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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马克思土地国有化的灾难

已有 2390 次阅读6/14/2016 08:48 |系统分类:财经

就财产所有权制度而言,土地制度乃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中共建政后,立即开始了彻底否定个人土地所有权的进程,并以“人民公社”这个人类史上最大农奴集中营确立了土地由国家垄断的极权体制。毛时代确立的“土地国有”,完全是权力抢劫民财和剥夺民权的结果。国有化越彻底,民众、特别是农民就越遭殃。1949年前的中国,尽管官僚买办资本独占鳌头,但毕竟个人还有财产私有权。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再残酷,但资产和土地毕竟分散在众多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并没有一个垄断了所有权力和财产的大恶霸的存在。中共通过“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手段而实行全盘国有化,把全部的个人资产和社会资源集中到党手中,致使亿万人倾家荡产,而毛政权变成了惟一的资本家和地主。再没有一寸土地的亿万农民,只能给一个恶霸地主种地;再没有任何资产的市民,也只能给一个巨无霸雇主打工。全体国人尽管付出过超强的人力投入,换来的却是连温饱都无法维持的生活,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人祸。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强制剥夺私人财产权的整体性,在性质的野蛮和恶劣上,远甚于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权。

土地国有化的歪论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马克思以为生产力发达了就必然消灭小农私有制;可是美国农业早就机械化了,也没有公有化。美国的农民生产了占世界50%的玉米、20%的燕麦以及15%的鸡肉、猪肉、棉花、烟草和小麦。美国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美国在工业、服务业中都以巨大的企业集团为主体,而在农业却始终是家庭经营。1979年美国共有233万个农场,农业劳动者330万,平均每个农场还不到1.5个劳动者,就是说,大多数仍是家庭农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消灭家庭农场,而且为它们的存在创造了前提。2006年,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是466英亩(约2800亩),许多农场在2000英亩(约12000亩)以上。即使农场规模这样大,依然是家庭经营。不仅是美国,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经营。西方不少国家的农民生活都很富裕。

相反,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农业都不成功。马克思的信徒,用强迫的方法(妄称自愿)试图消灭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结果导致罄竹难书的辛酸和血泪,数千万人的死亡。苏联1929年开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代初期农业产量降低了30%以上,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直到1953年苏联的谷物产量仍低于1913年。中国1950年代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直到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人。

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失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什么成功?

这是因为:农业是和工业、服务业不同的一个特殊的产业。农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使它不适合于集体经营,而只适合于家庭经营。

1)自然性:农业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于大自然,即二氧化碳、氧气、水和土壤养分;农业的能源主要也来自于大自然,即太阳辐射。农作物在田间是在自然力的推动下自己生长的,并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自然性是农业的根本特点,它派生出其他特点。

2)季节性:农作物随着自然季节而生长,从播种到收获,一般需要几个月(3—8个月)。农田中所需要的操作,如整地、播种、施肥、治虫、收割等,都有季节性,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只能由个别农民按季节而完成。不可能像生产汽车那样,分为许多零件,在同一时间内由许多人分工生产,再来总装。因此,农业的集体生产根本不能提高效率,而只能降低效率。这里讲的农业的集体生产,是指许多劳力在一小块田中劳动。至于农业的规模生产,即很少劳力经营较多土地,则肯定能提高效率。

3)整体性:农作物的收益由许多因子(天气、地力、投入等)决定,而不是由单项劳动决定,因此,农业无法实行计件工资或按劳取酬,集体化生产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

4)多业性:由于农作物生长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因此,如果土地面积不大,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经营农、林、牧、副、渔等多种产业。家庭中的部分劳力,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兼业)。集体化生产将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必然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

农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业只适合于家庭经营,农业集体化必然要失败。

当然,在自给性的社会中,依靠家庭经营,农业就能维持并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中,农业只依靠家庭经营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经营的支持。农业的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需要有农业工业的支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需要有食品工业和商业的支持;农业也需要金融、科技、教育、信息、运输等部门的支持。个体农民的力量有限,需要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但是所有各种社会支持,必须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基础。

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经营结构,这是被世界各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所证明的事实。

 

1872年,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见《马恩选集》第3卷第127-129页)说: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正在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我们需要的是日增长的生产,要是让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生产的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既然从经济观点来看,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难道不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都不容置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旦土地的耕种是由国家控制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滥用地力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我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

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他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科技手段和一切现代方法;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旦土地的耕种由国家控制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马克思也断然反对“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这样做“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土地国有化是以实行农业计划经济为前提的的;他所指的国家,是掌握在像他那样的共产主义者手中的国家。

首先,是谁最关心土地的使用和经营的效率?当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而并非马克思或别的什么人。土地的使用者和经营者无不尽心竭力、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劳动对象发挥出最大效益,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富;怎么会“任性要求……无知地消耗地力”呢?怎么会有“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呢?当然,农产品减少的情况也难免会发生,但那一定不是土地使用者、经营者的主观愿望造成,而是由于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因素造成,或者土地使用者、经营者知识缺欠,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土地国有化并在全国建起无数个集体农庄;中国1958年搞人民公社,都是在马克思这段“理论”的指导下搞的“全国规模的经营农业”、农业计划经济的样版。结果不但没有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恰恰相反,它导致了大饥荒,饿死了上亿的人口!“一旦土地的耕种由国家控制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事实是不但发生了,而且是规模空前地发生了。

“大规模地耕种土地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这个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论断,纯属虚妄。中国发生的情况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就农民劳动热情和生产力而言)。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农业合作化道路走不通;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搞纯粹的计划经济是条死路,而只能搞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至于说,“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云云,更牵强附会,毫无科学之严格意义。何谓大规模?是1公顷、10公顷或者0.1公顷?在不妨碍使用农业机械的前提下,土地分割允许的最大值是多少?难道农业机械本身不在发展进步?小块土地必有小型的农业机械出现,如今纳米技术已获运用,医学上有分子开关。能否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主要地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素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经营方法,雄辩地证明同样能有效利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一切现代方法。统计资料显示: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5%,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何等高度!

“大规模地耕种土地比在分散的和小块土地经营农业优越得多”,纯属“想当然”。大规模耕种土地和经营农业,并非越大越好,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土地肥瘦、土质情况等等因素,能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一概而轮。比如山地丘陵、河川、坡地,大规模根本办不到,只能是小块、分散地耕种。又比如虽是平原土地,因靠近大城市,根据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宜种蔬菜合算;为保证四季皆有新鲜蔬菜供给市场需求,冬季只好在温室中生产或塑料大棚中进行,如何“大规模”?

“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意思呢?何谓任性要求?土地的使用者和农业经营者难道会去生产一些人们生活不需要的、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吗?土地的使用者和农业经营者为自己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必然会尽力调查市场需要、供求状况,以此为据调节生产,这正是市场经济使然,何以这样做反而使“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呢?难道只有按照国家的利益来调节生产(即是计划经济),生产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吗?苏联未解体前和中国毛时代三十年,排长蛇阵凭票购物不是司空见惯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一条“理由”更不能证明土地国有化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证明。例如美国,各种农产品供应充分,价格便宜,居民需要能得到满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010年以来,美国的价格水平普遍下跌……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可是,曾几何时,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在一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种种尝试、实验均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在写这段话时,证明他自己完全进入到他“海市蜃楼”幻景:“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 假定国家能代表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但也非常天真的愿望。权力趋向腐败,因此必须得到有效的制衡并把它限制在必需的范围内。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即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奴隶制。二十世纪中期,中国青海省有许多国营农场,劳动力是犯人,没有工资,只得到维持生存的起码生活资料。这些农场年年亏损,有的一年就亏损几个亿!马克思如果活到现在,土地国有化定会成为他第一个最反感的现实,由一个生产者阶级支配土地仅仅是一个错误,而由政府支配社会却是一种灾难。

托克维尔认为,农民对待土地的有限度的占有,是法国人之所以可以摆脱土地之束缚,摆脱他们的农奴地位,从而引发自主意识的关键。他说“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国王占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祇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克维尔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可见:土地国有化是封建社会主义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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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6/14/2016 08:51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才产生了中共第一个关于土地法的系统性和纲领性文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制度改革之前的债务;土地分配的办法是: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的一切土地和公地由乡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乡村民众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要建立的土地制度,显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1949年9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第27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行耕者有其田。“共同纲领”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即坚持土地私有制,未提到土地的国有化问题。
1949年土地改革时期,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因此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制度,城乡皆然。城市民房私有,房地合一,政府进行过私有房屋登记,其中即包括私有房屋和私有宅基地的合并登记。农村私有土地也由农会登记,发放土地证。
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其中的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属于私有制。该宪法第6条至第11条对各种所有制形式做了一些具体限定。第6条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它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宪法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应该说,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1954年宪法保持了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也是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四种形式。同时,该宪法维持城市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包括对土地和厂房的所有权。城市居民的房地产作为生活资料,也得到宪法的保护,并可以继承、买卖。1954年宪法颁布之时,中共在农村开始推动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并未涉及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
到了1956年,毛泽东一拍脑袋就宣布新民主义阶段胜利结束,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1958年农村的一切都实行共产化,连锅碗尿壶都被公有化。1962年秋,当局推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史称“人民公社60条”,其中,第21条第1款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直到1975年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最左”的宪法的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与1954年宪法相比,1975年宪法认可的所有制形式只剩下3种,删除了资本家所有制,但许可了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1975年宪法规定“集体所有制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对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如房基地等则没有具体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土地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在所有权的本质上它仍然属于私有制,因为集体所有制是排除集体之外的第三者的。1975年宪法虽然是“文革”的产物,但它并未用宪法条文承认从1954年到1975年间国家通过各种“运动”所获得的土地为合法。根据中国此时的法律法规,无论是把农村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是把城市私人房地产业主的产权没收,都不是正式的土地国有化。
总之,1949年以来大陆中国,虽然号称一大二公,土地国有;然而农民仍然拥有宅基地,自留地;城市居民的私有住房,也是房产与地产产权合一,其范围是前至街心,后至屋檐。胆敢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也没有冒险“打进屋子里”。对于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尾巴——私有宅基地、自留地等遗留问题,1975年修改宪法,毛泽东竟然没有能够作出农村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明确规定;即使城市私有房屋(含私有宅基地)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1975年的宪法也没有能够作出城市土地国有的规定。1978年宪法同样没有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任何规定,而土地私人所有(不管是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仍然在宪法的保护或容忍范围内。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也就是说,直到1982年底,宪法才第一次明确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对于拥有私房的城市居民而言,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甚至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没有进的私人住宅,闯进来了一个邓小平。邓小平把土地革命革到了中国人民的家里,直接革掉了公民床下的那一点点土地。也就是说,邓小平在经济上死死抓住不放,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和大型的国民经济。宪法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也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但仍然坚持写上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样一来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全国的土地所有权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实行变相的经济垄断。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趋尖锐化,究其根本原因,无一不与土地所有权和大型企业的(共产党)垄断有关。
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不经任何产权变更及认证手续,在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费一分一毫地便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一夜间便实现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炮声、无声无息的“革命”。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因其“平均地权”的目的还体现了某种社会价值,那么,1982年宪法在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方面所规定的这场“革命”,其目的无非是垄断并独吞土地所有权的权益。直到1990年代,城市房屋拆迁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赔偿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才发现,政府支付给他们的房产赔偿额当中并不包含地产赔偿,因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在1982年被无声无息地剥夺了。
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指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是使人权受到保护的制宪第一要义。”1982年中国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不仅违反了人类文明的诸多条款,而且其实施也违反了法制的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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