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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运手册

已有 2525 次阅读8/14/2016 07:13 |系统分类:团体

民运手册

 

一百个民主运动问题对谈录

              王炳章   编写    (19986)

 

 

编写说明

民主革命宣言---------------------------------代前言

第一部分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1-42

第二部分    探讨:中国为何尚未实现民主-----------43-52

第三部分    驳奇谈怪论---------------------------53-64

第四部分    民运的手段与策略---------------------65-82

第五部分    关于合法斗争-------------------------83-85

第六部分    关于体制外的革命运作-----------------86-104

第七部分    国体、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105-107

第八部分    革命观与理想国-----------------------108-117

 

编 写 说 明

    我根据多年从事民运的经验和教训,整理出了一个小册子,包括了民主运动运中常见的一百多个问题,从理论到实际运作都有,定名为《民运手册》。

    《民运手册》的初稿今年元月份写就之后,曾在民运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来获知,知名的电脑杂志《大参考》将这份初稿广泛发到国内)。在最初的“编写说明”中,我明确表示,这只是一个初稿,很多问题并未形成最后结论,并就下面三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

    一,哪些提法不妥?二,哪些立论不对?三,漏掉了什么问题?

    这清楚地表明,我的原意是想广泛容纳各方意见,真实地反应当代民主运动的全貌,使《民运手册》成为一本集体的作品,以更为切合实际,更为实用。

    在今年元月份,我成功地突破中共封锁,秘密闯关回到国内。我也向一些国内民运界的朋友们散发了《民运手册》初稿,以征求国内民运的意见。国内外不少民运朋友认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但是,没用想到,这份尚在征求意见阶段的初稿,竟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和非议。个别人抓住个别词句,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我的原意进行批判,有意回避《民运手册》的实质和中心内容。为此,很多民运朋友建议,应尽快出版《民运手册》,以便使那些听到《民运手册》、但有误解的人士,能够一览全貌。另一方面,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各界的确期待一本参考性的《手册》性读物尽快问世。

    在此《民运手册》正式出版之际,我想把我的编写初衷再明确一下:

    第一,它仍然是一份不成熟的《手册》,希望各界朋友继续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

    第二,所谓《手册》,应简明地包罗万象。有些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真正意见,但做为《手册》,亦应收集在内。我是学医出身,象编写《医疗手册》,在列出某一疾病的治疗方案时,会把一切可能的方法都包含进去。但是,这并不代表编写者一定喜欢使用每一种方法。使用哪种方案治病,由读者自行选择。变革中国的专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中国得了专制一病,在诊断上,大家看法大致相同。但在变革方法的选择上,莫衷一是。尤如临床会诊,每个医生都同意该患者得了癌症。可在治疗上,各有己见。有的主张动大手术,有的主张用药物保守治疗。有时,谁也说服不了谁。变革中国的专制恶疾,有主张改良的,有主张革命的;有力主合法斗争的,也有主张不承认专制恶法、而应采取非法手段的。做为《民运手册》的编写者,我有责任将这些不同的方式都编写进去。

    从初稿到正式出版之间,印尼爆发了人民革命,迫使独裁者苏哈托下了台,印尼正步上民主的轨道。印尼形势的转变,更加坚定了我的民主革命的理念。

    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在编写中,大家可以察觉到我的鲜明观点。对于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我接受朋友的劝告,在出版成书时,做了必要说明。现在,既然《民运手册》已经正式出版,我希望今后大家引用时,以此版本为准。

                                          王炳章      19986

 

第一部分   切饼与分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

 

1问: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答:民主的题目很大。我们谈民主,至少应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民主理念, 即理论部分,我称为“软件”部分。二是民主制度,即实践部分,我称为“硬件”部分。不知你问的民主,指的是民主理念呢,还是指民主制度?

 

2问:原来,民主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请您先谈谈民主理念好吗?

答:民主的理念至少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人人平等。你看过选举吗?投票时,国家元首投一张票,普通老百姓也投一张票。计票时, 两张票的价值是一样的。国家元首虽位高权重,却不能以一票顶十票。这是政治上人人平等的一个例子。不管你是国家元首, 还是部长,或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份子, 大家在政治权利(注意:不是权力)上,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和举行政治集会的权利等。落实在选举上,就是一人一票,而且,每票的价值相等。另外,选举时, 应该是自由竞选,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自荐、或被推荐为某一民选公职的候选人, 如区、乡、县、省、中央级的人民代表(或称议员), 县长、省长, 直至国家元首。在美国, 人人可竞选国会议员, 人人可竞选总统。中共自称也搞民主, 但在选举时, 中共一手操纵。候选人全由中共钦定。你要自荐为候选人, 与中共钦定的候选人竞争, 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不论选上选不上,都可能遭受到中共的打压和迫害。最近,陕西工人赵长青,自荐参选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是中共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岂有此理的是,赵长青竟然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和关押。这是典型的专制,岂能称为民主?

    第二,权力来自人民,或称主权在民。国家元首的权力(注意:不是权利)很大,省长、部长的权力很大,县长、警察局长的权力也很大,但这些权力是从那里来的呢?是谁给的呢?在人类刚刚出现时, 本来没有政府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集体抵抗自然灾害的需要, 由于集体生存、防卫的需要, 由于维持群体基本秩序的需要, 人们组织起来, 形成雏形管理机构, 逐步演化为健全的政府。因此,政府是人民创建的, 人民选择的。政府的权力, 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订的, 也不是少数人授予的。或者说, 政府只有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 才能行使统治的权力。政府的职能是保护人民,而不是欺压百姓。别说欺压百姓,就算政府工作做的不好,人民(选民)都可以、而且应该推翻或更换政府。定期、公平、自由竞争的选举,是人民选择、更换政府的方式之一。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个要素是:服从多数人的决定(或称服从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前一句好理解。多数票选了你当村长,你就是村长。少一票,就不能当村长。后一句,即保护少数的问题,要多做一些解释。首先,多数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多数人的力量大,少数人欺压不了他们。需要保护的,是少数人。最少的少数,是一个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理念的真正内涵是保护少数,而不是服从多数。比如,有一百个人,其中九十九个人做出决议,处决一个无辜的人。这是多数人的决定,但这不是民主,这叫多数暴力或叫多数专政。在选举时,少数人选败了,但其基本权利应充分收到保护,如生存的权利、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下次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多数人保护了少数,实际上就是保护了自己。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 但在另一个问题上, 可能是少数。今天是多数, 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少数。不明白多数应该保护少数、到后来反遭灭顶之灾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就曾挟“多数”之势、以“公意”的名义,处决了大批异己份子,连著名革命家丹东都未能幸免。后来,罗氏被“请君入瓮”,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林肯总统倡导、孙中山博士大力宣扬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三原则,是上述理论的体现。民有,指的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权力归人民所有。民治,指政府由人民治理,由人民监督。民享,指的是政府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为多数人谋福利。

 

3问:那么,什么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规定下来的、以确保民主理念得以实现的政府权力结构及政治运作规范, 或俗称游戏规则。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几个要素。

    第一,政府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邓小平曾嘱咐赵紫阳,搞政治改革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邓小平还批评过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什么“三个政府”,说这种形式不好,互相扯皮,没有效率。其实,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硬件结构。缺之,就不叫民主政体。邓小平对三权分立的批评,说明他对民主政治乃一无所知。为什么要将权力分散开来,并加以制衡?我曾用“切饼与分饼”的比喻, 把这一深奥的政治学原理, 通俗地表达出来。有十个人, 有一块饼,大家分着吃。如果找一个人,他既切饼,也分饼。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可能先把饼切成十块,九块是小的,一块是大的。然后,由他一人来分。他有可能分给别人九块小的,自己留下那块大的。这就导致了不公平。如果将游戏规则稍做调整,结果就大不一样了。试想,我们找两个人,一个专门切饼,另一个专门分饼,即把切饼与分饼的权力分开。这样, 切饼的人就想了:假如切的大小不一,分饼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一块怎么办?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一块, 切饼的那位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将饼切成均匀的十块。你看, 分权的结果, 导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结构中, 负责切饼的, 即制定利益分配准则的, 是立法机构。各国叫法不一, 或议会, 或立法院, 或下院, 或人民代表大会等,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执行分饼的, 是行政机构, 有称总统府的, 有称国务院的,有称内阁的,等等,其职能是执行法律。司法权独立是另外一项特别重要的设置。假如切饼的和分饼的互相勾结,专把小块的饼分给老百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老百姓需要一个裁判(法官)主持公道,并有控告切饼者和分饼者的权利,让他们交出侵占的利益。这个裁判--法官, 必须是独立的, 不受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左右。否则,无法公正的判案。裁判机关,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和审判裁决的权力。

    在这里, 不防插个小曲。我的《切饼与分饼》一文发表后, 著名政治学者严家其对我说: “文章写得很好, 它使我想起三年困难时期分饭的事。当时下乡, 吃大锅饭。分饭时, 大家制定了一个规则, 一人一碗, 选一个装饭的。装饭的那个人, 要等每个人拿完之后, 取最后的一碗。这样, 他装饭时, 就会尽量均匀。”那时, 严家其并非政治学者, 但大家已知权力分散的道理。装饭的权力在一人, 分饭的权力却不在他, 而在大家。其实, 中国早就知道权力分散与制衡的道理。如管理钱时, 会计与出纳分开, 互相制衡,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分管钱, 与分管权是一个道理。在上古时期的中国, 部落酋长会议(立法机构)与最高统帅(如尧、舜)的权力是分开的,尧、舜只司行政和军事指挥权。而且,最高统帅也是推举产生的。因此说,民主并非共产党所说的,是什么西方的玩艺儿,权力制衡也不是西方最早发明的。中国早就有这些。我们现在只是把它挖掘出来, 发扬光大就是了。所以,搞民主,不是西化。真正在中国搞过西化、俄化的, 恰是中共本身,是中共从西方搬来了马列主义, 祸害了中国。

    话说回来,接着讨论权力的分散与制衡。

    立法上, 讲究公平。因此, 立法人员人数要多, 面面具到, 照顾到代表性。

    行政上, 讲究效率。因此, 要充分授权, 操作明快。

    司法上, 讲究公正。为求公正, 法官要消除顾虑, 秉公判案。具体的说,就算国家元首犯法, 也要铁面无私, 将其置罪。为此,各国都想出了一些办法。如美国, 法官为终身制,行政首长、包括总统, 不得罢免之,以此消除其丢官的恐惧。另外, 法官被授予高薪, 用高薪养廉将金钱行贿而判案偏颇的可能性压低, 等等。

 

4问:为保障权力的分散与制衡,政体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设计呢?

答:纵观世界的民主政府,政体、或称政府形式,大致分为两大类:内阁制与总统制。内阁制的特点是, 先选国会议员(立法者), 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多数派组成行政班子(内阁), 推举总理, 任命各部部长。内阁成员, 即各部部长, 可从议员中挑选,也可从非议员中挑选。重要的一条:司法权完全独立于议会与内阁。这样看来,内阁制是两权半分立的设置。内阁制的范例是英国和日本。总统制与之不同。总统制是三权分立。议会操立法权, 总统领行政, 总统任命的总理及部长, 不得兼任议会议员。与总统和议会鼎立的是最高法院, 掌司法之权。美国和俄国,是总统制三权分立的样板。

    当然, 还有混合式民主政体, 如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内阁制。

    内阁制与总统制, 各有优劣。内阁制下, 执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执政党的政策易于变成法律, 议会配合总理运作, 行政效率较高。总统制下, 执政党不见得掌握议会中的多数, 如目前的美国克林顿总统。议会可制肘总统, 降低其行政效率。但在另一方面, 议会制衡总统, 总体犯错率就会降得更低。总之, 最高权力愈分散, 效率就愈低, 国家整体犯错率也就愈少, 走弯路的机会就愈小。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 寻找自己的平衡点。至于中国适合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将有赖于进一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整体表面上也有三权: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法院。但实际上是一权--中共一党专制, 控制一切。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橡皮图章,最高法院只是中共打击异己的工具。因此, 有了形式上的三权分立, 并不一定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 还有赖于其它要素。

 

5问:你刚才提到, 民主制度要有五大要素,你才阐明了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一个要素, 请问,第二个要素是什么?

答:第二个制度上的要素是军队和武装力量国家化, 军队效忠于国家人民, 不属于、更不效忠于某党某派, 军队不干预政治, 不介入政争。军队的职能是保卫国土, 抵抗外侵, 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些, 都要在法律中规定下来, 并加以实施。

如果军队属于某一政党的工具,该党就可能用之镇压异己,民主只能成为一句空谈。中共一再强调党要指挥枪, 是对民主化的反动。同时,也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八九民运如果没有军队的血腥镇压,中共政权的解体是必然的结局。有鉴于此, 中国的进步力量应利用一切管道, 做军队的工作, 对之进行军队国家化的宣传教育,并做个别军官的工作。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 让军队站在人民的一边, 至少要保持中立。惟此, 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有希望。

 

6问:民主制度还有其它几个要素,请问是什么?

答:民主制度的第三个要素是多党制。多个政党公平竞争, 互相监督。你干不好,就下台,让别的党试试看。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结束后,开放了党禁,步入民主制度。一时间,冒出了成百上千个小党。但不久,就形成了两大政党掌控局势的局面,其它小党影响力不是很大。台湾开放党禁后,也有类似情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政党乃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社会上的最大的两个经济利益群体,一是劳工阶级(劳方),一是有产阶级(或称投资阶级、资产阶级、资方)。两大经济利益集团,则会推出两大政党,分别代表自身的利益。美国的民主党,比较倾向于劳工阶级、少数民族和女性选民。共和党则倾向于投资阶级,在移民及少数民族问题上,比较保守。英国的工党及很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较象美国的民主党,而英国的保守党及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较似美国的共和党。也就是说,社会上最终形成两大倾向性的政党,在当今时代是难免的。其它小党,或代表特殊族群(如加拿大魁北克党,代表以独立为诉求的法语系族群),或代表特殊的利益团体(如德国的绿党)。综观当今民主国家,多是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两党政策的左右摇摆,整个社会在左右摇摆中获得平衡。比如,社会民主党(或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推行偏左的路线,比较多些照顾劳工阶层的利益,如增加最低工资,强化医疗保险,增加失业金、救济金、养老金等。在社会这种左摆的情况下,专吃社会福利的懒人增加,投资者因负担加重而将资金转向国外投资,失业率上升,社会生产力衰落,国际竞争力削弱。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将被左倾福利政策拖垮,人民生活水准反而下降。七十年代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曾发生过这种情况。这时,改革呼声即起,保守思潮回头,执行右倾政策的政党便会上台。右倾政党随即纠偏,执行倾向投资阶层利益的政策,如放松政府对某些项目的投资管制,出售国有企业,鼓励投资,减少税收,削减福利等。如此,投资增加,就业增加,懒人减少,社会生产力提升。但是,如果右摆过了头,就会导致贫富悬殊,劳工福利得不到保障,老弱病残得不到照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下次选举,广大的劳工选民就会把左倾政党请回来,社会再向左摆。就这样,社会在左右摆动中获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左右政党的政策差距渐趋缩小,但其倾向性还是可以察觉出来的。左右两大政党虽主宰政局,但小党仍有活动空间和作用,本书不拟讨论这一课题。

    将来,中国会出现一个类似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党,倾向劳工阶层。与之对立的,是另一个倾向投资阶层利益的大党,类似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

    多党制的好处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是,它使执政党励精图治,不能胡作非为。别说贪污腐化,就是政绩不佳,选民也会在下次选举时,将你轰下台,换上其它政党。

    中共在改革开放后,特权横行,贪污成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一党专政,如果有另一个政党监督、制衡,并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中共这个执政党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了。当然,言论、新闻自由的监督,司法的独立也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多党之间的公平竞争,让选民自由选择,是民主制度不能缺少的要件。

 

7问: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什么?

答: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周期性选举制度,即定期举行各级政权的公平选举。曾有人问一位美国的社会学者,美国什么东西值得他骄傲。这位学者回答说,我们能够每四年选出一位总统。这句话极其平常,但又极为发人深省。的确,世界之大,国家之多,有几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象美国人民一样,定期的、公平的、公开的、自由的、毫无恐惧地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呢?

    民主选举一定要公开、公平,不能由某党、某派包办和操纵。如总统(或称主席)的选举,应该每个人都有权竞争这个职务。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每次都有几位不大知名的人士,登记为总统候选人。虽然选不上,却成为民主制度的见证和民主理念的润滑剂。

    选举要定期,这是另一项重要的游戏规则。执政者干的不好,选民下届换人就是了。这就需要定期的选举。

 

8问: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呢?

答: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是法律保障下的言论自由。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曾说,如果让他在一份独立的报纸与政府之间做一选择,他会选择前者。可见,他对言论自由是多么情有独衷。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请注意:美国宪法并不象中共宪法那样,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而是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是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民认为,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是上帝赋予的,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不言而喻的,根本用不着法律的赋予。后来,为了强化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才立法明文约束政府,不得用任何形式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样,就有了双保险。

    为什么民主社会如此重视言论自由呢?因为,选民总觉得,把权力交给某些人(政府官员),是不大放心的。而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是监督政府最有效的武器,以防止官员为非做歹。在民主社会,新闻出版界被称为第四权,与立法、行政、司法权并立。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皇帝。政府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公务员,均逃不出新闻人员及闪光灯的监督。任何寻私舞弊,贪赃枉法,立刻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涉入水门事件而触犯法律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新闻界(尤其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穷追猛打下,被迫辞职的。事隔几年,华盛顿邮报举行百周年报庆时,大批美国政府官员抵会祝贺。白宫的代表致词说,一提到华盛顿邮报,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大家的心情,那就是心中“怕怕”。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但幽默中,也着实反映出民主政府的官员对新闻界的敬畏。的确,在民主国家,高官行为不检点,被新闻界修理而搞得灰头土脸、甚至丧失仕途者,真是不计其数。前白宫克林顿总统的幕僚长,坐公家飞机私人度假;前加拿大国防部长出入色情场所;都没有逃出新闻记者的眼睛。

    言论自由又被引申为表达自由。正是言论自由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民主社会对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保护一直不遗余力。著名的焚烧美国国旗事件,维吉尼亚某高中学生拒绝起立唱国歌事件,曾喧闹一时,最后,肇事者均判为无罪。法院在宣判书中,引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宣布:人民有权焚烧国旗,有权拒唱国歌,这是表达自由,政府无权干涉!真是掷地有声,杰佛逊九泉之下当会含笑。

    反观我们中国,别说烧国旗,就是说句中共当局不爱听的话,不知多少人为此含冤入狱,家破人亡。现在,经济上开放了,但言论自由上不敢开放。有人会说,现在人们什么都敢讲,为什么说没开放呢?只是在朋友面前讲讲而已,在小范围内发发牢骚、骂一骂,不叫真正的言论自由。真正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发表和出版的自由。象我这样的小册子,能够出版,才叫真正的言论自由。为什么中共不敢开放发表和出版的自由?中共特权们干的坏事太多了,暴了光,他们的权力宝座还能保的住吗?积极促进言论发表和出版的开放,是民主运动的工作之一。

 

9问:你刚才提到民主的“硬件”与“软件”的概念,可否说明一下?

答:理念和制度,犹如电脑的“软件”与“硬件”,是互相搭配的。“软件”是程式,只有搭配相容的“硬件”,“软件”才能工作。同理,民主的理念,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实现。象“主权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服从多数,保护少数”这些理念(软件),在中共专制的体制下,别说实现,就是宣传一下,也会受到迫害。反过来,专制的理念,如什么“党指挥枪”、“四个坚持”一类,在民主制度的“硬件”中,亦无法运行。

    我要指出的是,民主运动不能只是停留在宣传理念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要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即完成“硬件”的工作。

    在某种意义上讲,设立“硬件”(制度)的工作可能更为重要。雅典人创建了民主制,但缺乏人权观念,以致外邦人、妇女和奴隶没有公民权。美国立国之初,建立的是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硬件),但很多民主的理念并未实现。例如,妇女和黑人没有选举权(超过应有选民的一半),黑奴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否认它是民主的政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妇女和少数民族表面上都有了选举权,但决不能以此否认它是专制制度。权力分散、互相制衡的民主政体(硬件)确立后,即使某些民主的理念一时不能完全实现,它却给未来实现这些理念,奠定了基础。如同电脑,“民主”“硬件”组装完成后,相容的“民主”“软件”随后慢些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组装的是专制“硬件”,写多少民主的“软件”也是徒劳。因此,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是民运的工作重点。

    我也要提醒大家,中国的民主政体建立之初,民主理念的实施,可能会有不理想之处。这不用急,应允许有一段时间的软硬件调试期。

 

10问:请问民主运动追求的自由是什么?

答:谈到自由,人们都会想到“不自由,勿宁死”的名句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名诗。为了自由,多少人抛弃生命,牺牲爱情,写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由,的确是民主运动追求的一项崇高目标。

    自由及自由主义的概念似乎一直是讨论不完的问题。在这里,我试图跳出学术讨论的圈子,把问题简单化,通俗化,将自由大致分为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思想、精神上的自由。第二,言论及表达上的自由。第三,行动上的自由。第四,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自由,即争取自由的自由。

    先谈思想与精神上的自由。自由是对拘束而言。思想与精神自由,不仅是无拘无束的思想和思考,而且是无忧无虑的思想与思考。问题看来非常简单。其实不然。在中共专制下生活过的人,大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虽然你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但是,一旦想到中共整人的残酷,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其实,中共就是有意在制造这种恐惧感,并利用人们的恐惧感维持其统治。所以,所谓思想与精神自由,首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我从北京机场出发,负芨留学。一直到飞机起飞,确切一点说,当飞机飞出国界抵达卡拉奇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在此之前,一直有种恐惧感,生怕在最后一刻被没收护照、拖下飞机。后来,我了解到,很多出国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

    一九八二年,我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我一所一所走访美国的大学,发动留学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不少留学生愿意和我交谈,但条件是:只能单独见面。因为,他们担心周围有中共的耳目。你看,即便在海外,人们都感到脱不出中共的魔爪,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恐惧感何其深也!据统计,在中共专政下,中国人精神病的患病率远高于世界的平均值。这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恐惧导致的后果之一。

    民主运动就是要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使人们在思想上、精神上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谈到这里,我想到旅居纽约的两个北京人的对话。

    甲:美国纽约有什么好,出门担惊受怕的,怕被抢,怕被偷。

    乙:这是你自找的。

    甲:怎么讲?

    乙:你可以呆在家里不出门或干脆搬到乡下小镇去,那里没有偷,没有抢。

    甲:你在纽约也被偷抢过吗?

    乙:有过一次。

    甲:那你为什么不搬离纽约呢?

    乙:我爱纽约。我在这里有被偷被抢的危险,但这是自己选择的,怪不得别人。而且,小心一点可以避免。还有,你不觉得吗,这里也含有平等的因素。富人、穷人、当官的、老百姓,走在街上,被抢的机率,被偷的机率,是相等的。说不定,富人更危险些。

    甲:高论!高论!难道你在纽约为的就是享受这种平等吗?

    乙:这是负面的平等,还有正面的平等,那就是机会,发达的机会。每个人在这种机会面前也是平等的。那你为什么要呆在纽约呢?为什么不回北京呢?

    甲:在北京不如这里自由自在。

    乙:对了。在这里,你不见得发达起来。但你会有一种自在的享受。你可以随意想,随便说,随便走。我不否认,你我出门,都怕被偷、怕被抢。但你我避免了一种更大的恐惧:那就是,因言行不慎而半夜警察到你家抓你的恐惧,那就是半路上中共便衣把你带走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是你躲不掉的,是不平等的。很多人看过《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纽约那么乱,这些北京人还舍不得纽约?他们愿意在纽约艰苦地挣扎,原因之一就是享受这种精神上、思想上免于专制恐惧的自由。

    在精神和思想的层面上,还有一种自由,是民主运动所要追求的,那就是免于被洗脑的自由,免于被强行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有一条:政府不得制定国教,即不得强行向人们灌输某种意识形态。

    大家知道,中共是强行向人民灌输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这种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工作、死亡。你不接受这种灌输,就是“反动”,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它灌输的,是马列毛思想。这是一种“观念暴政”,是设置“思想牢笼”,是比肉体牢笼更可怕的东西。有人或许会说,现在已经没人相信那一套说教了。言下之意,不必过分理会它。不对!不要小看“思想牢笼”的作用,中共灌输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套思维方式,即斗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看看周围的人,包括民运人士,或多或少都受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斗争式的、对抗式的、非白即黑式的、封闭式的、非理性式的、不信任式的、无神论式的、惟我独尊式的、无游戏规则式的、对人不对事及阶级对立式的思维到处可见。在民运内争中,中共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子随手可见。所以说,中共统治中国的结果,不仅仅破坏了经济及自然资源,最糟糕的,莫过于对人心的毁坏。而且,毁坏的,不只是一代两代。

    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民主政体,是一个开放的政体,我们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选择自己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即免于被强行灌输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思维模式的自由。

 

11问:对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刚才你已有所讨论,请问还有什么补充吗?

答:略做一点补充,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在现代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近乎是绝对的。之所以如此,乃基于如下理念:婴儿生下来,即哇哇哭叫,即有丰富表情。这是造物主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无权剥夺这种自由与权利。

言论自由只受到一种法律约束:不能捏造事实和有意中伤。否则,将构成诽谤。在现代民主社会,你出版什么,印刷什么,任何人无权干涉,甚至出版物不必向政府登记。

    一九九六年,好来坞出了一个影片,描述美国最黄色的杂志《好色客》创办人的故事。该杂志极为黄色下流。其创办人一生官司缠身。首先,政府告他的杂志低级下流,伤风败俗。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判他无罪,捍卫了他的出版自由。后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一个知名的神父(卫道士)和他的母亲乱伦的故事。文章极其淫秽。但他在文章的末尾加了一句:本文纯为虚构。杂志出版后,舆论大哗。神父不堪受辱,入秉法庭,告其诽谤。结果,神父败诉。这两个案子,均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考验。虽然多数美国人不喜欢他的黄色杂志,甚至不喜欢他这个人,但在法院判决后,大都表示满意,并松了一口气。大家明白,连这种异端的言论都受到了保护,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呢?保护了这种异端言论,就等于保护了千千万万人的言论自由。这里,涉及到一个“权利意识”的问题,在讨论人权观念时,再详加说明。

    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出版黄色杂志,更不鼓励青少年接触淫秽之物。但其涉及的,绝不是黄色、红色的表象,而是人们有没有发表所谓“异端邪说”的权利问题。最近,有件事也十分引人注意:美国法院驳回了政府管制色情上网(进入电脑网络)的要求,再次表述了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

    最后,《好色客》杂志创办人倒是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为美国能够出版这种下流的杂志感到骄傲,也为有这么多美国人阅读这种下流杂志感到耻辱。

    其次,我还要阐述一个观念:人们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即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从反面保障人们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美国的法律规定,政府逮捕嫌犯之后,在审问之前,政府官员一定要向嫌犯宣读一项法律: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嫌犯有拒绝回答任何问话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逼供信,防止以言制罪,防止冤假错案。

    反观中共的专制统治,人们不但没有讲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讲话的自由。不表态,不讲话,就是抗拒,就是罪上加罪。著名学者胡适,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他在大陆的一位亲属,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发表了一些攻击胡适的言论。胡适知道他是言不由衷。胡适感慨地说,看来,跑到台湾是对了,国民党起码还有不讲话的自由,共产党连不讲话的自由也剥夺了。正是中共剥夺了人们不讲话的自由,大搞逼供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知错杀了多少无辜。如著名的“五一六”冤案,“内蒙古人民党”冤案等。将来,民主政体一定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

 

12问:你说自由的第三大类是行动自由。请问人们行动的自由包含哪些内容呢?

答:内容很多。行动自由很好理解,就是不受外力(主要是政府)制约、自己决定自己想干的事,并付之行动,所谓“自由意志”支配是也。这些行动包括衣食住行及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活动、环保、人权活动、政治活动等各各层面:如迁居,穿衣,饮食,选择交通工具,旅游,健身,比赛,上学受教育,选课,求职,就业,退休,看病,住院,出国,访友,恋爱,结婚,性生活,聚会,罢工,集会,罢市,举办展览,学术研究,发明创造,社会调查,示威,游行,组织及解散社团,选举,组织及解散公司,贸易,等等,可说不计其数。

    要明了什么是行动自由,看看共产党统治下不自由的状况,或可从反面获得启发。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者佛里曼教授曾访问中国,并向中共建言。遍访大江南北之后,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极权主义——政府控制一切,一直控制到厨房与卧室。的确,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生孩子要批准,睡觉发你避孕套。连生活细节都控制到了。文革过来的人还记得吃忆苦饭这回事。酒糠、锯末和少许玉米面做成的团子,实在难以下咽。可是,你必须吃。不吃,就是反革命。连吃什么饭都要强制,而且,不吃者就会坐牢,历史上实在罕见。改革开放前后的正反经验表明,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糟糕;管制得愈紧,就愈糟糕。哪一项共产党不管了,就好转;愈放松,愈兴旺;不管了,大兴旺。这,就是自由的价值与力量。亚洲华人社会(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起飞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例证明了,中国人一旦享受到经济自由,发挥出其潜藏的活力和创造力,就可以缔造一个个经济奇迹。自由的力量是无以伦比的。

    当然,大家也已注意到,在目前的经济改革中,公民的很多经济活动自由还被中共掌控着。比如成立公司,要政府批准才行。实际上,组织和解散公司,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成立公司,只须注册就行了,无须所谓批准。另外,还有不少关键的项目,中共仍未放松管制。如金融、外贸和原材料市场等。公民在这些领域中的自由与权利仍被中共无理剥夺,当老百姓取得这些自由和权利时,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另一个起飞。

    我们上面提了这么多项的自由(还可列出许多),如何由法律来规定来保障呢?一项一项地在宪法中罗列出来,保障公民的这项自由、保障公民的那项自由……恐怕好几页纸都不够,而且,难免有疏漏之处。其实,在宪法中,只列两条就够了。一条是: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即政府不能行使法律赋予之外的任何权力;一条是: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赋的自由与权利。因为,道理不言自明,衣食住行、结社、集会、游行、选举、示威、致富等等的自由与权利,甚至包括革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权利,都是造物主赋予的,都是与生俱来的,根本用不着法律和政府的赐予,政府更无权加以干涉。这一点,应该是民主中国立法、包括制定宪法的准则。实际上,美国宪法中,原本就没有保障公民这项自由、那项自由的条款。只是在后来,为了强调的作用,附加了修正案,而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规定政府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

 

13问:什么是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自由?为何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呢?

答:其实,也可将之并入行动自由来讨论。但它比较特殊。譬如,纳税和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是否公民也有不纳税、不服兵役的自由呢?问题就比较特殊和复杂了。美国有抗税的民间组织,也有抵制兵役的民间团体。我在一九八零年首次参观美国白宫时,就看见一位青年,脖子上褂着一块牌子,在白宫面前走来走去,上面写着反对战争、反对兵役制度。没有什么人答理他,只有我上前好奇地问了问。好象他属于一个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兵役制度的团体。我忽然领悟到,这是争取自由的自由。即便现在我们没有这项自由,但我们有权利突破现有规范,争取这项自由。这是很高层次的自由。在西方,也有以废除一切政府为诉求的团体,所谓无政府主义团体。它也属于争取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自由之列。总之,在民主社会,人们应该享有争取自由的自由。今天,没有这项自由,或者说,今天人们放弃了这项自由,并不等于人们永远得不到、或永远放弃这项自由。

 

14问:自由是无限的吗?如果自由不是无限的,又如何来规范呢?

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自由近乎是无限的。可惜,这不是现实。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群体,个人的自由就要受到约束。道理很简单: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了别人的自由和利益。有人比喻说,你挥拳的自由是以不碰到别人的鼻子尖为限度的。因此,自由不是无限的,不是放任的,放任的自由将导致天下大乱。自由应予规范,但规范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秩序是靠法律(强制性力量)和道德(自我约束性力量)来维系的。没有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放任性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给强盗和强奸犯创造了机会,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放任自由导致了多数人丧失自由。过分强化秩序与管制,将过多地限制人民的活动,使人民失去太多的自由,阉割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如何寻求自由和秩序间的平衡点,将由选民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来决定。

    有一点需要强调,制定法律约束个人自由,以此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必须遵循如下准则:

    第一,公民的自愿放弃原则。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由法律约束个人的某些自由是公民自愿的,即放弃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己的自愿选择,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非是政府权威强加给公民的。

    第二,公民的参与原则。公民应自始至终参与法律的制定。

    第三,公民的自愿回收原则。法律是可以改变的。当人民发觉受限太多而要求收回放弃的自由时,管制应当放松,法律应向放宽自由的方向更动。

 

15问:请问政府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如何?

答:政府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立法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刚才以有所讨论。这里,我着重讨论行政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再次强调一个概念:政府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政府的建立是无法避免的。政府除了维持社会秩序外,有些个人无法做、或不愿意做的公益事务,如清除垃圾、环境保护、修建公路、清除公路积雪、收税等等,惟有政府来做。只是,政府做这些事务乃受人民的委托,其权力来自选民。实际上,创建政府就是每位选民放弃一些自由、拿出一些个人的权利,将这些个人权利集合起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和权威。选民放弃多少个人权利、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又从政府收回多少权力,完全由选民来决定。

    政府的权威建立后,即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负起管理职能。从事公益事务和公益建设外,政府主要职能是维持社会秩序。而维护社会秩序,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自由(公民自愿放弃的那部分自由除外)。政府不得行使法律授予之外的任何权力,即不得逾越任何权限而干涉公民未受法律制约的自由。

    打个比方来说,抽烟是一种自由。但是,瘾君子吞云吐雾,烟雾可妨碍不抽烟人的健康,也就是说,抽烟者的自由,有可能妨碍不抽烟者的自由。为保障不抽烟者免于二手烟伤害的自由,政府的管理、即用权威维持秩序,就成了必要。先是立法限制不得在餐馆、公共场所和飞机的非吸烟区抽烟(划出的小吸烟区可以吸烟)。之后,法律愈来愈严格,连办公室内都不得吸烟了。但是,法律并未限制在大街上、在家中吸烟,因此,瘾君子可以在工休时跑到大街上过过烟瘾。如果有的瘾君子不自觉,硬是在禁烟区吸烟怎么办,此时,政府(警察)就要强行维持秩序,给予违法者驱逐出公共场所、罚款甚至更严厉的惩戒,以保障不抽烟者享有免于遭受二手烟侵害的自由。然而,倘若有好事者强行干涉抽烟的人在大街上吸烟,政府(警察)则要保护抽烟者的自由,将好事者驱离或以骚扰罪移送法办。

    这里隐藏者一个深刻的道理:政府维持秩序,表面上限制了部分人的自由,但将所有个人的自由度总和起来,却是分数最高的,即得到了整体社会的最大自由。

    从上述例子可以导出下述结论:

    ()人有享受抽烟的自由,但抽烟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它以不影响他人免于烟害的自由为限度;

    ()为了保护他人的健康、保护他人享有免于烟害的自由,必须建立相关的规范与秩序;

    ()选民(包括抽烟的选民)立法(一般通过议员、即选民委任的代表立法),限制抽烟者的自由;

    ()行政机构(政府的一部分)执行限制抽烟的法律,保护不抽烟者享有免于烟害的自由;

    ()行政机构同样保护抽烟者在非限制区抽烟而不被干涉的自由。

    因此,非常明显,政府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应当是:维持社会秩序,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就整体而言最大总和的自由。

 

16问:你上面提到社会整体自由度的概念,能否在具体说明一下?

答:社会总体自由度的概念的确十分重要,为了深刻理解这一概念,不妨再举些更浅显的例子。

    爱宠物的人带狗进入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会享受到极大的乐趣与自由。就养狗者而言,自由度的积分是很高的。然而,带狗购物者的自由却妨碍了其他人的自由,大批的人不喜欢、或不敢进百货公司购物。就买东西而言,养狗者的自由度与不养狗的自由度相加,总分会很低。在此情况下,限制带狗进入商店,虽削减了一些养狗者的自由度,但其他人的自由度大增。养狗者的自由度与非养狗者的自由度总和,即社会自由度的总和,达到了最大。

    再如,骑自行车的人若没有规范,到高速公路的中间敖游一番,可享受到最高的自由度。但是,这种自由度却大大制约了开车者的自由度,无数汽车会因此受阻。就交通而言,没有适当规范与秩序,社会的自由度总和将异常之低。限制骑车者即行人的某些自由是必要的(当然开车者也要限制),规范化的结果,可使社会自由度的总和趋于最大:每个人都能及时上班,按时回家。

    在此也要提出另一个观念:当过分维持秩序(纪律)的结果,导致社会整体自由度的下降、从而造成整体社会的活力及创造力萎缩时,这种秩序就需要放松,重新制定规范就成为必要的了。譬如,美国政府原来对航空、电讯事业管得太严,窒息了自由竞争。在选民的要求下,政府放松了管制,促进了航空业和电讯业的自由竞争和蓬勃发展,导致了消费价格的普遍下降。社会整体的自由度加大了,受惠的是广大公民。            

 

17问:现在我们讨论人权。请问人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答:人权,就字面而言,就是做为一个人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在进入深入的讨论之前,先说一段个人的经历。

    一九八四年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我带着一批民运人士到华盛顿活动,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表达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诉求。在美国政府宴请赵紫阳的大厅外,除了我们,还有一批人在呐喊。我走过去,发现是一批保护动物协会的人士。他们举着“动物也要和平”、维护“动物权”的标语,抗议北京政府当时大规模杀狗的决定。我问他们什么是动物权,他们说,和人类一样,动物也有生命、生存、享受和平、免于恐惧、免于虐待等基本权利。听后,我感慨万千。在我们中国,别说动物的这些权利,就是老百姓的这些权利,也是毫无保障的。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罗列了许多项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人身自由与安全、追求幸福、免于恐惧、不受歧视、言论、结社、信仰、受教育、选择生活方式、拥有私人财产、罢工、选举、选择政府、知的权利等等。

    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密不可分,譬如,我们说“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也可以表述为“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亦可说“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讲“自由”时,乃针对“约束”而言,强调的是不被干涉的无拘束的状态,强调的是个人支配自己的意志;讲“权利”时,强调的是造物主赋予、由法律保障、不可剥夺的公民“权益”与“利益”。打个比方,说公民有“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意思的表达十分确切;但是,如果说,公民有“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表达就不够得体。

    为进一步阐明人权的概念,我们举个犯人的例子。犯人虽然犯了罪,但他()仍然是人,在监狱中应享有做人的基本人权,如吃饭的权利,睡觉的权利,不受侮辱的权利,读书看报的权利,等等。对狱中犯人来说,没什么人身自由,但他做人的基本“权益”与“利益”、即基本人权应予保障。可见,虽然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常联系在一起讨论,可是,在强调一个人的“权益”与“利益”时,使用“权利”或“人权”的表述比使用“自由”更为准确。

 

18问:你曾提到“天赋人权”的概念,请加以详细说明好吗?

答:“天赋”是上天赋予、与生俱来的意思。“天赋人权”明确指明:人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政府赐予的,也不是哪个恩人赐予的。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关。基督教认为,人是神(造物主,上帝,天)创造的,神按照其本来面目造人,因此,人是神圣的。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荣耀神。神造人的同时,也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职责。再者,由于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由此演译出了人权的基本观念:

    ()人是神圣的,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是不可侮辱的;

    ()人是神创造的,故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基本的权利;

    ()为了荣耀神,为了管理万物,人有寻求发展、接受教育、选择管理者(政府)等等的权利;

    ()人的权利是神授(天赋)的、生来俱有的、而不是另外某人赋予的;

    ()在神的面前,每个人的人权都是相等的。

    天赋人权的观念第一次被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两百多年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过的《独立宣言》,铿锵有力地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创建了长治久安的民主制度。

 

19问:人权的范围有多大?选择政府也是人权的一种吗?

答:人权的范围很广泛,从吃饭、穿衣到选择政府,到革命,都属于人权的范围。提到选择政府,有些人就觉得不得了了。其实,政府是人民创造、人民选出的,政府做的不好,换一个就是了。民主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更换政府的机会,以此提醒政府官员:干的不好,下次选举就让你下台。

 

20问:人权具有普遍意义吗?中共一再强调国情的特殊性,鼓吹“相对人权”论,请问你的看法如何?

答:人权当然具有普遍的意义,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任何人,不论肤色、性别、国籍,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说,造物主赋予了在法国出生的华人言论自由权利、但未赋予在中国本土出生的华人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也不能说,在法国的中国人需要言论自由而在本土的中国人不需要言论自由。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在论及人权时,都强调人权“天赋”和“不可转让”的概念,及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人权的价值,恰恰就在她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人对人权的需要,犹如生命需要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的普遍和绝对。否定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就等于否定了人权本身。因为,当政者在抽象肯定人权价值的同时,用所谓“国情特殊性”可以具体地杀掉这项人权、那项人权。譬如,当政者可以借口“文盲太多、不懂选举”的“特殊国情”,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也会以“发展经济最需要的环境是稳定”的特殊国情、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等等。因此,“国情特殊论”和“相对人权论”,都是扼杀人权的借口。试问中共,你们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为祸中国数十年的理论时,为什么强调它们是“普遍真理”、而对“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和马列”的论调大加鞭挞呢?

    提到中共的人权理论,还要批判一点,就是它的“喂饱论”。中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共能解决吃饭问题,把这些人喂饱,就已经了不起了,就是解决了最大的人权问题。简直荒谬绝伦。且不说目前还有个别地方的老百姓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算都丰衣足食了,能叫有了人权吗?那不是人权,那是动物权。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不但要吃饱,人还有精神方面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把“喂饱”也算为人权,无异于将人与动物等同起来。中共之所以把“喂饱”当成人权,是与其将百姓一贯视为非人、视为动物的观念一脉相承的。

 

21问:你刚才提到犯人也是人、也应保障其基本人权,我觉得这好象触及到了人权的某些本质问题,是否可以再多论述一下?

答:在现代文明国家,坐监犯人的基本人权获得了比较充分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挪威、瑞典等,监狱中的犯人不仅活得有尊严,不仅饮食营养得到保障,不仅有电视看、有书读,而且,犯人可以在狱中受教育、修学位(坐两年牢可拿个硕士学位)、写文章发表……,还有,犯人可以在狱中与家人团聚、与配偶同房、生子,单身犯人可在狱中结婚……。如此做法,乃基于几个基本前提:

    ()犯人是人,不是狗。是人,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权;

    ()犯人触犯了某条法律,被判刑入狱,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人权已被剥夺。但是,上帝赋予他的、未被法律剥夺的那些人权,他仍然应当享受。

    ()将犯人关押起来,有三个作用,一是不要再对他人造成伤害(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护多数人的自由);二是对犯人进行惩戒,使其今后不要再犯;三是对其他人出示警告,不可效法。关押犯人的目的绝不是剥夺他应当享受的那些人权。

    印度某地对过失杀人犯实施人道管理,让他们定期回家与家人团聚、享受人伦之乐与亲情温暖。结果,此道明显降低了犯人出狱后的再次犯罪率。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就知道了。”此话之所以有理,就是因为,对人权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准,连监狱犯人的人权都照顾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权保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22问:什么是人权意识,如何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

答:人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所理解的人权意识包括:

    ()公民应知道到自己拥有哪些人权,应知道人权的天赋性和不可转让性、不可剥夺性;

    ()公民自觉地为自己争取被剥夺的那些人权;

    ()公民自觉地为他人争取被剥夺的那些人权;

    ()公民自觉地捍卫自己的人权;

    ()公民自觉地捍卫他人、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人权;

    ()公民自觉地谴责、制止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

    一九八二年底,我们在创办《中国之春》之后不久,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演讲。中共组织人员对我进行围攻。一名中国大陆公派访问学者发言,批驳我的观点说:“你讲的中国没有人权是不对的。我要以现身说法证明,中国是有人权的。我以前是个右派,现在,共产党给我平了反,还给了我出国的机会,我非常感激。怎么说没有人权呢?”他的发言立刻遭到一位中国大陆自费留学生的反驳:“你知道吗,共产党本来就不应该把你打成右派!你知道吗,出国本来就是我们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共产党恩赐的!”对比两个人的发言,可以看出,某些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是多么薄弱,甚至说,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因此,广泛传播人权意识,是民主运动的一项任务。

 

23问:你提到“公民自觉地捍卫他人、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人权”,你是否就此多做些说明?

答:这正是我要重点阐述的。一个人为自己的人权而战,易于理解。维护他人、尤其是维护与你观点不同者的人权,维护你的政敌的人权,是不容易做到的。但,这正是人权意识的精髓。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称为人权获得了保障。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讲话的权利。伏尔泰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美国看过一个电视剧《斯考基》(Scokie),讲的就是维护政敌的人权的故事。斯考基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芝加哥也是美国纳粹党(法西斯党)的所在地。美国是个结社自由的国家,只要守法,什么党都可以搞。仅共产党,就有好几个。大家知道,犹太人与纳粹党是死对头。有一次,纳粹党要到斯考基区去游行,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下子,激起了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告到法院,要求禁止纳粹党的游行。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战。令人惊异的是,为纳粹辩护、坚决维护其游行权利的律师,是个犹太人。开始,犹太社区不理解他,甚至骂他是叛徒。然而,他的辩护词折服了每个人。他说道,他的上辈也被纳粹党杀害过,感情上,他恨纳粹。为什么纳粹能够杀死那么多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太人是少数,而少数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今天,纳粹党是少数,他们的主张是荒唐的。但是,他们的主张是一回事,他们的权利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这是宪法所保障的。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等于践踏了宪法,也等于把我们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的境地,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会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法院判决:纳粹党享有游行的权利。

    自觉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与民运意见相左的人)的人权,也就是保护了自身的人权。他的人权与你的人权,实际上是同一个保护伞。砸碎了他的保护伞,就等于砸了自己的保护伞。最好的实例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昨天你还在斗争别人,今天反被另一批人批斗,谁也没有保障。

    保障人权,是民主运动的一项目标。民主人士将来要保障的,不仅只是民主人士的人权,不仅只是老百姓的人权,而且包括共产党人的人权。

 

24问:最基本的人权、即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答:这要研究一下对人身自由与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来自邻居?来自同事?来自工作的公司老板?显然都不是。那么,是抢匪?是杀人犯?固然,这两者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构成威胁,但这两者多是个人行为,而且,多数公民可以用小心谨慎避开他们。对人身自由和安全威胁最大的,是有组织的暴力,是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是政府无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因为,政府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力和能力,而个人,在政府这个“合法暴力”者面前,显得太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保护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必须通过一系列限制政府对个人随意施加暴力的法律来实现。这些法律包括:

    ()政府不得违反法律程序来逮捕、拘禁、审判公民;

    ()政府不得没有正当的、法律规定的理由来逮捕、拘留公民;

    ()在非紧急情况下,政府不得没有逮捕证和拘留证而逮捕、拘留公民;

    ()政府不得在审判和法院判决之前对“被捕者”(嫌犯)定罪,不得将“嫌犯”视为犯人对待(无罪推断原则)

    ()政府不得剥夺“嫌犯”要求法院对逮捕理由进行审查的权利;

    ()政府不得对“嫌犯”进行刑求和逼供信;

    ()政府不得剥夺“嫌犯”保持沉默的权利;

    ()政府不得进行秘密审判;

    ()政府不得剥夺“嫌犯”聘雇律师的权利;

    (十一)政府不得剥夺“嫌犯”要求保释的权利;

    (十二)政府在逮捕、拘禁、审判公民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违法行为,公民有权对政府进行控告,并有权要求政府赔偿。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等等。

    而这一切法律的执行,都是建筑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之上。没用司法的独立,上述一切均轮为空谈。

 

25问:你提到文化大革命。请问,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人权记录如此恶劣?

答:原因很多。我只想说明一点:共产党根本不把人当作人,何来人权?这与共产党的信仰有关。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信仰的是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将一切(包括人)都物化了。共产党教育人的目标,是把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以便“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党拧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光”。这种教育,是要消灭一切个人意志,消灭一切权利意识,最后,人变成了非人,沦为共产党党机器的工具。中共这部机器,不但不把老百姓当做人,连自己的领袖也免不了被非人地处置。前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被活活整死,现有赵紫阳遭受软禁。我们与赵紫阳的政治观点有很多不同,但基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亦应受到保护”的立场,我们仍然为他的基本人权进行呼吁。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改变,人们非政治化的自由度增加了。但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等,仍被共产党无理地剥夺。王丹等一大批追求民主、人权的人士,仅仅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言论,就被长期关押,并被剥夺了一切公民的权利。据徐水良、魏京生、刘刚、傅申奇、张林等坐过牢的民运人士透露,中共监狱内,对犯人的毒打、侮辱、虐待、折磨,如同家常便饭,根本不把犯人当人对待。我们必须对中共这些违反人权的行径进行谴责。

 

26问:单单就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进行谴责,施加压力,是改善中国人权的有效途径吗?

答:施加压力,包括国际压力,当然是要做的。但并非唯一途径,而且,并不是最有效的途径。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中共目前正在玩弄一种人权三角游戏,我们必须看清它的面目。所谓三角游戏的上演是这样的:()中共如同绑匪,绑架持不同政见者,做为人质(肉票)()人权团体及人权人士呼吁放人。中共放话,提出放人的条件及赎票价码;()美国、法国等西方民主社会与中共谈判,开出价码,如放松尖端科技、军事技术、特殊投资项目(例如核能发电)对中国出口的限制等。中共获其所需,随即释放人质。然后,中共再绑架一些无辜,进行下一个人权三角游戏循环。在这场游戏中,人权团体好象得了分,西方社会好象也保持了人权卫士的形象。其实,这是与狼共舞,这场戏完全由中共导演,得分最大的是中共。民运必须识破中共的把戏。我们不否认,呼吁放人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防止中共无故抓人上,应放在动员民众制止中共的绑票行为上,如果不改,人民有权利发动革命,铲除这个绑架集团。关于革命问题,后面还有讨论。

 

27问:请问,什么叫法治?它与法制有什么不同?

答:法治(Rule of Law),字意非常清晰,就是以法治理、以法治国。它是针对人治而言。法制(Legal System),指的是法律制度和体系,两者不可混淆。现在,中共宣传要健全“法制”,但并未强调要实行“法治”。可见中共清楚:法律体制“法制”可以健全起来,但不一定实行“法治”。

    具体来说,法治应包含如下内容:

    ()法律由公民制定,法律是公意的体现;

    ()法律清晰,法制健全,办事有法可依;

    ()不合理的法律,公民有权修改;

    ()政府执行管理职能时,依法办事、办案,不可越法律雷池之一步;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机构与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司法独立。

  

28问:据说,法律体系分为两种: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大陆法系)。你是否可做一些说明?

答:我只能做一简单的说明。大陆法系的特点是,从古代《罗马法典》到《拿破仑法典》,再到现代一本本的繁琐法律条文,一切以成文法为依据,强调公民遵守法律设定的规范,没有陪审团制。海洋法系不同,起初没有成套的成文法律,以法官一个一个的判例为依据,即以前的判例及判决书自动成为今后的法律和判案标准,逐渐演化出一套行为规范和法律体系。英美法系重视陪审制度。当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两种法系互有渗透,今天,英美海洋法系国家的立法机构也通过了很多清晰明了的法律条文。

    两种法系各有优缺点。海洋法系对“好人”的保护不遗余力,其陪审团制度等于设立了双保险:陪审团宣判嫌犯无罪,法官必须维持陪审团的判决而不得宣布其有罪;反之,陪审团宣判嫌犯有罪,法官那里还有一个关口,他可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而开释嫌犯。这样,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充分保护了好人。可是,陪审团制度应用不当或推到极端,将导致一些坏人漏网,即过分保护好人的结果也可能保护了一些坏人。相比之下,大陆法系由于缺乏陪审团的双保险制,惩罚坏人的结果,可能使个别的好人受到冤枉。

    另外,海洋法系中,由于很多案子要以过去的判例、而不是以清晰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律师的角色就显得十分吃重。加上陪审团的作用,法官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大陆法系的法官。在大陆法系,一个人的学识、能力和判断力,将影响整个案子的审判结果。

    中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中华民国的法典是相对完整的,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政府未能全面实施。中共掌权之后,毛泽东公开鼓吹人治,法制一直不健全。就是有了法,中共也不遵守。但就其脉路来说,中国大陆仍延续了大陆法系。

 

29问:你提到“公民应当享受法律禁止之外的一切权利”,“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你可否在法治的层面上,再做些说明?

答: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如果某个人干了一件事,政府认为他犯了法,要惩治他。那么,政府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他犯了什么法?哪个法律条文表明他犯了法?假如查遍法律,找不出禁止他做那件事的条文,政府就无权将他法办,因为,无法可依。倘若政府硬是逮捕他,惩治他,那么,犯法的,就不是他,而是政府了。

    举个例子。美国密执根州出了个医学专家,专门帮助想自愿了结生命的病人自杀。人们称之为死亡医生(Dr. Death)。他发明了帮助自杀的机器,声称为人争取“死亡的权利”。政府想起诉他,禁止他助人以死的行为。可是,政府找不到法源。以谋杀、误杀、伤害罪名起诉都不合适,因为,每位自杀者,都签有自愿同意书:自愿接受死亡医生的协助。最后,州议会不得不立了一个新法:不得助人自杀。以专门对付死亡医生。

    另一个有法可依的例子,是美国里根总统一九八二年解雇所有罢工的航空指挥塔导航员。那年,美国航空导航员工会为提高工资,决定全国大罢工。一时间,全国机场瘫痪,损失日以亿计,老百姓倍感不便。尤其,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一旦出现状况,美国将被动异常。政府查阅法律记录,发现五十年前,曾有法律判定:政府雇员不得罢工。而航导员属于政府雇员。里根总统一方面立即派空军接管航空指挥塔,使机场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命令航导员定期返回工作岗位,否则一律解雇。里根总统作风强势,但有法可依。再如通奸行为,虽然有违道德,但在美国不得绳之以法,因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款加以禁止。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却可以破坏家庭、妨害风化的罪名治罪,因为法律明文禁止之。

 

30问:你能否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答:毛泽东曾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表达了一个彻底的人治观。他既不需要法治(无法),也不需要神治(无天),他要的,是自己的人治:统治者凌驾于人民之上,他的话,就是法律,就是道德规范,就是最高指示,就是行动指南。如果有法律条文的话,那只是他手中整人工具。如果他认为法律(包括宪法)限制了他的行动,他或擅自改之,或擅自废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治。一般而言,如果执政者的权威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不按法律规定行事,司法不能独立,就属于人治。虽然,目前中共的执政者,比起毛泽东来,权威没那么大,行事方式也有所改变,但他的统治仍性质属于典型的人治。

    在毛时代,且不说反右、四清、文革整肃大批无辜而违法行事,连处置自己的战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择手段。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没有起诉,没有宣判,就被逮捕、监禁、致死。

    在邓小平时代,镇压西单民主墙、封杀民办刊物、“六四”血腥屠杀,都是个人权威大于法律权威的人治产物。邓主持的“严打”(严厉打击犯罪)运动,制定“从重、从严、从快”的方针,规定各地逮捕和枪毙的名额,完全将法律抛在一边。他处置赵紫阳,同样没有起诉,没有宣判,没有法律依据,就将其软禁,剥夺了他的公民权。拒公安机关内部透露,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严打”运动中,各地为了凑足名额,把正当谈恋爱者以流氓罪关押的有之,将仅仅偷了几只鸡的小偷枪毙的有之,把同名同姓的无辜者判重刑的有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江泽民掌权后,继续执行邓的路线,继续跟踪、围堵、逮捕在宪法范围之内活动的民主、人权人士,继续监禁他的前任赵紫阳。这一切说明,中共的人治本质并无改变。

    事实表明,在人治统治下,不按法律办事,有法比无法可能更为可怕。因为,多一条法律,等于当政者多了一把整肃异己的利剑。

 

31问:一般人们理解,法律都是制裁坏人的。这种理解是否有偏颇?

答:首先,将人分为“坏人”、“好人”,并不科学。杀人的人,当然算是坏人。但触犯一般性法律的人,并不都是坏蛋,如开车闯红灯之类。有时俗称坏人、好人,只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大家意会就行了。

    不错,法律相当大的功能是制裁坏人,制裁坏人的同时,也就保护了好人。但是,法律的根本原则是维持社会秩序,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并非单纯意味着制裁,制裁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在纽约,开车要系上安全带,住家都要安装火警报警器。这是法律,是强制性的。其保护民众的目的十分明显。当然,不照着办,就要罚款。但惩罚的目的,还是教育公众自己学会保护自己。

 

32问:你可否解释一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答:任何公民,无论地位高低,无论权力轻重,无论贫富,无论男女,无论种族,无论来自何地,都享有同等的自由与权利。如果犯了同样的法,必须定同样的罪。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古代,有“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的名句,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应当是“皇帝犯法与庶人同罪”。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偷录竞选对手的谈话,事发后,又掩盖事实真相,触犯了一系列法律。最后被拉下了台。若不被继任总统福特特赦,必被定罪。(请注意:总统特赦也是一项法律,在此法律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现任总统克林顿,被前任女下属控告性骚扰。克林顿以在任期间打官司会妨碍总统公务为名,要求法院延期至卸任之后再受理此案,被法院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不能例外为由,拒绝了克林顿的请求。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在任期间,以隐瞒帐目之罪名,被起诉、定罪,然后丢官。

    中国宋代包公,铁面无私,将犯法的驸马陈士美处以极刑。

    以上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范例。

    与之对应的,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当官的,掌权的,有钱的,有关系的,犯了法而逍遥法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俯首皆是。

 

33问:在讨论三权分立时,你曾提到司法独立。现在,讨论法治时,你又加以强调。你是否再着些笔墨,说明它的重要性?

答:司法独立,就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无权干涉司法机关的运作。一切法律,一切法制,如果没有司法独立这一条,通通等于零。司法机关——法院,操解释法律与审判裁决之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之外。综观民主政体的各种分权模式,有行政权与立法权完全分开的,即行政官员不得兼任立法的议员,如美国的总统制;有行政权与立法权部分重迭的,即行政官员可以兼任立法的议员,如英国的内阁制。但是,不管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或是混合制,没有一个民主政体发生司法权与行政权或司法权与立法权重迭的现象。这说明,民主政体的必须要件,是司法权的完全独立,不是行政权的独立,也不是立法权的独立。

    做到司法独立,并非易事。当初,民主政体的设计先驱们,为确保司法独立费了一番脑筋。他们想到,法官在判案而秉公执法时,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怕丢官。为此,制度规定,法官一旦上任,就是终身制。即:法官给再大的官员、哪怕是国家元首定罪,也无丢官之虑;任何高级官员,包括总统,都无权罢免法官,除非法官自己犯法遭到立法机关的弹劾。另外,民主政体的设计者又想到,法官在判案时,最容易受到诱惑而不能秉公处理的因素是什么呢?是金钱。为此,对法官实行高薪制,使之对金钱的诱惑不懈一顾。可以看出,民主政体的设计,是以承认人性的弱点、进而防范人性的弱点为基础的。

    看看中共的法院,完全由共产党来领导。县法院院长,大都是共产党县委成员;省法院院长,大都是共产党省委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大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法院之内,还有自己的共产党党委。一切法律事物,又通归共产党中央的政法书记领导,政法书记又必须听共产党第一把手和中央委员会的指挥。法官所维护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利益,根本不是司法的公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更为可笑的“新生事物”:法院做起了生意。金钱大帅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司法殿堂。如此一来,所谓司法独立,所谓司法公正,恐怕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会相信了。  

 

34问:据说,一切法律之中,以程序法则为优先。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程序,指的是办事的先后次序。程序法则,指的是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即按先后次序行事。这个先后次序,以法律订之,就是程序法。美国宪法规定,凡涉及剥夺个人财产、自由、生命的案件,一定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程序法永远先于实质法,这是铁律。

    打个比方,炒菜时,油盐酱醋缺一不可。炒菜过程中,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这是程序问题,却是做菜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想做左宗棠鸡,先放酱油入锅,再放鸡块来煮,然后放油去炸,最后团上面粉,做出来的,肯定不是左宗棠鸡,尽管每个佐料都是必要的。同理,执法时,程序是关键所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即使每个步骤分解来看做得都是合情合法的,但是,假如做事步骤的顺序错掉了,整个办案的过程就是违法。

    有一案例,值得一书。有一个著名的老富翁,结交了一个年轻的新欢。某天,他的患糖病的老妻突然病逝。检察官以谋杀罪起诉他。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是一个针管,平时,富翁就是用这个针管定时给他的老妻注射胰岛素。证据显示,最近的一次胰岛素注射量是致命的——大剂量的胰岛素会使人休克毙命。审判结果,出人意料,老富翁获判无罪。原因是,检查官取证犯了程序上的错误。问题就出在那个针管上,它是富翁的儿子派私家侦探得到的,法官判定,它不能做为证据。正常的取证程序一般是,检查官先获得法院的搜索令,再进入私人住宅搜集罪证。

    最近,纽约出了一个案子,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故事发生在纽约布朗士区的一个晚上。几个警察夜间巡逻。迎面来了一个黑人。这个家伙看见警察,拔腿就跑。警察追之,在一个汽车上逮住了他。一搜,车里有大量毒品。此人立即被抓了起来。法庭开庭审理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个毒贩子被当庭释放了。为什么?法律根据是什么?法官的判决是,逮捕他的程序是违法的。原来,根据美国法律,警察在大街上没有逮捕令抓人,必须要有“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如伤害他人,打人,抢劫,违犯交通规则,破坏公物……布朗士警察抓这个黑人,提不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警方辩称,该人见了警察就跑,肯定不是好人,所以抓之。被告的律师说,警察常常不干好事,欺负百姓,老百姓看见就跑,怎么还怪老百姓?如果这也成其为理由,很多怕警察的良民就遭殃了。法官判决被告讲的有理,警察缺乏当街抓人的足够理由,此案不能成立,当庭放人。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毒品呢?他不是毒贩子吗?但,这就是美国程序法先于实质法的原则。抓人的程序不对,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罪犯,案子是不能成立的。程序比实质的案情更为重要。程序这条原则不加坚持,就象大堤打开了一个缺口,整个的法律体系终将全线崩溃。放走一个坏人事小,维护法律体系事大。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警察在大街上没有什么令人确信的理由就能抓人,那会变成一个什么情景?

    以上几例,似乎岂有此理,但隐含了一个深刻的法学原理:程序法则先于实质法则。包括取证的程序,捕人的程序,审问的程序等等。取证的程序,重于证据本身。捕人的程序,比这个人是不是罪犯更为重要。审问的程序,比审问的内容更为重要。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太理解这种精神,因此,我愿意稍微多做一些说明。

关于“取证程序,重于证据本身”。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观察案件的审判过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轰动世界的辛普森案。法院一开庭,不是看有多少证据而是先看那算不算证据,即:先辩论取证的程序。象辛普森一案,被告律师鸡蛋里挑骨头,反复盘问警方的血样采取的程序。然后,又反复盘问检方分析血液DNA的程序:血液是怎样送到化验室的,血液是怎么保管的,由谁检验,他有没有资格检验……简直烦死人。被告律师往往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让法官判决此物不能列为证据。象我前面讲的关于针管的故事,就不能当成证据,尽管每个人都相信那是铁证。取证程序有半点差错,法官就会判决:此证不算,不能作为断案的参考。如果,所有“证据”取证的程序都不对,这个案子自动撤销。

审问程序也是一样。审问的程序,重于审问的内容。程序不对,犯人的一切交代通通作废。美国法律规定,警察审问嫌犯之前,一定要向嫌犯宣读一项法律: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不回答问题的权利,你要明白,你的供词可能用来作为起诉你的证据。倘若警察没有宣读这项法律,一切审问的资料都等于零,不能算作证据。另外规定,被告的律师向官方报到之后,任何向嫌犯问话的场合,都必须有被告的律师在场,否则,问话无效。   

    程序优先法则,是一切法律之王。如果不坚守这一原则,法律将荡然无存,人权的保障势必成为一句空话。程序法则的防线一旦突破,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闯入任何一个人的住宅,将之逮捕,然后再网罗罪名,将之定罪。中共抓了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

 

35问:从你的举例看,美国人好象十分害怕政府欺负百姓。也很怕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总是想出各种办法限制政府乱权。其原理是什么?

答:其原理,一是“有限政府论”。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政府的权力被限定在明确的法律条文之中,法律规定政府能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不可逾越半步。而法律是人民制定的,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叫你做什么,你就乖乖做什么。

    二是“权力腐化论”。人们相信,权力腐化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人。政府一旦有了权力,就会腐化,就会烂权,反过来欺压百姓。因此,限制政府,监督政府,周期的选举更换政府……一切能用的,都用上了。美国老百姓把政府叫作“必要的魔鬼”:一方面,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它是“魔鬼”,不能信任,必须看紧它!

    三是“无限人权论”。在理论上,人们的天赋人权是无限的、无穷大的。在实际上,为了自己不受他人伤害,为了整体社会的和谐,人们自愿放弃某些权利,并将这些权利集合起来,赋予某些人组成政府,以执行这些集体授予的权力。因此,“有限政府论”乃建立在“无限人权论”的基础之上。

 

36问:我常听到“游戏规则”的说法,是否指的这个意思?

答:游戏规则,包括了程序法则,但在广义上,它指的是整个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法律准则,范围更广。大家知道,玩游戏,办体育比赛,最重要的莫过于遵守规则,胜负是其次的。没有规则,无法决定胜负。遵守规则,今天败了,明天可以卷土重来。这就是规则重于胜负的道理。打篮球时,甲方遵守规则:不能抱球跑步,不能站在篮下超过三秒,不能打手犯规……而乙方不遵守规则:带球跑步,横冲直撞,站在篮下不动……如果没有裁判(法官),或者有一个不公正的裁判,甲方必输无疑。这就是游戏规则的重要。它要求,玩游戏的各方,都要自觉地遵守游戏规则(守法),也要求有一个公正的裁判(法官)维护规则。

    政治活动,更要求遵守游戏规则。因为,政治活动是关系到全社会的大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共这个玩家向来不遵守游戏规则,更缺乏立场超然的公正裁判(法官),吃亏的,当然只有是老百姓了。

 

37问:这么说,遵守游戏规则,就是守法的概念。如何增强整体社会的守法意识呢?

答:在法治国家,自觉守法的社会意识相当高。中国人的守法意识比较差一些。一个留学生说过这样的故事:他把老母接到海外。晚上开车回家时,碰到红灯自动地停了车。老母问,为什么不开过去呢,旁边一辆车都没有,傻等什么?不少在法治国家长时间生活过的人,都有类似经验。它说明,在中国,守法意识还比较薄弱。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守法意识较弱呢?原因一言难尽。简单而言,有历史的(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传统上,中国是个强调以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法治观念历来薄弱。现实上,中共大搞人治,带头知法违法,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使老百姓无所适从,认为法律只不过是中共任意践踏的奴仆。

    实际上,老百姓对于中共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老百姓渴望一个有法律、有秩序、有保障的社会。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数百万人上街游行,秩序井然。几十万辆自行车排放有序。社会的犯罪率大降。据报导,兰州还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为支援学生的正义要求,学运期间一律罢偷。署名是兰州小偷协会。你看,人民渴望正义、渴望法律秩序的要求是多么强烈。

    当然,一个民族守法习惯的养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养成守法的习惯,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大环境,即一个法治的社会。

  

38问:请问法治与人权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法治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是又什么?

答:没有法治,就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这是铁律。但是,有了法治,并非就有了充分的人权和自由。法治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没有法治,就等于没有社会活动运转的基本轨道,民主的制度不可能建立。但是,有了法治,并非就是一个民主政体。例如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它是健全的法治社会,沿袭了英国的法治传统。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基本人权和自由获得了保障,如衣、食、住、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示威、人身安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等等。但是,人们的参政权、选举权受到一定限制。另外,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政体不是民主政体。总督由英王直接委任。中共接管香港后,也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行政首长名义上是选举产生,实际上是北京操纵的选举,不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选举。

    新加坡也有类似情况,它是一个法治社会,人民的基本人权有了保障,但是,公民的政治结社权和参政权却受到种种限制,言论自由的尺度也不如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话说回来,法治社会向健全民主社会的转化是相当容易的。人治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化却困难的多。这个道理比较易懂,法治健全的社会,社会法律规范已经建立,基本人权已获得保障,由于司法独立,民主理念的“软体”已大体可以运行。

 

39问:在民主运动中,经常提到“暴力”和“非暴力”的概念。请问,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暴力”的评价如何?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没有“暴力”,就没有法治;没有“暴力”,就没有民主制度,但是,这个“暴力”,是公民授权使用的“暴力”,是法律规定可以使用的“暴力”,因此,是“合法暴力”。我们不可书生气十足地反对一切暴力。暴力不仅需要,甚至可以说,合法暴力是法治与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

    合法暴力,就是合法的强制力,是保障法律得以行使的要件。道理非常简单,有人打砸抢怎么办?有人杀人放火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合法暴力、即合法的强制力,把他制服、逮捕、审判、送入监狱。警察、法庭、监狱,都是政府合法暴力的象征。缺了它,社会秩序何以维系?正是政府掌握了巨大的合法暴力,人们才对政府加以种种限制,不让合法暴力被丝毫地滥用,不让合法暴力伤及无辜。

    另一个合法暴力,是公民拥有的合法暴力。在民主的美国,公民有将私闯家园、攻击人身、使之受到生命威胁的侵犯者格杀勿论的权利。前几年,德州发生了一个轰动美国和日本的杀人案。被杀者是一个年轻的日本留学生。这位冤魂,阴错阳差地误入了一个美国山姆大叔的院子。山姆大叔不知底细,端着枪,连声喝令“不许动!”(freeze)。但是,这位日本留学生却不懂 freeze 是什么意思,继续向前走动。砰的一声枪响,日本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日本舆论大哗,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令日本人失望的是,那位山姆大叔以自卫杀人,获判无罪。(看看邓玉娇案吧!)

    我们且不讨论这个案子审判是否公正,也不去讨论美国的枪枝管制问题。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公民应当拥有合法自卫的权利,为了自卫,公民拥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利。

    多少年来,我始终对美国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问题不大理解。每当严格管制枪支的呼声升起,美国就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强调合法拥有枪支、进行自卫的重要性。后来,我了解了一下美国争取独立的历史和美国人民争取人权的历史,才恍然大悟,使用合法暴力、使用武装维护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放弃了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利,无异于将自己毫无抵抗能力地暴露在非合法的暴力之中,放弃了这一条权利,其它的基本人权就无从保障。

    上述道理加以引申,就是公民拥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也是天赋人权的一种。象八九民运,当共产党用机枪、坦克对付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时,中国公民有权武装起来,自卫反击,消灭杀人的屠夫。

    上述道理再加以引申,就是人民拥有武装推翻暴虐政府的权利。当政府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使用非法的暴力绑架、逮捕、残害无辜的公民时,人民有行使革命的权利,武装起来、拿起武器,推翻暴虐的政府,建立一个保护公民的新政府。如果鼓吹公民放弃了这一权利,在不愿放弃特权、残害人民的政权面前,永远没有权利进行革命,没有权利推翻它,更换它,那不就等于赞许杀人政权永存万世吗?不就等于让老百姓永远被虐的专制者宰割吗?我们想问一下“革命放弃论”者:如果你看到一个流氓,把一个妇女打翻在地,予以强暴,你是否会高喊“放弃合法暴力”,不给强暴者有力一击,救出受害者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革命放弃论者”,当一个流氓骑在你的身上,拔出刀子捅向你的咽喉,你是否放弃使用合法暴力之权,任其了结你的生命呢?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放弃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利,随意被流氓宰割,那是你个人的选择,是你自己的奴性决定的。但是,你没有权利鼓吹别人像你一样,永远做暴政的奴隶,永远被暴政蹂躏和残害。

 

40问:法国大革命中,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你已对“自由”的理念做了说明,请问“平等”和“博爱”两个概念,在当代民运中有何意义?

答:在当代民运中,平等的理念十分重要。前面,我已对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做了扼要地解释。下面,我想简要说明一下经济上平等的问题。

    为了讨论方便,我要首先把平等的涵义讲清楚。平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人人处于相同的地位。平等分为两类:恒定的平等和比例的平等。恒定平等,乃是说,不管性别、年龄、强弱、能力,每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如政治上的平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何为比例平等?用吃饭打个比方。体壮的,吃两碗;体弱的,吃一碗。两人享受的饭量差一倍,看来不平等。可是,两个人吃都饱了,应当算是平等的,这叫比例平等。比例平等,有时比绝对平等更合理。象吃饭的例子,饭量小的,你硬是塞给他吃,把他撑坏,这叫什么平等?能力强的,赚钱多,享受也多,亦属比例平等。

    经济上的平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上,在享受成果、即社会分配方面,绝对的平等(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办到的。每个人吃什么,吃多少,都一样;每个人穿什么,穿多少,都一样,这有可能吗?只有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有近乎绝对的经济平等,那就是,人人都是乞丐。这或许是搞共产主义导致老百姓人人穷困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提倡的经济平等,在当前,主要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应属于恒定平等。就是说,论发财,论赚钱,在机会上,大家应当平等。不论你是当官的,还是有钱的,或是平民百姓,应当机会平等。舍此,无公平而言,无社会正义而言。这就象赛跑,大家应在同一起跑线上。跑起来,有快有慢,有得金牌的,有得银牌的,有得铜牌的,也有落榜的,这是自然现象,人人心服口服,谁也怪不了谁。

反过来,起跑线不齐,得了金牌,人家也不服。经济上亦是如此,所谓公平竞争是也。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公平竞争,民主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极为严格的法律。象买卖股票,法律严禁内线交易。什么是内线交易?就是基于内部的的秘密情报,基于内部的秘密关系,而不是基于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法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比方有一个制药厂,突然起了火,在公共媒体未报导火灾之前,药厂里的持股者抛售该厂的股票,都算内线交易。因为,此时,药厂里的持股人知道股票将要惨跌,但社会上大批的公众持股者并未得知这个消息,部分知情人的抛售,对大批不知情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制止内线交易、惩戒内线交易者,美国证卷交易管理委员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揪出几个不法的华尔街股票经记人,以收杀鸡警猴之效。

    严守公平原则,即便经济成果的所得很不平等,也难以酿成社会的巨大不满。原是穷学生的比尔·盖茨,大学缀学,创办美国微软公司,十几年成了世界首富。同时代的人,做电脑发财梦者不计其数。比他有钱者有之,比他有才者有之。到头来,赔钱的,破产的,大有人在。可是,比尔·盖茨的富可敌国,并未造成这些人的愤慨。因为,竞争是公平的,大家的起跑线是一样的。

    反观我们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不知有多少人,靠的不是自己的本事,靠的不是自己的苦干,靠的是特权、后门、关系、官倒、内线交易,成了“大腕”、“大款”。公平吗?老百姓能服吗?不服,不满,就是社会不稳的因素。

    当然,仅有机会平等还是不够的。民主运动和民主社会也追求分配的相对平等,即合理的比例平等。对竞争能力低下的老弱病残实施福利照顾,否则,就成了不人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富者,实行累进税制(收入愈高,税收愈重),反对垄断,节制资本;对贫者,实行社会救济,键全福利,辅导就业,都是必要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吊诡是,如果过分强调了分配平等,对富者征税太高,就会打击有才能者的积极性,阻碍经济的起飞;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了机会平等而忽略了分配平等,就会导致过大的贫富悬殊,酿成社会不稳。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寻求机会平等与分配平等之间的平衡点,是民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考量。

    至于法国大革命“博爱”的口号,也是值得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借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应当扬弃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和仇恨哲学,以大爱的胸怀,爱国家、爱百姓、爱人类、爱世界;以大爱的胸怀,以整个民族的最小代价为考虑,达成民主化的崇高目标;并以大爱的胸怀,以中国传统的恕道,对于那些曾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被动地执行过上级指示、犯过错误但无血债的大批高、中、低当权者,一律进行宽恕;对于曾经同情、掩护、帮助过民运的共产党干部,要加以奖励。

 

41问:请问民主制度与平等的关系如何?

答:平等的原则,必须由一个公正的权力机构执行才能落实。这个机构,只能是民主政府,而不是专制政府。象政治上的人人平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经济上的机会平等,分配上合理的比例平等和相对平等,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才能推行这些原则。

    综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密不可分。自由从个人出发,然后推广到团体;平等从团体开始,然后达及个人。自由和平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排斥极端,崇尚中庸。自由,一方面反对集权专政,另一方面也反对无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平等,一方面反对特权和垄断,另一方面也反对绝对的完全一致。这些中庸的原则,须由制定的法律来体现,而执行法律的机构,乃是民主政府。政治学者里普逊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民主乘自由等于平等。

 

42问:你在《中国之春》上,曾强调多元的理念。请你介绍一下好吗?

答:多元的概念,一般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在民主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多元的,不可强行老百姓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有人称之为纵向多元。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可称之为横向多元。多元化社会结构,包括受到尊重的家庭,各种宗教团体,各种利益团体,各种政党等等。民主社会建立后,多元化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部分  探讨: 民主在中国为何没有实现

 

43问: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统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制度。究其原因,各说各话。有人一再强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请问,你的看法如何?

答:单独的文化决定论,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分权制衡这些观念,故不可能结出民主政治之果。

这种看法,失之偏颇,是对中华固有文明和传统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结论。

    关于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权思想,早在古书《尚书》中,即有记载。墨子继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观念,指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韩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矫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作者在这里可能完全了)

    关于政府乃为人民所创建的观念,古书《周易·序卦传》中早有提示。《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权时代政权、政府概念的通俗表达。从上面的论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产生的顺序:天创造万物,再创造人;男女创造夫妇,夫妇创造父子;父子百姓创造政权和政府;政府创造秩序()并维护正义()

    主权在民的思想,我国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君轻民贵”的主张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论述,是民本和主权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谈自由。谁说中华文化没有自由的基因?连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国总统,也垂涎于中华的自由精神。里根总统上任后,在他的国情咨文(施政报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实行小政府主义,还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犹如烹饪小鱼,不要多管它,不能总是翻来翻去。如果折腾来,折腾去,小鱼就烂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腾老百姓,政治一定是搞不好的。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就是中华文化中,让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里根总统在任内,放松了政府对不少经济事物的管制,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施政八年,里根交出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

    至于分权制衡,也不是外国人发明的专利。早在远古时期,我们中国就有了分权制衡的实践。那时,部落酋长会议相当于最高立法机构,推举出的最高首长,相当于总统和行政权力,统领军队。在钱财方面,中国人早就将会计(管账)与出纳(管钱)分开,实行制衡管理。中国早期的皇权制度,也有过制衡机制。皇权受到大臣会议的制约,大臣会议可否决皇帝的圣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皇权越集越大,搞起了一人专制。毛泽东又将一人专政发挥到了极致。即使是在皇权的专制之下,中国明末清初也曾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民主思想家黄梨洲(黄宗曦)。他在《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理论。同时代的英国民主理论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权制衡的学说。黄梨洲生于1610年,比洛克(生于1632)早了21年。怎么能说民主观念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呢?(作者太牵强)

    再举唐尧传虞舜的例子,说明民主选举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尧有一子,名丹朱,尧很喜欢他,从小就用种种办法培养他。为了定其心,育其智,据说还发明了围棋,与之对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尧毙,没有人去理会丹朱,部落酋长和民众都跑到舜那里,一致拥戴舜继承大统。选民们投了票,但不是现代的选票,而是“脚票”——用脚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实际上,尧何尝不愿意儿子即位,只不过,大家没有选他,而选择了德才兼备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过雏形的选举制度,《王制》记载:“令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尔升之学,曰俊士。”这是具有公议主义性质的选举制度。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不可能把中国古代的民主理念论述得淋漓致尽,但走笔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华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共产党所说,民主运动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论于中国,完全是民族虚无主义之论调,目的在于维护其一党之专制,其说词不值一驳。

    用纯粹的文化决定论,来解释中国未能建立起民主政体,也已被当今的政治现实所击破。台湾民主政治之实现,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南韩,亦已确立起民主制度,都是摆在我们家门口的活生生的范例。

    文化决定论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它势必导致完全否定传统的倾向。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正是这种反传统主义的体现。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使马列主义乘虚而入,祸害中华数十年。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体的建立,都不是一味反传统的结果。因此,民主运动绝不是反传统的运动,而是发掘、承袭和发扬中华文化中民主基因的运动。

 

44问:有人提出民族性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只适于专制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你怎么看民族性的问题?

答:民族性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是有关联的。因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结果。我们反驳了文化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驳了民族性决定论。但,民族性毕竟有其不同之处,有必要多做些说明。民族性决定论者认为,中国人自私、好斗、有奴性、不守法、依赖性强、保守……总之,一切坏的人性都可罗列上去。结论是,对这样的“刁民”,只有专制一法。或者说,中国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就是根据“文化决定论”和“民族性决定论”,力主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族性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一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对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习性进行过鞭挞。后人在一百年之后写成的《丑陋的日本人》,更是列举出一系列日本民族的恶劣本性。其中,不少与中国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并未妨碍日本步入现代化和民主化。属于中华民族、带有全部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台湾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一看民族性决定论者举出的那些不良习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历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样存在,只不过某种劣性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的,甚至比我们中华民族更为恶劣。如某些犹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国人的好斗、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们逊色,但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民主乐园。

    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我们中国人到了民主国家,不但适应民主制度,而且热爱民主制度。其二,我们看到,大陆人向香港跑,北韩人向南韩跑,过去,东德人向西德跑,专制国家的人向美国和西欧跑,而且,这种跑,是单向性的,不发生倒流的。个别人的回流,只是为临时赚钱而已,绝非谋取永久居留。这说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向往自由与人权。

    还有一点,须加说明,民主制度正是在承认人性有性恶一面的基础上设立的,目的在于抑制人性之恶。为什么设立三权分立制度和法官的终身制度?一是承认人有私心,二是为了抑制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恶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说来也巧,自由经济制度的实行,其基础也是承认人的自私本性。集体的自私,互相牵制,导致了公益的结果。人,的确有善恶两性。我们之所以倡导民主制度,为的是扬善抑恶,使善性发挥到极至,使恶性压抑到最小。美国开国元勋麦迪森曾指出,如果我们都是天使,(民主)政府无须建立,因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无须建立,因为,她根本建不起来,或者,建起来也会被砸烂。

    下面,我特别要讲一下制度对人性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性。公有制的大锅饭制度,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人的懒惰性充分表现了出来。经济改革之后,进入私有制企业,懒惰性吃不开了,别说懒,慢一点都会被炒尤鱼。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本性。大陆人刚到美国,开车不怎么守规矩。但是,吃上几次罚单,就规矩多了。听说,有一年,纽约某天晚上发生了意外停电。不久,有条街上出现了哄抢事件。个别平时满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抢的行列,因为,他们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没了着落,逼上了绝路。突然,电灯亮了,人们四处逃窜,大街恢复了平静。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黑暗的制度下,人的黑暗面发挥出来,成了强盗;在光明的制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制,光明面发扬出来,成了正人君子。

    谁都知道,当前,中国大陆人心险恶,道德败坏,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在叹息:怎么中国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这么自私?这么无情?国民党时代也没有沦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产党的黑暗制度,把中国人的心灵彻底摧毁了。怎么办?途径之一,就是尽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制度,以使我们中国人的善良本性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45问:宗教是一种原因吗?有人说,中国缺乏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民主未能实现的一个原因?有道理吗?

答:非基督教的国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为主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教国家,蒙古是喇嘛教国家,都建起了民主制度。不过,民主制度首先是在一批基督教国家创立起来的,到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基督教义与民主政治或许有些内在的联系。比如,基督教认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来面目创造出来的,因而,人是神圣的。由此导出天赋人权的观念。另外,圣经记载,人受了魔鬼的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导出人性性恶之观念。加以引申,由于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导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规范人的行为,导出法治的观念,等等。

    仔细研究中国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发现,那就是,在我们中华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义。说明,中华固有文明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参考我的关于论述中国固有文明与基督教教义一致性的专述(正在编篡中)

    国内近年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拒统计,基督徒已达六千多万,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虽然,从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国的经验看,基督教并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义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有助于民主化的发展。

 

46问:那么,经济决定论站得住脚吗?是否农业经济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会无法建立民主制度?是否先要发展经济,等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出现,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答: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是滋生专制的温床,而不能蕴育出民主政体。此论不对。固然,十九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伴随着一批民主国家的诞生,但是,工业革命与民主政体之间,或者说,工业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建立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希特勒的德国,工业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确是一个异常专制的政府。反之,农业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制度。丹麦、挪威、瑞士,还有瑞典等国,都是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政体。以丹麦为例。在民主运动的奋争下,一八四九年,丹麦王被迫承认了民主宪法,以及由宪法产生的议会,民主政体的架构基本确立。那时的丹麦,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目前的中国。著名社会改革家格伦特维格(Grundtvig)为了消灭文盲,开化民智,于一八四四年创办了“人民中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民中学”不断增加,才渐成气候,文盲开始逐步减少,但这是民主架构建立二十多年之后的事。美国也是一样,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并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时,多数美国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为了驳斥中共及一些人的下述论调: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家,文盲多,民智未开,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操之过急等等。

    至于有了中产阶级才能搞民主的论调,我在举出丹麦和美国的例子后,已经不攻自破。实际的情况是,在多数国家,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强大的中产阶级又成了民主政体的稳定因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的形成早于民主政体之建立,如南韩和台湾。因此,正确的逻辑关系应当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已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

 

47问:有人提出社会结构的理论,解释民主政治未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如:中国从未出现过独立的市民社会;中国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封建社会(共产党所说的封建社会,并非历史学家定义的封建社会,即分封领地、形成贵族或诸侯集团的社会),故没有一个强大的贵族力量集团与皇权对抗,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论点?

答:这些论点,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和事实的考验。首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周朝瓦解前后,中国出现过分封领地的诸侯社会。但是,为什么没有走向民主社会呢?为什么诸侯社会后来消失了呢?一提到这个问题,有的历史学家就会反驳说,那不同于英国民主政体建立之前的贵族社会。话说回来,就算我们中国从未出现过严格定义下的封建贵族社会,那么,就是在这个非贵族社会、非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一年创建了中华民国民主政府,这又做如何解释呢?大家公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时间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质吧。历史学的争论是没完没了的,因此,我想避开理论问题,看一看近年来世界发生的民主变革的现实。现实是,苏联瓦解了,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东德、南斯拉夫、蒙古、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专制政体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民主政体的建立。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哪来的市民社会和贵族社会?有的政治学者甚至曾经立论:共产极权制度一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转的,其论证不可谓不周密。时间和事实说明,这些悲观的立论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48问:还有人提出综合性的理论,将意识形态、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关联起来,指出: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农业经济——皇权专制制度相互维系,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结构,阻止了中国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道路。你的看法如何?

答:在一切类同的理论中,超稳定结构理论,好象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做为超稳定社会一部分的台湾,能够建成一个比较象样的民主政体。再者,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孙中山能够击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权。这个理论,对历史进程中一些关键性事件,也无法圆满解释。譬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在关键时刻,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革命党人,向慈禧太后告了密。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假如,袁世凯信守承诺,逮捕荣禄,兵谏慈禧,中国的君主立宪很可以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完全改写。袁世凯的行为,无疑是历史航道的分界点。他兵权在握,站在哪边哪边就赢。怎么解释他的出卖行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他恪守儒家忠君的意识形态,他应当站在光绪皇帝这一边,支持维新变法。所以,如果说,忠君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曾国藩未能造反,忠君的意识形态却解释不了袁世凯的行为。农业经济更是扯不上边的东西。我们只能从袁氏的人品上去解释。从微观看问题,超稳定结构理论就不行了。历史的悲剧接着上演:若非孙中山仁义让“贤”,若非袁世凯一心称帝,若非孙中山早逝于北京,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很可能会长存下来。若此,超稳定结构的理论也就不会产生了。这里,涉及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人物的素质及个人作用问题。

 

49问:在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因素重要吗?

答:相当重要。在历史发展中,个人、尤其是当权者的一念之差,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之初,有人力主华盛顿黄袍加身,当上国王。华盛顿坚决不干,并在两任总统之后,拒绝连任,告老还乡。他的表率作用,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响甚巨,至今为人们所乐道。

    英国一九零九年宪章危机时,国王在化解危机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下院(平民院)通过对富人加税的法律。根据规定,此法律须经上院(贵族院)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绝通过。于是,下院干脆一干到底,决定修改宪章,通过了著名的《国会法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法案,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终究都会自动成为法律。这个等于剥夺上院一切权力的法案怎么可能叫上院通过呢?不经上院批准,它又成为不了法律,下院等于自打耳光。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国王乔治五世。国王许诺,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国会法案》,他将加封大批新贵族进入上院,迫使法案通过。贵族院(上院)面对如此尴尬局面,被迫举手投降。法案通过了,人民终于从贵族手中夺得了一切权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一夜之间,迈入了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举行大选。这一戏剧性变化,还要归结于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临终时,请回被他废除的王室继承人卡洛斯,并把权力交到新国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实施民主改革,西班牙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南非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在面临革命和改良的关键时刻,决定顺乎历史潮流,释放了被他关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赋予黑人选举权,施行大选。这等于将政权交给黑人。他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曼德拉之后,又甘居副总统之位,协助曼德拉调和黑白矛盾,度过难关。

    在共产党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波兰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敌、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放出监狱,开放大选。这个等于把权力直接交政敌的大手笔,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流血革命,把波兰带上了民主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新思维”,和平地使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摆脱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苏联解体了,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将永留史册。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国的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维新党人,断送了中国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与开枪镇压的一念之间,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使他本来可以光照史册的晚年,蒙上了永远抹不掉的黑影。

    我们不是说,专制者会自动地放弃权力,事实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长期奋争的结果。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上述几个人物的放权行为,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不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面前,执政者的一念之差,会对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用。顺潮流者,可减少取得民主的代价,避免整个民族的悲剧,自己也会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将导致民族的灾难,自己也会遗留千古骂名。这点,值得每一个专制者深思。

 

50问:有人说,中国多数老百姓对民主莫不关心,多数老百姓关心的,只是赚钱的问题。另外,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故而,目前在中国推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民运也不可能成功。你如何看待这一论调?

答:先说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个东方商人想把鞋子卖到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派了一个人去考察。那个人回来说,那个地方毫无商机,那里的人根本不穿鞋子。商人不相信,又派了一个人去。第二个人回来说,没错,那里的人根本没有穿过鞋子。但是,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他们穿鞋子的好处,他们每人都会成为我们的顾客。商人大喜,他把鞋子运到那里,发了大财。你看,同样的事实,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毋庸质疑,由于中国老百姓长期在共产党的言论禁锢和文化封锁之下生活,多数人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缺乏了解。但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只要我们把民主的基本道理告诉他们,只要把民主、自由、法治是赚钱的保障的道理告诉他们,老百姓就会象久旱的土地吸允甘雨一样,欢迎她、热爱她。向老百姓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民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正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

    另一方面,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践也说明,并非多数老百姓了解了民主的理念,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美国独立革命时,华盛顿动员民众参军抗英,并不是空喊民主的口号,而是用“一壶酒、两磅肉”吸引他们,用“授田证”吸引民众。华盛顿许诺参军者:打败了英军,每人都可得到一大片土地!历史告诉我们,重要的是,领导者和民运骨干们要对民主有切实的信念和执着。

    我也要指出,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大力普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是巩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

 

51问:刚才,你对各种解释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论调都做了反驳。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答:自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以来,近百年间,我们中国曾几次出现过建立民主政体的机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创建过短暂的民主政权。之后,中国走了弯路。究其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个人的因素,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等等。此外,还有民主运动本身素质不够、民运层次不高的因素。我之所以指出此点,目的是鞭策民运自身。在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中共政权曾经出现过短期的瘫痪状态。当时,唯一海内外有组织的民运团体是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可惜的是,民联正在内斗,陷于瘫痪(中共渗入破坏为其原因之一)。如果民联当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及时把“更换、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的理念传播于群众当中,及时引导学生与工农相结合,及时做策反军队的工作,及时占领电台、电视台、北京市委大楼、甚至中南海,那么,八九民运很可能导致中共解体、民主政权建立的结局。

    有时,关键不在群众,而在引导者。因此,提高民运自身的素质,提高民运的层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52问:由你的论述看来,一切认为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你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答:上面的各种论调,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种是解释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民主的;另一种是说明中国根本不能实现民主的。前者可敬,后者可憎。可敬者,他还在探索,试图找出症结,以下良药,目的在推动民主。可憎者,在于维护专制,维护特权也。中共当权派正在有意散播民主不可能论,为可憎者之首。

对中国民主的实现,我一直是非常乐观的。我乐观的基础,是人性中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将导致专制政权的瓦解和民主政体的建立。也只有民主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才能满足人们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不论是什么来源、什么肤色、什么语言、什么宗教、什么习惯,各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这种追求,是造物主的赋予,是造物主的杰作。这种追求,造就了浩浩荡荡的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管喜不喜欢她,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拦阻,都无法遏止自由民主潮流的奔腾向前。她可能走弯路,她可能遇到障碍,但她永不会停止。

 

第三部分     驳奇谈怪论

 

53问:中共一再说什么,民运人士是在制造动乱。请问,你如何反驳?

答:中共建国以来,确曾出现过几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自己称是十年动乱;一九七六年因悼念周恩来而触发的天安门事件;一九八六年的大学生学潮;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如果中共指的动乱是上述运动的话,稍微尊重一点事实,就应当知道,制造这些动乱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动乱的根源是中共的专制制度。学生为什么要上街?没有中共的专制、没有中共的腐败,没有中共高干的特权横行,学生上街做什么?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组织。有些的确想搞一些游行、示威,即中共称之为“动乱”的活动。但他们搞得起来吗?没有那样的社会条件嘛!就象一堆柴,如果它是湿的,故意用火点都烧不起来。反之,如果它是干的,没人用火点,太阳光都可能引起大火。现在,国内到处是干柴。是谁搞出来的?是民运人士放上去的吗?这是共产党自己制造、自己烤干的。

    与中共的说法恰恰相反,民运的目的是在防止动乱。一个大堤,洪水愈来愈多,水压愈来愈大。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开闸泄洪,减轻压力,保住大堤;一是加高大坝,挡住洪水。后者可能暂时收效,但洪水压力达到临界点时,大堤终会崩溃。社会大堤的崩溃,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场面。中共自己正在给这种场面的出现,累积条件。

    如果听听民运人士的忠告,或许能够防止社会大堤的崩解。象一九七八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民运提出了开放言论、尊重人权、逐步走向民主化的建言。假如中共开明一点,不是镇压,而是听取建言,逐步地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中共的贪污、腐化可能不致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社会压力的减轻,也可能不会酿成后来的八九民运。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了,社会矛盾愈形扩大,如果中共还不采取减压措施,一场更大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正在等待着中共。

 

54问:中共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说什么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它怕有个风吹草动引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你怎么看待“稳定压倒一切”?

答: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此话不假。但是,怎样才能获得稳定的社会环境呢?其实,在上一个问题(五十三问)中,我已经给出了基本答案。这里再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下。

    稳定有两种形式: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一个人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是谓静态的稳定。静态稳定比较好办,死人也可以办到。走动起来,就成了动态。在走动中求得稳定,看上去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人体需要一整套平衡机制。小脑、内耳、两臂、双腿要协调起来,才能稳定。脑子有病的人,走路会摔跟头。一条腿走路,摔跤也是常有的事。另外,走路时,人体是不断摇晃的,走钢丝,走雪路,摇晃就比较明显。但是,只要人体的平衡机制好,人体会在摇晃中取得平衡和稳定。反而那些身体僵直的人,那些患病后双腿不能弯曲的人,走不了钢丝。没有那些小的摇晃,就没有大的稳定。以小不稳而换取大稳,奥妙就在于此。

    社会稳定,无疑是一种动态稳定。如何创造社会稳定,是一门科学,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镇压能带来稳定,那世界上早就天下太平了。社会,也是一个有中枢、有器官、有肢体的有机整体。中枢、器官、肢体诸部的正常,才能保社会整个机体稳步的向前发展。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共产党的中央,中国社会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机关,中国社会的肢体——各地方政权,统统不正常,统统腐化了,统统糜烂了,社会怎么能够稳定?社会的细胞——个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腐化和糜烂?

    多少年来,民运人士一直在呼吁协调的改革,即不但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这是两条腿走路的道理。中共的改革,经济这条腿,大踏步地向前;政治这条腿,却裹足不前,越改,摔跟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早就建议,宁愿经济改革这条腿慢一点,政治改革跟上来,以便协调地、稳步地向前发展。中共一意孤行,现在,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大,社会的不稳因素每日递增,动荡已不可避免。

    社会发展,还有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反馈机理。正确的政策,产生正面的效果,信息正确地反馈回来,中枢将持续并加强正确的政策,此为正反馈。错误的决策,产生错误的效果,社会信息反馈回来,中枢修正错误的政策,此为负反馈。反馈机制正常,加上调节机制正常,社会才能稳步发展。中共上梁不正,下面欺上瞒下,反馈机制完全瓦解,调节机制亦已失灵,我看不出任何可使社会发展保持稳定的希望。

    中共真的不懂泄洪防溃,化大震为小震,以小不稳求大稳的道理吗?看来不象。中共知而不做,是因为它不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考量,它是想维持它的专制,维持它的特权,维持一党之私利。一个以人民为重的政治家,应该是“人民的利益压倒一切”,必要时,以自己的下台来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国的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都曾尊重民意而下台。“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人民的压倒一切”,说穿了,就是想把大堤的崩溃时间往后推迟一些,以便多捞一把。民众说,当大官的,用推土机往家推,当小官的,用小推车往家拉,老百姓只能用耳挖勺挖。什么时候大堤挖的差不多了,也就垮了。

 

55问:中共还有一种论调,说什么,共产党不能垮,垮了,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社会将陷于混乱。你怎么分析?

答:这是地地道道的奇谈怪论。这不等于说,人民要永远受治于共产党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共产党下台是早晚的事,问题是如何下台。是光荣的主动下,象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被人民打倒了下,象菲律宾的马可示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抑或是开放选举被对手公平地选下去,那要看中共自己如何去做。共产党垮了,谁说没人替代?民运就是一个替代力量。民运已是一个相当强的力量,浮在台面上的,只是小部分。别说今天的民运已初具规模,就算没有成形的民运组织,共产党垮了,也会很快形成民主团体而接管政权。罗马尼亚就是一例。共产党垮台之前,罗国的民运力量还不如我们中国的有组织、有纲领。共产党一旦解体或一旦开放选举,民主政党一天内发展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根本不成问题。

    八九民运时,北京大学曾出现过一张大字报,说“李鹏能做总理,请问全国还有谁不能做总理?”我想,中共垮了,别人上了台,难以保证干的十分出色,但是,干的比中共坏却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已是坏到底了。新人干的不怎么样,也不要怕,再选高人就是了。民主制度确立后,台上的人就会兢兢业业,起码,不至于象中共那样离谱。因为,干得不好,下次人民不再选你。

 

56问:你提到民运做为一种替代力量的问题。共产党散布说,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你是长期从事民运活动的,你怎么看待共产党的评论?

答:的确,民运内部存在不少问题。如内争、分裂,个别人的背叛等。我们正视这些问题。但是,这只是民主运动的支流,不是主流。有的,被共产党夸大了,有的,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歪曲了。甚至,共产党还有意派人进入民运队伍,除分化瓦解外,还以民运人士的面目故意胡作非为,然后,再反过来说民运人士如何如何。我们要识破共产党的这一套抹黑战术。

    翻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不也是内斗连连、分裂频频吗?毛泽东就被整垮过,邓小平也有三落三起的记录。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过大分裂、另立中央的局面。因此,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问题是,只要代表了时代的方向和潮流,一时的纷争无伤大雅,也不会就此停止民运的发展。以前孙中山闹革命,人戏称孙大炮,认为推翻满清纯粹是吹牛。他的组织出现过多次纷争,曾经出现过极为狼狈的局面。当时改良派曾围剿、批判孙中山,还列举出他的若干“罪状”,情势颇象今天“温和派”批判“革命派”。据说,一次,孙中山在海外演讲。讲完了一看,下面只有一个听众,还是个小孩子。孙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好听众。没想到,小孩说:“我是来拿凳子的,你站的那个凳子是我家的。”但是,孙中山后来还是推翻了满清。

    台湾民进党的力量,当年在海外(那时不叫民进党),也是四分五裂,山头林立,互相攻讦。有台独联盟,有台湾革命党,有台湾公共事务协会,有台独会等等。热闹程度,不让大陆民运专美于前。台湾开放组党之后,海外力量与岛内力量结合,在岛内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日益强大的民进党,已有逐步取代国民党之势。

    形势比人强!在一个推动社会变迁的大运动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乃正常现象。中途脱队者有之,投机叛变者有之,中共派入者有之,分裂捣乱者有之。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历史进展的大势。中共说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民运是一个可能替代中共的力量。中共这么说,也带有给自己壮胆的味道。不足为虑?为什么还大抓民运人士?为什么限制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为什么不敢开放选举、与民运一较高低?还是怕嘛!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民运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减小。每天清晨,我都意识到,中国距民主又近了一天,中共专制离灭亡又快了一天。民主的力量终究取代专制的力量,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57问:说到台湾,民主开放后,立法院(议会)内打斗频繁,不同派别的议员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共产党有话说了:你看,民主有什么好的,中国人不能搞民主。你怎么解释?

答:不错,民主制度初期,民主的运作尚不成熟,君子之争的风气也未养成,有些出格的事在所难免。婴儿哪里有生下来就不乱拉粪的?美国建国之初,议会里打架的事,乃家常便饭。为了争官做,甚至发生过持枪决斗的怪事。日本也是一样。议会里,议员互相干架,拿砚台砸破向对方的事都发生过。后来,为防类似事件,议会还做了一个规定:把砚台钉在桌子上。现在,这种事还不是没有了?民主运作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无须大惊小怪。

    如果有一天,中共的议会里,发生了大打出手的事件,我到会额首称庆。那标志着,人们已经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58问:现代民主社会也有很多弊病,如吸毒、色情泛滥、犯罪率高等。中共散布说,民主社会有什么好,问题那么多。意思是,搞民主没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的。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又是人建立的,当然不完美。吸毒、犯罪和色情等问题,哪个制度下都有,中国更不逊色。这是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能包治百病,它最大的作用,是对人权和社会公平的保障。此外,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能够通过和平的、程序化转移最高权力的机制,也提供了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某些人类弊病的解除,除政治民主外,还要有宗教、文化等发挥作用。

    与其它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显然优越得多。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承认,民主制度是挺烂的。但是,请给我一个好的!

 

59问:的确,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已前没有的弊病。有人甚至怀念毛泽东的超级极权时代。他们说,还没有搞民主制度,刚刚开放一点,社会就已经乱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中国真的搞起了民主制度,乱得肯定无法收拾,还是毛泽东的统治办法好。我知道,这样的人并非多数,思想极为糊涂。也没有必要费太多功夫,把所有糊涂人都教育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说,宁愿和聪明人吵个架,也不愿和糊涂人说句话。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怎么讲他也不明白。但是,话说回来,与专制制度相比,到底民主制度有那些好处,请你系统回答一下好吗?

答:我还是想开导“糊涂人”几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以前很多看不见的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只不过,没能浮到表面上来。如吸毒,林彪就吸毒;嫖妓女,以前中南海的高干有几个不玩女孩子?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来到美国写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说,老毛玩女人都玩邪了,不几时就换上一个新的。应当这么说:改革开放前,毒品、色情是中南海的专利。现在,专利开放,老百姓也可热闹热闹了。也有人生动地讲: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一个也没有学到,资本主义的坏东西却统统引了进来。以至于,社会主义坏的,我们中国有了,资本主义坏的,我们也有。坏上加坏,社会能不烂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制度的结果。

    言归正传。我想借此系统罗列一下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第一,对人权和人身自由有基本保障。

    第二,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有基本保障,即能够防止官员腐败,防止社会分配的过大差异。

    第三,社会稳定,经济可以获得较快而平稳的发展。

    第四,在自由的空气下,社会创造力活跃,科学进步。

    第五,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开放讨论,发动全社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之。

    第六,最高权力能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和平方式进行转移,避免了专制制度下权力转移的不规则斗争而引起流血和社会动荡。

我就第六点再做些详细阐述。最高权力的取得和转移的问题,是政治上的最大问题,搞的不好,人头落地,天下大乱,百姓涂炭。历史书上,为争夺最高权力,皇室中父子相残,兄弟睨墙,处处可见。民主制度则解决了这一问题。

总结起来,最高权力的取得、转移和继承有如下之模式:

    第一,皇权的血统继承。又有嫡长子继承制,皇帝指定皇储制和清朝的秘藏皇储制。

    第二,禅让制。传说中,尧舜禹传位让贤。实际上,是初级形式的民主选举制。

    第三,武力夺取。

    第四,教皇产生的秘密民主选举制。老教皇去世后,红衣大主教秘密选举新教皇。他们向上帝祷告后投票。第一轮无结果,再祷告,再投。直至选出新教皇。这时,梵蒂冈大教堂的烟囱上,升起缕缕青烟。等待外面的教徒欢呼新教皇的诞生。

    第五,西藏活佛的转世制。老活佛圆寂之后,根据其圆寂时间和手指方向,按照藏族喇嘛教的条规,寻找转世灵童,成为新的权力继承者。

    第六,共产党的指定接班人制度。

    第七,民主选举制。

    这些方式中,以共产党所谓培养、指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式最落后。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客观标准。皇权转移、民主选举,都有客观标准,前者为血统,后者为选票。武力夺取,也有客观的一面:谁最能打仗,最有实力,谁得天下。共产党的老头目培养、指定的接班人,一定是听话的,不否定自己路线的。老头目全凭主观喜恶,毫无客观标准。接掌大权的接班人,如果没有服众的客观标准,就不能令下属心服口服。如此,或者权威很弱,政令不行;或者权力不稳,被人推翻。所有共产党政权,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最高权力的争夺问题和最高权力的转移问题。()接权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创意。共产党培养人,提拔人,都是顺从的,会拍马的,能力不会超过上级的。接班人,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只对上面的上司负责,所以,会不会拍马,而不是会不会治国,决定了中共干部的前途。这套筛选干部的制度,是负筛选机制。导致“接班人”没什么创意。()共产党指定接班人的制度,由于人们不服,往往造成残酷的权力争夺和宫廷政变,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可能导致流血和社会的动荡。

    民主制度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决定继任者,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难的问题,即最高权力的转移问题。从而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权力转移造成的流血悲剧。

 

60问:有种论调曾十分流行,认为中国人最好搞开明专制。持此论者还举例子说明,历史上的开明专制,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清康熙的康熙之治,曾开太平盛世,创万民乐业。你对开明专制的看法如何?

答:一部分人是有这种想法。共产党内有些人,就是盼着胡耀邦这样的开明人士执政,不是从制度上思考问题。老百姓喜欢看包公戏,盼望清官,是这个问题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清官,出现过英明的君主。他们的确做出过令史家赞美的政绩。但是,历史上的坏皇帝,残暴的君主,数量更多。前朝能干君主的政绩,往往被他的不肖子孙败坏殆净。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样的循环:王朝腐败---革命造反---再建一个新王朝---开国君主或某一子孙励精图治---盛世出现---子孙败家---腐败无能---革命造反---改朝换代。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就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皇权转移的一大问题,在于不能保证下一个皇帝永远是开明的。假如是暴君、昏君(历史上不胜枚举),又活的很长,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霉。我们承认,民主制度不能保障产生的领袖是最佳人选,但可以保证不会是最坏的。通常是相当杰出的一代风流。就算是老百姓看走了眼,选了一个坏蛋上来,他也不会猖狂几日,还有弹劾的法律在等着他。美国平庸的总统也有过,但起码不会干坏事,不会令历史大倒退。平庸之才,顶多干一届也就完了。用不着象皇权制度,要等老皇帝死了,才有扭转施政纲领的机会。假如老皇帝死了,上来的更残暴,怎么办?

    皇权转移的另一个不好的地方是,有时,皇权争夺战是相当残酷的。象你刚才提到的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到是不错,但他是杀了他的哥哥、弟弟才取得皇位的。康熙的皇权争夺战也充满了血腥味。我们设想一下,唐朝时,如果有民主选举,选民们可能会选择能干的李世民,而不是他的庸才兄长。如果选票能解决问题,何必去杀无辜的亲人呢?杀了兄长,篡了大位,能把权抓稳,把国家治理好,也就罢了。但是,假如诸王不服,就会开启战端。象晋朝的八王之乱,枉死了多少苍生。

    因此,开明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开明专制的主张者,还不能回答一个死结性的问题:开明的专制者从哪里来?从共产党里挑?从民间去找?还是我们一天天傻等着他的降生?

 

61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在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与中国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说:“还是我们做的对,政治改革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面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

答:我在今年初潜入中国本土、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专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若干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较好,并无前车可鉴。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

    第一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几乎一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工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础是重工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当前中国东北一样,轻工业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第二是中国模式。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专制。

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二者同时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一杆子插到底的搬来了市场经济。孰好孰坏,目前已初见分晓。

    在进行三种改革模式的对比之前,我先强调一个基本论点:改革应当是协调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的改,社会发展就比较平稳,就不会有大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自由。象人的一条腿,被绳子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生缺血。突然放开了绳子,大腿会又麻又痛,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一个姿势坐长了,突然站起走路时,大腿会发麻,如同针扎,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个人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麻和永被绳绑、以至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的大绳捆绑着,突然一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麻。这个过程,难以避免。

    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前几年,实施休克疗法后,波兰经济一蹋糊涂。有人大骂休克疗法,有人归于民主开放。阵痛和麻木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走出谷底,开始明显好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一下子,休克疗法的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

    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大框架(民主框架)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里面的乱。怎么乱,也没有把社会的大框架冲垮。所以,不会大乱,不会发生大革命式的暴乱。我问过俄国人,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大多数人认为,仅管其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但今年似乎已经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们最大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权力和平转移的机制已告确立,以至爆发大革命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关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国大十倍的气力。一言以蔽之,俄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比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生大革命的机会几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一场大革命的发生并未避免。打个比方,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一个民主大厦中的乱,再乱,大楼是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一个专制的大厦中乱,乱到一定程度,大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国将严重得多。

    国内有的民运人士对我说,现在中共似乎到了想进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话怎说?可以设想一下,所谓政治改革,就是开放政治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不管落实那一条,中共特权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他们在经济改革中贪得太多了,干得坏事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未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缺乏起码的监督和制衡造成的。为了保住中共特权们在经改中捞到的不法之财,他们不敢实施政改;为了防止清算自己在经改中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的罪行,他们不敢实施政改。他们害怕步上菲律宾马可仕、韩国全斗焕被清算的后尘。他们要改,等于首先要向自己下手,首先从自己的儿女开刀,首先把自己为非做歹的下属送入大狱。他们能这样做吗?他们敢这样做吗?邓小平为什么对手无寸铁的“八九”学生开枪,部分原因,就是如果后退一步,其子女邓朴方之流就会遭到清算。可能,个别的领导也想到了政改,但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子女,他们贪赃枉法的下属,整个压榨老百姓的官僚机器,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根本动弹不得。现在,似乎只有一种政治改革可能,就是: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大魄力地与人民的力量结合,在政改中,把中共搞下台。中共虽然下台了,自己却可留下历史的一页。就算是出了这种叶利钦式的人物,社会的一时动荡也难以避免。

 

62问:有人说,民运就是想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盘西化。中国要搞民主的话,也要搞中国式的民主,不要美式的、英式的民主。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答:我们不想搞全盘西化。前面我已阐明,中华固有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民主基因,丰富程度,不亚于西方的早期文明。我们挖掘出这些丰富的民主基因,并借鉴西方各国施行民主的经验,已经大体勾画出中国的民主蓝图(请留意即将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

    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全盘西化、俄化的,是中共本身。把中国几乎拖垮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俄化的结果。把中国人的灵魂几乎摧毁的马列主义,是西化的结果。

    我曾说过,不要强调什么一定要搞中国式的民主。管它什么式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好。因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内阁制?总统制?各有千秋。民主有三大要素:主权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只要有了这三条,就是民主。我曾打比方说,这三大民主要素,好象食物中的三大要素:淀粉、脂肪、蛋白质。有了这三样,就是好食品。不管是中国的大米,还是美国的大米,都有这三种养份。你饿得利害,不会计较什么的中国的大米,还是美国的大米。一味强调不要美式民主的人,如果饿急了,他会拒绝美式大米吗?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个人倾向于内阁制,而非总统制。原因有两点。一是,各国的经验表明,内阁制比较稳定;二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行政首长需要立法机构的良好配合,有的政策需要尽快变成法律。内阁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因为议会控制在执政党手中。如果象美国一样,搞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行政受立法机构的牵制太大,可能不适于中国民主制建立初期的情况。

 

63问:有些人主张,民主运动是多余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他们主张,有民主思想的人应当进入共产党内部,影响执政者,或逐步成为执政者,经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可实现。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答: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是通过这种纯粹内部运作的方式建立的。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缺少人民的压力和争取,没有一个执政集团愿意自动放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不斗争,不争取,馅饼不会自动从天而降。以美国为例。没有华盛顿的革命抗暴运动,英国绝不会让美国建国。虽然,美国在两百年前独立后,既已确立了民主政体,但超过半数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主要是妇女和黑人。经过妇女运动多年的争取,女性公民直到一九二零年才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选举权。无数黑人的抗争、坐牢和鲜血,在一八七零年换取了法律上的选举权,但在实际生活中,黑人仍被严重歧视。在某些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黑人的选举权仍被限制。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终于废除了黑白分校制度和一系列黑白不平等的制度。英国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国王室在人民的革命中被推翻了。后来,王室恢复,但权力转移到国会手中。可是,公民的投票权并没有得到保障。有人估计,一八六一年,只有二十多万人有资格在下院的选举中投票。历经人民无数次的抗争,直到一九二八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权扩展到所有的成年人。这里也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民主体制建立后,尚且如此,何论专制的中国。在台湾,没有一批批民主斗士的坐牢,也绝不会有国民党的开放党禁。同样,没有一九七六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就没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

    进入体制内改革,不失为一个途径,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途径。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到美国密执根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共改革派的处境、作为即前途》。结识了朱嘉明先生。当时,他在密大进修,时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是赵紫阳改革派的智囊之一。回国前,他冒着风险到纽约与我密谈。我是民运的头面人物,他是体制内改革系一员。我俩却一拍既和,默契的不得了。我们达成了共识:民运在外面压,他们在里面拆,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各有所为。我告诫他,改不下去的时候,受保守派威胁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中国之春》这条出路。他鼓励我,《中国之春》要壮大,她是一个替代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后,赵紫阳改革派遭到整肃,人员外逃。九月,六四镇压逃出来的人士在巴黎聚会,没想到,我竟与朱嘉明在会场重逢。他变成了民运队伍的一员。体制内、体制外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嘲讽?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体制外的民运是中国社会改革绝对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我绝不否认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也要举出它的局限性:你要执行上面的指示,等于帮专制的忙;你要抵制,可能会被罢官。反之,你要推行民主的理念,上面会兴师问罪,不推行,呆在里面又有何用?拿捏分寸,绝非易事。我要忠告的是,进入共产党体制内改革,还有其蜕变的可能性。当享受到权力的滋味时,可能受不了权力的诱惑。我称之为上车原理。挤公共汽车时,拼命向上喊:再挤一挤,里面还有空!一旦踏上车,就往下喊:别挤了,等下面一辆吧。车上车下,利害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说,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还没上台前,鼓动子女去民主墙,为中共老干部喊冤争权。突然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后,他开始拦阻子女去民主墙。台上台下,不一样了。进入体制内,掌握了权力时,仍然坚持民主理念,并为民主尽力、不怕丢乌纱帽者,才能有助于民主的进程。

 

64问:有人主张在共产党先实行民主,然后再考虑社会上的民主?

答:首先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不够科学。因为,民主有其严格的定义,有其明确的理念和制度。民主理念的三大要素,缺一都不能成为民主。他们是:主权在民;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行使多数人的决议,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参阅本书的第一问)。你的问题大概是实行共产党内的公开竞选和保护党内的人权。可悲的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执政党能够做到这点。为什么?你可设想一下,如果保障人权,那要首先释放赵紫阳和其他同情民运的干部,并允许他们公开竞选。这等于为六四翻案,后果可想而知——必然立即导致整个社会的民主。因为八九民运的一切组织都可以合法化了。就算不释放他们,只是其他人的公开竞选,后果又如何呢?后果必然是双方都要争取民意的支持,在社会上寻求支持者。这样一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就会暴露在全国百姓的面前。然后,群众可能选择较为倾向自己意见的候选人,并展开运动支持他。而那位候选人自然会愿意看到人们的支持。其后果,或造成执政党的公开分裂,或造成社会的同步“民主”。两者都是不能被执政党容忍的。由推理可知,先实行所谓执政党内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另外,又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共产党可以享受自由竞选而百姓不行?这又是一个悖论。实际上,冀望中共这样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搞什么党内“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是奴才思想,仍然是把共产党看做救星,看不起自己的人格,也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也不知道应当为自己的人权而奋争。

 

第四部分     民运的手段与策略

 

65问: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革命?

答: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一,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方式过度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进行。一个是演进,一个是革命。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冲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原来是一个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做了让步,先把权力转移给了贵族。尔后,在人民的压力下,贵族又做了让步,被迫把权力完全转移给了平民(下院)。结果,大家皆大欢喜。王室保留了,贵族院(上院)也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血冲突,但毕竟没有发生法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法国进入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会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动,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后尘。临近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民主潮流面前,顺乎潮流,进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暴发。海峡的对岸台湾,蒋经国让步开放,实行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不远的菲律宾,马可仕死不让步,被人民赶出岛外,客死异乡。

    这些例子说明,执政者对人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立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人民的要求恶性回应,严厉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革命的轨迹发展。美国前司法部长甘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有句话说,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时候暴发的。意思是讲,革命发生与否,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人为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生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而革命的条件,往往又是执政者倒行逆施创造出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人民,对执政者本身,都有好处。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革命性发展,执政者的下场可能会极为悲惨。

    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分子提出,要“告别革命”,要当一名“改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有两条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当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行使改良。政治改革,说穿了,就是执政者将剥夺公民的权利放还给人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放权”给人民?怎么实施改革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确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不进行“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执政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做为民运的指导者,要做好两手准备。既呼吁“改革”、推动演进,但也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反对革命。当革命大潮来临时,要敢于迎接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66问:你确信,民主运动一定成功吗?好象在什么地方,你提过民运的双赢前途?

答:我已说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民主运动一定会获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中共的下台。这一信念并非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筑在共产党政权一个一个崩溃的事实基础上。

    让我来分析一下。这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演变之路。如果共产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决定开放民主选举,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斗争活动的空间。按照中共的法律,县、市区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施行直接民选。前两年,中共开放村镇直选,结果百分之四十七的乡长、镇长由非共产党员当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层已经变天。一旦开放县级和市区级选举,肯定民主人士将大有斩获。县级、市区级为基层政权机构,有公安局和武装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权后,将是什么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会一泻千里。中共就会不得不开放更高层次的选举。渐渐的,民运人士将掌控政局,最终在全国建立民主政体。

    第二条路:革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权,残酷镇压人民。政权继续腐烂,终将触发革命。在革命到来时,由于民运人士做了准备,将出面收拾残局。

    你看,两条道路,民运是双赢的架势。我为什么对民运没有信心?

 

67问:很多人担心,革命将造成社会的巨大损失,不可为之。你意如何?

答:刚以说明,革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该来就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革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心革命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奉劝执政者:聪明一点吧!让步还不算太晚。

    至于革命比演进造成更大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装部队,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布实行大选,势必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种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是社会损失最小的行动。

    实例也证明,革命行动未必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菲律宾的人民推翻马可仕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采取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一颗炸弹,马可仕可能负隅顽抗,派他的卫队向人民开枪,反尔会酿成损失更大的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八九民运,学生们并未有革命的念头。但共产党机枪坦克的血腥屠杀,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老顽固们抓起来;或者,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占领电视台,占领广播电台,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甚至占领中南海,一场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而支持赵紫阳和学生的军官,但改革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68问:有人担心,用革命换来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政权。革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这种担心,是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是因果绝对论。革命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人家建成的并不是专制政体。反过来,用和平手段获得的政权,也不一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马可仕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并没有采用革命手段,他们上台靠的是选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起的,是个无比残暴的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手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导者的目的。

 

69问:体制内的改良与体制外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可否相互转化?

答:这个问题已在六十三问中,基本上做了交代。还可以再明确一些,补充一些。

    首先,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时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权内、政权外容易理解。进入中共的政权之内,做幕僚,或者做官,再进行改革,叫政权内。在政权之外,以平民身份,从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业,称政权外。体制,不一定指政权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体,都叫体制。一般而言,讨论社会变革时,体制内,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内活动,称为改良,或叫合法斗争。并非特指进入政权体制之内去做幕僚或当官。体制外,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外运作,称为不合法斗争,或称革命。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暂时借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表达,并做如下定义:

凡绝对排斥革命,主张承认现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或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运作,称之为体制内改良,或简称为绝对的合法斗争;凡根本不承认中共的骗人法律,或因策略之考虑而暂时利用中共法律抗争,但同时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称之为体制外革命,或简称为不合法的斗争。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时增加了定义上的困难。如,中共宪法中,规定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组织民运团体似乎属于体制内的运作。但它在宪法中又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阶级专制这些关键条款,民运团体拒绝服从它的领导,等于否定了它的宪法根本,从这一点说,组建民运团体基本上属于体制之外的活动。

    有时,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交叉,二者也是可能转化的。六十三问中,朱嘉明的例子,是从体制内转化为体制外,从政权内转化为政权外。台湾许信良是从体制内转战到体制外,又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的例子。许氏原为国民党员,任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美丽岛事件后,被国民党通缉,流亡海外。后组建台湾革命党,致力于武装暴动,成了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台湾开放组党后,许放弃革命,潜回国内,在宪法内从事选举,又进入了体制内。策略是灵活的,应视条件而调整。

    体制外的民运,不排除体制内、即合法的斗争,或者说,这是策略上的运用。同时,做好革命的各种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如可以进行最高权力的公开选举时,可转化为完全合法的运作。主张完全合法斗争的体制内人士,也不应一味排斥“非法”的体制外运作,因为,体制外的活动,在革命未有暴发时,可以逼迫当权者做出让步,给合法斗争扩大空间。如果绝对反对体制外,当革命形势来临时,合法斗争派可能成为反对革命的急先锋,甚至做出破坏革命的不智举措,就象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党一样。

    有些例外,值得说明。我们将民运人士派遣到中共内部;或者,中共政权内有人秘密地参加民运团体;再者,中共内部之人士虽未在组织上参加民运团体,但在思想上参加了民运,并从事与革命类似的活动,都应算是体制外。

 

70问:你阐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在民主运动中,有激进派,有温和派,如何相处呢?

答:首先说明,体制外的革命派并非激进派;体制内的改良派也不见得是温和派。我被看做是体制外革命派的代表,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张要温和,不要冒进。同时,我也不会僵化地固守体制外的路线。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开放了,以至可以组织反对党,可以进行国家最高职务的竞选,那我会放弃体制外的路线。

    可以看出,体制外、体制内,指的是政治路线;激进、温和,指的是态度和策略。不可否认,体制外的革命份子,一般都是比较激进的。

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派别都会卖力的表演,这属于正常现象,不足为怪。犹如一个光谱,五颜六色。也象一个乐队,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为如此,乐队听起来才悦耳。变革中国的社会,是一个立体的大工程,各种角色都有其作用。民运队伍中,不同意见,不同路线,不同策略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

我历来主张,体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挤体制内的一派;体制内也不要看不惯体制外。激进派和温和派也要和平相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发挥角色互补的作用。如同一个乐队,哪能唱一个单一的调子?著名的北京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在最近接受作家安琪的专访中,明确指出:“在一个政治生态的环境当中,不应该只有一种单一的方式,不应该由于我们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政治路线,而轻易地去否决别人的做法,因为政治生态当中需要多种形式,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王炳章和其他先生的一些做法,我们这种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难以存在,或者难以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进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温和改革派的代表。我们时有沟通,就重大事情交换意见,并商议合作方式。我们并没用互相排斥的感觉,反而有合作互补的感觉。

    不幸的是,民运队伍中,两派的争论时有发生。一般的规律是,温和派、体制内的改良派看不惯激进派和革命派,然后,激进派起而反击。这也难怪,体制外一派,不排除体制内的运作,所以对他们是容忍的。犹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体制内的一派,由于在他们的计划中没有体制外的运作,常常认为体制外的做法过于激进,担心会破坏体制内一派的所谓战略部署。在任何一个运动中,温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进派,这好象是个规律。大家记得,八九民运时,有几个工人用油漆泼了天安门毛泽东的画象。当时,属于激进之举。是谁把这几个工人向公安局报告、以至使之被捕的?是温和派的人。因为温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头上。但是,温和派因此被记功了吗?最后幸免于难了吗?没有!因此,各个派别千万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71问:什么是泛民主的概念?他会起到什么作用?

答:泛民主思潮与非节制性自由一样,是对专制的一种过度反弹。在社会上,在民运中,泛民主思潮的表现有:

    ()认为组织民运团体会导致另一个专制,故反对组建民运团体。

    ()或者,虽同意组建民运团体,但主张民运组织透明化、松散化,反对搞秘密组织,要求知道一切,反对保密制度,反对组织有纪律制裁。

    ()主张民运团体搞所谓三权分立,内部互相制衡。

    ()反对民运领袖的作用和权威,甚至不主张民运应当有领袖。

    ()反对民运主要负责人的连任制,主张任期短、不得连任。

    ()反对民运组织的联合,以多元化为由,主张民运团体愈多愈好,愈分散愈好。

    ()参加民运组织,但不遵守组织纪律。

    ()不遵守民运组织的章程,或任意曲解。

    我们还可举出一些。

    有一阶段,泛民主思潮在民运团体中相当流行,极大地干扰了团体的运作。我本人刚开始组建中国民联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如,在我起草的民联章程中,我给自己规定了只任两届主席,目的是树立一个民主的风范。事后回想起来,对民主的这种理解,实在肤浅。波兰的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一直都担任反对派的领袖,直至掌权。不能说这是专制。政治团体与政权不一样,政权要搞权力分散与制衡,政治团体讲路线、讲运作、讲目标的达成,又不是执政,搞三权分立是幼稚的表现。民运团体面对的,是一个武装专制集团。如果搞泛民主,那么,别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概十年也不成。

    拿组织的秘密性来说,没有它怎么行?连商业机构都有机密。我们要有秘密的组织,要有秘密的策划,要有秘密的行动。在国内搞组织、搞联络、搞活动,在残暴的中共的专制面前,讲透明化、公开化,不是开玩笑吗?不仅仅是具有泛民主思潮的人没有保密意识,就是主张搞秘密组织的人,也不见得有强烈的保密观念。所谓的保密意识,起码有两点。第一,机密要保,保不成密,办不成事;保不成大密,办不成大事。不该告诉的,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能讲。这就涉及服从组织纪律的问题。第二,不该知道的,不要主动去打听。不能因为此事未告诉我,就有意见,就认为领导对自己不信任。举个例子。美国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中央情报局局长即向杜鲁门报告: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制成了原子弹。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听您的指示。你瞧,连贵为第二把手的副总统,都事先不知道美国原子弹试制成功的秘密。总统对他不信任?不是。是因为告诉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保密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民运人士的必修之课。

    泛民主思潮的产生,是对专制的过分反弹,是对民主理念的误解。自由的概念也要正确的理解。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需要规范。参加一个组织,是以自动放弃某些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因为你必须服从这个组织的纪律约束,否则,去做自由派知识份子或独立的异议份子好了。在民运中。应不断深化对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排除泛民主思潮的干扰。

 

72问:还有泛民主运动的概念,如何理解之。它是民主思潮的产物,还是泛民主思潮的产物?

答:泛民主运动的范围很广,主要是民主思潮的产物。有的,与泛民主思潮有关,更多的是无关。比如,有的能力很强的民运人士,就是不愿意参加政治组织,认为政治组织对促进民主化没有好处。在泛民主观念的驱使下,他愿意以一个独立的异议份子的角色投入民运,这也很好。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有的人权团体,定义为非政治性团体,和民运组织保持距离。孰不知,中国的人权问题,当前主要是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不改,表面上的一点点改善,只是皮毛而已。但无论如何,任何人权运动都属于泛民主运动的范畴,包括争取同性恋的权利。因此,泛民主运动包括如下力量:

    一,主流的、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民主运动。

    二,一切人权运动。

    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

    四,独立的自由知识份子和异议份子。

    五,有产阶级保护自己财产的行动。

    六,学术自由运动。

    七,出版自由运动。

    八,共产党内要求自由和人权的活动,等等。

    总之,凡是可以松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因素,都可囊括进来。民主运动的主流,要与一切泛民主因素结合起来,组成广泛的民主同盟军。

 

73问:你的解释令我茅塞顿开。记得前几年,一个从中国来的官方代表团成员,和我辩论民主的问题。他说,美国的民主是骗人的。克林顿搞什么民主,他也是一人说了算。你们批评江泽民搞上海帮,克林顿不也搞阿肯色帮?谁反对他,他还不是开除谁?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反驳他。请问你如果当时在场。该如何应对?

答: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民主授权。克林顿的权力大不大?当然很大。他有向国外派兵的权力。但是,他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是宪法中规定的。这叫民主授权。他是总统,只要没有超越总统的职权,即使全体幕僚都反对,他也可以一个人决定一切。超越了一丝权力,哪怕整个幕僚都同意,也是违法。

    比如出兵南斯拉夫的问题。开始,总统当然要咨询各方意见,可能说东道西都有。但是,总统一旦下了决心出兵,整个行政机器必须运转执行。国防部长可能事先不同意派兵。总统决策后,国防部长必须放弃己见,执行总统之令。如果坚持己见,也尊重你的意见,但请你辞职,立即换上一个与总统意见相和的国防部长。其间的道理是:派兵出国的权力是总统的,确切的说,是选民授予总统的,不是授予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是总统任命的,是执行总统命令的。因此,必须明白,在总统权力范围之内,总统一个人说了算,不论多少人反对,都必须执行。这不叫独裁,不叫专制,而叫民主授权。

    至于克林顿重用家乡阿肯色帮的人马,那是很自然的。我要顺便澄清两个概念:“一朝天子一朝臣”和“任人唯亲”。中国人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多不存好感。其实,在民主政权中,这完全是正常的。里根做总统,带了一批加州帮进白宫;布什做总统,重用的是德州帮。行政讲求服从和效率。行政首长组织行政班子,启用熟悉的人,以前合作过的人,纯属正常,为的是工作顺手,尤其在上任之初。假如找了一批生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理念和行事作风,这台戏如何去唱?总统用什么人,是他的权力。只要把工作干好,用什么人无所谓。所谓任人唯亲,也是一样。谁都愿意使用和自己亲近的人,沟通方便,方便做事,易于发挥团队作业。只要那个人不是窝囊废,不是下三烂,使用什么人,别人无可置缘。在民主社会,也没有专门用烂人的傻子,干得不好,选民下届不会选你的。专制制度怕任人唯亲,民主制度不怕。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74问:民主运动发展、壮大、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答:所有政治运动,发展、壮大、成功的因素,大体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一,目标;二,路线;三,理论;四,领袖和骨干;五,组织;六,策略。六个因素中,缺一不可。

 

75问:民主运动的目标、路线是什么?民运的理论又是什么?

答:政治运动,首先是目标和目的确立。目标有两个要素。第一要明确,犹如大海中的灯塔,令人知道运动的航向。否则,民众不知你要把他们带向何方,不会追随你。第二,目标要正确。目标不对,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没有必要的土壤,再杰出的人才也不可能运作成功。当前,也有人运作君主立宪制,想把以前的皇族或贵族请回来。这个目标很明确,但是,追随者了了无几。因为人们觉得其方向不大对劲。民运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在中国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这是时代的潮流,是中国所走的必然之路。其成功性是毫无疑义的,只不过是何时成功,什么人可以成功的问题。民运的目的,或者说,建立民主政体的目的,就是要给老百姓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同时,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走上正常的轨道,将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目标确定后,就是路线。即:通过什么路线达成目标。这就涉及到体制内改良与体制外革命的问题。我个人的主张是:体制内和体制外交叉运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并扩大体制内的空间,同时进行体制外革命的准备。

    路线之后,就是理论。指导民众投入运动的理论,不是政治学教科书上长篇、艰涩的政治学术理论,而是“一套说法”。这套说法,了了数语,简单明快,能够自圆其说,同时,能够说服一般知识份子和民众就行了。有的学者总是在说,你们民运缺乏理论指导……缺乏什么理论?我这本小册子里讲了多少理论?有民主主义,有基督民主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权主义,有革命理论,有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共搞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大动作,理论多么简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共残酷镇压民运的理论也很简单:稳定压倒一切,搞经济,需要稳定的环境。三言两语,不必罗嗦。我已经讲了不少的主义和理论,具体起来,哪些对民运有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呢?我考虑有如下几点:

    1,致富机会平等论。以此导出反贪官、反特权的口号,发动基层群众投入民运。实际上是追求社会正义。但是,讲社会正义,老百姓可能不懂。说反贪官,他就很懂。

    2,私有财产保障论。以此动员个体户、中产阶级支持、参加民运。

    3,社会发展平衡论。以此导出政治改革、民主开放必然论,导出民运必要论。一方面给当权派施压,一方面堵上反民运者的嘴巴。同时,坚定民运人士自身的信念:民运终将成功,中共开放选举,民运必能选胜:中共死不开放,革命必然爆发,民运接管政权。

    4,社会变革互动论。即:当权者让步政改,与人民建立良性互动,和平演变可以成功;当权者严厉镇压,建立恶性互动,终将爆发革命。革命的责任,不在老百姓,而在当权派。叫反对革命的人哑口无言,给革命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5,革命天赋人权论。革命,即更换、推翻暴虐的政府,是造物主赋予人民的天赋人权。当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后,给最后的革命行动正名。

 

76问:请问领袖和骨干在民运中的作用如何?

答:领袖,对任何一个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领袖的作用很多,重要的有两条:一,领袖是指路人。指明运动发展的方向。即,要把群众带向何方。这个方向,不光是建立民主政体的总体大方向,还要指明一个个阶段性方向。具体而言,下一步干什么。千口万舌,领袖最后应予决断。二,领袖是凝聚点。他要能够凝聚一批人和其一道奋斗。作为领路人,他要有前瞻性,看得高,看得远。作为凝聚点,他要有服众的智慧、能力和勇气。三者最好兼备。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政权,一个团体,当老的领导人离开领导位子时,常有内讧和解体。这就是凝聚点的作用。

    领袖的产生有几种情况。

    一,血统。如皇权时代新皇帝的产生。

    二,武力争夺。典型的例子是猴子。在老猴王死后,猴王争夺战立即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之后,体力最强、最有智慧的一个,即最厉害的一个,把所有的公猴都咬得见了就跑,其领袖地位即可确立。猴王拥有所有雌猴的性权力。猴子的社会很有意思。有猴王,也有贵族。次级厉害者,虽打不过猴王,但可做贵族,在一小群里称王称霸,拥有小群雌猴子的性权力。可是,当猴王驾到,贵族就乖乖地把性权力让给猴王。如果人们还用武力产生领袖,与猴子争王并无二异。

    三,推举,即非正式的选举。

    四,藏族活佛转世,由灵童即位。

    五,民主选举。

    六,强迫性授权。领袖人物有时是很难找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起义士兵缺乏领袖,把黎元洪从桌子底下拉出来(黎误认为要加害他),拥为领袖。

    民主运动应以推举或选举的模式产生领袖。

    值得说明,运动之初,在一较小的群体里,领袖人物多为自荐、自发地产生。规模大了,力量融合时,民主运动领袖的产生就会规范化起来。

    领袖的素质对于一个运动,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所谓领袖的素质,包括:

    一,理想的色彩。理想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执着理想的人,将到手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安逸生活抛入江河,忘我投入。其献身精神,将感染无数群众前赴后继。

    二,理论的修养。对理论有原创性,是最高明的领袖,但为数不多。能否把一个问题说透、一个谬论驳倒,也反映了一个领袖的思辩能力和理论修养。这方面主要通过文章和著作来体现。没有民主的理论,就没有民主的行动。

    三,宣传的技巧。把艰涩的理论,化为易懂的宣传纲领和口号,是一门学问。起草宣言,拟定口号,以打动人心,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宣传的作用之一,是鼓动人心。口才和煽动力,可把群众的情绪带向高潮,进而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演说,占一个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的三分之一。

    四,行动的勇气。关键时刻的大勇,将折服大众,使之跟着冲锋陷阵。叶利钦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登上政变者的坦克,振臂高呼。他的大勇,摧毁了敌人的意志,鼓舞、凝聚了千万民众。

    五,毅力的恒久。打倒了,爬起来。把艰难当成茶水,将曲折视为便饭。坚持到底,毫不动摇。这样的人,群众才会跟,群众才敢跟,群众才长跟。

    六,智慧的光辉。足智多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知己则明,知人则智。用人,需要智慧;判断,需要智慧;决策,需要智慧;行动,需要智慧。赏罚,需要智慧。策划起事,抓住时机;制定策略,灵活多变,使舞台随我而旋转,令敌人共舞而不知。

    七,容人的雅量。领袖之才,能容一般人所不容,能忍一般人所不忍。反对过自己的,与自己某些意见不和的,做人有瑕疵的,傲慢无理的,只要容之、用之对运动有利,就要容,就要用。小肚鸡肠的人,吹毛求疵的人,嫉火易燃的人,不配做领袖,不能成大事。

    八,运作的艺术。将已经奋起的民众组织起来,管理起来。将具体的任务操作起来、达成目标,将打乱的社会重新梳理和整合起来,需要高超的组织艺术和管理艺术。

    九,决断的魄力。重大事件,毫不犹豫地决断。敢于承担责任,成就归于集体。忧柔寡断,推卸责任,得不到跟随者。

    十,个人的魅力。包括气质、仪表和风度。他一出现,引来全场目光;他一上台,听众鸦雀无声。和知识份子交谈,叫他们折服;与工人农民握手,令他们激动;群众见了有亲和力,敌人耳闻有敬畏感。魅力,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是一种说不出的魔力。

    一个领袖,十项全能是少有的,但通常都有几项过人之处,通常都有吸引人的魅力。

    骨干是围绕在领袖周围的一群干部。如果领袖是元帅,骨干就是一批将军。骨干离开领袖身边,应当成为另一个群体的领袖,继续围绕在总领袖的周围。

    领袖有天生的,有后天锻炼出来的。有计划的培养一群具有领袖气质和才能的人物,培养一批骨干,是民运的当务之急。

    领袖的身边,应当有一群谋士----智囊团;耳目----情报机构;一群将军----任务的执行者;一批秘书,打理内务;一群经理----立法订规,管好组织和社会。

 

77问:什么是组织,在群众运动中,组织的作用是什么?

答: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是自发的运动。八九民运,基本上是一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

    自发性群众运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长远的目标,没有明确的诉求,没有整套的策略,没有固定的领袖,没有严谨的运作。因此,成果难以预料。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运动,没有组织,确切的说,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是难能成功的。有组织的专制,必须靠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打破。一万个无组织的人和十个有组织的人,谁的力量大?十个人的力量大。他们十个人,可以把一万个人全部杀掉,只要一个一个地去杀。实际上,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它有严密的组织,但不允许别人搞组织。虽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人数要比共产党骨干的人数多得多,但因处于无组织状态,共产党可以一个一个地把反对派消灭掉。共产党严禁民运往组织化发展,因其深知组织的厉害。也正因为如此,组织化、专业化,是民运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个组织,需有几个要素,才能称其上象样的组织。

    ()有领袖;

    ()有骨干和核心;

    ()有分支和组织网;

    ()有纲领和目标;

    ()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不能协调动作,不能叫组织。两只小猎狗可以制服一只大狗熊。一个在后面咬,一个在前面叫。狗熊转身对付后面的那个,屁股又给了前面的那个。协调,就是力量。

    下面,谈一下涉及组织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组织的严密性问题。世界上,有三种组织最严密,也最有战斗力。他们是:军队;情治机构;黑帮。严密性强的原因是:

    1,他们有严格的训练,训练的内容之一,是培养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2,他们有生命共同体的强烈意识; 

    3,他们有铁的纪律,违纪者,有生命的威胁。这一条至关重要,他保障命令的绝对执行。纪律越严,即惩罚措施越严厉,战斗力就越强。

    组织的严密程度与信仰和意识形态有关。纲领越细密,组织就越小,也越紧密;纲领越笼统,组织就越大,也越松散。

    比如,民运团体的纲领定为“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那么,参加的人就会很多,组织可以搞的很大,但鱼龙混杂,缺乏战斗力。

    如果纲领定成“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内阁制的民主体制”一些不愿意搞内阁制的人,就不会卷入。组织的规模就会缩小,但组织的紧密性会加强。

    如果再跨一步,把纲领定为“我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在中国建立内阁制的民主政体”,反对武力的人就会避而远之,加入的人就会进一步少,相对的,战斗力将进一步加强。

    组织的紧密性,还与外在的压力有关。国内的高压,会促进组织的团结。

    第二,组织的成员与组织的关系问题。成员应服从组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是加入组织前的基本共识。

    第三,组织的维系和组织的“滚动性成长”问题。组织的维系和成长,至少需要三个要件。

    1,联络。定期的开会,是最好的联系。寄发组织内部通讯,写信,电话,电脑网络,都是联络方式。没有联络,就不能维系组织。长时间不联络,成员的向心力就会丧失。

    2,给任务,用任务取向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增加参与感和价值感。大家参加组织,是想有所作为,有事可做。没事可做,成员就会感到参不参加一个样,就会感到毫无价值,就会脱离。因此,领导一定想方设法地设计出一些工作,哪怕是很小的工作,让成员有事可干。没事可做,还容易无事生非。

3,任务执行后的奖惩。干的好的,要奖励,包括口头表扬、通报表扬、颁发奖状、勋章,必要时,给予金钱和物质奖励。干的不好、造成损失者,应适当批评。但惩罚性措施要少用、慎用。永远是表扬和激励为主。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发扬正气,打击邪气,使组织不断滚动性成长。

4,阶段性工作目标的制定和任务的选择。总体目标是通过一个个小的目标完成的。制定阶段性目标时,应注意掌握分寸。目标太高,长期达不到,成员会有无力感,久而久之,意志衰退。目标过小,干起来没劲。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选择,其要诀,是应当让成员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从而不断有成就感。

    第四,组织与民众的关系问题。民运组织的作用在于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领导者提出的口号,要超出群众的平均认识水平,太低,就失去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太高,群众接受不了,就会脱离群众。口号、调子,要随运动的发展和群众情绪的激发而不断升高,直到攻占中共的巴士底狱。

 

78问:民运成立政党的目的是什么?请问一般性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有什么区别?

答:政党是组织的一种形式,是政治组织的最高形态。一般性的政治团体,和一般性的群众团体一样,称为压力团体。其目标和诉求是要影响执政者的政策。美国的压力团体成千上万,多以共同的利益为结合。他们天天都在做立法机关的游说活动,希望能多立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海外组建的第一个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一开始就定义为政治压力团体。目的在于影响国内朝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做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的游说工作,影响它们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使之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化。

    政党则不同,政党的诉求是要取得权力,或通过武力,或通过选举,尔后施展自己的施政理念,落实党纲的理想追求。压力团体无此诉求。但是,在条件成熟时,压力团体可以转化为政党。

    不一定等到有很多人才组织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是他在甘蔗田里搞起来的,发起者只有三个。但是,政党一定要有鲜明的纲领和目标。

    政党所需的几个条件与上述一般组织并无二异,即领袖、骨干、由总部和分支机构组成的组织架构,施政纲领,以及为求执政的一系列运作。

 

79问:按传统观念,政党一般分为革命性政党与非革命性(选举性)政党。按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的党,通常称为革命性政党。象目前民主国家以选举为主要运作方式的政党,叫作非革命性政党。有人担心,革命性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建立的也是一个革命政权,而不是民主政权。请问,你要建立的,是革命性质的政党,还是非革命性质的政党?如果是革命性的政党,如何避免重回专制的老路?

答:当今,以革命性和非革命性来划分政党的类别,已是不科学的分类法。列宁组建的政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列宁式政党的成员——毫不知耻地标榜自己是社会上最先进的一群。他的推理是:人分为阶级----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袖是先锋的先锋。先锋的自我标榜,则明确将其他人群打成落后的、或反动的一群,毫无平等、人权的观念。在这种划分下,列宁式政党对中立人群必然采取强迫改造的政策,以把落后人群改造成先进的人群。

    二,列宁式政党的领袖----完全的神化。他们被认为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先锋的先锋。

    三,列宁式政党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打下天下,也非得由我来坐天下不可。

    四,列宁式政党的目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专谁的政?敌人的政。谁是敌人?凡是反对我的都是敌人。

    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在宪政民主的体制下,完全是一个柔性的政党。随便来,随便走,组织纪律性极为薄弱。只有在选举中,显示出作用。它的作用是:推举党的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为候选人造势拉票。选举之后,好象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民主运动的政党,既不同于列宁式政党,也不同于选举性政党。请看:

    一,我们不把人群分为先进和落后,人为的制造敌人。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群中的先锋队,我们和大家是平等的。不同的是,我们只是多了一些理想和付出。

    二,民主政党的领袖不会神化,和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人一票。

    三,我们争取民主,达到目标后,不一定非得由我们来坐天下。我们将和其它一切政党公平地竞选,由人民选择执政者。

    四,我们奋斗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制度,不是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要对什么人进行专政统治。

    由此分析,那种故意把民运政党打成列宁式政党的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不否认,我们某些民运团体,在组织的严密性方面,由于中共的残酷的压力,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质。但是,革命性质,只是组织的外在形态,不是它的内在宗旨和目的。因此,不可能导致专制制度的重建。我不妨将民主运动的政党,称为革命民主政党。即:革命的外在组织形式,某些革命的手段,但要达到的,是民主的目标。

    在现实中,也有某些政党,在革命时,带着强烈的列宁式政党组织的形态。但在民主政体建立后,蜕变为民主的政党。

   

80问:在民运中,策略的重要性如何?

答:目标定好之后,就要过河,达到目标。策略,犹如船和桥,缺少之,河过不去,目标达不到也。领袖的一个任务,就是制定策略,建桥造船,使运动达成目标。领袖的素质,也体现在他的谋略上。《中国之春》刚刚发起时,海外大陆留学生对国民党非常“感冒”,而留学生又是我们争取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当时制定的策略是,一定和国民党表面上划清界线,共产党、国民党都要批评。有位亲台人士请我吃饭,我非要他把门口的国民党旗帜摘下来,才进他的家门。此事我还有意宣扬,使《中国之春》的独立形象获得了维护,使不少留学生消除了疑虑。现在,当然没有必要这么做了。要知道,那时在一九八二年!大陆刚开放的年代,留学生视国民党为洪水猛兽。

    策略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一个运动的成败。比如,当年毛泽东和共产党,把革命力量聚集在两省或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就是一项聪明的策略。在这种地方,革命力量获得了喘息、发展的机会。然后,共产党把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村,而不是坚守在城市,又是一项正确的策略。因而,我设想,是否应当把那些被中共盯住的民运人士转移到外地活动。避开原地公安的耳目,到一个新天地发展民运力量。

    要制定正确的策略,必须具备如下因素:一,对大形势准确的分析;二,准确的情报;三,对情报正确的判断;四,对自己力量的准确衡量;五,对对方力量的准确估计;六,对行动的成功性的判断和后果的研判;等等。

 

81问:你们是一种要求民主的力量,或者说,叫政治反对派。请问,政治反对派的作用一定是反对吗?可不可以有建设性的建议。反对派的功能有什么程度上的表现?  

答:多年前,我就提出反对派不是敌对派的概念。目的在中国推动反对派的合法化,使社会能够沿着演进的路线向前发展,避免革命的爆发。可是,中共全然不理,反尔变本加厉地镇压民运。

    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就是反对,不是向执政者建言,更不是对执政者歌功颂德。反对派的说法起源于英国议会。开会时,国王中间就坐。两边坐的,一边一派,壁垒分明。两边唇枪舌战,从来没有给对方提个什么建设性意见,或给对方歌功颂德。有正确主张,自己加以宣扬就是了,何必向对方建言?反对派的概念是,即使对方做对了,也要批评对方做晚了,批评对方做得不够。给执政者建言,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云云,表现了某些幼稚的知识份子个性不独立的心态。

    政治反对派的功能,按其力量大小,分为如下层次。

    第一,批评执政者。力量最小时,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唯一可作的。包括:发表声明,创办刊物等。

    第二,干扰执政者。力量稍大一些,可以提高一点层次。你见过牛虻叮牛吗?那就是干扰性运作的最好模式。搞得好了,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比方,一封假的告密信,可以叫中南海长时间不得安宁。

    第三,影响执政者。反对派的力量再增长时,可影响执政者的某些决策。到了这个程度,说明反对派有些利害了。象海外民运游说美国和其它民主政府的国会,对中共施压,就能起到影响中共的某些决策,如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等。

    第四,制衡执政者。达到制衡程度,就相当不错了。制衡,就是中共做事时,已受到反对派的牵制,不能胡作非为。民主派达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大的实力。

    第五,取代执政者。反对派的力量越来越大,终将有一天,或通过革命,或通过选票,把台上的执政者赶下台去,在人民的认可下,由民主派执政。

    现在,民运在第一、第二、少数时是再第三个层面上运作。民运应当提高运作的层次。

 

82问:民运经费如何筹措?

答:任何运动,经费都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任何运动,经费又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讲?看你怎么做。做得出色,成绩越来越大,捐款会越来越多;捐款多了,又促进了运作,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形成恶性循环。经费的来源有:

    一,自掏。第一笔种子钱,往往是自己凑的。

    二,会员费或党费。

    三,向民运支持者募款。

    四,向外国的基金会申请。通常,只有合法运作的方案,才有可能申请到基金会的经费支持。

    五,以商养运。由民运人士集资,兴办企业。

    六,向外国政府和台湾政府申请资助。

    七,设法从中共金融机构搞钱,如抢劫中共银行,用巧妙办法从中共银行骗取金钱等。

    八,向贪官污吏索钱。(本人对以上两法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民运经费的筹集问题,有些人总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认为经费来源必须正大光明。这里,我愿意援引孙中山博士当年搞革命的一句名言:我不管钱是从那里来,我只管钱往那里去。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或革命运动,在其初期阶段或处于低潮时,经费都是非常困难的。民运人士本身经常自筹“种子钱”。只有在民运高潮到来、尤其是快要成功时,经费才会源源不断。献身民运的人士,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第五部分   民运合法斗争的方式与策略

 

83问:民主运动运作的方式,包括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请问你主张哪一种?合法斗争指的是什么?

答:我个人主张,民运应当有两手准备,即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必许强调,不管体制内派(改良派),还是体制外派(革命派),合法斗争都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和策略。当前,合法斗争的方式有很多,不胜枚举。

    ()对违法的中共官员或当局,循中共自己的法律途径,进行法律控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投诉一方,可为个人,也可为一群人,或以公司法人名义告。除一般官员外,甚至可控告部长、总理和国家主席,如果他们违法的话。也可以告中共的部门。当然,中共司法当局可能不受理这类案子,尤其告大官。但,做还是要做。只要告上去,不受理,也是一种胜利。起码,可教育老百姓进一步认清中共司法的面目。注意:搞大案时,最好有国际舆论的声援。这种方式,应多多利用。控告中,还可发现一些有正义感的律师,交为民运之友,或吸收为民运骨干。

    ()在外国控告中共官员和机构。中共不大了解外国的法律,更不尊重法律。前几年,中共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对我本人和《中国之春》进行诽谤。因为人民日报在美国发行,触犯了美国不得诽谤之法律。我们入秉美国法院,控告人民日报和邓力群。官司震惊了中共高层,连邓小平都骂人民日报愚蠢。在中共的强大外交压力下,美国法院始终未能正式受理此案,但一连串的法官接案听证,搞得人民日报草木皆兵,收到了良好的舆论效果。我们要留意中共机构和官员在外国的行为,有触犯所在国法律者,应抓住机会。

    ()合法选举。中共法律规定,县以下政权机构,实行直接选举。村长直选已经做了。乡镇县区级据说将要试点。据中共官方统计,村长直选的结果,当选者中,百分之四十多不是共产党员。说明利用的空间极大。县区级是基层政权机构,有公检法的权力。民运人士应抓住此一机会,或竞选人民代表,或竞选区长、县长。早在一九八零年,中共首开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时,民运人士胡平、徐邦泰和傅申奇等,就投入了选举,取得了可观之成果。一九八七年,被中共点名批判的方励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娴,以最高票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将来,如果拿下几个大县城,大市区,如果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县城被民运人士夺得,中国就会有变天倾向,中国的政治版图就要重划。

    有人质疑道,共党的选举是假的,不必认真对待。我的意见是,不能这样采取消极主义。民运的责任是,就算它是假的,也要假戏真唱,弄假成真。共产党其实非常重视基层选举,也想操纵基层选举。可是,只要魔瓶一开,一百零八将如何表演,就由不得它了。村级选举,范围这么小,它都控制不了,以至丢了将近半壁江山。县区级的大范围,就更难控制了。

    ()组建非政治性民运外围团体。团体,是由具有“认同”倾向的人员组成的。政治团体,包括政党,是由具有“共同”理想和政治纲领的人员组成的。最松散的团体,如俱乐部,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的一群人组成的。其关键,在于一个“同”字。由“同”字出发,可以组织千百个非政治性民运的外围团体。试举一些例子:

    1,从“共同”商业利益出发,可以组织工农商界非政治性团体。比如,可以搞企业家联谊会,个体户协会、联谊会、互助会,农民经商互助会,企业经理联谊会,出口企业协会,餐饮业协会,车衣业者协会,股民(股票持有人)协会,出租汽车驾驶人协会等。

    2,从“共同”消费利益出发,可以组织消费者协会,汽车(驾驶人)协会等。

    3,从“共同”学术兴趣出发,可以组织老子思想研究会,易经研究会,凯恩斯理论研究会等。

    4,从“共同”教育背景出发,可以组织北大校友联谊会,留美学生联谊会等。

    5,从“共同”专业出发,可以组织律师协会,医师协会,教师协会等。

    6,从“共同”宗族出发,可以组织李氏公所,周氏宗亲会等。

    7,从“共同”籍贯出发,可以组织东北同乡会,上海同乡会,华侨联谊会等。

    8,从“共同”爱好出发,可以组织集邮爱好者协会,围棋爱好者协会,读书会,桥牌俱乐部,太极拳俱乐部,武术爱好者俱乐部等。

    9,从“共同”年龄出发,可以组织青年联谊会,退休者协会等。

    10,从“共同”性别出发,可以组织妇女协会等。

    11,从“共同”经历出发,可以组织老三届协会,上山下乡者联谊会,退伍军人协会,六四受难者家属互助会等。

    12,从“共同”经济、社会地位出发,可以组织独立工会,下岗工人互助会等。

    13,从“共同”特定目标出发,可以组织对日索赔委员会等。

    我们还可再举出一些。其中,有的较为敏感,如工会,六四受难者互助会,下岗工人互助会等。但绝大多数的团体,在政治上是不敏感的。有的,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对于已经成立、并非由民运人士掌握的团体,或影响之,或渗透之;或者再搞一个也无妨。当然,事有轻重缓急。象工商界,学术界的团体较为重要。

    会员可尽量吸收,发起人和骨干是民运人士、或亲民运人士就行了。如有可能和必要,还可以聘请中共干部为顾问,增加保护色。在聚会中,交朋友,建友谊,不断发现有民主理想的人,逐步扩大民运力量。把这种非政治性的组织变为民运的外围团体。大潮来临时,可通过骨干以把整个团体带入潮流,进行筹款、募捐、声援游行等活动。

    不要小看非政治性团体的作用,非政治性团体,可作为政治聚会的掩护,甚至在必要时转化为政治性组织。如匈牙利的裴多芬俱乐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沙龙,是社会改革者交流思想、讨论形势、制定策略的地方。

    ()组织独立工会。这个问题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讨论。在任何一个运动中,策略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运动,第一重要的是目标;第二重要的是理论;第三重要的是路线;第四重要的是领袖;第五重要的是干部;第六重要的是策略。没有理论的行动是乱动,没有策略的行动是盲动。在组织独立工会时,尤其要注意策略。为达成目标,应有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先传播思想,进行宣传鼓动,造成舆论。第一,要让工人认识到独立工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要让工人认识到组织独立工会是工人的天赋人权,是与生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三,要让工人认识到组织独立工会是中共宪法中保障的权利,并强调,中共已经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具有国际法约束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四,要让工人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海外的瞩目,受到各国政府的瞩目,受到国际舆论的瞩目。宣传第二、三、四点很重要,目的是坚定骨干和群众的信心,不要怕中共的打压,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应利用海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手段,如电脑上网、传真机、复印机、邮寄、托人携带、散发、张贴、广播等方式,广泛传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争取全国每个大工厂的工人都能看到。

    第二步,组织工人学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中共签署的国际文件,中共干涉时,可理直气壮地说,学习政府签署的文件,就象是学习中央文件一样。在学习中发现积极份子。

    第三步,可以先组织下岗、在岗工人互助会,达到经济上、生活上、求职上、创业上互助的效益。这种互助性质的组织,可以申请向政府注册。也可以不起正式名称(非组织形式的组织),不去注册。互助性质,有助于中共疏解矛盾,也没有正式的组织形态,中共就是发现了,也找不出借口镇压。顶多,暗中监视就是了。组织下岗工人互助会,一方面实际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一方面宣传《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教育群众、联络感情,并发现骨干力量。

    第四步,待今年(一九九八年)中共人大正式批准该公约后,成立独立工会筹备小组,备好章程,正式向当地政府注册。注册成功后,正式召开工人大会,成立正式的独立工会。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人士应与海外、联合国有关组织,与海外舆论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旦中共不履行条约,立即动员舆论,并通过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向中共施加压力。为了在字眼上不刺激中共,组织的名称也可以不叫独立工会,叫工人互助会亦可。

    上述步骤,有的可同步进行,视各地情况而定。最要的一点是,不可轻举冒进。

    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策略,绝不代表我们软弱,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当然,假如中共撕毁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拦阻独立工会的成立,甚至迫害工会的组织者,那我们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共政府,一方面组织工人游行抗议。如中共血腥镇压,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工人们应行使自卫的权利,条件成熟时,可以组织工人暴动。即体制内合法运作,转化为体制外的革命。对于工人自发搞起来的工会,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和声援。一旦独立工会打开缺口,其他带有政治倾向的组织就可跟进。

    ()搞非组织的组织,即没有名称、但有一定组织功能的组织。共产党最怕两条,一曰宣传,一曰组织。他们是靠之起家的。因此,在专制下如何搞组织,是一门学问。所谓组织,就是一群人联系在一起,在同一时间,协调地为同一个目的而作事。能办成事,组织名称是次要的。没有组织名称固然不好,宥于它的局限性,难以搞得很大,但没有名称的组织依然可以办成一些大事。

    象社会沙龙,就是一个很好的非组织的组织。志同道合者定期聚会,讨论形势和策略,分工合作。

    搞沙龙也要谨慎。那些已经被中共盯住、或电话被窃听的民运人士,牵头搞沙龙应特别小心。未被中共注意者,牵头办沙龙不大引人注目。沙龙还算是一个成形的没有名称的组织,另有一个更加无形的组织可以搞,那就是联络网。联络可以是局部的,可以是全国的,也可以是世界性的。目前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在电脑网罗上成立正式组织。志同道合者,互相通讯联系,互通信息,维系感情,也可交代任务,分工合作。

    维系一个组织,包括没有名称的组织,组织者,即带头人,至少要掌握三个搞组织的要素。这在前面已有交代,这里再重点重复一下。第一是联络;第二是分配任务;第三是办事后以奖为主的奖惩措施。三大要素中,联络是最基本的,有事没事,也要定期联络一下你的伙伴。

    ()出版非政治性的刊物和报纸。这有一定难度,因国内目前拿到刊号比较困难,但在无官不贪、金钱挂帅的今天,也并非不可能。据我所知,有些办不下去、赔本的刊物,想寻求买主,他的刊号是可以买过来的。非政治性的小报和杂志,平时完全是娱乐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民运高潮到来时,可及时转向,投入民运。

    ()出版传播民主理念的书籍。国内买书号已比较容易。实际上,国内出版业已有很多机会利用,只要不点名批判共产党,不言推翻专制统治,传播民主理念和运作的书籍完全可以出版上市。

    ()以办企业的名义,开办武术馆、警卫培训公司等。培养一批有自卫技能的人才,储备起来,以待后用。

    ()开办企业。这是很多民运人士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故不必多言。只讲一点,以阔思路。国内的公司,可与海外民运人士的公司挂钩,建立跨国关系,一方面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条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人员上互通的管道。公司、企业也是组织,上面所述的组织运作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公司和企业。

    只要抓住机会,掌握策略,合法斗争大有可为。

 

84问: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合法斗争手段。可否就选举问题多谈些细节?

答:下面,我想就选举问题多说一些。因为,未来,选举的空间可能加大。

    选举要注意如下几个因素,否则,选举难以成功。

    ()竞选纲领。群众最迫切需要什么?民主派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执政后的措施是什么?要解决什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要靠团体的集体智慧来解决。一九八零年,中共首先开放基层人民代表选举。那时,只要你敢上台喊一声,我不相信马列,我不是共产党员,可能就会当选。因为,老百姓实在太想变天了。但是。随着形势发展,简单的反抗行为,单纯地对中共批判,可能不再是主要争取票源的手段。争取选票,主要看你的施政纲领,主要看你上台后能为选民做什么。

    ()竞选口号。把复杂的纲领,浓缩成简单易记的竞选口号,是一门学问,就象革命的纲领要化成口号一样。民主国家的竞选,十分激烈。成功的口号,往往导致成功的选举。象前总统里根,新泽西州长惠明顿,在选举时,口号非常简洁,但极为有力:减税!

    ()竞选经费的筹措。

    ()候选人。民主派推出什么样的后选人,甚为关键。组织的作用,在于协调。民运团体在候选人问题上,常常导致分裂。多人都想参选,难以摆平。因此,在成熟的团体内,先要举办党内初选。由胜出者代表组织出马。党内初选落选者,一定要服从大局,支持胜出者。不服初选结果,脱党竞选,对组织的杀伤力极大,连民主国家的政党都难以容忍这种行为,通常会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竞选班子。要有一批吹鼓手和抬轿子的人。大家分工合作,把自己党的人选推向成功。

    ()竞选策略。竞选,如同打仗,策略十分重要。如何抓住对手的弱点,何时反击,何时出击……都应研究。

    ()政见发表会。要办各种各样的政见发表会。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如名人助阵,歌星演唱等,壮大声势。政见会上,也可攻击、反驳对方。但一般不用人身攻击,因为,这样做,反尔可能弄巧成拙。加拿大总理竞选时,克里钦的政敌嘲笑、攻击他的歪嘴。结果引起选民反感,克里钦的歪嘴反而争取到不少的同情票。

    ()辩论会。各个候选人进行辩论,让群众选择。

    ()拜票。要向民众直接拜票。必要时,要挨家挨户地拜票。

    ()谢票。选举完毕,不管成败,都要向选民谢票,感谢支持。

 

85问:在合法斗争中,双方可能进行对话和谈判。请问民主派在这方面应注意什么?

答:对话与谈判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方式,当然应善于利用。八九民运时,学生领袖曾和中共对话,使中共狼狈不堪。目前中国大量发生(工运)工潮,为了平息民怨,当局经常被迫与工人代表对话和谈判。

    对话和谈判的注意事项如下。

    第一,对话和谈判,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只有运动对中共具有相当的威胁时,中共才会接受对话。前两年,海外民运曾有人呼吁与中共对话。结果,中共毫无回应,主张对话的人士,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是因为,那时,海外的民运实力不够,不足以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上来。

    第二,对话和谈判,通常是一种手段和策略,不是目的。通过谈判,双方都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有时,在某些形势下,谈判也是一种目的----暂时的目的。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早年的恐怖行动,北爱尔兰人民军的恐怖行动,目的就是迫使对方承认和正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

    第三,当心中共利用谈判。中共有时会主动要求对话谈判,象当前的工潮。一定要当心!中共可能想利用谈判来挑拨、松懈、瓦解、收买民运,也可能想利用谈判争取时间,以便调动军警,或拟出对策。民运不可掉以轻心。越是谈判,民运越要团结,越要坚持斗争,越要显示实力,谈判达不到目的,不能收兵。

    第四,对话与谈判之前,民运要选好谈判代表,制定谈判策略。

    第五,要非常明确谈判的目的,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要有两、三套方案备用。目标太高,达不成目的。太低,没有效果。

    第六,做好两手准备。尤其要做好谈判失败的准备,失败了,怎么继续抗争,一定事先做好筹划。没有失败的准备,不能贸然赴会。

    民运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发生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因此,民运应学习谈判的技巧和策略。

 

第六部分   关于体制外的革命运作

 

86问:请问,体制外的“非法”斗争有哪些方式?

答:所谓“非法”斗争的说法,乃针对八十三问中合法斗争而言,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所做所为是非法的。从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向群众开第一枪的一煞那,本来就遭到质疑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已荡然无存。不管按照上帝的法则,还是按照自然法则,抑或按照一般的政治学法则,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已根本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用任何手段推翻它,都是合法的。这个革命权的合法,还有一个更高的基点:革命本来就是人的天赋人权,推翻暴虐的政府,本来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下面,为表达方便,使用“非法”一语。“非法”,指的是不合中共的法律。

    非法斗争的模式也非常之多,如:成立地下民运组织;出版、印刷、散发民运宣传品;对中共党、政、军组织进行宣传和组织渗透;对中共人员之间进行离间活动;组建城市游击队;训练武装骨干;适时攻占某些城市,建立民主政权;购买、制作、储备炸药;炸毁中共罪恶象征性建筑物;侦察中共武器库所在地,以备革命高潮来到时而用;惩治罪大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予以正法;策划武装政变;组织武装起义,等等。

    在这里,我有必要重申在《编写说明》中已经阐述的观点,本章列举的一些“非法”斗争的方式,本人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推荐。对个别做法,我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做为一本《手册》性读物,我不得不将革命性的运作方式一一举出,以供大家参考。就象一本《药物手册》,罗列出各种药物,但并非每病必用。有些药物,可能永远派不上用场。

 

87问:请问,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搞地下组织?

答:建立地下民运组织,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的分支机构,是一项可以进行的工作。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搞地下民运组织一定慎之又慎。所谓地下,就是不要被中共察觉与破获。因此,每个小组、支部。不能搞的太大,人员以不超过十人或十五人为宜。而且,聚会要少,单线联系为妙。如果,串联的人多了,可以再搞一个小组或支部。以前的经验表明,人数一多,中共就渗透进来了。待形势发展得比较宽松时,再行扩大。小组之间,不宜横向联系。形成一个个的鸡窝状组织网。由于没有横向联系,即使某个小组或支部被中共破获,对其它支部影响也不会很大。

    对于不适合搞正式的地下组织的地方,可以按上面所讲的,从事合法的运作,搞非组织性组织。

 

88问:在出版、印刷、散发民运宣传品方面,有什么好方法?

答:第一,利用电脑网络。现在的传播媒体已经进入了电脑(计算机)时代。一本书,可以在美国进入电脑网络,然后在中国印刷出来。象我这本小册子,就已进入了电脑网络。

    第二,传真机(FAX)的使用。目前,已有多功能接收性传真机,即,假如你想把同一份资料发给一百个电传机,只要把上百个电传号码输到你的电传机里,一按电钮,国内一百个传真机可以同时收到我们的宣传品。传真机应当在未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复印机在国内已非常普遍。买一台也用不了多少钱。复印机在美国都有部分取代印刷机的趋势,可见其威力之大。如果国内民运工作的确需要复印机,请按这本小册子后面的地址,与我们联系。

    第四,印刷机。在国内,有条件的,可以搞印刷厂。美国的印刷业,是它的第二大工产业。国内印刷业发展的空间应当很大。目前,有钱可使鬼推磨。小城市和地方县城里,小印刷敞很多,别说内容不太敏感的宣传品,就连中共明文禁止的书籍,都可以花钱让印刷厂印刷。象我的这本小册子,就可以设法在国内印刷、散发。还有中共已签字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里面明文规定人民享有出版、结社、组织工会的自由。这种文件,应在国内大量合法印刷和散发。

    第五,关于散发宣传品。邮寄、传真、携带、张贴,都是办法。大量散发,也有很多巧妙的办法。比如:把一叠宣传品放在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汽车开起后,风吹纸散。放的人早已溜之大吉。再如,在立交桥上面,把传单散在桥下。然后乘车而去。还有,把一边用水湿透的一叠宣传品,放在高层旅馆的阳台上,纸干了,宣传品就会一张张散落下来。等等等等。以前,我们在国内邮寄宣传品,采取游击式邮寄法:乘火车,到一个地方寄一批。中共根本判断不了宣传品的来源。

总之,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89问:对中共党、政、军进行宣传渗透如何进行?

答:以前,我们曾向中共机关寄发过宣传品,收到一定效果。曾有解放军人员找过我们联络,他说他见到了我们的宣传品。宣传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发展组织后,第一要务,就是组织大家用各种办法散发宣传品。对于中共机关散发宣传品,先要搜集通讯地址。一部分地址,是可以通过书店买到的。还要发动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进行搜集。散发的方式可通过邮寄、传真、电脑网络等。宣传品上,都应放上民运团体在海外的联络地址和电话,以便志同道和者联系。

 

90问:如何对中共党、政、军、特、警人员进行渗透和策反?

答:从组织上瓦解对手,都是遵循一个模式:拉出去,打进来。拉出去,就是策反。

策反工作,要本着一般号召与个别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一般号召,主要是广泛宣传,广发宣传品。策反工作的一般顺序是:第一步,物色对象。优先对象包括:自己的亲属、同学、同事、朋友等熟人。中国是一个人情大于王法的国度,由于有一份情在,就算他不愿意干,也不好出卖你。在这些人员中,重点对象又包括:平常透露有民主追求的;八九民运时表现积极的;对中共腐化明显不满的;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被处分的;亲属被处分的;等等。对于生人,最好先由第三者引见。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步,先寄民运宣传品,观察反应。也可不寄宣传品而单刀直入。每人自己掌握尺寸。第三步,面谈。先了解他参加民运的可能性。有可能,继续进行。第四步,摊牌。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说服人的步骤和方法。

1,晓之以义。以国家和民族大义打动他。

2,诉之以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使其了解中共垮台的必然性和民主必胜的大趋势,让他理性地作出判断和选择。

3,动之以情。以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之情打动他。

4,诱之以利。给他名誉、地位、经济等好处,尤其对握有军权的关键人物,应许诺成功后大幅提升。

5,胁之以迫。最后的手段是威胁,迫其就范。语言的威胁,武力的威胁,都是威胁。如果你手中握有他把柄,用威胁之法可能有效。注意:胁之以迫,是最后手段,能不用就不用。一旦用了,几乎放弃了回旋的余地。成功与否,就这一锤子了。

在策反前,如略施离间小计,使他感到已不受信任,则效果较好。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一点请大家放心,你去作说服、策反时,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太大风险。你的工作对象是不敢向上级报告的。中共本来就是一个怀疑心强的政权,他一报告,等于增加上级对他的怀疑,自己的前途也就更没戏了。

古今中外,有过无数精彩的策反故事。有时,一个关键人物、尤其手握重兵者的反正,可起扭转乾坤之效。我们希望,新一代的民运人士,用我们的智慧,编织新的动人诗篇。

 

91问:中国的军队情况十分特殊,不知你对军队问题有无研究。记的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你到香港、欧洲等地活动,宣传你的学运——工运——军运的主张。请问,你对军运工作有和构想?

答:至今,我仍然坚持用学运---工运---军运的主张推翻中共专制。一般,社会运动中,学生最敏感,最无顾忌,最具理想色彩。所以,往往冲在前头。但是,学生闹翻了天,也不会威胁政权。接着,工运的兴起,中共就怕了。因为,工人的大罢工,可能威胁整个社会。可是,只要军队还掌握在中共手里,它的政权还是垮不了。因此,军队的工作至关重要。要使中共解体,军队至少要保持中立,当然倒戈更好。

众所周知,中国的军队已经卷入了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之中。军队公开赚钱,世界各国历史上真是少见。其结果,是军队的腐败。情报资料显示,军队中,军官克扣士兵军饷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士兵极为不满。大家还记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吗?将来,中共也有那么一天。

对军队的工作,也要遵循一般号召与个别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在宣传上,主要宣传军队国家化的意义。军队的职责是保卫领土,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军队属于人民和国家,忠于人民和国家。军队不是哪个党、哪个人的工具。军队不介入政争和任何政治活动。军人应以国家归属为荣,以某党某人的工具为耻。

在宣传的基础上,可以作个别军官的工作,使之在关键的时刻,倒戈一击,使功勋永留史册。通常,军队的反正是比较晚的,因为它比较封闭,得不到信息,纪律的约束也大。军队的倒戈,往往是在人民大规模奋起的基础上,往往是在学运---工运和市民运动的基础上。军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知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菲律宾人民推翻马可士、苏联人民粉碎保守派政变,军队都是在关键时刻倒向人民和民主的一边。可是在事前,当局还把它当成最信任的人马。当人民革命发动起来后,如果中共派遣武警或正规部队进行镇压,民运应重点动员组织民众阻挡他们,并做武警和军队的策反工作。我们可及时喊出如下宣传口号:

    “当军人,爱人民,不做历史大罪人!”

    “当军人,要中立,不做杀人的工具!”

 

92问:如何进行工运工作?有没有简单明确的动员口号?

答: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工人实际上已经大规模地卷入了。北京工自联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工运进入了组织化的阶段。工自联刚成立,李鹏立即宣布实行军管。中共是搞学运、工运起家的,它们意识到,一旦工人大规模地发动起来,政权就要受到实质上的威胁。

关于如何“合法”地组织独立工会的问题,我已在八十三问中作了回答。请参阅之。现在想谈一谈“非法”组织工会的问题。假如中共无视它自己签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阻挠、镇压工人行使正当的权利。我们应该与工人站在一起,发动工人,行使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自行、而不是经过中共批准,组织独立工会。

当前,下岗的工人很多,形势愈来愈严重。工人运动问题已成当务之急。有一个现象,工人是十分痛恨的,那就是官僚瓜分工厂的资产问题。中共刚刚决定改革亏本的国营企业,具体政策和措施尚未下达,下面就已积极“响应”起来了。市、局、厂三级特权官僚联合运作,廉价拍卖国营企业,大拿回扣。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工人呢?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气得牙根子疼。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喊出“反贪官,分财产,要工作、要吃饭”等类似的动员口号,引导工人往得到“实惠的财产”路子上走。只是示威游行,不解决问题。示威游行完了做什么?如何将工人的情绪长久的保持下来,与中共当局进行长期的抗争,是我们要仔细研究的。当年,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不是光游行就完了,不是斗斗地主就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重点在分田地。分田地,农民有了非常实惠的结果。如果国民党当局不承认这个结果,农民会组织起来保卫这个结果。如果国民党强行镇压农民,农民只有参加红军,跟着上山。红军的队伍越来越大。这是当年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当前的工运,也要解决工人的实际生活的问题。根据每个厂的具体情况,可以发动工人集体瓜分工厂的财产。能得多少就得多少。大机器搬不走,桌椅板凳、电话机、工具箱总是有的。能拿走的,通通拿走。反正这是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据我所知,国内确曾发生过集体哄抢事件。如果实在没什么可分的,应当组织工人包围厂长和党委书记的住处,分他们的存款和财产。这样以来,工人有了实惠的结果,干起来才会有劲。有了成果,工人就会保卫自己的成果。由此,工运才能进入“滚动性发展”的阶段,即:可以引发连续性后续动作,使工运不断的滚大,而不是示威过后又无事可做。当然,我只是提出一些建议。如何造成工运的“滚动性发展”,还靠大家、靠实际从事工运人士的智慧。

共产党在阻挠、镇压工人组成独立工会时,工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罢工。不但要号召本行业的工人罢工,也要号召其它行业的工人进行声援。重点应放在铁路、交通、电力、电讯、自来水等关键性行业。只要有一个关键性行业的工人与民主派人士配合,进行有针对性的罢工,共产党的政权就会瘫痪。至于在大潮到来时,凡是没有成立独立工会的厂矿,应立即成立起来,组成领导班子。进行组织化运作。

 

93问:你对农民运动有什么具体设想?

答:不少民运人士忽略了农民运动,因为农村比较偏僻,出了事没什么人知道。实际上,农民骚乱事件此起彼伏。南京民运人士徐水良指出,他的家乡、杭州地区的富阳及临近的萧山、余杭,近年来都发生过数千人的农民骚乱事件。富阳的万人骚乱,延续数天,被军队开枪镇压了下去。类似事件,各地不时发生。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二等公民。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承担了最脏、最累、最下贱、报酬最低的工作。这些合同工、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应当为他们的基本人权大声疾呼。

据说,一次,江泽民跑到农村,问农民还缺什么。农民说,什么都不缺了,就缺陈胜、吴广。农民问题,应当提到民运的工作日程上来。

我考虑,城市农民合同工、临时工问题,应归于工运问题。对于他们,我们应帮助其争取基本的工作条件保障、最低工资保障和起码的福利保障。应帮助他们组织独立工会。

我们对农民运动制定的口号是:“打贪官,要地权”。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我们一直主张,应把土地的所有权彻底地、永久地归还给农民,不能有半点含糊。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农民对土地只管使用、不管保养的竭泽而渔的现象。然后,组织农民成立独立农会,象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一样,保护农民自身的利益。应给中共施压,对乡镇企业实行政策优惠,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其吸纳过剩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多年前,我们就主张,应该学习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和一次大战后德国大修高速公路、解决高失业率的经验,在中国广修高速公路,解决高失业率和农村劳力过剩的问题。

 

94问:你提到组建城市小分队和城市游击队的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将您的构想具体化?

答:我指的游击队,不一定是持枪的武装游击队,虽然我不排除这一组织形式。确切一点说,我指的是机动灵活的城市民运小分队。民运在每个城市几乎都有人马。有些,被中共盯死,活动受到限制。有些,是隐性的,中共并未注意。不管怎么样,那个城市都有民运、或愿意投入到民运的闲散人员。民运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专业的民运小分队,成为一批职业革命家。钱从何来?职业民运的小分队谁来养?我在这里自告奋勇,这个问题暂时我包了。国内一个人每月有一百美金就能生存和活动,一个城市十个人,十个城市,一百个人,每月也就是需要一万美元。这个钱,我能想办法解决。国内谁想组织民运城市小分队,请来找我。一经核实,认为方案可行,钱就会到位。

民运城市机动小分队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分队的功能太多了,简单列上几条。

其一,印刷、散发、邮寄民运宣传品。你看,还是宣传、宣传、宣传。传播思想理念,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是革命的首要工作,不可有半点轻视。

其二,向内、向外发展组织。组建另一个城市的专业民运小分队。

其三,进行干部的培训,训练骨干。

其四,作为机动部队,要时刻留意全国各地的形势发展。如果必要时,在海内外协调之下,各个城市的机动小分队,可以相对集中到一个出事的城市,抓住时机,攻取这个城市。

其五,小册子里面列举的其它工作。

大家可能还记得八十年代“二王”和九十年代“三张”的故事。只有兄弟两个或三个,就可以持枪走南闯北,杀东打西。中共调动大批警力,进行全国围剿,付出了惨痛代价,几个月都未能成功。最后,使用正规军和重武器,才解决问题。为什么?老百姓掩护他们,警察不愿意当替死鬼。两三个流窜人员都可以把中共搞得天翻地覆,难倒民运就不行吗?

总结起来,目前国内的民运组织工作应朝如下方向努力:

1)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的队伍。经费已不成问题,活动空间也有,想干、敢干的大有人在。现在需要的是拉队伍,搞培训,然后分工行动。

2)被中共盯住的骨干人员的换地活动。那些在当地被公安盯死、难以发挥作用的民运人士,应在海外组织的经济援助下,离开中共的耳目,到另一个城市发展,去组建那里的城市民运小分队。所谓“人挪活,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目前的公安系统,多半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到一个新地方,特别是搞个假身份,活动空间大得很。在本地是个困兽,到外地变条蛟龙。

3)时机成熟时,各地民运职业革命家的小分队,可以在统一的指挥下,相对集中到一个条件好、中共力量薄弱的城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攻取这个城市。

   

95问:请问一下,你攻占某个城市的计划是如何构想的?

答:攻占一个小城市,或打下一个县城,并非天方夜潭。前几年,曾有一个县武装部长单个人占领县城的记录。也有过几十个造反人士攻占云南某个县城的事件。那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不堪一击,出了事,县长、县委书记,首先逃命。

在城市机动民运游击队建成后,假如某个小城市条件成熟(防备松懈,民怨沸腾,等等),可以从各地集中一批精干人员,采取突然袭击,占领市政府、电台、电视台。然后,公布施政纲领,发动人民的力量保卫民主政权。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八十年代,菲律宾人民推翻马可士政权,是人民革命成功的样板。当时,马可士调动了大批部队勤王,就象八九天安门运动时邓小平调兵进京一样。可是,马可士没有料到,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勤王的部队被老百姓挡在路上,坦克动弹不得。情况就象八九时,北京人民挡军车一样。菲律宾人民比较幸运,马尼拉没有北京的地铁系统可以利用。地面部队长时间进不了城,军心发生动摇,很多军人弃枪逃跑。这时,马可士的长期伙伴罗慕斯将军,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知道大势已去,宣布倒戈。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马可士仓皇逃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自此之后,政治学词典上关于革命的方式出现了新的一条:人民力量。事先,人们并未预期会发生兵变,罗慕斯将军也没有预期阵前倒戈。但是,人民的力量太大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那股巨流。八九民运时,人民力量得到了显示。军车被挡在北京郊外。也有军官想到倒戈,但听说被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劝阻了,以至失去了大好时机。

可以想见,如果民运准备充分,一举拿下一个中小城市、暂时接管政权是不困难的事。然后,民主政权应当立即采取如下的措施:

一,宣布民主政治纲领,宣布停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宣布局面稳定后,立刻实行大选,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二,宣布市场经济政策,宣布取消特权,惩治贪官污吏,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清算贪官污吏之财产,不法的,一律从公。保卫人民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

三,呼吁本市和临近县市的人民进行总体动员,封锁公路,桥梁,机场,河道,田野,阻挡武警和军队的可能进犯。

四,呼吁退伍军人组成起来,成立民主力量的武装,保卫民主政权。

五,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呼吁各个城市效法跟进。

六,呼吁港澳台人民,海外华人给予财力支援,人力支援和舆论支援。

七,呼吁各国政府给予道义支持,向中共施压,制止可能的武装镇压。

集中力量夺取一个城市,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树立一面民主旗帜,成为民主力量的可见象征和凝聚点,老百姓可以马上知道应该拥护什么,海内外的民主力量能够有形地聚积起来。一旦民主政权站住了脚,接着可以触发全国各城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民主力量分散在各地,某些大事难以办成。一百个城市、每个城市有一百个活跃的份子,不如将一千个人员集中在一个城市。举一个小例子,以说明突然占领一个城市的成功可能性。吾尔开希曾对我讲了当年北京师范大学自治学生会成立的“内幕”。听起来好象是个玩笑,但其中蕴藏着发人深省的道理。原来,事先根本就没有北师大自治学生会这个组织。吾尔开希一个人跑到校广播台,宣布师大自治学生会成立了,希望学生们踊跃参加,并于当天举行选举。一时间,全校沸腾,大家争先恐后地涌来,就这么,一个象样的独立学生会诞生了。官方的学生会顿时消失于无形。孰不知,宣布时,只有吾尔开希一人。

中共文件还披露过一个笑话。一个县的武装部长与县委书记不和。某一天,这位仁兄心血来潮,自己一人占领了县武装部,并宣布接管了县城。县委书记、县长吓得仓皇逃命。中共派兵围攻,闹了半天,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当前,最充分动员人民的力量与中共决战,成功的机会应大于八九民运。人民不但可以把军队、武警挡在城外,而且,可以以退伍军人为核心,立即组成民主力量的武装集团,夺取弹药库。在人民动员的基础上,在海内外大力支援的基础上,只要民主政权能够守住一个星期,退伍军人组成的战斗部队就可以发挥作用。坚守的时间越长,军队、武警倒戈的可能性就越大,全国各个城市跟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越大。问一问士兵,有谁真的愿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卖命?中共这个政权,别说一击,实在是不堪半击了。

 

96问:在非法的运作模式中,你提到“惩治罪大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予以正法”。请你多作些说明好吗?这里是否包含恐怖行动?

答:有人主张,在革命理论中,不排除恐怖活动。有一个“恐怖平衡”的概念,可以简介一下。什么叫恐怖平衡?就是用恐怖的手段,达到制止对方恐怖行为的目的。由于恐怖平衡,双方都不得不停止使用恐怖手段。

恐怖行动有时特殊的作用,那就是:迫使对手、或国际上承认自己的力量,并把对方逼到谈判桌上来。因为,能够制造恐怖行动,也显示了一种政治实力。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初期,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根本不买它的账。迫于无奈,巴解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如劫机、绑架等。最轰动的一次,是莫尼黑奥运会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于是,以色列害怕了,不得不承认了巴解的存在。虽然巴解干了大量的恐怖活动,在巴解力量壮大、并迫使以色列和谈成功后,巴解领袖阿拉法特照样拿了诺贝尔和平奖。二是扬名国际的北爱尔兰人民军。据说,所谓人民军,实际上没多少人。这些人,今天炸这里,明天炸那里。整个英国社会陷于惶恐不安,迫使英国政府与北爱尔兰独立力量进行对话。这几个人为什么干起来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们有广大的北爱尔兰人的掩护。今日之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以恨之入骨,如果有民运游击队的出现和活动,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戴和保护。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恐怖大失衡”,而且完全向有利于中共统治者的方向倾斜。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民运人士和无辜的老百姓;另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暴徒。中共绑架民运人士,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至今,还有一大批民运人士和无辜的老百姓被关在牢房之中。象刘晓波、孙维邦、李海、刘念春、胡石根、刘京生、周国强等等。今年中共利用这些人做人质,当肉票,公开向国际社会索票,讨价还价。国际社会出的价码不好,中共还不放人质。前些日子,美国出了价——同意给中共提供更多的高科技援助,中共感觉价码不错,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中共还有一大批肉票攥在手里,可以不断地向自由世界索价。都放到西方也无妨,中共还可以再抓新的。不是吗?今年以来,中共又抓了上海的杨勤恒,广州的范一平,安徽的王庭金,山东的陈增祥等大批的民运人士。

老百姓呢?民运人士呢?难道就这样活活绑架,成为中共向西方讨价还价的人质?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吭的任人宰割?天下也太不公平了吧!

因此,为了制止中共的绑票行径和恐怖行动,有的人士主张,在人民还没有能力消灭中共绑匪的今天,老百姓却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理性的恐怖手段,达到恐怖平衡,从而制止中共的单方面的恐怖暴行。

 

97问:上述讲法有一定道理。如果要惩治罪大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那些人物是考虑的对象?如何惩治?

答:从理论上讲,惩治可有多种模式。轻者,揭露其罪行,公布于海内外。重者,可行绑架。有几类人,是可能的绑架候选人,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他们已经成了罪犯。

一,中共政权内策划、或参与绑架(逮捕)无辜民运人士和无辜老百姓的坏蛋。绑了之后,释放他的条件是交换狱中的无辜人士。六十年代,巴西的革命运动份子,以被绑架的外交官的生命安全为条件,成功地交换了狱中的难友。

二,中共的大贪官污吏。加上一个大字,是因为,中共已无官不贪。小贪污犯比比皆是,只能绑大的、特别是令人瞩目的。绑了,要求家属把他贪污的钱吐出来,将之还予人民。

三,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中共恶霸。他们一般都有的是钱,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主张绑架的人士认为,绑架的目的,除制止恶霸的恐怖行为外,还可得到一笔反抗中共专制活动的经费。但这不是绑架的唯一目的,有时,并不是主要目的。委内瑞拉的革命者,曾精于绑架之术。一次,他们绑架了政府要员,然后,又毫无伤害地将他们释放。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警告执政者,并打开革命者的知名度。有人说,在中国,如果谁能成功地绑架一名民愤极大的中共恶霸,老百姓一定拍手称快,一定争取到民心。

绑架的最大难题,不是绑架本身,而是如何达到目的。比如,如何拿到钱而又安全撤离,才是真正的难题。对方赎票时,带了便衣怎么办?取钱时,四周设下埋伏怎么办?这些问题较难解决。不过,听说有一种办法可以利用。用公用电话通知家属,某日乘某某列车(比如,从上海到武汉),中途在右测,看见地面突然竖起一面蓝色大旗,就将钱袋子从火车窗口扔下。因为火车线路太长,即使家属报警,警方也很难捉到接钱人。有些公安出身、同情反抗中共专制活动的专业人员,可在这方面多动动脑子。

应当说明,本人对于绑架活动,持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

 

98问:在“非法”运作中,你提到可以对有血债的中共恶霸予以正法。如何“正法”?是否包括暗杀在内?

答:中共历来就是一个杀人集团。它杀的人不计其数。西方政治学家早有统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集团,就是中共。在中共统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非自然死亡的人口达数千万之多,远超过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日本鬼子杀人的能力。有的个别坏蛋,如李鹏之流,实在该千刀万剐。对这样的集团,对李鹏这样的人,早就应当采取“恐怖平衡”的策略,将之正法。有人主张,所谓正法,可以将有血债的中共恶霸绑架、逮捕,经真正的人民法庭宣判,予以枪决。也可以进行暗杀。暗杀,是比绑架更为激烈的恐怖手段。往往可以收到比绑架更有威力的“恐怖平衡”之效。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之后不久,杨尚昆访问巴西。巴西华侨出于对中共屠杀学生的痛恨,在巴西报纸刊登大幅广告,云:杀杨尚昆者,赏一百万。吓的中共日夜不得安宁。说明“恐怖平衡”的确有效。

谁都知道,中共是暗杀的高手。我经历到的就有两起。一起是八九年六四之后,我到香港串联,并参了与营救民运人士外逃的工作。当时,投入“黄雀行动”(营救行动的代号)的,有一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著名电影导演岑建勋。他对我说,他接到了中共恐吓:再搞,当心。很清楚,这是暗杀信号,中共想用恐吓阻止岑的活动。我问他:你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要动我一根寒毛,要数数你们有多少高干子弟在我们手里。还是少来那一套。我们玩一个公平的游戏,你有能耐抓,我有能耐救,看谁玩过谁。”岑建勋的恐怖平衡起了作用。

另一个暗杀活动是针对我来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当时我任中国民联的主席。洛杉矶一个黑帮份子(该黑帮有中共支持的背景)突然找到张安乐(绰号白狼)----美国台湾背景的竹联帮的头头,打听王炳章的地址和活动规律。白狼好奇地问有何用处。对方说:“我们接到中共的一笔生意,五千美金,干掉王炳章,他是个叛国贼。”白狼大惊,对杀手说:“马上带我找你们的老大,快!”江湖上,头头时有相通。白狼警告他:“王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是最爱国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找你算帐。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为安全起见,白狼立即通知我转移,并报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多亏我的命大,要不是正好碰上了白狼,要不是白狼的正义感,我可能早就成了中共的枪下鬼了。暗杀,按照政治学的概念,是政治斗争中弱者被迫采取的最后手段。不知中共为什么对我如此害怕,以至于用了通常弱者才干的下下之策。中共策划暗杀我的事件,白狼后来曾向新闻界公开披露。美国华文报刊广泛报导了这一事件。

虽然中共一直干着暗杀活动,老百姓一般不在这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有人主张,对待象李鹏这类血债累累、万人恨的家伙,可以考虑进行正法,以起杀一儆百之效。以此警告中共:下次民运高潮到来时,假如再出现李鹏这类屠杀人民的侩子手,可能会出现暗杀队,对之格杀勿论。

绑架、暗杀活动在海外将触犯所在国法律,一般禁用。但有时也可钻外国法律的漏洞,保护行刺者。六十年代,台独组织曾在纽约暗杀蒋经国。但是未能击中,杀手被捕。台独组织马上把他保释出来,用事先备好的护照,将他送出美国。二十万的保释金不要就是了。该杀手的刑事追诉期过后,据说现在又已公开出面活动。

另一个特殊的恐怖行动,也可说是暗杀行动,是邮包炸弹。邮包炸弹炸伤的机会大,炸死的机会少,但具有一定的恐吓作用。台独组织曾用邮包炸弹,炸伤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谢东闵。目前,对于暗杀行为,本人也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

 

99问:你提到炸药问题。准备干什么用?

答:有人主张,可用炸药炸毁某些象征中共权威、中共淫威的某些建筑物。如毛泽东雕塑,毛泽东的祖坟,李鹏的祖坟,都可考虑。炸它的作用,不在建筑物本身,在于鼓舞民运和老百姓的士气。我比较主张,炸药贮备好了,供大潮来时应用。如,当局派军队镇压时,可用炸药炸毁桥梁、公路、机场、铁路等,阻挡军队。也可用之炸毁监狱和政府大门,给占领监狱和占领政府大楼开路。使用炸药,以不伤及无辜为原则。

 

100问:如何离间中共干部、军队?

答: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三十六计《反间计》云:疑中生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这里的反间,讲的间谍的利用,也包含离间对手的策略。

曹操大战马超之时,马超的结义叔父前来助阵。曹操大喜曰,胜一人难,胜二人易。于是散布谣言,说其叔有勾结曹营之意。马超起疑,引发内哄。曹操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到,足智多谋的曹操,也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周瑜利用蒋干前来劝降之机,夜间故意让蒋偷看曹营战将投降的假密信,骗得曹操阵前杀将。这是导致曹操赤壁之败的原因之一。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离间敌营是一本万利之举。尤其,中共是一个多疑的政权,此计应多加利用。方法有:

一,散布高层干部有异心的消息;

二,用匿名信,化名信,甚至假真名信挑拨对手的不和;

三,明知某人是中共的特工,但心照不宣,利用其传递假情报,尤其是离间人事关系的假情报;

四,故意派人找上共干(不以民运名义),然后制造舆论,说其与民运秘密勾结,等等。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中,还有大量的计谋可以利用。离间一策,只是举例而已。举例的目的,乃启发人们的思考。

过去,我们曾用过离间之计,收到一定效果。中共内斗严重,有时,为了斗倒对手,他们特别需要“炮弹”,即使知道有假,他们照用不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101问:关于策划军事政变的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你有什么设想?

答:一天,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共将军的儿子找到我。他问:“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军事政变的方法,以少量的流血,换取民主的成果,你支持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见,军事政变的概念,始终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盘旋着。军事政变,也象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紧紧地跟定了中共的当权者。一说到军事政变,他们就神经紧张。因为,他们对年轻的军官们一百个不放心,他们的自信心已经彻底崩溃。

军事政变,指的是军事行动导致政权更迭。通常,以宫廷政变、和京城部队哗变形式出现。只有在稳固的民主制度下,军事政变才被彻底根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专制政体中,军事政变都发生过,而且,可能随时还会发生。中国也逃脱不了。美国学者杭廷顿研究了很多专制国家的军事政变,他发现,军事政变对社会变迁有促进作用,也有促退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所讨论的军事政变,是军队介入的宫廷政变。政权在一夜之间发生更迭。军事宫廷政变,一小股军人就可以完成。

中国在未来可能发生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事政变。一个是极右派法西斯式的军事政变。据情报显示,一批中共原高级将领的子弟,正在等待政变机会。他们不少正在军中服役,掌握着一部分兵权。他们的理念是军事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中共现在的这批文职官员,早晚会失掉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中国迟早会发生天下大乱,或在江泽民时代,或在后江泽民时代。那时,军队是收拾乱局的唯一力量。而他们一批年轻的军官,掌握着军队。他们可以随时领兵进宫,从中共文官那里夺得政权。他们还有一个论点,中国大乱时,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除了法西斯派的政变可能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政变,即民主派的军事政变。目前在军队中,军官院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相当多的人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认为军队应当国家化,军队应当在政治纷争中保持中立,军队不应成为某个政党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好的倾向。当然,认识到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并非完全接受了整套的民主理念。我们还是要加强对军队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所希望的军事政变,是一种民主派的军事政变,即由民主派主导的政变。它的形式,可以是突然的逮捕中共的顽固派,也可以是在革命大潮中,被动地抗拒中共顽固派的镇压命令,象苏联瓦解之前,当军中的精锐兵团拒绝执行炮轰俄罗斯白宫的时候,民主派的胜利已经注定。

中共军中是否有支持民主派而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有。一九八九民运时,中共王牌军----三十八军军长,就拒绝执行命令镇压学生。他后来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当时,还有其他军官想发动支持改革派的政变,但听说没有被党内的改革派接受。为了达到我们的愿望,民主的宣传教育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重点去联络、结合有民主理念的年轻军官,也是必要的。

       

102问:什么叫武装起义,它与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有什么不同?

答:所谓军事政变,多指军事力量介入的宫廷政变。而政变,指的是政权的改变。

武装起义则不同,他不一定导致政权的更迭。如八一南昌起义,是一次武装起义,但不是军事政变,中央政权并未受到威胁。武装起义不一定完全是由正规军主导,临时拿起武器的工农群众和退伍军人,可能是武装起义的主力。从武装起义到夺取政权,如果起义发生在北京,过程可能很快,一下子就攻入了中南海。如果武装起义如果发生在边远地区,部队打到北京才能取得中央政权。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在中国边远地带或内地组建武装部队、并适时发动起义的问题。

    首先是可能性。有可能吗?

    第一,武器的问题。武器的来源有三:一曰造;二曰买;三曰抢。

    造,比较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象造一些土炸弹,就有可能。

    买,有可能。中共文件透漏,社会上目前将近散在有七十多万支枪。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且,与日俱增。那里来的?主要是中共军队自己卖的,换钱了。有的武器库流失相当严重。还有从中俄、中缅边界进入的。

    抢,有可能。中共的武器库,看管并不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来时,发动群众抢武器库,是一个现成的武器来源。

    因此,武器问题,可以解决。

    第二,人员的问题。大批社会上闲散人员,大量农村过剩人口,成群下岗工人,理论上,都是潜在的兵源。

    因此,人员问题,也可解决。

    第三,教官的问题。民运中有这样的现成人才。

    第四,训练基地问题。选在何处?山区,森林,中外边界(中缅边界,中俄边界等),国外(俄国、缅甸、阿富汗等)是为考虑地点。考虑的要素是,不能被中共发现;万一发现了,中共围剿时,能退到安全之处,或能顶住中共的进攻。

    当前,大规模的招兵买马为时太早,但训练小股精干的武装游击队不成问题。小股的游击队,可以完成攻占中小城市的构想。

   

103问:关于游击队的问题,你提过多次。如果有了游击队,如何开展游击战呢?

答:当前的游击战,不能同于传统的游击战。这方面,“二王”和“三张”兄弟的作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可惜,他们缺乏远大理想,没有长久规划,只是流寇的行为。不管游击队在城市活动,还是在农村活动,游击战都应遵守如下原则:

第一,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老百姓的支持和掩护。保护民众、为民除害,是活动的宗旨。越是为民众出气,就越能获得民众之支持。绝对不可有任何侵害民众的事件发生。

第二,游击战不是正规战,目的不是决战,而是骚扰、打击、削弱、消耗对方。不可有固定的居所。确定打击的目标很重要。是否采取打击行动,取决于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是否能够迅速撤离。

第三,我并不是十分主张游击队进行频繁的打击活动。确切一点说,这些打击活动只是一种训练。我主张,游击队的主要作用,是和民运的力量一起,突然间占领某个中小城市,引发人民革命。为此,应保存实力。过多的眩耀游击队的打击能力而招致当局的注意,可能不是明智之举。运用得当,民主运动城市游击队可能起到催化一场民主革命的作用。或者,在其它因素引发民主大潮时,游击队能够机动灵活机动地发挥作用,与民众和军队民主派一起,埋葬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

 

104问:谈到民主革命,有人担心又重新步入“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害怕将来建立起来的,又是一个专制政体。你怎样解除人们的这个疑虑?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给出答案。现在,不妨再重点而系统地说明一下。

    第一,手段与结果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暴力革命换来的,不一定是专制。民主选举上台的,也可能搞暴政。

    第二,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民主的理念已深植心中。很多人又亲身体验过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将来如何搭起中国的民主架构,已有明确的蓝图。完全不象当年中共那些打天下的土包子,口头上高喊民主,实际上连民主的基本理念都没有搞懂。

    第三,我们不象共产党人那样,把人群人为地分成先进、落后与反动,而自己又标榜是最先进的。这样的划分,必将造成对异己者的改造和专政。将来,民主政体建立后,如果强要把人群划分的话,只能是“守法”与“不守法”之分,绝无革命与反动之分。

    第四,我们提倡第一次宽恕的精神。即不对一般被迫从命、没有血债的中共干部实行报复,以免造成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

    大家可以把我的这本书与毛选五卷对比一下,把毛的“民主”和我们的民主对比一下,就会一目了然:原来老毛的“民主”,竟然是“你是民”,“我是主”。什么样的理念,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应当强调的。

 

第七部分   国体、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

 

105问:既然民运有建国、治国的远大抱负,就不可避免地碰到台湾、香港和西藏的问题。请问,你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持什么态度?

答:我在大学毕业后,曾分配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行医,替藏族治病。我和藏族人民共同生活了近两年之久。玉树地区与西藏相邻,原住民完全是藏民,生活习惯与西藏并无二致。因此,当我与达赖喇嘛会见时,我对他说,我十分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我与达赖喇嘛很容易地达成了共识。我在西藏问题上的主张是,人权、治权、主权分开处理。

一,人权。藏民应与汉民及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与生就有的、不可转移的和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中共必需停止任何迫害藏民的行为。民运要声援藏民为其人权奋斗的事业。

二,治权。完全归藏民和当地其他住民所有。中央政府,包括未来的民主政府,不得用任何形式干涉西藏的选举和治理。不得委派任何官员。即完全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西藏人民可以竞选中央一级的任何政府官员。这些,由新宪法规定之。由此而知,新的中国民主政权,其国体是联邦制,政体是民主制。

三,主权。根据新的联邦宪法,西藏的主权由西藏政府与联邦政府共享。联邦宪法将设立有关西藏问题的特殊条款。根据这些条款,西藏地区,可以行使比其他联邦成员更多的权力,包括除领土主权之外的一些主权权力。比如,象加拿大魁北克一样,有在外国设立办事处、派遣驻外代表的权力。即有一定的外交权力。其驻外机构将从事经济、文化、宗教及部分移民业务。根据新的联邦宪法,边界的防卫权力、即国防权力,归联邦政府行使。

上述松散联邦的概念,达赖喇嘛曾多次表示过赞同。

西藏问题,由于共产党的极权统治,累积了太多太深的矛盾。汉藏双方在未来大变局到来时,都要保持冷静。如果失控,汉藏矛盾加剧,汉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当地或附近的共产党驻军将可能对西藏实行军事管制。在内地相对混乱的期间,军管首脑可能象当年新疆盛世才那样,政治上施行专制统治,政体上虽不宣布独立,但实行边陲分治,搞独立王国,为今后的政体和制度统一留下后患。

   

106问:你在前面,多次提到台湾。你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答: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原因当中,中共的专制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一九八二年,我就提出了“大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意思是,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大陆问题。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大陆没有民主化,仍然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台独的诉求不可能成功。如果不顾现实,强行台独,将招致中共武力犯台。中共专制制度结束了,大陆实行了民主政体,台独诉求的主要原因——不愿意接受中共的专制统治,将不再存在,台独的诉求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台海两岸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在此之前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一时的权宜主张。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台湾朝野无法接受。未来,在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制度之后,海峡两岸对话、协商、达成协议的一切障碍已被扫除。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极端摆在我们面前。左边这个极端:大一统;右边那个极端:独立。只有极端份子鼓吹极端的主张。在大一统和独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和宽大的政治光谱,有多种途径供我们选择。绝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的主张是,和西藏问题的解决一样,实行松散的联邦制度。

    一,治权。完全归属台湾人民,大陆丝毫不能干涉。大陆人不可赴台竞选公职,但台湾人可以竞选联邦政府的任何职务。

    二,主权。由台湾政府和联邦政府分享。在新宪法之下,台湾政府可以行使除领土主权之外的某些主权。如某些外交权,她可以委派驻外机构,处理台湾与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部分移民事物。另如某些移民权,她享有控制台湾永久住民数量的权力,等等。至于台海安全的防务权力,可由联邦政府与台湾政府共同行使。一切都在新的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联邦宪法并要获得海峡两岸人民的批准。

 

107问:香港的领土主权已归于中国,中共政府对香港实行了“一国两制”。你认为香港的问题解决了吗?民运人士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是什么?

答:香港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国两制”运作之后,已经出现了问题。主要是:

    一,选举操纵。香港的选举,包括最高行政首长、立法局议员的选举,主要操纵在中共手里。香港乃弹丸之地,直接选举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但中共采取的,实际上是遴选,广大民众的选举权利被剥夺了。常此以往,港人的信心会越来越低。

    二,民权紧缩。香港人民的其它基本民权开始紧缩。如游行、示威的权利。表面上似乎仍可游行示威,但政府批准的地点、方式已在悄悄改变。

    三,自由恐惧。港人在中共的淫威下,开始自律。写文章小心了,办事小心了......一种莫名奇怪的恐惧感出现了。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在消失。

    四,言论钳制。表面上,香港的持不同政见的报刊仍在出版,但当地作家的下笔分寸已在调整。特别要指出的是,电视传媒被中共暗中控制的程度正在提升。有些节目已不能自由制作。在其中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已感受到种种压力。

    四,金权控制。中共有计划地收购某些有影响力的公司和机构股票,企图以金钱控制政治。等等。

    香港问题,象台湾一样,根子在中国大陆。我们的主张是,香港应实行彻底的港人治港。香港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模式,应该完全由香港人民决定。将来,大陆民主化之后,在联邦的国体及民主的政体之下,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享受象台湾和西藏一样的自治权力。

 

第八部分  革命观和理想国

                       

108问:你反复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乃天赋人权。你的革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咱必须服从神,而非服从人。

    《易革注疏》颂扬汤武革命: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

    孟子曾为革命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桀矣,未闻弑君也。

    美国独立宣言号召人民行使革命之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正当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目的有损时,人民便有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的,人类都还情愿忍受,而不愿借取消其以习惯的政府已求自救。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与掠夺,全部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只是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了权利,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制定新的保障。”

    美国贡献最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继承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职演说时,公开为人民的革命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侯,只要人民厌倦了现有的政府,他们都可以实行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

    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赋人权。因为,政府是人民人民建立的,应为人民谋取福利,当这一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和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权更迭。在民主国家,更迭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换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看一看,近二十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党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特干得不好,人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克林顿的民主党重新执政。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迭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了。

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把政府分为四等。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等政府是最好的,无为而治,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二等政府是用道德仁政进行治理的政府,靠老百姓的拥护和歌颂而统治。第三等政权,靠严苛的法律、靠暴力、靠百姓的恐惧感维持统治。第四等,是最烂的,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人民应当奋起,痛骂它,推翻它,革它的命。

评一评,中共属于哪一等?中共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无官不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给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利,这样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

是时候了!起来吧,是人民应当行使革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

    这,就是民主运动的革命观。

 

109问:请你将“革命”下个明确的定义好吗?因为,革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答:中国大陆的辞典中,将革命定义为: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我将上述说法加以延伸,分两个层次谈谈革命的定义。一是从目的上谈。我们民运的目的是革命性的,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特权专制制度,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二是从手段上谈。手段分有革命性的,也有完全合法的。完全合法的理想做法是:一点不违背中共的现有法律,先竞选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和村、镇长。再一层层竞选上去,直到当上全国人大的代表。由中共的合法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各项法律,实现民主化。理论上讲,凡是不完全符合中共现有法律的运作,都叫做革命性手段。达成民主化的革命性手段有很多,前已论述。如,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府,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手段。所以,我的主张是,不排除用革命的手段,达成民主革命的目的。

 

110问:一谈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象又要“流血”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人的顾虑?

答:有人一谈革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革命给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实,革命并不都象共产革命那样恐怖,有的革命尤如过节,令人开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如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马可仕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苏哈托的革命。

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手段与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价。比如菲律宾的人民革命,虽然最后军队在马可仕的总统府投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革命过程并未导致什么大的流血。反之,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

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111问:记得你刚刚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并没有直言革命。为什么现在大谈革命呢?革命需要时机,你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答:在我心中,中国需要民主革命的概念早已成熟,可以说,七十年代就有了革命的构想。但是,时机不成熟时,提出过激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因为,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后手段。只有广大人民对合法斗争失掉信心、对当权者彻底失望之后,才会公开支持革命,拥抱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之时,过激的口号,不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刚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时,海外的广大留学生多数还对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什么时机提什么口号和纲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六四屠杀后,我就公开主张用革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现在,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是我们应当从舆论准备迈向实际操作的时候了。

革命是否暴发,主要取决于有否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没有那个条件,革命者再有献身精神,都难以触发革命。象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组织。一些美共人士搞了不知多少年的革命,结果一是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社会条件。

革命暴发的社会环境主要有:

第一,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失调。我已经论述过,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当经济大踏步向前、社会结构发生急剧改变时,政治上不做改革,政治权力结构不做相应调整,早晚要触发革命。历史上有很多的正反例子。以中国满清末年为例。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以江南造船厂、江南纺织厂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率向上爬坡,并不比逊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起飞。但它不还是被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中共改革以来所做的,满清实际上都做了。如: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搞经济特区、派遣留学生……唯独两样满清没有做,中共也没有做。那就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相应改革。这样下去,中共同样难以逃脱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就好象一座大楼建立在沙滩上。经济的大楼越盖得高,地基就越承受不住,大楼崩溃的机会就越大。再打个比方,列车开得越快,钢板、弹簧和铁轨的弹性要求就越高。当前,经济的列车越开越快,可是,政治架构的钢板和铁轨仍然那么僵硬,总有一天,列车会散架而翻覆。连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都明白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怎么中共连老祖宗都不认了?

有人说,革命是在人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且不说现在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已出现温饱问题,单就此话而言,它的立论也不完全正确。历史给我们更多的记载是,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向上爬坡、但社会缺乏公正的时候。为什么?其一,正如刚才讲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革命;其二,经济发展会造成人们强大的预期心理。人们很穷,但没有什么预期,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革命不一定暴发。反之,人们的预期很强,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形成过大反差,就算生活有些改善,但由于社会缺少公正,人民也会期待革命,讨回社会的正义。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即严重两极性的形成和社会腐败。中国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穷的太穷,富的太富,社会张力就会加大。何况,大家赚钱的机会极不平等。那些特权份子,不费吹灰之力,一捞就是百万、千万。合同工干上一年,也只能挣上几千,人心能服吗?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中共刚刚说国企要改革,政策还没下,下面的特权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国家资产。他们倒卖国营企业,一夜之间,腰缠万贯。下岗的工人呢?连该发的遣散费都没有,心态能平衡吗?他们寻找发泄的出口,就是革命。按照政治学的讲法,就是:当社会丧失正义时,革命便伺机而动。

    民主社会中,虽然赚钱的机会相对平等,贫富悬殊会也触发骚乱。早期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确酿成过社会的不稳。马克思就是看到了这点,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张。后来,富人们学得聪明了,他们拿出一部分所得,即交纳较高的税收,把那些穷人养了起来。说得科学一些,是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消除了穷人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权们,为了多捞、快捞,哪还想的了那么多?今天看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心里盘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捞一把。他们已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

    第三,社会提供了革命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人口条件。筹划革命、引发局部革命和局部革命之后推广成全社会的革命,都需要基本的金钱支持。八九学运在天安门的长期坚持,与个体户和中产阶级的财力支持不无关系。在一个全体都是赤贫的社会,则缺少这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动,给革命者组织民众,提供了机会。而这些条件,都是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四,当权派与民众的要求形成恶性互动及改良幻想的破灭。起初,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对改良抱有希望。孙中山早年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方案。毕竟,革命是政治变革的最后手段。当人们一次次改良的尝试均告无效,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当权派对人民的和平请愿采取暴力镇压时,形成恶性互动,将改良之路封死。社会变迁的唯一之路,只剩下革命。这时,老百姓对革命的预期就会自然形成。象西单民主墙运动,八零年的民选运动,八六学潮,都是政治改革的机会。当权者的回应是无情的镇压。随着中共政权的继续腐败,终于暴发了八九民运。假如中共当权者能够有所觉悟,善于利用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中国的改良机会还不至于完全断送。令人痛心的是,人们长跪于人民大会堂前的祈求,学生们用摧残身体的绝食方式进谏,不但不令当权派们良心发现,招来的,却是机枪和坦克。自此,革命的呼声开始渐占上风。

谈到这里,我们想再谈一下俄国1917年革命的例子,说明:革命的爆发,并不主要取决于革命者的策划,而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产生革命的条件。

1917年初爆发革命之前的俄国,颇似今日之中国。专制头子斯托雷平上台前,俄国曾出现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时期,改革思潮汹涌膨湃,改革人士相当活跃,好比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斯托雷平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对政治反对派铁腕镇压(由如镇压八九民运),改革精英纷纷流亡海外。俄国社会一时“稳定”下来。在高压“稳定”的政治气氛下,托斯雷平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七年间,俄国成了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工业以每年大约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向上窜升,资本投资总额翻了一番,出口增加了112%,人民生活大幅提升,造就了沙俄史上空前的经济辉煌。那时,老百姓对政治似乎极端冷漠,表面上,他们关心的,好象只是卢布。

在这些傲人的经济增长数字面前,在老百姓的政治冷感症面前,不少已经与社会实际脱节、原来主张革命和变革的知识分子十分尴尬,芒然无措,好象“稳定压倒一切”确有道理,好象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俄罗斯梦”快由斯托雷平替他们实现了。于是,有的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我们也有几位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告别革命”。何其相似乃尔),有的大力鼓吹“革命有害论”,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因“运输有误”,导致面包脱销。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很快酿成人民革命。沙皇派兵前往镇压。平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本来就是穿着军装的老百姓,他们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个团竟然站到人民一边。比得格勒成立了临时政府。全国迅速引起骨牌效应。沙皇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三月二日被迫退位。仅仅十天之内,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便土崩瓦解。没一个人策划了这场革命,史学家认为:“没一个党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连力主革命的列宁都成了这场革命的旁观者。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基感叹道:“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革命党人还象福音书中熟睡无知的少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好象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在托斯雷平经济改革的繁荣表象的掩盖下,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大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尤如洪水决提,一泄千里。

俄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印尼的现实更是摆在面前活生生的样版。独裁者苏哈托一手持枪,镇压民主人士;一手开动经改机器,促动经济起飞。凭良心说,苏哈托的“经济起飞”,其成绩单绝对比中共的“改革开放”漂亮得多。但是,由于独缺政治改革,“经济起飞”使社会累积的不公平现象,终于造成了人民革命。苏哈托黯然下台。

    现在,中共的滥权和腐败,法律系统的瓦解,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病入膏肓。整个中共的政权机器都在疯狂的贪污,法院成了特权的庇护所,警察与土匪相勾结,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来不及了。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公正的社会,看来只有革命的猛药,才能医好中国社会的痼疾。现在,到处都是干柴。老百姓改朝换代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据中共官方统计,光是一九九七年一年,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议事件就达一万多起。随着国企的改革和下岗工人、下岗干部人数的倍增,更多更大的工潮还在前头。我们再不着手准备革命,真是有负于人民的冀望。

 

112问:革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答:触发因素很多。象中国这样干柴布满的社会,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导致燎原之势。通常,触发革命的因素有:

    一,经济危机引发的金融崩溃。人们挤兑银行,股民抛售股票,从而触发骚乱。中共的泡沫经济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二,政府的对群众示威的无理镇压,逼得人们以武力反抗暴力。

    三,政府对外作战的失败,导致人民的不满和绝望。

    四,当权集团的内争与分裂。

    五,地方政府公开抗拒中央的行动。

    六,政府对任何一个小问题的处理激起民愤,如无理打人、捕人、无理没收财产和其他强奸民意的行为。

    七,统治集团某个领导人的死亡。

    八,民运组织占领一个城市,等等。

在中国引发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多,甚至于一场球赛都可能出发动乱和革命。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象辛亥革命,由试验炸弹出了意外而引起,完全是计划外的事。但它却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中国,任何意外引发的群众示威,如能善加诱导,都可能触发革命。

 

113问:记得你提出过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是否借此讨论革命的机会,再扼要地说明一下?

答: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提出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意思是说,维系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政党、政权和整个社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之则稳,缺之则散。这三个要素是:

    一,意识形态系统。

    二,法律系统。

    三,信誉系统。

    先说意识形态。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们相信什么,信仰什么,人们认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是人的主观行为规范,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约束。举个例子,道德信念强的人,不但不会主动地去偷、去抢,就是经手大笔的钱财,也不会有半点心动。人们的信念强,道德约束力高,群体的维系性就强,不会散掉。如宗教团体。

    再说法律系统。法律,是人的客观行为规范,或者说,是强制性行为规范。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即使道德约束不了,见钱眼开,但他一想到法律的利害,也不敢贸然将之窃为己有。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自己管住自己,偷了东西,或贪污了钱财,也会被绳之以法。法治越健全,司法越公正,法纪越严明,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最后说信誉系统。信誉(Credit)是介乎道德与法律之间补充物。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其实,何止是人,团体、社会也是一样。党无信不立,政权无信不立,社会无信不立。信誉这个东西,无处不在,既难归于道德,亦难归于法律。比如,欠了钱不还这个问题。他有时忘了还,也可能真的是没钱,一时还不了。不见得就是道德败坏。但如果信誉往左摆动一下,有钱故意不还,就是道德问题了。如果信誉往右摆动一下,借钱之前通过律师立了字据,债方可以通过法庭讨债,就变成了法律问题。所以,信誉填补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就是这个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借钱不还,不论什么原因,此人没有信誉。谁都知道,说谎,说了不算,即为失信。这在正常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美国,信誉好坏,是个大问题。美国有很多民营的信誉机构,专门帮助查人、查公司的信誉。看你是不是准时交帐单,是不是欠什么人的账等等。信誉不佳,贷款贷不到,生意做不成,政治上也没什么前途。银行要稳定,政府要稳定,保持良好的信誉,是必备的条件。规律是,信誉感越强,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众所周知,中国,或者说,整个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的法治观念比较薄弱,是一个主要靠意识形态维系的社会。而西方国家,法治的维系占有重大比例,但也不忽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作用。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律师与工程师的人数之比是七比一,日本正好反了过来,工程师的比例要大得多,说明了意识形态在维系群体中的重要性。有了严格的法治,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群也可以维系在一个政体之内。

    有人会说,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则认为,经济因素不容忽视,但不是十分重要。寺庙里,和尚喝汤吃素,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人家的群体很稳定。我国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孚遍野,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但是,中共政权没有出现危机,没有发生天安门事件。什么缘故?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那时,多数人还相信马列毛那一套,还相信中共政权。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大家真的信它,它就管用,群体就稳定,政权就稳定。谁都知道,现在中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人们什么都不信了。有句话讲:什么都不信了,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有些人的不可思议的怪异行为,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它是意识形态解体的必然反映。

    意识形态维系中国政权的重要性,还可从下述例子见到一斑。太平天国时,满清军队不堪一击,起义军打下了半壁江山。后来,曾国藩组织湘军,灭了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不少人劝老曾挥师北上,取清朝而代之,改天下姓曾。曾思考之后,做出决定:解散湘军,告老还乡。他说,我不能做叛臣逆子。是什么在起作用?是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其说是湘军救了满清,不如说意识形态救了清室。到了清末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试验炸药,出了意外,二百多人仓促起事,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推不倒的大墙,却被两百人毫不费力地意外推倒了。什么道理?是意识形态瓦解了,是人们忠于清室的思想瓦解了。它是清政权的地基,地基一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推倒也。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民运)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而引发内斗。如果,民运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魔假样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时。他儿子找到我说:象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了算了。

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做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把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而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

 

114问:孙中山的革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分一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方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侨学界举行示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图的一次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民运人士,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民运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民运人士以记者身份,面对面质问江泽民: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发行,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能在国内发行?搞得江泽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些活动,表面上看,好象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入了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人们的进出中国,甚至通过江泽民的随行人员,带入了国内。她最终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国内。实际上,影响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国内工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时还不能让江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他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外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说明,他的脑子是明白的:美国比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不得不面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我举上面的例子,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一种简称,全称是“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从事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响目标仍然是国内。实际上,海外民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活动上。如海外民运人士通过派人回国,通过电话、传真,通过电子信件,随时于国内人士沟通,共同为国内的独立工会和反对党的诞生而催生。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几点体会值得总结: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人士通通入狱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鼓舞作用,同时,延续了民运火种。

    第二,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立国的精神支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生活的双重经历,尤其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人士融汇中西,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骨干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民运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体验。看一看当前台湾民进党的重要骨干,有一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磨爬滚打,如许信良和彭明敏。

    第四,海外民运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际支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立最广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力量尚不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建立健全的统一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暂时担当整体运动中枢协调人的角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应当的。

    第七,海外民运派人回国,可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骨干。在目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下,各个国内的民运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心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生时,在海外协调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结,与海外的归国人员共同组成指挥中心。

    第八,海外应提供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是,国内职业革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小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国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们有时甚至派秘密成员与中共高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话说,(煤油)灯底下最黑,他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非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用。

    第十,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人士可短期出国,进行培训。

    第十一,国内被中共通缉、有危险的民运人士,海外民运应负起救援任务。上海著名工运人士王辅臣和姚庆祥,被中共追捕。他们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立即与有关方面合作,派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达法国巴黎。

至于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人士大批接到海外。

在最近一次的民运聚会上,我发表讲话指出:民运现在好象处于低潮,实际上一场大风暴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妄自匪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去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翻开地图看一看,我们民运在中国大陆到处有据点,我们在台湾有分部,在香港有组织,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在东南亚、在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力量横跨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的分支机构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有哪一个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有我们这样的格局?世界各国的反对力量,哪个有我们这样的场面?只要我们运作得体,只要海内外民运配合密切,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115问:你在前面的论述中,列举了很多美国民主政体运作的例子,非常生动。请问你是不是“亲美派”,是不是在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国带向美国的道路?

答:我不是什么“亲美派”。我举了不少美国的例子,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较长,平时读美国的报刊,举例顺手捻来。如果我生活在欧洲,可能举欧洲的例子会较多。实际上,我留学于加拿大,也访问过欧洲的一些国家。总体说来,在某些方面,我对加拿大和欧洲的印象好过美国。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在下降。有些政客,如前国务卿基辛格之流,为了讨好中共,与中共多做生意,多赚中国老百姓的钱,不惜昧着良心吹捧中共。还说什么中共屠杀天安门的学生有情可原。这种无耻政客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唾弃。在美国,伸张正义者不乏其人。但是,有一些美国政客十分短视,脑海中两个“黄祸”的概念主导着他们的对华政策。所谓两个“黄祸”,一个是近期“黄祸”,一个是远期“黄祸”。近期者:一旦中共政权解体,社会失控,大量的难民潮——“黄祸”将投奔怒海,冲击香港、台湾和整个世界。远期者:当中国步入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国真正的经济、技术与国力起飞,就不是什么小龙的问题,而是一条巨龙将在东方崛起。那是真正的“黄祸”来临。那时,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就会动摇。基于这两种“黄祸”意识,这些美国政客希望中共政权不要垮台,近则,不要给世界添“乱”;远则,不要让中国强大起来。他们永远希望我们中国死又死不了、强又强不了,以使美国永称霸主。看到他们虚伪的面孔,我的爱国情怀使我暗下决心,一定发愤图强,早日结束他们所喜欢的中共专制,尽快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与法治的道路,将祖国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强国。走笔至此,革命的浪涛在心中激荡,祖国和人民的呼唤在耳边回响。我们,有志气的中国公民,不要再寄望于别人了,不要再无端地等待了。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一套,而是结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治国经验,给中国设计出一条最佳、最快的发展捷径。

 

116问:据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民主革命成功后,你是否主张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答:民主中国将不制定国教,不强迫人民的信仰。我信仰上帝,是个人的选择。民主政体应完全实行宗教与信仰的自由,各种宗教和平相处。但我可以预期,在民主政体开放宗教自由之后,由于基督教是个进取性宗教,是个组织化很强的宗教,她在中国会以较快的速度传播。

我正在撰写另一本书,论述中国起始文明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并阐述孔子、墨子、老子等学说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这本书将近一步给革命提供理论依托,给革命后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117问: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鼓吹民主。有人问你,你觉得民运可以成功吗?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记得你回答说:“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不能交白卷。我们要告诉后人,面对专制,我们没有屈服过,我们曾经奋争过。即使没有成功,后来人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你还说过:“在未来的民主大厦落成典礼时,我们可能不是典礼的剪彩者,不是民主大厦的享用者,因为任何一座大厦的建成,都必须先填平那地面的坑穴,但我们宁愿做填平坑穴的碎石,以便让后来者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没有这些碎石,任何辉煌的建筑都不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多少年来,我都认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请问你的理想国是什么?

答:我永远忘记不了,做外科医生时,看到楼道里躺着住不上院的病重老农,而高干病房里明明还有很多床位。他们的呻吟,绕梁不绝。我也永远忘记不了,下乡巡回医疗时,老大娘端给我一碗鸡蛋褂面,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啃着硬硬的窝窝头,眼谗地扒在窗口。泪水掉在碗里,我要把面让给孩子们。大娘跑到外边,用扫帚把孩子们轰走。我问在朝为官的亲戚,难到你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这个?

    我参加过德国的啤酒节。听着成千上万人的欢乐声,狂叫声,啤酒瓶的撞击声;看着男女老少忘情忘我,载歌载舞。一个德国老人向我敬酒。他一饮而尽,笑得胡须颤动。我眼前出现的,是医院楼道里那个呻吟的老农。我,怎么也笑不不出来。

我观赏过拉丁美洲海滨的嘉年华会。人们倾巢而出,男女老少同乐。姑娘的彩服与晚霞争艳;人们的笑声同浪涛交融。热情的姑娘拉我跳舞,她旋转,她跳跃,她把自己融化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我眼前出现的,是河北山路上低头拉着煤车的妙龄少女们。我,怎么也舞不起来。

    我也和大家一起欢度过美国的万圣节。游行的队伍里,男扮女,女扮男,猪头马面,应有尽有,一时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最快活的,还是那些孩子们。他们成群结队,走家串户,要糖果,要祝福。各种各样的鬼怪面具,把他们带向虚幻和想象的世界。每当看到这些,我的眼前就出现那两个光着身子、扒着窗台、被亲娘赶走的孩子。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能享受这些?难道他们天生下来就是下贱?为什么?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当初理想与今天的现实背道而驰?

    我痛苦,我思索,我寻求。我游历过很多国家,看过苦难,也看过欢乐。开始,我找到了德先生。后来,我找到了神,皈依了基督。至此,心灵有了归属,前进有了方向,行动有了动力。我天天都在祈祷,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我那些不幸的同胞祈祷。求主把恩雨早日降临我的家园,求主把亿万迷失的羔羊带向神的国度。我也为那些共产党的掌权者们祈祷,求主把他们心中的撒旦驱走,早日把他们带出魔鬼的牢笼。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孩子们,不管来自城市,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最偏僻的山野,不再为别人的一碗面而嘴谗,不再为别人的一件新衣而羡慕,都能戴上他们喜欢的面具,把天真百分之百地喷放出来,带着他们跑向想象的彼岸。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从城市来,不管是从农村来,不管是从草原来,还是从山区来,都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不再为明天的饭碗而担忧,不再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着急。即使暂时失了业,社会的福利温暖也将使他们度过难关,走向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老人们,不管他是出身知识份子,不管他是出身工人,不管他是出身农民,还是出身黄河边的纤夫,都有养老金,都有医疗卡,都能咸贻弄孙,走过金色的年华。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象我们这些人,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都能坐在一起,用规则,而不是用枪杆,施展每个人的抱负。在同一个民主的殿堂里,商讨国家大计,纵论天下之势。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能象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民一样,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之下!

神,已经给了我们启示;神,已经给了我们方向;神,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神,已经给了我们力量。

向前吧,向前!伸开双臂,迎接神的国度。她,就要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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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8/14/2016 07:17
王炳章(1948年-),出生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基督教徒,美国永久居民,中国民主运动政治家,现在狱中。

幼年移居北京,在北京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

1979年,他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他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公费留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同年,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2月1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关于王炳章‘中国之春’举动,我方早有联络,正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希望端其方向朝民族大义正确途径发展。”[1]

1983年,王炳章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担任第一、二届主席。1989年,他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担任第二届主席。1998年1月,他潜入中国大陆推动筹组民主活动,二周后被中共逮捕并驱逐出境。1998年2月,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出任发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理事会顾问。6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顾问委员。2000年2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边境附近,遭绑架至一艘往中国的船上,在中国领土上遭公安逮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一直以来都被狱方单独关押,禁止任何人与他交流,目前他已经中风多次。狱方的看管人员也是六个月一换。

2013年,台湾立法委员田秋堇向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质询此事,国安局公开回复,从未运用大陆人士王炳章及彭明先生从事情报工作。


其妻为台湾人,两人在美国结婚。生有一女,王天安。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中国民主化运动百题问答》,原名《民运手册》,出版于1998年,以问答的形式解答关于民主理念、民运策略、改良还是革命等问题。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运用通俗的事例,将高深的民主理论浅显地表达出来,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即可读懂。其二,对民主化运动的实际运作有翔实的介绍,有较强的实用性。

2003年2月王炳章被判刑的同月,龙纬汶、柳玉成、伍国雄等人成立“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争取王炳章尽快获释。
尽管王炳章博士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先驱,并连续担任过多个海外民运团体的最高领导人,但王炳章首先是一名基督徒,按照基督徒的信仰与处世原则,王炳章博士多次冒着自由和生命的危险闯关回国从事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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