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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易经的思维方式

已有 2375 次阅读8/5/2016 05:24 |系统分类:哲学

易经的思维方式

1.易经的起源

周人的祖先崇拜受到商人国家观念冲击后,升华为宗法制度。周人的八卦受到商人的文字冲击后,升华成了《易经》。八卦,就是由“-”和“――”两个被成为“爻”的一实一虚两个符号相互排列组合而成的、用于占筮的八个卦象。阴爻“――”、阳爻“-”,就是女阴、男根的表征。远古的彩陶鱼纹、蛙纹象征女性生殖器,鸟纹、蜥蜴纹象征男性生殖器;鱼祭、月神是对女性生殖力的赞颂,对花卉植物的颂歌表达了对女性生育的感激之情;彩陶上的鸟鱼并存、鸟卵纹、鸟啄鱼纹等为男女结合的象征。表达了中国人的生殖崇拜。

商人盛行以烧裂龟甲来占断吉凶,此方法被称为“占卜”。周人多用蓍草占断吉凶,此方法被称之为“占筮”。“占卜”占断吉凶的根据是龟甲烧裂的纹路。“占筮”的根据则是与蓍草(竹签)数目相对应的八卦。八卦的八个卦象代表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八个不同的占筮结果。在石器时代,占筮师可以根据占筮者所占到的一个卦象,配以简单的发音和手势来向占筮者作出“上上”或者“下下”的吉凶判断。在没有文字的环境下,卦像是不能太多的。太多了,算卦仙儿是无法向别人解释卦象之间细微差别的。当然,在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八个卦象也足以满足人们预卜未来的需要了。

随着商人和文字的到来,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八卦也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这时,周文王姬昌将八个卦象两两重叠组合,推演而出六十四卦,并给六十四卦及每一卦中的六爻分别做了文字注释。卦的注释被称为“卦辞”,爻的注释被称为“爻辞”。六十四卦卦象再加上“卦辞”“爻辞”,就构成了《易经》的本文。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后,便成熟定型,一直传至今天。由于《易经》为周文王所创,故《易经》也被后人称为《周易》。

诸子百家(不包括墨家)的思想皆源自于《周易》。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相互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诸家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在天下大一统的汉代,本系同根生的诸家又殊途同归,九九归一,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握手言欢,共同建构了中国专制文化。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从《周易》中受益最多。因此,孔丘将《周易》列为五经之首。同时,儒家对《周易》的贡献也最大。孔丘对《周易》推崇备至,他将《周易》古经进行了一番“索引”、“钩深”,给《周易》做了全面系统的疏解和诠释,写成了流传后世的《易传》(即《十翼》)。《易经》本文加上解说的《易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孔丘对《周易》的显微阐幽,使《周易》从一个占筮之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总纲。

此后,中国的说《易》之书汗牛充栋,代有所隆。“学不究《易》,不足以谓之学”。《周易》作为中国诸学的哲学基础,成了中国学者的必修课。

中国文化虽然因时代不同而各具特色,但其内蕴无不贯穿《周易》之精神。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皆是《周易》血脉之延续,都是《周易》的时代版本。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周易》,是八卦;而八卦则是土生土长、正宗的中国造,它是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发明。中国文化的本质原是巫术。

2.易经思维方式的特点

周人发明的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势;周人发明的《周易》,则奠定了中国人思维的定势。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周易》的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是无神论,第二是思维女性化,第三是诡辩性。

第一,无神论。

《周易》认为,世界的起源不是神,而是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经.系辞》)。此意思经道教引申,就更明白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就是“太极”。

《周易》认为,世间万物也非神所造,而是天地相交所生: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

《周易》不仅否认神创造世界,并且在天地之间连个位置也没有给神留下。《周易》将上帝从天地间抹煞掉。还嫌不过瘾,干脆自己装起了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焉乎!”“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将上帝成功的否定掉,抹煞掉,凡人有这样的能力吗?没有,从来没有。有这样能力的只有一位,那就是—撒旦。上帝的存在,就意味着禁忌和来世的赏罚。信仰上帝,就意味着操守和来世受审。信徒们只有通过恪守禁忌才能求得上帝的认可。只有期待来世,才能求得上帝对自己灵魂的接纳。禁欲与期待是紧张的,是痛苦的。撒旦很狡猾,知道人的软弱。为了与上帝争夺人的灵魂,它便发明了占卜,以诱惑那些软弱的、爱取巧的人。

《周易》对此并不隐晦:“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设地造,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易.系辞》)。(所以说,在天地之间,一切变化及人的言语行动中,吉祥的事情,就会先有吉祥的征兆。根据这些征兆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本体,就可以预知未来。天在上,地在下,世间万物皆天设地造,圣人仿效天地完成《易经》,经过圣人和魔鬼的共同谋划,使得平庸的百姓通过《易经》就可以预卜未来,了解天地变化之神奇)。占卜是撒旦的发明,是巫术。而《周易》则是巫术之王。

奉《周易》为神明的中国人,是一群被撒旦诱骗的人。沾了魔力的中国人精明异常:天地之间,哪有什么上帝?!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去守节禁欲,多傻!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凶是吉,哪里用得着苦苦地等待上帝最后的审判?只要找个算卦仙儿,花上五文钱,抽上一签,吉凶立见,多简单,多快捷,多便宜!

《周易》使得中国人成为了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百分之百的功利主义者。

中国古代也有人鄙视《周易》这本巫书,认为人的行为,应当依据良心,不应考虑后果,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才是君子应该有的态度。占卜却是先看结果,有利才行动,动机已不纯正。宋儒朱熹马上为《周易》辩解:易是用来占卜,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的,就不做,在这种情形下,根本用不着占卜。唯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迷惑时,才可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

儒教是“反话宗教”,儒生们也都是“反话大王”。实际情况与朱熹所说的完全相反,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以费神、花钱去占卜,因为所占之事皆是私欲、恶事,并且事情愈险恶,人们愈是去占卜。人做好事,哪里用得着占卜?雷锋送大嫂回家,难道还用得着算上一卦,是子时送好还是卯时送好?《周易》及其衍生出来的求签、风水、相术、批八字等中国巫术,在今日中国仍有广大市场,其中,党干和农民这两个群体,是信仰巫术最严重的两个群体。党干是统治者,农民则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基础。中国实际上是巫术之国。

当然,中国也有一小部分人将此等巫术视为封建迷信,对它嗤之以鼻,但他们同样逃不掉《周易》所演绎的天人合一的无神宇宙观,及那种绕开良心动机而直奔成败结果(抓住老鼠为好猫)的取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态度。“君子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易传》);(君子们宣扬鬼神设立宗教是为了使天下的百姓驯服)。这句貌似对“神道设教”理解、体谅的话,其实是以高高在上洞察一切的“真人”的姿态对所有有神论、宗教的否定。

“明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救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论》)(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设坛救之,发生了天旱,就祭神求雨,占卜吉凶后才断决大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得什么,而仅仅只是一种仪式,一种礼仪,只是文饰政事。统治者将祭神当成一种形式,而百姓们则真的相信神的存在。将祭神当成一种仪式,就吉;如果真的相信神灵的存在,就凶)。

象蛇一样精明的中国文化人,就像是知道了所有魔术的谜底,从而使得任何魔术都失去了魅力一样,他们以一种市侩的、纯功利的眼光打量着任何宗教,并自以为知道所有宗教的最终秘密和“良苦用心”,从而将一切宗教都拒之心灵外。要让如此“精明”的中国相信上帝的存在,恐怕是世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了。世界上,中国人最精明,但他们干的却都是最愚蠢的事;世界上,中国人最功利,但他们既没有得到功,也没有得到利。

第二,思维女性化。

《周易》是中国人女性化思维的根源,其表现有:思维形象化,思维横向类比化,思维直觉感悟化;重视关系,重视“中”“和”,重视综合、混合、整体、包容,封闭、内向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责,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系辞传》)。

八卦与1234a.b.c.d等“外乡”抽象符号不同,八卦是一种形象符号,它分别与八种自然事物一一相对应:象天,象泽,象火,象雷,象风,象水,象山,象地。八卦两两重叠层为六十四卦,其卦义同样是由卦象引申而出。如颐卦(颐:颊、腮),其卦象两头为阳,中四为阴,形象是一个上下牙齿相对的张开的大口。上卦“艮”是山,代表止,下卦“震”是雷,代表动,上、颚不动,下颚在动,正是人吃东西时口的活动。所以,其卦辞为:“真吉。观颐,自求口实”,“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再如噬嗑卦:形象是张开的大口中有一物,噬嗑的意思就是口的上下颚咬合,将口中的东西咬碎,引申为利用刑罚排除障碍。所以其卦辞为:“亨,利用狱”,“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再如小过卦:中间阳,两头阴,形象为一展翅的鸟,因此其卦辞为:“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形象化思维是周易最显著的特点,日后中国人发明的风水、面相、手相、骨相、体相等巫术,都是这种形象思维的延续。形象化思维使得中国人只关注事物的表面,而忽视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使中国人的思维爱偷懒、取巧、走捷径。

区区八种物象和六十四个“故事”,怎么能解释大千世界?这就要靠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就要靠“比”了。“比”本是个诗歌中的概念,“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朱熹《诗集传》)。正所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节下之能事毕矣”(《易.系辞》)。

这种“比”和西方逻辑中的类比推理是不同的。逻辑中的类比推理的公式是:A对象具有abcd等属性,B对象具有abc等属性,所以B对象也可能具有d属性。比如富兰克林曾根据天空中的闪电与电极产生的电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的属性:有光、有不规则放射、运动迅速、射动物、燃烧易燃物等,而推理出闪电也可以象电机产生的电一样由导线传导。后来通过有名的风筝实验证实了这一推断。类比推理有两个原则:第一,是所依据的对象间的相同属性应是本质的,而且与推出属性之间要有必然联系。第二,所依据的对象间的相同属性要尽量多。《周易》之“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随意的很。只要两个对象间有任何一点瓜葛就足够证明二者是一回事了。“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王充《论衡.卜筮篇》)。孔丘,子贡,根据“鼎”与“鲁伐越”的一个“共性”——足,便给人家预卜未来了。

1936年,有心倒蒋的广东新军阀陈济棠请术士为他占了一卦,结果卦中有“大运已至,机不可失”一语,这使得陈济棠急不可待地联合广西的李宗仁挥师北上讨蒋。然而未等粤军出师,其空军将领就被蒋所收买,率领57架飞机投蒋而去。一时粤军军心大乱,陈的部下也纷纷叛离,陈济棠无奈只好下野。失败后他猛然醒悟:“机不可失”原来是飞机不可失啊!

看看中国的近代史,简直就是“信邪者”的失败史和“不信邪者”的胜利史。魔鬼就是魔鬼,谁信谁倒霉。

如果说西方的逻辑思维是一种纵向的严谨的理性思维,那么《周易》之“比”则是一种横向的模糊的感性思维。严格的说,《周易》之“比”,就不是思维,而是一种胡乱联系,属于大脑神经“短路”现象。有时候,所占之辞与要占之事风牛马不相及,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没有一点可“比”之处,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凭直觉去感悟了。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易.系辞》)?(以文字写成的书,无法完全表达所要说的话;说出的话也不能完全表达心中的意念。然而,难道圣人的心意,就不能了解了吗?)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近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易.系辞》)(所以,圣人建立卦象,来尽情表达事物深层的含义,设置六十四卦来尽情显示事物变化之真伪,附以文辞来尽情表达要说的话,再经变化、融通以尽情揭示事物变化的凶吉,再通过大胆的联想、感悟以尽情显示万物变化之神奇)。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咸》)。通过直觉感悟的联络润色,《周易》便可“鼓之舞之以近神”了。

后世中国道家、玄学、禅学的所谓“静观”“玄览”“心斋”“冥通”“冥合”“得意忘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储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等体道悟玄的法术皆是《周易》之直觉思维的延伸与放大。

严格地讲,只有借助抽象的概念并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则的逻辑才是思维,而形象思维、横向类比思维、直觉感悟思维都属于感性范畴,不能称之为思维。他们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思维特征,被一些人称为思维,那是因为他们里面不自觉的吸收了一些理性逻辑的因素在内,如果将理性逻辑从其中抽剥出来,这些形象、类比、直觉就纯属感性,这种感性动物身上也有,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形象、类比、直觉这三种“思维方式”其实质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八卦之母——太极——混沌。混沌,就是糊涂、一团乱麻。

虽然《周易》六十四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囊括了宇宙万物的变化,但其基本组成要素却只有“-”和“”。这一“-”一“”所以能构成六十四卦,那是因为““- -”和“”的排列组合不同所致,也就是说六十四卦的多样性是建立在“-”和“”不同的排列组合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注定了《周易》注重组成六十四卦的八卦之间的相互关系、六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爻与每卦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是“-”爻(或“”爻)因其所在的卦不同而意义迥异。如屯卦最下面“-”爻的卦意为“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是大吉;而大壮卦的最下面“-”爻的卦意为“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是大凶。同样是“”爻,在同一卦中,因所处的位置不同,“身份”也就差别很大。如坤卦最下面的“”爻的卦意为“初六:履霜,坚冰至”,位列第二“”爻的卦意为:“六五:黄裳,元吉”,最上面的“”爻的卦意却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其义相差之悬殊,完全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组成《周易》六十四卦的众多的“-”和“”、“男”和“女”,其个体差异太少,而众多的“-”和“”、“男”和“女”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却又太复杂。《周易》这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轻视个体差异的思维根源,也是中国人附炎趋势人格的根源。

在《周易》的卦象中,排在第二位和第五位的二爻、五爻占有特殊的地位,“九五中正”“九五至尊”,它们在卦中所占的位置是《周易》所推崇的理想位置,而其它的一爻、三爻、四爻、六爻均属“位不当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爻、五爻分别位于下卦和上卦的中间。由于处于中间,所以它们的卦义总是吉利的,如乾卦之“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之“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等。并且在很多卦中,《周易》明确提出了“中行”思想,如“得尚于中行”(泰卦),“中行无咎”(夬卦)“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复卦)“九二真吉,中以行正也”(未济卦)等等。孔丘撰《易传》时,将“中”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天下之理的,而成位乎其中矣”,并提出了“时中”“中正”“大中”“刚中”“柔中”等“中”的概念。《周易》尊“中”的思想是儒教中庸思想的根源。

《周易》也明确表现出尊“和”的特点。在比卦、临卦、兑卦、否卦中, 都提出一个人、一个国家处理外部关系和内部矛盾,应遵守调和、亲善的原则。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即对待俘虏亲善安抚,就不会有错;六二:“比之自内,贞吉”,六四:“外比之,无咎”,即主张对内对外各种关系都要力求做到亲和友善,安定团结,等等。这是儒教以和为贵的思想根源,更是中国人爱混合、爱杂交、好和稀泥的思想根源。

从外表上看,《周易》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封闭性、内部循环性。文王姬昌将八卦两两重叠组合演为六十四卦。这组合而成的六十四卦,具有先天的整体性与封闭性。因为在数学上,八个不同的符号两两组合的数目就是六十四,不可能多,也不会少。它这个整体,并不是六十四个符号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相互关联,首位相顾,循环不息的整体。

这种内部循环性,是中国人不求甚解、爱兜圈子的思维根源。在周易中,不存在清晰明确的“概念”。它所有的符号、文字,都是不确定、不清晰、非常模糊的。

比如在《易传》中,乾象征着:健、马、首、天、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马、老马、瘠马、驳马、木果。坤象征着:顺、牛、腹、地、母、布、釜、吝啬、均、子、母牛、大舆文、众、柄、黑。八卦是《周易》的最基本的“概念”了,然而,它们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很模糊而没有界定的。它们的指代物,并不是理性推理的结果,而完全是感觉的结果。因而它们的指代物也是不确定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基本概念”就如此模糊,那由它们说演义出来的万事万物的面目混沌,也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外界的理性知识,中国人的反映是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新奇,再后是学习,最后是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我还认为西洋天文有多神奇哩,列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说:“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列子》)。宋代的朱熹也曾说:“天包平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地球是一行星了。欧洲人创造了量子力学,那是受到了中国人的阴阳理论的启发。欧洲人发明了电脑,那是中国周易八卦二进位制的功劳……中国人,靠吸收外来的营养生存着、壮大着。但自认为知道一切秘底的他们,从来也不领情。

根据西方心理学家实验观察和统计,女孩较男孩主体意识成熟的早。女孩一般在幼儿时即开始细致地注意她们与周围人的关系问题,并设法将它们调整好。而男孩在这方面就迟钝得多。所以中小学教师往往对女生有更多的好感。对于人际关系,成年女性一般也比男性敏感。女孩惯于整体观察,而男孩则善于分析。如女孩总是将自己的玩具和用品(包括仪器和机器)保存的很完整,而男孩却常常有意识地将它们拆卸开,要把里面看个究竟。

心理学家作过一些测试,证明女性遇到问题时倾向于做整体思考,而男性倾向于将有关事物分解划开,进行个别分析。作为认知类型,女性属于“场域依赖型”,男性属于“场域独立性”。女性在认知时,习惯从整体环境出发。男性则不依赖于事物的整体环境。女性喜爱形象思维,善于利用自觉和体验去判断对象。男性则倾向于严格的抽象的逻辑思维。女性一般性格内向、平和、安静、不爱争斗。而男性一般性格外向、急躁、容易冲动、爱争斗……

以周易为渊源的中国文化,就象一个妖娆的、违法乱纪的女人。面对严厉、一脸严肃的执法者,她的生存、发展之道,就是“和为贵”、套近乎:大哥,请坐,请坐,抽支烟,喝口水,“有话好好说”。什么?abcd@#&?哎哟,大哥,小女子孤陋寡闻,没有见过大世面,能不能讲中国方言?“火箭”?那可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一千年前,当别人还在使用大刀长矛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火箭来打仗了。五百年前,我们就有全世界的一个航天飞行员了。他的名字现在不是还被你们用来给月亮山命名吗?“民主”?哎呀,那还用你说,我们的圣人早就教导我们:“民为贵,君为轻”,何止是人民作主,我们的人民就是干部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权”?奥,那你们的资格就浅喽,我们的圣人说,天地之下,人最大。而你们的先知却告诉你们神最大。“上帝”?嗳,弄了半天,我还以为你说谁哩。“上帝”呀,那可是我们祖先崇拜的神,咱们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老弟呀,你看你一脸冷酷的样子,都是自家人,别说两家话。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千万别客气,来来来……如果你经不起她的诱惑,和她上了床,那你就完了。因为不是你征服了她,而是她同化了你。

第三,诡辩性。

《周易》六十四卦是用来预测吉凶的。但是其中任何一卦所代表的吉凶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每一爻的爻位变化而变化的。如屯卦,其卦辞为“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悠往,利建侯。”是一吉卦,但这一吉卦,一经具体的爻卦分析,就变得复杂、吉凶难辨了: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六二:屯如镡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其初九尚未吉祥之意,而其上六就成了大凶之兆了。

这种物极必反的吉凶互变,存在于《周易》的每一卦中。“易经”的“易”即是变化之意。变,是《易经》的灵魂。这一点,《周易》表达的很明白:“圣人设卦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

《周易》这种“先否后喜”(《易.否》)的吉凶互变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泰》)的福祸反复观,是道教辩证思想的根源。道教继承了《周易》的“易”的实质,并将之更加理论化、文字化了:“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

这些还算是辩证,接下来,李耳就开始诡辩和混淆是非了:“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二十二章》)(委屈就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积满,破旧反而能成新,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会迷惑。)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老子.二十章》)(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

“天下皆自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为天下公认的美,已经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的善,以经不是善了。)

到了道教的第二号人物庄周,其诡辩性就说得更白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有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有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庄子.齐物论》)。(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是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正确的就任他正确,错误的就任他错误。所以圣人并不计较正确与错误,而只是客观的反映自然之道。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果真有彼此的区别吗?果真没有彼此的区别吗?消除彼此的相互对立差异,就是道的关键。得到了道的关键,就像抓住了环的中间,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是”的变化是无穷的,“非”的变化也是无穷的。)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道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者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没有什么东西不对,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所以,细小的草茎和巨大的顶梁柱,丑陋的女人和美貌的西施,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事物,从道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分彼此的。万物的分离,就意味着生成。万物的生成,就意味着毁灭。其实无所谓生成与毁灭,一切事物终归都是一样的。只有通达之人才明白这个道理,因而将智慧寓于平庸之中。平庸就是用,用就是通,通就是得。达到大智若愚的境界就差不多了。顺应自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就叫作道。)

遵循着庄周的思路走下去,于是有人就得出了经典的诡辩怪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白马非马”……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是非可以有客观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墨家)。由于没有是非标准,没有真理规范,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真理的客观标准,比如形式逻辑。然而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论者说客就只剩下诡辩了。任何一个说客,假如今天他的自身利益与秦国相连,那么他就为秦国君王画策,把一件事说得对秦国君王有利;假如明天他的自身利益与齐国相连,那么他就为齐国君王画策,把同一件事说得对齐国君王有利。用杀了邓析的子产的观点,这种策士“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这几乎就是一切战国策士和纵横家的四项基本原则。

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诡辩论的老祖宗。诡变和逻辑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如果诡辩还算得上是思维的话。或者说,逻辑是思维,而诡辩是非思维。在诡辩中,生与死,是与非,此与彼等相互矛盾的概念,可以象蛇一样相互游移转换。在逻辑中,其不矛盾律和排中律是严格杜绝这种思维的。

逻辑的不矛盾律是: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思想不能互相冲突,不能前边肯定了一个判断,后边又肯定另一个与之相矛盾或相反的判断。其公式是:A不是非A。逻辑的排中律是: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思想必须明确,不能含糊不请。也就是说,在两个矛盾判断之间必须作出明确选择,断定一个为真,不能模棱两可。其公式是:或是A,或是非A

逻辑是一种直线思维,诡辩是一种曲线式思维。人只有认罪,才可能被拯救。人自认为本性善良,最终会堕落为罪人。同样,人类只有将宇宙这个整体割裂开,将曲线简化为直线,将运动肢解为静止,才能使混沌变得清晰。人类只有通过静止、直线和片面才能最终认识运动、曲线和整体,就象数学,就象物理。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片面逐渐走向全面的,是由主观逐渐走向客观的。纯粹的全面、客观,人能得到吗?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就是把人当成了神。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谓的内容客观的辩证法,其实只是权贵手中翻云覆雨的工具。昨天你还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友,常胜将军,今天就成了毛主席最大的敌人,吸毒将军、逃跑将军……辩证法,中国百姓仍在“学习”之中:独裁不叫独裁,而叫“民主集中”。专制也不叫专制,而叫“人民民主专政”。

《周易》蛇一般的诡辩、辩证,使得中国人弃机械、笨拙的逻辑思维之如粪土。使中国人可以绕开理性逻辑道路之艰难跋涉直接感悟或把握宇宙的“终极真理”—道,混沌。也因此使得中国人在理性科学上毫无建树。虽然,《周易》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扼杀在摇篮之中,使中国的科学落后于西方,它是不是也因此让中国人得以摆脱理性思考的痛苦而生活的无忧无虑,象道教所标榜追求的神仙一样呢?不是的,人不是神仙。自从吃了智慧果之后,人便有了智慧。再想整日混混沌沌,人是作不到的。

是人,就免不了要思考,就要追求真理。为了使人保持混沌,抵挡人类认识真理,《周易》便给人类的智慧安排了另一个差事:去观察、研究事物的变化和相对性,也就是要求你把全部智力用于努力从“生”看出“死”来,用于努力从“是”看出“非”来,用于努力从“丑女”看出“西施”来,用于努力从“山之高”看出“泽之平”来,用于努力看出鸡长了三条腿,用于努力将犬看成羊……这种努力,就是《周易》中所谓的“研几”。“子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所谓几,就是变化之细微,吉凶之端兆)。“动而未形,在有无之间者曰几。”“几者,象见而未形也。”所谓研几,就是研究“几”。就是根据事物之变化细微征兆,来预测事物变化的方向。而这正是用于占筮预测未来的《周易》之本质所在。所以,研几,知几,通几,是研究《周易》的最高境界:“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孔丘说:知几一定很神奇吧,君子对上不谄媚,对下不轻辱,他们大概是因为知几才能做到这样的吧。)“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通俗点讲,“几”可以理解为机会。“知几”就是善于察言观色,“见几而作”就是伺机而动。“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人的神色一动,母野鸡就高高飞起,飞了一阵子又集聚停落在安全的的方。孔丘说:“山梁上的母野鸡,懂得时势啊,懂得时势啊”)(《论语.乡党》)。是君子,就应当“见几而作”,就应当“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就应当“随机应变信如神”。

“研几”使得中国人能从“直”中研出“曲”,从“方”中研出“圆”,能从“白”中研出“黑”,能从“是”中研出“非”,能从“原则”中研出“灵活”……“研几”使得中国社会中没有直的、硬的、原则的东西。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一切均处于变化之中。在永远的,没有限制的变化之中,每个随机应变的君子都象蛇一样警惕地、不动生色地立着,观察着别人的细微言行,“见几而作”,伺机而动。在中国社会平静的外表之下,是世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与人拥挤在一起,相互揣测、算计、勾心斗角。如万蛇缠绕。看看中国君子们的那一张张老谋深算的脸,那都是“研几”的杰作。中了毒的中国人永远不知道“一份诚实胜过一百分的狡诈”。不知道“一分的操守,胜过一百分的变化”。就是知道了,也做不到。尽管诚实、操守比狡诈、变化更简单。因为在蛇的国度里,诚实、操守,就意味着永远吃亏。而中国人是不甘心吃亏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十字架撑腰,还总是受到蛇的诱惑。

“见几而作”的中国人,外表沉静,其实活得最累!个个都不愿吃亏的中国人,最终个个都吃亏!“大智若愚”是道教所标榜的最高人生境界,但其结果却使得中国人个个都是“大愚若智”——真是蛇的诡计。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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