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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苏共腐败到解体

已有 3812 次阅读10/10/2016 21:53 |系统分类:团体

本文选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作者纪彭。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底层精英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裙带关系:苏联特权阶级的产生

 

由于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自我封闭:社会流动的丧失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从此以后,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任人唯钱:送礼之风愈演愈烈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镀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固步自封: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从腐败到自杀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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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0/11/2016 06:12
狡猾的苏维埃奴隶制
布尔什维克建政不过数年,许多“人民公仆”就变成了高踞于人民头上、享有特权的老爷。党的官员与一般人的报酬和生活上的差距迅速扩大。早在1920年代,党的官员的工资就比同级政府雇员的工资高出50%。1935年,工人的平均年薪仅1800卢布,而一名大企业里党的书记的年薪加津贴则是45000卢布,为前者的25倍!工人们普遍对这种不平等不满,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农村党和苏维埃的干部仍可从合作社得到牛奶、黄油等食物,他们听从中央指示,对周围普通农民挨饿的状况漠然置之、不予救济。一位俄国人气愤地说,“由特权而导致的品质败坏令人感到可怕;这些人数年前自己也是贫苦农民,却已失去了相类于农民的最后一丝痕迹。”
针对这种种现象,雅科夫斯基等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官僚们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指出“一个十足的统治者的阶级已经形成”。苏共把全国各方面的事务统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他们把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运输业和服务性行业、各级学校以及其它的文教机关,统统收归国营。由国家干部来代替那些原来私营的企业主和经理,结果这个官僚集团的人数就迅猛增长了。例如: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年,这个委员会雇用了近25万名员工。而1921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1/5。在1928年左右,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400万人。20 世纪 20~30 年代,托洛茨基就先后提出“老近卫军”发生“官僚主义化”,苏联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集团”、“特殊阶层”的警告。列宁晚年时曾建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官僚腐败进行斗争,但他的主要措施无非是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审计、检查部门的力量,改善干部选拔制度以及不断清党等。这些均无助于扭转官僚腐败恶化的趋势。因为,一旦党和国家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又不允许制约它的力量存在,这种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化。
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说:“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他是要求别人这么做,而他自己在苏联是一个有大特权的人,中国还没有象他这样的文人,他是斯大林在一定时期特许的。他的外汇,特别是法郎多得很,他几乎年年要到法国去度假。  
1930年代初期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1930年代初期始,斯大林大规模地为自己盖“专用别墅”,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毫无限制地花公款过“豪华生活”,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尽管他是个“酒鬼”,1947年却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他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中说,自19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巴黎公社规定官民工资差距不得超过5倍,而苏联在1930年代中期已超过30倍,到1950年代初期已达50倍,1980年代初高达100多倍,培植了一个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当时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即一个人兼任几个职务并领取各项职务的全部报酬。党委领导人都被选入苏维埃执委会或被任命为政府负责人,这样,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就大了。此外,还向领导人员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即“大信封”(钱袋)制度——就是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里面的钱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在数量上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它种种特权,包括: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紧缺的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负责人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专为那些权贵阶层子女保留的。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赫鲁晓夫当政时,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攻击,取消了一小部分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却被特权阶层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通过拉帮结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然后“黄袍加身”的。如同赵匡胤那样,登基之后最忧虑部下会不会再搞一次“陈桥兵变”。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部下。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
一是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先通过颁布一系列条例、规定,使官僚阶层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把他们的特殊利益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保皇派”。
二是大搞任命制,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人民群众绝缘的利益共同体。由任命制形成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70万人,加上家属,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败浪潮。
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官僚们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它设施。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6栋别墅。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1982年1月,查出了一宗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它贵重物和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珠宝、绘画作品走私案。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和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的。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和女儿加林娜依然逍遥法外。
甘当乌龟的女婿邱尔巴诺夫得到了勃氏的庇佑而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邱尔巴诺夫贪污了20亿卢布的公款。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调查,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勃列日涅夫女儿的,顿时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马克思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缠身,亲自出面掩盖勃氏家族丑闻,狠狠教训了茨维贡,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终于逼使茨维贡将军开枪自杀(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反腐败者被腐败分子反掉了。
又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委会,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者说是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间,苏共中央就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乌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庇护者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转引自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己有,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层;而床底下塞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经查证,此案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它城市的饭店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交易,互相赠送贵重礼品,包括给总书记进贡。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礼品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卖官鬻爵的现象日益猖獗。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O万卢布。
叶利钦说: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二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电。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叶利钦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权力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在日本公务员任期只有五年,五年后需要干20多种其它工作后才能再考公务员,官僚不易形成特权贵族。而在苏式社会里,形成了特权贵族。苏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是官有制,民一无所有;官是永久性的官,下台了仍然享受特殊的官僚待遇,这就形成了特权阶级;加上不许人民全方位地监督官僚阶级,没有言论自由,官场腐败得不到及时揭露,最后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在人民反对声中垮台。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官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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