗。它其实就是月神,以太阳女神为妻,以众星为女儿。
中东的考古学

考古学家们在中东各处都能挖掘出月神庙。从土耳其的高山到尼罗河岸边,月神崇拜是古代世界最为流行的宗教。在第一个有文字的文明里,苏美尔人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泥版,上面记载下他们的宗教信仰。正如Sjoberg和Hall所揭示的,古代苏美尔人崇拜一位有着各种名字的月神。最为流行的名字是Nanna、Suen和Asimbabbar。它的象征物就是新月。考虑到与这种月神崇拜相关的工艺品的数量,显然这是在苏美尔人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月神崇拜是最盛行的宗教。亚述人、巴比伦人和阿卡德人都使用Suen这个词,并将其转化为辛(Sin),作为他们中意的月亮名字。正如Potts教授指出的:“辛这个名字主要源于苏美尔人,后来被闪族人借用。”

在古代叙利亚和迦南,月神辛通常由新月来代表。人们有时会把满月放在新月里面,以强调所有的月相。太阳女神是辛的妻子,而众星是它们的女儿。比如,Istar就是辛的一个女儿。在Par Shamra文献中有关于祭祀月神的描述。在Ugaritic文献中,月神有时被称为Kusuh。在波斯和埃及,月神作为人类和众神的审判官,被绘制在壁画上和塑像的头上。旧约不断地谴责月神崇拜(申命记 4:19; 17:3; 列王纪下 21:3,5; 耶利米书 8:2; 19:13; 西番雅书 1:5,等等),因为以色列通常陷入的偶像崇拜就是月神崇拜。事实上, 在古代世界的每一处,都可以在封印、石碑、陶器、护身符、泥版、圆柱、砝码、耳环、项链、壁画等物品上看到新月象征物。在Tell-el-Obeid,一个铜牛的前额上刻有新月。在一尊人头牛的偶像上,其前额也嵌有新月。在吾珥,新月象征物被刻在吾珥南模石碑上,且被置于众神名册的顶部,因为月神是众神之首。甚至在烘焙的面包上也有新月形象,以此作为献给月神的仪式。迦勒底的吾珥是如此的崇奉月神,以至于从那时起,它有时被称作Nannar城。

Leonard Woolley在吾珥曾挖掘出一座月神庙。他在吾珥清理出大量月亮崇拜的实例,这些物品至今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与之相似,哈兰也以其对月亮的崇拜而驰名。在1950年代,在巴勒斯坦的Hazer出土了一座重要的月神庙。人们发现了两尊月神偶像,每一尊都是一个男人坐在宝座上,胸前刻有一枚新月。附带的铭文清楚地写明,这些是月神的偶像。人们还发现几尊较小的偶像,上面的铭文确认它们是月神的“女儿们”。说到阿拉伯半岛,正如Coon教授所指出的:“穆斯林极不愿意保存早期异教的传统,并且喜欢用各种前后颠倒的方法来篡改他们允许保留下来的前伊斯兰历史。

在19世纪,Amaud、Halevy和Glaser前往阿拉伯南部,起出了数以千计的由各种语言书写的铭文,这些铭文后来都被译出。1940年代,考古学家G. Gaton Thompson和Garleton S. Coon在阿拉伯半岛取得了一些惊人发现。在1950年代,人们对Qataban、Timna和马里布(古代示巴王国的首都)等遗址进行挖掘。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人们还搜集到数以千计刻在墙壁和岩石上的铭文。此外,用于祭拜“安拉女儿”的浮雕和许愿碗也被发现。月神的三个女儿――al-Lat、al-Uzza和Manat,有时会与月神安拉绘在一起,即在它们上方刻一枚新月作为代表。考古证据显示,阿拉伯半岛的主体宗教就是月神崇拜。


在旧约时代,巴比伦的末代国王Nabonidus(公元前555-539)将阿拉伯的Tayma建造成月神崇拜的中心。Segall认为:“阿拉伯的星宿宗教一直受到各种月神崇拜的决定性影响。”许多学者也注意到,“辛”(Sin)是诸如阿拉伯词汇“西奈”(Sinai)、“浔的旷野”(Wilderness of Sin)的一部分。当月神崇拜在其他地方衰落时,阿拉伯人依然固守着他们的信条,即月神是众神之中最伟大者。当他们在麦加的克尔白神庙敬拜360位神祗时,月神是其中的主神。麦加实际上是为月神而建的圣地,因此它是阿拉伯异教世界中最为神圣的地方。1944年,G. Gaton Thompson在其著作《Hureidha的墓穴与月神庙》中透露,她曾在南阿拉伯挖掘出一座月神庙。在这座庙里,找到了新月的象征物和至少21块带有“辛”名字的铭文,还有一尊可能就是月神自己的偶像。其后的考古学家们对此也予以了确认。

有证据显示,甚至在基督教时代,月神庙依然十分活跃。从阿拉伯各地搜集的证据都显示,月神崇拜即使是在穆罕默德时代都十分兴旺,并且是统治型的宗教。众多铭文还表明,虽然月神的名字叫辛,但它的头衔却是Al-ilah,即“神”,意为它是众神中的主神或至高神。正如Coon所指出的:“Il或Ilah神起初就是月神的一个位相。”月神被称为al-ilah,也就是神,后来在前伊斯兰时期被缩写成Allah(安拉)。异教徒的阿拉伯人甚至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安拉”。比如,穆罕默德的父亲和叔父的名字中都有安拉。穆罕默德的祖父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安拉这一事实证明,甚至在穆罕默德时代,安拉都是月神的头衔。Goon教授进一步说:“与之相似,在穆罕默德的监护下,不那么起眼的Ilah变成了Al-Ilah,就是神,或安拉,至高的存在。”

由此就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古兰经里从未对安拉进行定义?为什么穆罕默德认定异教徒的阿拉伯人都早已知道了安拉是谁?”穆罕默德是在月神安拉的宗教中成长起来的。但他比他的异教同胞们更进一步。当他们还相信安拉(即月神)是众神之中至大至高者时,穆罕默德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使安拉不仅成为至高的神,而且成为唯一的神。他其实在说:“看,你们已经相信月神安拉是众神之中至大者,我所要你们做的就是,承认他是唯一的神。我不拿走你们崇拜的安拉,我只拿走他的妻子、女儿和所有其他神祗。”这一事实从穆斯林信条就可以看出来。其第一条并非“安拉伟大”,而是“安拉至大”,即他是众神之中至大者。这个阿拉伯单词是用来比较大小的,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多神教的背景下,穆罕默德为何要说安拉是“至大者”?这一点从异教徒的阿拉伯人从未谴责穆罕默德是在宣扬一个与前不同的安拉就可以看得出来。根据考古学证据,这个“安拉”就是月神。因此穆罕默德是试图双管齐下。对异教徒,他说他依然信奉月神安拉;而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他说安拉也是他们的上帝。但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把他的安拉斥为假神。

早期一位反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护教士Al-Kindi指出,伊斯兰教和它的神安拉并非出自圣经,而是出自赛伯伊的异教。他们并不崇拜圣经里的上帝,而是崇拜月神及其女儿al-Uzza、al-Lat和Manat。Newman博士关于早期基督徒与穆斯林辩论的研究使他得出结论:“伊斯兰证明它实为一种源于偶像崇拜的、不同的且敌对的宗教。”伊斯兰教学者Caesar Farah也说:“没有理由认为,安拉是通过基督徒和犹太人走向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将月神视为最高神加以崇拜,但它不是圣经中的一神主义。虽然月神比其他的男神和女神更大,它依然是万神殿中的一员。现在我们拥有了月神的实际偶像,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安拉实为前伊斯兰时期的一位异教神祗。现在还会对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象征感到奇怪吗?还会对新月高悬于他们的清真寺和尖塔上感到奇怪吗?还会对新月摇曳于伊斯兰各国国旗上感到奇怪吗?还会对穆斯林的斋月期以新月的出现为起点和终点感到奇怪吗?

结论
异教徒的阿拉伯人对月神安拉的崇拜体现为每天数次向麦加方向祈祷、朝觐麦加、围绕克尔白月神庙奔跑、亲吻黑石、杀死动物向月神献祭、向魔鬼扔石头、在两次新月出现之间守斋月、向穷人施舍等。穆斯林宣称安拉是圣经中的上帝、且伊斯兰教兴起于先知和使徒的宗教,但这些宣称已被坚实的、压倒性的考古学证据所推翻。伊斯兰教只是古代月神崇拜的复兴。它从古代的月神宗教里继承了象征物、仪式、庆典、甚至神的名号。就其本身而论,它是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应为所有信靠福音书的人所抗拒。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1:47
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属性就在于丰富的情感、高度的理性,在于思想、情感和精神,而唯物主义所轻忽的就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根本属性。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物,就物的属性而言,人与一块砖头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样的概念之下,人就成了“一块砖”、“螺丝钉”,可以说需要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可就不是人。在这样的概念之下,还谈什么“人权”?
这里还有一种逻辑叫做“决定论”: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是被决定的,那么哪还有平等与自由的空间。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善于向强者学习,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与神经兮兮,高度警惕的大清国不同,日本完全不明白什么叫文化侵略,因为他原有的文化都是外来的。并且日本在幕府时代也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之观念,大大小小300个藩主。一开始下层武士提出的口号也是“尊王攘夷”。1862年,萨摩藩杀害一名英国人,英军为此派出舰队炮轰鹿儿岛报复,其强大的火力让日本反帝意志最强烈的萨摩藩瞠目结舌,他们迅速赔偿英国人一大笔钱,转而向“心满意足”的对手探究如何制造洋枪洋炮。1863年列强舰队炮轰下关也获得同样的效果,长州藩迅赶紧同列强媾和,从此闭口不谈“攘夷”,而是去购买了很多“夷书”,在那里刻苦学习。

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发现 :
       德国每小时人均工资30美金,美国约为22美金,泰国4美金,中国只有0.8美金,位列世界倒数第一。当然,我们也有排名第一的,那就是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德国1400小时......
        看看吧,美国的行政费用占GDP的3.4%,日本占2.8%,中国占25.6%。美国教育医疗费用占GDP的21.5%,日本占23.35,中国占3.8%......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保的法定缴费之和已达工资水平的40%,有些地区已接近50%。
        中国社保缴费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然而即使这样,社保仍存在巨大亏空。
       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是商品本身价值的1.8倍。
        在中国,如果你月入一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的医疗失业险,合计3800元,剩余6200元;若你再拿这6200元去消费,则需要为你所消费的商品埋单17%的增值税,28%的各种杂税,约为2800元......
       所以,一个月入一万的人,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政府,而且你还无权过问...... 税收全世界第一,福利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德国,农业人口占1%;没城乡差别,大小城市一个样;医疗保险覆盖率100%,住院费100%报销;房价20年不涨;几乎没有假货,没有各式腐败与人工加毒食品;大中小学全免费;没三角债;发行量前十名的报纸期刊与执政党无关;民选总理撤不了民选州长,以此州长撤不了市长,市长撤不了镇长。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该国公民如果失去收入来源,单身每月可领取500-700加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1300加元。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为止。
       冰岛一直以高税率和高福利著称,生育假9个月,拿80%工资,小孩8岁之前的育儿假为480天,不到18岁的孩子每个月从国家领钱,上学和看病基本不要钱。失业补助每天87.8美金,但是这也是高税率支撑的。总理自己继承了一笔财产转移到国外去避税,总额几百万美金,结果愤怒的冰岛人疯了,总理被迫辞职。
       日本政府给有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3岁以下小孩每月1.5万日元,3岁以上每月1万日元,每4个月合并发放一次。有两娃的家庭,一共10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折算大约6200元人民币。外国人也有。日本的公立小学一般会提供免费午餐,称作“给食”。菜单由专业的营养师依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精心搭配,既要考虑到营养健康,又不能让孩子吃腻......
       印度人的财政收入是2000亿美元,解决了12亿人口的免费医疗。
       中国的财政收入是2.2万亿美元,是印度的11倍,却至今解决不了13亿人的免费医疗问题,为何?看看被中国人嘲笑的印度“阿三”到底什么样:取消了手机漫游费,大学学费只相当于人民币48元/年,公路不收费,坐火车不买票,住院看病不掏钱,知识分子不说谎,教授专家敢于向权力说不,官僚直系亲属不移民,没有强拆......
       台湾95年推出“老农津贴”,每位65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可领取3000台币,如今已涨到了7000元新台币。台湾一位普通老人在医院住了12天,出院后总计花费24330元新台币,合人民币5000多元,其中自费才35元新台币,合人民币7元。这才叫医疗保险,这才叫社会福利。

对杨恒均论中国模式的议论
高越农2016年11月21日
四年前,在杨恒均的新浪博客刊出这篇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后不久,就有人把它传过来。当时就有“雪卷风升”推荐,说此文“很耐读”。但是,我草草读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最近,网上传来辛子陵先生的推荐:“我读过不少论述中国模式的文章,只有杨恒均先生这篇文章把中国模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说明白了。”它促使我再把此文翻出来,硬着头皮阅读后,匆匆发两点议论如下:
1、“中国模式”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选择?
杨恒均说:““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中国模式”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选择?
纪念孙中山诞生150周年,辛灏年在2016年11月5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发表演讲》里面说:“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复辟:袁世凯复辟83天,没有形成时代;张勋复辟11天,没有形成时代。只有中共1949年,在中国最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复辟,并且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至今已经60多年了。”我认同他的这一意见。
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三次复辟中最后一次复辟的产物。它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它不是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没有对于自己命运的选择权);而是执政党的选择。它是执政党在遭遇重大历史挫折以后的一种选择。
不把这个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一切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统统不着边际,更何谈“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2、杨恒均的“中国模式”论是一个悖论
杨恒均说:“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指出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他显然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第二种可能性却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文章末尾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这办法只有两个字:民主。”也就是说,第二种可能性是可以通过实行民主加以排除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排斥民主。何以见得?“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而一党专政必然排斥民主。
杨恒均也说到,“中国模式”最大的阻力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为什么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无止无休?不就是因为国内没有民主吗?杨恒均先生的“中国模式论”已经发表四年了。君不见:四年来,中国的民主仍然无声无息。再别提反民主愈演愈烈。
杨恒均还说到:““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君不见:四年来“掌握绝对权力的人”越来越露峥嵘,越来越不受“民主”的制约了。

辛灏年说:“民国史上唯一的复辟时代就是中共统治时期。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复辟:袁世凯复辟83天,没有形成时代;张勋复辟11天,没有形成时代。只有中共1949年,在中国最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复辟,并且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至今已经60多年了。它与法国、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代一样,和漫长的苏联专制复辟时代一样,苏联74年,中国已经67年了。今天我们要想重新走孙中山的道路,那就必须要终结这个复辟时代。只有终结了这个复辟时代,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走向民主建国的道路。”
辛灏年指出:中国现代史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而不是中共所划定的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因此,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华民国史。他说:“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中华民国虽然在1949年被打败了,但是中华民国并没有灭亡,中华民国走向民主宪政,完成了中国现代史所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还政于民。当我们认识到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国史的时候,那我们就能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三次复辟,就是中华民国出现的三次复辟,第三次形成了非常长远的复辟时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今天中国人要想革命,要想解决中共的统治,任务非常简单:就跟蔡锷护国战争一样,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1:59
王蒙:共产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

中华文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接受信服共产主义学说。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A4MzkzNA==&mid=2650241085&idx=1&sn=1cd816673a4ebf0be52dc107a1186bd2&chksm=8857d60cbf205f1ab0c752a64872a74f1369ac4536f293b3aed1950559f392e4da9ef92d4c16&mpshare=1&scene=23&srcid=1123sQlHdwtkioRUGOvhnIj4#rd

那些最不要脸的人,在带领着绝大多数奴才,每天唱着“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老调子。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说道:“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所以,让“中国文化”见鬼去吧!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17年末,"十月革命"刚刚发生,王国维就担忧十月革命会波及中国。当时他写给柯劭忞的一封信中提及了他的担忧。罗振玉所著的《王忠悫遗书序》一书中有如下记载: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当时中共尚未成立,王国维就能说出“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这样精准的判断。令人叹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国维写信给陆宗舆(当时负责外交事务),建议他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
  1924年,王国维在写给溥仪的奏折中提到:
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
……
(共产制度)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奏折中提到的“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指的就是苏联搞了共产主义那套玩意儿,所导致的惨状。如果你不相信苏俄制造的人间地狱,可以去看影片《苏维埃往事》(影评在“这里”)。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王国维这个满清遗老,对共产运动有惊人的预见性,超越了同时代很多人文领域的大师。

徐志摩——曾被苏俄【短暂】蒙蔽,之后觉醒
1922年3月24日,罗素在伦敦发表公开演说,标题是《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其中一句是:俄国的思想压迫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严酷。罗素的粉丝徐志摩甚至在《罗素游俄记书后》一文中讽刺了罗素,称其言行前后不一致。
1925年,徐志摩去英国见泰戈尔,途经苏联,在莫斯科逗留3天。"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共产运动在制造“血污海”

胡适——曾被苏俄【长期】蒙蔽,之后觉醒

胡适有跟徐志摩类似的经历——也是去访问英国,途经苏联;也是走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在莫斯科逗留3天。在20年代中后期,胡适依然受到苏俄的蒙蔽——至少在这方面,胡适不如徐志摩。
  直到40年代初期,胡适才开始转变看法。当时他看了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写的一本书《正午的黑暗》。在1941年8月1日的日记中描写了他读此书的感受。
读完了 Darkness at Noon。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
 到了40年代中期,胡适基本上看清了共产运动的真面目。1947年,他写了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2:10
有人说中国很复杂,实际上,中国的复杂在于,它不过是一个史前文明的遗存罢了,原始、僵化、野蛮而落后。是“窝里斗”,导致了所有的东西都归于失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17sbi.html

中国是一个死文化,13亿人“中国人”如同虫豸,在精神上仍未出世。更加滑稽的是:居然有很多很多自诩有文化的人,在为这种死文化叫好不说,他们还想通过这种死文化来让“中国”征服世界。

所谓“中国”,其实就是一枚“恐龙蛋”!“恐龙蛋”中的“恐”是指孔子,他让中国人几千年诚惶诚恐地活着;“龙”是指“祖龙”,即《史记》对秦始皇的称谓,它也是中国文化的图腾和象征,秦始皇让中国人几千年战战兢兢地活着;“恐龙蛋”是指:“中国人”总是跪在孔老二和秦始皇的脚下,扯蛋着生活。中国人的扯蛋之处在于:一旦离开孔老二和秦始皇,中国人就学着他们的样子,一方面假仁假义,一方面自私霸道。

在甲骨文中,“我”就是用来杀戮的武器。孔老二们不过是将这种原始思维进行了一番文字加工和道德虚饰。

中国文化之所以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能意识到“我”是有限的,所以,它无法走出“有限自我”。不像西方文明一直挑战着、超越着“自我”,所以不断获得突破和跃迁。在人格结构的层级递进关系“动物性→人性→神性”当中,中国人是倒着走的:动物性←人性;而西方人是进化着走的:人性→神性。所以,支配中国社会的法则,是野蛮的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而推动西方社会的力量,是对抗野蛮的超越性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身上的动物性异常发达。动物性作用在人的身上,就是“无我”。动物往往受“天则”的支配,它们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羞愧意识!所以,“中国人”就是一群“无我”的幽灵。干起坏事来,这些幽灵都一个个的毫无顾忌。而且,在干坏事的过程中,惟一的“人性”体现就是相互攀比:看谁比谁更像动物,更凶猛、更狡诈、更冷血。

“中国人”是已经彻底异化了的物种。就像一位中国的大学教授所说的那样,今天要做人,就要“做回禽兽”。所谓“异化”,就是再也回不去了。不像西方文明中的人,总是时刻监管着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的动物性:一方面通过国家、政治系统,看护着人性;一方面通过道德、信仰系统,追求着神性。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古希腊哲学传统、希伯来信仰体系),一以贯之地塑造着“自我意识”,防范着“人”的异化。《圣经》通过人与上帝的契约迫使人们醒悟“人性恶”,让人靠近(尽管永远不可能真正靠近)神性;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来警示人的无知。正是这种理性与信仰相互补充,成就了西方人的“自我”与“他者”意识。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追求,从来就没有理性与信仰的人文传统作为根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连自己都管不好,还想“修齐治平”吗?有人说:儒家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不就是“自我意识”吗?当然不是!因为儒家“修齐治平”的参照物既不是理性,也不是“上帝”,而是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世俗权力,权力就是中国人心中不倒的图腾。

而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的参照物既有理性的成分,更有“上帝”的形象。而且,这种“自我意识”对应着普遍法则,是开放性的。不像中国人的心灵,是闭锁着的。同时,对于权力的警惕,是西方文明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价值”。实际上,警惕权力,就是警惕“丛林法则”,警惕每个人(包括自身)的兽性。因为权力既有私人性的,也有公共性的,而公共权力来自私人权力的让渡。所以,警惕权力,实际上就是警惕自己。因此,我认为,西方文明一方面具有超越性,一方面具有“扬弃性”,故不可能异化,而只会不断进化。

在“内圣外王”的鼓吹,以及“外儒内法”的统制下,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也就成了必然。一方面是圣人,一方面是歹徒;一方面是主子,一方面是奴才;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一边喊诚信,一边做手脚。表面上信奉孔老二,实际上模仿秦始皇。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凝聚力的知识、思想、道德、信仰体系以及政治制度。其封闭性决定了,一旦遭遇异质文明的攻击,“中国”就会瓦解。即使表面上出现了一个“新国家”,也还是老一套,仍然是:没有真正的人的社会,只有孤立的动物化生存的个体。庄子:民如野鹿最幸福。

恐龙的出现,是大自然的一个错误。假如大自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人类就不可能出现。实际上,在世界各种古老文明中,有很多文化的出现也是一个错误。值得庆幸的是,绝大部分这样的“文化”都已消亡了。那些没有消亡的虽然仍在苟延残喘,但也好景不长,只剩下一个躯壳了。“中国文化”就像博物馆中的恐龙骷髅,只有标本的意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m1v3.html


中国社会的黄金规则是“祖宗决定一切”!别看中国历史几千年了,在对祖宗的认识问题上,中国人一点都没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你的具体位置,完全取决于你的祖宗是谁。这就是祖宗崇拜!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就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摆脱祖宗崇拜。所以,孙隆基说中国人的信仰有三个:天地崇拜、祖宗崇拜和君师崇拜。实际上,祖宗崇拜可以将另外两种崇拜包括进来。

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就开始了,其表现就是“家天下”、“天下一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无一不主张家族主义的合理性;再到秦汉的大一统,“家天下”终于获得了永久的“合法性”。迄今为止,这种家族主义政治,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破局的迹象。所以,近代化以来,世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一个高度一致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家都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家族主义。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的根本,就是家族主义。这既是一种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不过,其背后的东西是共同的,都是祖宗崇拜意识。然而,中国人的祖宗崇拜却是一本糊涂账!!!实际上,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视野,所以,中国人的祖宗崇拜意识是弱智的产物,即: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到底是谁!

能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只有西方文明!由于种姓制度,印度文化仍然落后;由于家族主义,中国文化仍然腐败。所以,全人类的命运,其实都得归于西方文明所倡导的普世价值之中。无论是什么人种,我们的祖先是共同的!这个目标就是:人类在普世价值上必将实现认同!所以,中国人必须抛弃狭隘的家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种种“主义”,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才是无害的!

中国人的所谓祖宗崇拜,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因为那些崇拜祖宗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他的祖宗究竟是谁!他们无视别人的存在,总认为自己的祖宗是特殊的。他们目光短浅,只会说(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而根本不知道比“五百年”更早的时候,也不去管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他们图的都是眼前的一己之私!所以,他们总是痛骂别人“出卖祖宗”、是“汉奸”、“卖国贼”。实际上,他骂的对象正是他们自己!拿祖宗说事,只能证明自己的缺德、懦弱与可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529f9950102wm1t.html

“我”代表“杀”,例如《尚书•泰誓中》的“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这就说明,中国人的“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至少是排斥。

“我”对于族类自身又是如何的一种形象呢?在甲骨文中,“我”是象形字,像带齿的刀锯之形,这既是武器,也是刑具,或用作屠宰。也就是说,“我”对“自己人”也是凶狠的形象。故此,中国人的“我”兼有野蛮与自私的本性。这样的自我意识,大概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贯穿着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的始终,犹如心灵枷锁,无法摆脱。

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与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近代没有哲学,只有现实生存经验和“智慧”。因此,中国的“科学”无法成长起来。其实,在“科学”发生之初,“科学”与“哲学”是浑为一体、彼此不分的,哲学就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os爱的、追求的是Episteme。Episteme这个词现在经常被译为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science。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17s7k.html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3:07
中国文明、印第安文明一开始就是具体化、形象化、区域封闭化的,中国人、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不同的是,印第安文明已经彻底崩溃,而中国文明仍然在苟延残喘,原因是印第安文明的封闭性更强,遇到欧洲人身上携带的普通病毒就难以抵御了,而中国文明毕竟经常遭遇游牧文明的打击,因此尚且有些汤因比所说的“刺激——反应”的活力,况且,中国文明一直在通过西域而间接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它勉强活着,不过,这种“活”是虽生犹死的状态。说白了,中国文明尽管现在还没死完,但它迟早要死,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文明,汉字就是这个僵而不死的文明的载体。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道”是神秘的,而一、二、三则体现了原始思维的非抽象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a159.html

老子接着说,自然之门就象“道”那样不断变幻,我们为了生存,就应该象母性那样柔弱宁静。(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母性和雄性其实是共同存在的,彼此离开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因此,“贵柔守雌”如果不是鬼话,实在就是自欺欺人的伎俩。

老子认为,通晓周围的事情甚至宇宙万物,是不需要智巧的。(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这也是奇谈怪论。在古代中国,出现这样的思维也不奇怪。其他思想家(诸子百家)都是这样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0996.html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祖宗崇拜的变体)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胡适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

日本明治维新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显然,如果要中国像日本那样,向日本学习,则也应该是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人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在当时对中国有识之士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胡适认为,文化有巨大的惰性与惯性,即使你全盘西化,得到的结果也只能够是一个折衷效果而已。日本“脱亚入欧”,也只是半欧化而已。

比胡适更为激进学习西方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他于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陈序经先生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

因为胡适先生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胡适显然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序经先生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3:20
古希腊对于探索大自然,探究宇宙的奥秘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代文明,除墨子一家对于自然现象还有一点兴趣与研究成就之外,其他百家对于大自然的探索兴趣几乎都是空白的。

说到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成就,都喜欢举一些例子,比如数学的勾股定理,其实,这个定理在古希腊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定理其实是指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勾股定理只是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获得了类似定理公式的表述,而在中国这里只是一个特例,更重要的是没有获得推理证明。其实世界各种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对这个定理的记载,而且甚至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古埃及人在4500年前建造金字塔和测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时,就广泛地使用勾股定理。古巴比伦(公元前1800到1600年)的数学家也提出许多勾股数组。但是,在数学史上普遍认为最先证明这个定理的是毕达哥拉斯,所以很多数学书上把此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为勾和股,斜边为弦,故此定理称为勾股定理。而在中国,最早是在三国时代的赵爽《周髀算经》里记载了勾股定理证明,这个相比人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要晚了近800年,即使是相传沟通定理在西周由商高发现,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作为定理来证明,即使是有发现,也只是发现了一个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而已,与数学作为公式与定理的普遍性要求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诸子百家中唯一对大自然,对物理、数学、化学、机械制造等感兴趣的墨子长期在儒家文化打压之下,这一派逐渐式微,甚至灭绝,从而后继无人。在文化源头上,中国文化在科学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其实并不是从近现代开始的,而是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差别。而这种差别不是因为智商的差异,而是因为价值导向差异,而导致选择的差异产生的结果。因为,儒家学说一心求官,一心谋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因此,无心关注大自然,无力探究大自然宇宙的奥秘。孔子为什么要说“未知生,焉知死?”从而拒绝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与彼岸世界?就是儒家价值不想把时间精力,把自己的生命智慧浪费在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上。说到底,儒学是无神的,认为人生一世,就是现时现在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不会有天堂,也不会有地狱。人死如灯灭。所以,要抓紧时间及时在纯粹的物质世界里享受。这也是孔子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真正原因。可以相见,孔子其实是一个很难侍候的人。这种摆架子压迫下属的现象,在中国的官场尤其盛行,四处可见。有时差一点都不行。可以说儒家学者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对自然奥秘感兴趣的人,更不可能涉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印度教与佛为什么也远离了科学研究?确实印度教或者叫婆罗门教,其实是身份等级森严的一种宗教,人的自由不能够获得保障。而佛教严格意义上是一种无神论者。佛教不信神。相信各人的命运与现状都是前世所修,佛教不关心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只关心转世之后的生活与极乐世界。而且由于佛教不信神,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也不是神,佛的意思是大彻大悟,大智大慧的意思。阿弥陀佛的意思,也就是无限智慧之人的意思。即使如此强调智慧的佛教,也没有伟大的探索自然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因为这种智慧只是个人自身的智慧,远离了神的导引,而且佛教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因为没有神的存在,常常只是用自己个人的修炼去取代对世界奥秘的认识,凡事靠自己修炼解决。对于宇宙的认识也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从来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循环往复,永远止境,既然如此,也就不不值得运用智慧去探究世界的奥秘,说白了世界有不同的世界,但是不存在不同的奥秘。你修炼到哪一个层级,你就在哪个层级的世界里生存。佛教对个人的修炼与心灵的安顿极有帮助,但是,不会引导人去追求对神的信仰。事实上,佛教徒中,自古至今出现的伟大的科学家极其罕见,这在现实世界也验证了佛教徒不容易走进科学的说法成立。

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的出现,让古希腊的理性文化有了特定的信仰支撑。为什么理性文化还要有信仰作为支撑才能够走得远?说白了理性是要有逻辑推理,要学会怀疑,要用证明说话,要追问为什么?如果理性彻底,就会遇到困惑,即终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如万物皆变,那么变的终极动力是什么?宇宙的各种星体的和谐运行,这里究竟蕴藏了什么神秘的力量?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叹服宇宙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够是神的力量。有了信仰,你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究那些问题。因为,探究那些奥秘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接近神。否则你会认为探究那些都是很无聊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在探究自然奥秘的时候常常难以走得那样深入,那样持久,那样富有耐性?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即使偶尔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也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特别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世俗的享受。特别是用这些奥秘装神弄鬼,唬住一些人,以换得一些做官的资格。这就是“学儒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无论做什么,最终的出路一定是做官。如果不能够换成仕途资本,则毫无意义。现在中国流行的应试教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存在的。一些家长之所以认同、放任甚至大力支持应试教育严重地摧残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就是因为孩子身心健康甚至幸福快乐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做官,取得耀眼的成就,以在自己的乡亲父老面前显贵耀富,过足派头的瘾,活着的时候前呼后拥,死了之后还要与众不同,非得弄一个特别大特别豪华的坟墓不可。本来自然科学研究出于西方文化,特别是二希结合之后的西方文化的时候,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与神有关的。在西方几乎所有的顶尖级大学的顶尖级学院都是神学院。比如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All Soul College, Oxford),再比如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是典型的神学院,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

为什么近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主要是英国?为什么波义耳、牛顿这些重量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新教的清教徒?这必须要承认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近现代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来自于基督文化背景。相比东方文明比较缺乏这些重大发明与创造。这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对牛顿的介绍,常常只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并且因为晚年改信基督教从而荒废了他的科学研究。其实,这样的介绍完全颠倒了事实。牛顿的这些“家”那些“家”,其实都是作为神学家的玩伴而已。牛顿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他一生坚信上帝的存在。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走近上帝。他的前期工作也仍然是他的神学研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奥秘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人的理性研究与证明可以了解到一小部分的奥秘,但是,我们人,无论怎样聪明智慧,永远不可能取代宇宙中的神,这就是科学与信仰必须结合,必然结合的理由。科学研究成果越大,越多,对宇宙探究越多,人类的困惑就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的渺小无助。只有借助对神的信仰,才能够获得拯救。

在诸多信仰中,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其实是三教同源。都是发源于古老的古希伯莱的信仰体系。这里最古老的是犹太教,其教义主要存留在《圣经》的《旧约》里,基督教又分成三个分支,第一是天主教,天主教曾经把上帝与凯撒结合在一起,形成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我们经常说的欧洲中世纪黑暗就是那时形成的,即使是天主教存在着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对于当时人们探究宇宙的奥秘也是起了促进作用。因为神的存在,激起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强大的动力。那时的哥白尼、伽俐略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起到禁锢人们思想的是对亚里多德的迷信,而不是这些人破坏了《圣经》的教义。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太人在科学研究成就方面是惊人的,占百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却拥有世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诺贝尔奖。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级科学家就更是数不胜数。伊斯兰教在早期的时候,在研究科学与传播科学文明方面起到了一些的作用。许多关键的学科及概念体系,诸如代数学、阿拉伯数字,以及零的概念(对于数理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都是经由伊斯兰文明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大陆。许多复杂的仪器,包括观象仪(星盘)、象限仪和精确的航海图的发展为欧洲人的远航探索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伊斯兰教后来变成了一个等级特权专制王朝的工具,而且派别林立,再加上伊斯兰教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因此,伊斯兰教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后来就停滞了。后来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内容,将五项基本功课概括为:念、礼、斋、课、朝。穆罕默德谓:“伊斯兰建筑于五项基础之上:诚信除安拉外,别无他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履行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封莱麦丹月之斋”。“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这一发展在形式上非常像中国的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那一套礼制。人性的自由大大被束缚了。这是伊斯兰教后来为什么在科学研究上难有大的作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与基督教同根同源,显然,穆斯林在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会比儒家文化显得纯粹一些,彻底一些,研究起来的成果也会更为显著一些。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有许多对学习与创造尊崇的格言警句。但是相比《圣经》对知识智慧的尊崇来说,还是相对少了一些。在《圣经》里有无数的歌颂智慧的表述,而这里的智慧,就是理解上帝的智慧,信仰上帝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人的智慧,因信仰上帝而存在,因背离上帝而灭绝。而不是像中国人所崇拜的“三十六计”,都是谋算人的功利性的权谋之术而已,像中国人崇拜的智慧之神诸葛亮,其法术近乎妖。我们不妨体会一下《圣经》里的直接歌颂智慧:“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熔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银。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显露出来。然而,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圣经》《约伯记》《歌颂智慧》)

读完这段关于智慧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杰出的科学家与科学成就都只能够出在基督教文化里了。《圣经》也没有直接对自然世界有多少探究,但是,《圣经》借耶稣之口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们尚且不了解人间的事情,何况天上的事情呢?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不就是要仰望天空,探索宇宙世界的奥秘吗?知识、真理与神同在,心中有了神,人才能够安顿好自己的思想与心灵。基督教与科学研究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回复 樊梨花 11/25/2016 02:34
晚清以来,中国的士人大都敌视俄国。一八九七年前后,王国维对沙俄极为反感,斥责沙俄对中国“如圈牢羊猪,任其随时宰割”。一九一五年下半年,有关沙俄是敌是友的问题,引发知识界的一场大争论,《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刊登了若干论战文字,还有人编辑成《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一书。身在日本的王国维虽未参与论争,但不会对这个他高度关切的话题的讨论一无所知。

沙俄本来就够坏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更是升级换代,成为亘古未有之邪恶帝国。那时,王国维就意识到,俄国革命将影响东方各国的内政外交。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的是天堂般的“赤旗的世界”,王国维看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地狱,“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写道:“俄德过激党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中国报纸亦复阴赞其说,我生不辰,如何如何!”他精闢地揭示出了十月革命之暴虐残忍,不仅戕害俄国本国百姓,而且将像病毒般传染世界,中国也会成为受害者之一,他为此发出绝望的叹息。王国维很少写作政论文字,少数几篇政论文稿也在其自尽前焚毁了,但他在政治上极具远见卓识。他在惟一一封给溥仪的条陈时势的上书中,痛斥苏俄共产主义之祸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38]就连胡适、徐志摩、丁文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一度受苏俄蛊惑,王国维这个“老古董”居然如老吏断狱,如庖丁解牛,将苏俄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

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言中,称赞王国维对世界大势和中国未来充满先知般的预见:“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歎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39]王国维的第一身份,不是文学评论家——尽管他最为大众所知的是文学评论类著作《人间词话》;乃是历史学家,在民国初年时他已开始学术上的转型——有一段时间集中研究元史,则必将涉及北方异族之边疆塞外之史,也肯定要接触更多的有关沙俄的史料。从昔日沙俄的背信弃义、疯狂扩张,到今日苏俄支持国民党、冯玉祥和共产党明火执仗地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险恶用心,王国维洞若观火。

长久以来,人们忽视了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王国维,而单单以学问家来定义之,显然过于狭窄。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国维就准确地预言了戊戌变法必将失败,随后又预言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时,他更是忧心忡忡——与之接壤的中国,不可能安然无事。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王国维的立场跟那些自诩为爱国者的学生截然不同:他写信给当时被学生和舆论视为卖国贼的陆宗舆,建议陆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一个议案,“团结全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40]当然,他的这一建议不可能为陆宗舆和北洋政府所接纳,更不可能被参与巴黎和会的协约国领袖们接纳。

不过,王国维的名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只说对了一半。他所指的“共和”,只是中华民国宣称那种表面上的共和模式,在民国初年的实践中左支右绌;只是孙文东拼西凑的、名为共和实为独裁的“三民主义”和“训政体制”,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与宪政体制。王国维对希腊的城邦共和制度,对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兼有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并无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他所知的西学仅仅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德国叔本华哲学。如果他能像托克维尔那样谦卑地观察美国这个新兴的共和国的社会体制,或者读一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民主在美国》,那么他对“西方”就不至于全盘否定。所以,如果将王国维的这句话稍加修正,其真义是:以训政始者,必以极权终。谁要把人民当作孩童来规训,谁就是百分之百的独裁者。
回复 樊梨花 11/25/2016 03:25
“伊斯兰国”(ISIS)公布了自己的“教育大纲”

据报道,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公布了自己的“教育大纲”,要点包括:不得有除伊斯兰教外的其他民族和种族观念;不得有数学、社会学和进化论;必须强调物理和化学规律都遵照真主安拉(Allāh)的律法……其他都可以“理解”,惟数学躺枪令我不解?数学对恐怖组织有啥危害啊?
回复 樊梨花 11/25/2016 03:28
中国五千年跳不出去的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

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

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

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

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

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

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

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皇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

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

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回复 樊梨花 11/25/2016 03:40
老子认为,生命周而复始,人"复归于婴儿"最理想。他的“圣人皆孩之”就是“圣人都把老百姓视为无知无欲的婴儿”。
后来孙中山的训政,说国民党是保姆,人民是婴儿。孙中山有时把革命党比作母亲,把人民比作婴儿;有时又把革命党比作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孙认为:“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有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孙中山《建国方略》)。

民主派批评说:谁要把人民当作孩童来规训,谁就是百分之百的独裁者。
回复 樊梨花 12/3/2016 02:54
朱元璋百万子孙的可悲下场
中国台湾网 2016-11-17 12:06:07
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鼓励后代多生育 明末皇族子孙近百万人



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明皇族的人口爆炸

大明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像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人口如此急遽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

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不是不报 两百年的宴席原不是免费的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 “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
回复 樊梨花 12/11/2016 07:21
人类个体尊严与自由的保障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对塑造奴性的社会的残忍性起到限制作用。否则社会应该比现在要凶残得多。
祖宗崇拜是无神论者的阴谋,目的是为奴隶主奴役社会人服务。
人类个体开始崇拜神,崇拜个体人始祖——即至高无上的父亲与母亲,也就是上帝与自由女神。
而弱肉强食的社会,却崇拜祖宗,目的在于混淆对个体人始祖的崇拜。同时用祖宗替代始祖,替代对神的崇拜。
基督教基于神的崇拜,即基于个体人始祖,也就是对上帝与自由女神的崇拜。其教会就主张一夫一妻的同权。也就是主张个体人权利至上与每个体人权利平等的价值观念。个体人信仰神,信仰人类始祖是有用的,这样的宗教是唯一约束团体人权力的缰绳,以防止团体人权力的侵害与掠夺。同时使政府团体权力成为保障个体人尊严与自由的权利的工具。避免了政府团体权力的危害,也就是控制了政府团体权力的危害。
而社会把人塑造成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丛林动物王国。无神论者所创造的社会,其祖宗崇拜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因为这些高等动物往往并不知道他的祖宗究竟是谁?而且总是痛骂别人出卖祖宗,拿祖宗说事。只能证明无神论者所创造的社会缺德与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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