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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香港、西藏——邓小平的玩物

已有 2892 次阅读7/8/2016 01:22 |系统分类:军事

李江琳:今日香港 当年西藏|动向 2014年9月号第349期


公开宣传背后的秘密文件


八月下旬,我按照半年前安排的计划,到香港寻找西藏当代史方面的资料。清晨出机场,迎面过来一辆出租车,车身上赫然四个大字:〝反对占中〞。我立即意识到,我刚好是在香港处于前景难测的紧张气氛之中来到这里。恍惚间有种穿越时空之感,研究多年的西藏历史场景,似乎正在眼前重现。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作为历史研究者,专业要求我以史料说话,我不能在研究中设想〝假如如何,那么就会怎样〞。但是,因为我的研究经常是从当年不为人知的保密资料和档案着手来重现史实,必须十分注意幕后秘密文件和公开宣传之间的对比,才能解释清楚当初人们对事件作出反应的逻辑,所以,我仍然会冒出一个念头:当初要是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文件,恐怕就不会那么轻信,那么被动了。


六十多年前,中共大军西进,完全有能力拿下西藏的时候,西藏是什么状态?西藏名义上的宗主国大清王朝早已覆灭,后来的继承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被挡在门外,千方百计想要同西藏建立某种关系,西藏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享有国际藏学界公认的〝事实独立〞地位,西藏就是一个国家,具有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当时解放军是有能力打进西藏的,但是打进去的话,那就是一种〝入侵〞,就是〝侵略〞一个事实存在的独立国家。所以,解放军先在昌都打一仗,打败了藏军,然后放下身段,请西藏政府派人谈判,以军事为后盾,以武力占领为威胁,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基础是邓小平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的意见〞,发给中央的秘密电报中说明:〝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第三、五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以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十条。〞邓起草的第三条是〝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五条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从文本上来看,除了国防军入藏,西藏一切不变。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个协议,于是有了宣传中的〝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这是中共在谈判中坚持这样称呼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西藏的国家元素全被中共废除


协议签订后,军队长驱直入,偷偷带进一整套党的班子。由于协议上只规定军队入藏,没有规定中共入藏,这套党的班子当时是潜伏在西藏各地的〝地下党〞。入藏的中共西藏工委是不公开的,没有招牌没有办公室,表面上只有解放军军区。中共在西藏的官员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别的都是来抵御外敌保卫国防的军人。直到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地下党〞才钻出地面,这时中共已经在西藏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若干党支部,有了一定基础。中共统战政策对西藏的僧侣贵族非常优惠,下力气不让西藏贵族僧侣的生活有丝毫影响。那时藏人普遍仍然看重银币,即旧时的大洋,所谓袁大头。于是,举国收集袁大头运进西藏,让藏人拿到手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洋,甚至在袁大头不够的情况下,令铸币厂铸造新的袁大头给西藏。


一九五五年,中共给十九岁的达赖喇嘛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头衔,在〝国家领导人〞的虚拟光环里,达赖喇嘛的实权落到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手中。在中共内部,从上到下都很明确,中共不仅要占领西藏,而且是要改造西藏,而且一定是按照中共的革命纲领,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理论来改变西藏。如今的解密文件足以证明,中共在入藏初谨慎统战时期,就在为后来的〝民主改革〞做准备。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周边四省藏区搞土改,开始有步骤地改造藏区。在达赖喇嘛的抗议下,一边承诺〝西藏六年不改〞,一边动员〝江东坚决改〞,一边〝做好打的准备〞,而且要〝大打〞、〝边打边改〞。


当藏人的反抗和解放军的镇压爆发的时候,中共的军事准备早已在进行之中。全面改造西藏已是蓄势待发,只剩下〝十七条协议〞这个障碍。获悉三月十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的消息,毛泽东的反应是〝总算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表面上派谭冠三与达赖喇嘛信件来往,背后却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开战。达赖喇嘛为避免生民涂炭而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十七条协议被废除,西藏原有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元素全部被废除,协议承诺的自治名存实亡,事实上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一切,中共是主动的,而藏人一方却往往蒙在鼓里,不知事态将往哪个方向发展。中共的公开宣传,和它内部的秘密文件内容,各司其职,动态配合。公开的话可以说得非常动听,内部的计划和命令却冰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


西藏香港邓小平是主要操盘手


研史至此,不免会想,假如当时西藏僧俗上层看到了邓小平的那份电报,假如他们知道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十七条,假如他们知道中共势必要以其意识形态来全面改造西藏,中共入藏还会如此顺利吗?


当年入藏和制定西藏政策,邓小平是一个主要操盘手。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宜粗不宜细〞的〝小平风格〞清晰可见。协议越简单、越模糊越好,以便为日后留下操弄的空间。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规定,权力如何划分、权益如何保障、冲突如何裁定,邓小平不要英国式的详尽规定。他答应香港人民一国两制,〝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却无说明只有〝爱港爱国〞的港人才可以治港,更无规定谁来确定此人是不是爱港,是不是爱国,万一爱港和爱国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要谁爱谁不爱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再漂亮的承诺随时都可能消失无踪的。西藏已有前车之鉴。


八月底,我从汉堡开会后回到香港,看到电视新闻公园集会的直播,黑压压一大片〝和平占中〞的人群,仿如时光倒流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萨罗布林卡门外的场景。现场灯光突然暗下来的刹那,心头一沉,不由想起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那一夜。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亮光,人们打开手机,就像每个人捧出了心中的烛光,这一片烛光,正是维园二十五年从不间断的对正义和民主的渴望。


我不知道,明年后年的今日,维园的烛光在何方。我也不知道,五十年后,当今天的中共内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时候,人们将怎样看待今天的香港。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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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7/8/2016 01:27
李江琳: 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著名记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七年徒刑。据说她泄露的“国家机密”是所谓“九号文件”,俗称“七不讲”,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学中提及的七项议题。

2015年5月号第357期

“七不讲”中第五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颇有点意思。这说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认自己犯了“历史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你们不能讲。国内外历史学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史,就绕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比方说,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绕不开“土改”,讲到“土改”就绕不开对原土地拥有者的屠杀;研究“大跃进”,就绕不开“大饑荒”;讲到“反右”,研究者不会不知道“夹边沟”。事实上,不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就没有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错误”

严格说来,“党的历史错误”不仅高校不准讲、民间不准说,很多重要史实,在中共党内也是列为机密的。研究当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乱》这本资料集,是一九九五年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共同编纂的。其中收录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所有执行平叛任务的部队”。这本书注明“内部发行,不得引用”,属于保密级别较低的资料集,或许正因为此,其中收录的这份中央军委嘉奖令竟没有注明“节录”,让有机会读这本“内部发行”资料的人以为看到的是全文。所谓“内部发行”就是说,这份一九六一年的军委嘉奖令中,有些信息到了一九九五年还是不能让级别不够高的人知道的,而这本资料集里收入的其实并不是嘉奖令的全文。

几个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几份涉藏机密历史资料,其中就有“嘉奖令”的全文。完整的“嘉奖令”在一九六一年颁发的时候,保密级别是团级,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关于“平叛”的时间、地点和“歼灭”藏人的数据:“从一九五六年平叛开始,到今年八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区,前后累计共歼叛匪XX万余人……”这个“XX万”可圈可点:具体数字连团级干部也不能知道。

不过,另一份机密资料中给出了一个数字:“叛匪投降二十一万,占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据此推算,被“歼灭”的“叛匪”达四十五万六千多人。这是什么概念?根据一份被列为“绝密”的人口资料,五○年代,藏人总人口约为二百七十万,也就是说,在六年间被“歼灭”的藏人达当时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换言之,不少于百分之十七的藏人总人口直接卷入战场。这个数据还没包括为了“防叛”被关押、以及后来“反封建”运动中被抓的人数。真实情况如此惊人,难怪连团级干部都不可告知。

这几份不同程度的保密资料说明,为什么“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简单的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国家罪行”!犯罪者当然不愿意让人天天提起他们的罪行,特别是当他们还把持国家政权的时候。于是,“党的历史错误”也就成了机密,是不能让民众知道,也不能让民众评说的。

那么,党既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又怎能“伟大、光荣、正确”呢?个中奥妙是:党告诉你:当时“歼灭”是正确的,只不过“扩大化”了,而党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因此,党现在为你平反也是正确的。如此一来,党犯了一次“错误”,却“正确”了两回。照此逻辑,党当然就永远正确了。

是谁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党既不准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讲述,又不让内部级别不够高的人了解其“历史错误”,历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极少数高阶官员手里,于是,党就控制了历史的解释权,把历史当作他们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历史的代表。最近,中共发表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白皮书据说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西藏的发展与进步是历史的选择”。

这些数据并无新意,无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区范围内有多少(中低级)干部,中共给了西藏多少财政补贴,诸如此类。“白皮书”当然不会包括那些连他们自己的团以下干部都不准了解的数据。

中共从一九五六年在藏区展开的所谓“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运动,对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共机密资料来叙述,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所展现的残酷和悲惨可谓罄竹难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之一是人口变化。根据被列为“绝密”的少数民族工作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六四年统计时,短短六年间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据大量中共地方性资料统计出的数据比这个数据还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区,人口减少程度惊人。牧区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监狱中。由于损失大量男性,中共新华社的机密内参向中央报告,藏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别比甚至达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这样的数据后面,是难以想像的惨烈的人道灾难。

根据中共自己的机密资料,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区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点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满足群众的宗教需要”,其余悉数被拆毁、占用、破坏。如果不算“四省藏区”,仅以“白皮书”涵盖的“西藏自治区”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毁,“保留寺院”仅占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点六(七十座)。这些留下来的寺院,也无法正常活动。寺院被系统性地毁灭,等于摧毁了藏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载体,对藏文化造成了灭绝性的灾难。

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现在的“牧民定居”,对于藏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共的公开宣传竟然还好意思说什么“历史的选择”。“历史选择”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说法,只能用来掩饰藏区曾经发生的国家罪行。其实,历史自己是不会选择的,作出选择决定的是人。藏区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选择,而是中共武装占领藏区后强加给藏区和藏人的。随着更多机密和绝密文件逐渐公布于世,这种国家罪行终将大白于天下。到那一天,历史将对那些罪犯作出判决,就像历史已经对中共支持下的红色高棉作出了审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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