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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方励之到习近平 由波峰到波谷!

已有 2618 次阅读5/28/2016 23:07 |系统分类:科教

从方励之“要民主”的1986年,到习近平“要姓党”的2016年,整整30年过去了。虽然,中国GDP升成了老二,但是中国政治、文化以及人权生活却从波峰跌到了波谷!当年“三宽”气氛到如今是“严禁妄议”, GDP总量上去了,却是血迹斑斑的GDP,人均GDP依然低(全球排在100多位);暴力拆迁、艾滋病、卖淫嫖娼、官僚腐败,警察乱杀人,坑蒙拐骗……泛滥成灾,比1989年的《绝食宣言》描述状况还坏万倍。原因是:共党体制和马教害人。

 

中国民运的导师方励之(1936-2012)也中了马毒。方12岁时加入中共的地下外围组织,1955年加入中共。1957年被打成“内定右派”,开除党籍。因为他受迫害,所以,要求民主。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人民日报头版公开了这一决定。官方指方励之的主要错误: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方励之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所谓的这些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见《维基百科》)。“64”后,方励之流亡美国,他在北京之春2009年第1期发表了《西(科)学东渐四百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价值、剩余价值的研究就像牛顿的“原理”一样,有合理性或逻辑性。

 

习近平是个狂热马列邪教的魔主,他生长在这种邪教的家庭。他多次强调不忘本,要信仰马列主义。现在兴起洞房夜抄党章,就是要把红色基因通过笔端注入子宫,从而实现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代代传”的中共世袭梦。

 

2016年5月17日0点多一些,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批评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5月17日上午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专门谈到:“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

 

胡平说:“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贸易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收益情况却很不相同。因为有大量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在中国建厂,由于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便宜,这样美国的资本家就能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富。与此同时,因为工作机会大量地流入中国,很多美国人就失了业,生活水平下降,变得越来越穷。十几、二十年下来,贫富之间的差距自然就很惊人了。”

 

同样的道理:台湾、香港到中国大陆投资,也会导致台湾、香港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成立独立工会权利,没有和老板谈判的权利,那就任资本家宰割。台湾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工厂,造成许多中国劳工跳楼。中国的劳工成了经济改革的牺牲品,中国的GDP是用劳动者的“血和肉”垒起来的。

 

可见,中共践踏人权,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禁止工人罢工,拼命压低劳工工资,是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其实,习近平以西方两极分化的问题,来转移国人对习近平家族腐败的关注。同时掩盖自己治国无能,掩盖中国的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41;美国基尼系数达0.42。香港2012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属全球罕见。自己国家两极分化全球第一,却说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真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恬不知耻,还自信洋溢,由三自信(“信念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变成了四自信(增加了“文化自信”),狂妄自大,无耻至极!


习近平把民主国家的两极分化加剧说成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是共党的传统。马克思说,恶是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必要。“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为了整个人类的发展,不仅个人和多数人,整个的阶级都可以牺牲。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中说:“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马恩全集第26卷Ⅱ)。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所有的暴政都可以被视为历史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杀人放火造反作乱可以粉饰为革命,杀人凶手可以装扮成英雄,任何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共党看来,政权重于泰山,民命轻于鸿毛。中共的战争文艺歌颂的是“敢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可丢!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什么董存瑞舍生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一系列胡编乱造的假故事,宣扬的都是人命不重要、共党夺权掌权最重要!在1948年的长春围城战役中,共党故意饿死长春平民30万!据称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曾向金日成建议采用该流氓战术,仅因金日成多少有点恻隐之心未采用。毛泽东多次鼓吹“我们准备牺牲掉3亿(或4亿)人打核战”来统一全球。

 

邓小平执政以来,大搞唯生产力论,生产力表现为产值或钱。这样一来,钱和GDP就成了许多国人的“信仰”或最高追求。如果中共真坚持唯生产力论,在1920年代初期就不应该搞农运杀地主、搞工运到处罢工啊,因为这破坏生产力,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群众被迫当土匪;在国民党清党后,共党不断地进行颠覆战争,通过野蛮的暴力颠覆了自由的民国。今天,当局搞唯生产力论,不过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当局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说: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草菅人命。2003年12月23日22时,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天然气矿井发生井喷时,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农民。若工人点火,死人可避免,设备会报废;可工人为了保护国家设备,草菅了农民的生命。

 

中国每年矿难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世界第一。中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7%,但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每年逾6000矿工罹难,“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何祚庥强调:必须用民工的血肉筑起那猩红的GDP长城。可见,国人不过是一党专政下的“劳动动物”——“工蚁”而已。连数百万婴儿也要吃三聚氰胺毒奶为GDP做贡献,而权贵们却享受着“特供”的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和无毒的“特供”奶!2011年发生了“7.23”高铁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当局为了尽快通车获得GDP,不惜一切代价清理路障,砸埋还有伤员的列车车厢,真是伤心病狂,天理难容!GDP让政府疯狂!

 

古人有云:人命关天。人的命是天给的,不能随便就牺牲或杀掉。可是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中国人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牺牲”品而已。在这样一大群一大群的牺牲品面前,共党什么还干不出来呢?2003年,江泽民就SARS扩散讲过:“死上200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乱了布局”。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残忍地扼杀婴儿,灭绝人性。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官民差距为17万倍。中共对高干实行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甚至可以用年轻的健康人的器官、血液来维持高干们的性命。而医院却乘机敲诈老百姓的血汗钱(如魏则西),无钱的危重病人只好惨死在医院门外。

 

总之,马列毛的草菅人命的共产主义是世界战争的根源,邓江胡习的不讲人权的共产主义是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更多:

权力狂马克思崇拜谎言与暴力


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经济现象


荒谬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不是人的本质,人权高于GDP


马克思无人道主义,只有野兽主义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20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5/28/2016 23:49
草菅人命的中国
在浩瀚的宇宙,什么东西能够大过人命?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可是在中国,人命永远摆在次要的位置。例如: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共产主义就是好……“砍头不要紧”/“共产党象太阳”,把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党/领袖就是大救星,誓死捍卫毛主席/让领导先走,“屁民”的命算什么/统一就是好,统一比人命还重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毛共滥杀无辜/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杀20万,保20年稳定……
“社会主义就是好”,大跃进饿死人很正常,可见饿死5千万农民乃蓄谋已久/“头可断,血可流,国家财产不能丢”/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用民工的血肉筑起猩红GDP的长城/“屁民”吃毒奶,领导享“特供”/不惜一切代价保领导健康,“屁民”病死医院外
一、草菅人命的价值观在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体现——共产旗帜比人命还重要
延续至今的专制屠夫制度所养育出冷血文化,泯灭了对生命尊严的应有敬畏和怜悯。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充斥着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在一座座豆腐渣校舍掩埋了无数的中小学生之后、在三聚毒奶伤害了数百万儿童之后,在300万吨地沟油流横流全国餐桌之后,在荆州捞尸索钱、连续屠童案之后,在上海大火、温州动车事故之后……2011年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生了2岁女童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两岁女童王悦,乘家长未注意时,跑上大街,随即遭到一辆面包车的碾压;肇事者逃跑后几分钟,另一辆车再度从她身上碾过。附近的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显示,在悦悦倒在地上的15分钟期间,至少有18名路人路过,但都置之不理。直到58岁的拾荒女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抱到路边,再狂奔去找悦悦的父母。……
我说:2011年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生了2岁女童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18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在这之前和之后,类似的冷血事件还在不断发生!
陈某:这么大个国家,出个车祸和路人冷血事件是难免,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说:车祸和路人冷血与国家大小无关。难道说国家越大,车祸就该越多,国家的大小与车祸成正比,真是荒谬之极!一个典型的冷血动物!事实上,中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8倍,难道应该被人类社会视为正常!
2008年3月25日晚8点40分左右,滕彪去书店买书后归家,在楼门口遭到绑架,滕彪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和小区保安全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如果是穿制服的警察直接把滕彪带走,周围的人不作反应,那还情有可原。可这是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绑架滕彪,邻居们也不作任何反应。原因是邻居们都很恐惧。自六四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于政府的暴虐,习惯于政府的流氓行径,习惯于在政府的暴行面前保持沉默而冷漠。这就是佛山18路人冷血的根源。一党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平。专制政权存在的时间越长,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就越甚。
我说:阎宝航窃取国民党机密,蒋介石却不杀他;然而他死在共产党的秦城监狱里!可见,国民党比共党有人性得多!
汪某:阎宝航在文革被整死,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说:一派胡言!草菅人命属于正常?把野蛮摧残、屠杀看成正常(汪某曾多次高呼64杀得好!杀得好!其人性何在),说明了你被邪灵所控制。
是谁给你灌输了这么邪恶的价值观!是共党。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里不断地指出:为了生存利益就应该大胆地杀戮,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整个世界才能进步。在这理论教育下,人们看到伤者、弱者,不是产生怜悯、博爱之情感,而是产生厌恶甚至消灭的情感——这就是当时18名路人冷血的真实原因!为什么拾荒女能伸出援手呢?这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受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未中中共宣传的毒;结果她良知未泯,保存朴素的人道主义天性(即人性)。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玛莎.斯托特等一批心理学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没有“良心”的人占到总人数的4%,也就是说,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没有“良心”的。“没有良心”指缺少责任心、同情心与爱心。其原因有三:基因缺陷是罪魁祸首,后天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不良刺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与环境的影响。可见,马列共产文化是冷血的主因。
草菅人命的价值观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共党入党宣誓:要求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把生命献给党的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草菅人命的价值观——主义比生命重要。夏明翰有诗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就赤裸裸地表达了极权主义草菅人命的价值观:人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义。正是把主义看得比生命的尊严还重要,导致了1949-1978期间千万知识分子沦为贱民受尽迫害;正是把主义看得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导致了大跃进饿死5000多万人;正是把主义看得比人权还重要,导致了惨绝人寰的文革害死了2000多万人……这个害死亿万人共产主义是宇宙的邪恶之最。
汪说:邪恶的势力怎么能胜利?胜利总是正义和善良的力量嘛!
我说:善良的妇女不是被歹徒强奸杀害而无法破案吗?可见,善良往往会失败。最著名的例子是建文帝对待他的叔父、藩王朱棣的反叛,建文帝对手下将领讲:你们不要伤了我的叔父,以免我背上不孝不义之名;这样,当朱棣的部队失败的时候,政府军怕伤到他,就让朱棣跑了;反过来朱棣就毫无顾忌,无所不用其极,结果他胜了。中国历史就是邪恶不断战胜善良的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杀了无数的人;然而,在中共的伪史教育下,“人命不重要”,重要的是统一,如此一来,千古暴君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英雄了。“统一”不过是中国人杀戮奴役中国人的一个借口,它一直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人们的灵魂。
二、草菅人命的价值观在政治活动中的体现——共产政权比人命还重要
马克思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可是,他创立的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运动却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一样地“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且比以前的社会更甚,亿万人死在共产镰刀之下,成了冤魂野鬼。
中共在建立军队的早期,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就大杀所谓的“AB团”,总共杀了10万人。最著名的富田事件当中,红20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全被处死,只有2个人幸免,剩下的1700多人最后还是被红军消灭掉了,整个番号都取消。湘鄂西割据政权的夏曦搞了4次大肃反,使得原来的人马有5万多人减员到4千人,杀得整个湘鄂西只剩5个中共党员。为什么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中共杀自己人杀得贼厉害?这源于魔教的毁灭性的恐怖主义!
张国焘是中共中央派到的鄂豫皖苏区的,他在之前并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历和经验。1931年4月进去,9月份就开始杀人,仅仅在1931年9月到11月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就被杀掉1/10。但实际上根据徐向前的回忆,被杀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1932年春天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来有1.2万人,43天肃反以后就只剩下6千人了,其中在1933年的3月份一次就逮捕了 3900人,当时就杀掉了2500人。这样做,他杀人变成了一个目的,他就是不停地要杀。他竟然能够把那个地区的红军将领、地方干部和军队杀个血流成河。他是一个人去的,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抗!
陕甘地区的刘志丹那个部队的肃反情况也是这样。中央派两个代表,就可以到那里去一杀就杀几千人,而且杀的都是一些红军的将领们。刘志丹当时已经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对自己的捉拿命令以后,居然还自投罗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没人起来反抗?如果是一个暴君,像几十年以后的毛泽东,他掌握政权以后,没人敢反抗,还可以解释一下,当时被杀的那些红军将领,本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狂魔,他们当时对国家极其不服从,才去造反的。结果面临自己人的屠刀的时候,就好像完全被抑制住了。他们的那些造反精神在自己人的屠刀面前,连影子都不见,甚至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
答案是:当他宣誓加入中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了,就等于是交给魔鬼了,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了。“我是党的一块砖,一颗螺丝钉,党要咋办就咋办,党要我的命,我就心甘情愿把头献!”当这个魔党要杀他的时候,他只能任其宰割。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大屠杀时,斯大林还没在党内大清洗。苏联学者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1936-39年的大清洗中,至少50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1500万,斯大林死时,仍有1200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历史上的纪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几个世纪只烧死1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1.7万人,而沙皇治下,19世纪100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毛泽东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是因为他比斯大林更残暴。
在共党看来,政权重于泰山,民命轻于鸿毛。中共的战争文艺歌颂的是“敢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可丢!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什么董存瑞舍生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一系列胡编乱造的假故事,宣扬的都是人命不重要、共党夺权掌权最重要!在1948年的长春围城战役中,共党故意饿死长春平民30万!据称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曾向金日成建议采用该流氓战术,仅因金日成多少有点恻隐之心未采用。毛泽东多次鼓吹“我们准备牺牲掉3亿(或4亿)人打核战”来统一全球。
汪说:那已经过去,成了历史!
我说:朱德的孙子朱成虎不是要牺牲西安以东的人口吗?依然在进行核战准备啊!
1989 年初夏,邓小平等扬言:稳定压倒一切,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21世纪初期迟浩田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浩田残忍地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他还说:“我们公开强调的仍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以战争为中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要美国人死它一、两亿人确实是残酷,但只有这条路才能换取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的世纪。我们不希望死人,我们是革命人道主义者。但是如果历史一定要我们选择:是死中国人还是死美国人?是保全几亿中国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保全我们党的生命重要?我们只能选择后者。谁叫我们是中国人?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从我们入党那第一天起,党的生命就是高于一切!历史将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中共“党权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下,必然会得出得出党魁高于一切,一遇危险必然是“让领导先走”。1994年12月8日傍晚克拉玛依大火中的“让领导先走”充分显示了“党性”压倒了关爱孩子的天赋“人性”;325条鲜活的生命在引吭高歌“社会主义就是好”中被烧成焦炭,被权贵们提前送到了“共产主义天堂”。一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说:他在大陆读军校的时候,该校隶属省空军,1999年,教学的飞机飞错了航线,教练弹扔到小学操场,炸死了40多个学生,被隐瞒。家属上访抗议,朱镕基才知道,真是草菅人命啊。2001年10月31日,宁夏吴忠市一副市长一行人分乘的8辆小车经过中宁县黄湾桥时,新堡中学的学生王萍为躲避车队不慎落入了水中,可在场的官员及随从无一挺身而出,致使王萍不幸溺水死亡!不仅没追究县长的责任,还说是司机之过,是小女孩未“让领导先走”的报应。
三、草菅人命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体现——金钱或者GDP比人命还重要
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神光中。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美国政府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也都是全力以赴。美国政府会那么多的周折运回二战中美国士兵的遗骸,表明了政府对个人宗教般的尊重。美国人在越南寻找美军士兵尸骨,每确认一个失踪士兵的下落,大约要耗资 100万美元。美国人把每个人生命看得比地球还重。在美国租房,几乎每一间房门后面都有一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对生命敬畏的警示语:“亲爱的房客,如果发生火灾,你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救你的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生命卑微的国家往往是弱国。在中国,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在中共治下,“头可断,血可流,国家财产不能丢”。也就是说:钱财比人命还重要!几千年的“人命关天”的价值观被共党篡改成了草菅人命的价值观。1959年11月18日,刘文学为保护集体的半背篼海椒而被王云学掐死,就成了全国少年的榜样。刘文学如受过正常、普通的常识教育,发现有人偷东西,应该会去报警,而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欧阳海想推开站在铁路上的骡子,让疾驰的火车头撞死;也成了国人学习的榜样。1988年14岁的赖宁为保护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扑灭山火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8个孩子葬身火海;事后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邓小平执政以来,大搞唯生产力论,生产力表现为产值或钱。这样一来,钱和GDP就成了许多国人的“信仰”或最高追求。如果中共真坚持唯生产力论,在1920年代初期就不应该搞农运杀地主、搞工运到处罢工啊,因为这破坏生产力,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群众被迫当土匪;在国民党清党后,共党不断地进行颠覆战争,通过野蛮的暴力颠覆了自由的民国。今天,当局搞唯生产力论,不过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当局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说: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草菅人命。2003年12月23日22时,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天然气矿井发生井喷时,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农民。若工人点火,死人可避免,设备会报废;可工人为了保护国家设备,草菅了农民的生命。
中国每年矿难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世界第一。中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7%,但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每年逾6000矿工罹难,“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何祚庥强调:必须用民工的血肉筑起那猩红的GDP长城。可见,国人不过是一党专政下的“劳动动物”——“工蚁”而已。连数百万婴儿也要吃三聚氰胺毒奶为GDP做贡献,而权贵们却享受着“特供”的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和无毒的“特供”奶!2011年发生了“7.23”高铁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当局为了尽快通车获得GDP,不惜一切代价清理路障,砸埋还有伤员的列车车厢,真是伤心病狂,天理难容!GDP让政府疯狂!
古人有云:人命关天。人的命是天给的,不能随便就牺牲或杀掉。可是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中国人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牺牲”品而已。在这样一大群一大群的牺牲品面前,共党什么还干不出来呢?2003年,江泽民就SARS扩散讲过:“死上200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乱了布局”。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残忍地扼杀婴儿,灭绝人性。《了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9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1122亿元的医疗费用中,80%(约900亿元)是为850万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意味着每名党政干部每年人均可享受1万元的公费医疗,而其余13亿人民大众总共能享受2.22亿元公费医疗服务——人均每个老百姓每年只能享受6分钱的公费医疗,官民差距为17万倍。中共对高干实行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甚至可以用年轻的健康人的器官、血液来维持高干们的性命。而医院却乘机敲诈老百姓的血汗钱,无钱的危重病人只好惨死在医院门外。
到如今,官方还坚守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则。这是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是对文明道德的鄙视。正是这种集体利益高于人命的价值观,导致中国大陆社会对人命的极端轻视。法国航空一架飞机在中国保养时被漏装30多个螺丝,飞了几天后才被发现。缺了螺丝钉的飞机上蓝天,这无异是拿旅客的生命当儿戏,中国连维修普通飞机的质量都保证不了,所谓大国崛起只是一句笑话。维修飞机不讲质量,建造机场亦丑闻百出。投资40亿元、已进入试运行的广东潮汕机场被揭工程占地面积、跑道位置、污水处理厂不符环境评估报告,环保部下令紧急停工,成为世上罕见的“烂尾”机场。再譬如,北京刮大风,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顶盖竟然被掀开,两条跑道因此封闭,可应对12级大风的安全设计,原来不堪一击。当今中国,乱象丛生,甚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司机不珍爱行人的生命,医生不珍爱病人的生命,事故时常发生。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行当都是事故频生!足证“盛世”中国的繁荣表象之下,其实都是豆腐渣。
结语:
193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疾呼:“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中国唯有等到驱除马列的那一天,才能真正站起来!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02:59
习近平曾用“鞋论”不让别人说三道四,说是中国的脚穿什么鞋只有自己知道。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鞋论”就是“削足适履”。中共是靠反资本剥削起家的。现在许多中共高官家庭,红二代家庭已是亿万富翁,大资本家!而且是敲骨吸髓、最不讲人权的红色资本家。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03:46
刘军宁:征税不是拔毛。刘军宁强调征税要协商,要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控制。结果屡遭官方打击。
吴思鼓吹“血酬”、“合法伤害权”的谬论,客观上为64大屠杀提供了辩护理由。共产党就会说:我坦克机枪杀人,还伤害了许多人,但我是合法的,死伤者是非法,是他们不离开广场和马路,不听劝告,我才开杀戒。反正,我杀人有理、合法。
大家注意:吴思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吴常到大学演讲。……两厢对照,习近平提倡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05:45
2014年初,原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的多本著作已在内地书店被要求下架,尚未出版的书籍也被下令停止出版,因为他歌颂普世价值人权并要求民主化改革。秦晓之父为中共元老秦力生,属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干部圈子中的一员。这充分习近平反人权的狰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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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斤品                留言时间:2016-05-29 01:46:30       

中国国民党党章里没有“先进”、“先锋”二字。所以,国民党追求公平公正,认同“人民最大”,党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小二”。中国共产党党章里充斥着“先进”、“先锋”二字。所以,共产党追求一党特权,鼓吹“中共最大”,人民只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小二”。共产党自称“天下第一先进”,其他人因此而被视为“中游、落后”而受排挤、受打击。一切自我标榜为“先进分子”的人统统都是独夫、匪徒和吃人的野兽。……正如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演说时说道:“任何政党都不具有先进性,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不受制约,他们一定会成为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中说:“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马恩全集第26卷Ⅱ)。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就是吃人主义吃“落后分子”、吃“敌人”。 “落后分子”不断涌现,吃“落后分子”就没完没了。

恶贯满盈毛,丧尽天良周,极权主义党,坑蒙拐骗偷。习狗包子人一圈:在国内威信扫地,在国外的英国,要把人家的百年精典白金汉蓝,油成红色,他才肯住下,直接就是中国人的耻辱!……………………“洞房抄党章, 接站被嫖娼,久病逢莆田,金榜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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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文凭、假学历、初中生因文革都没有毕业,能有什么知识修养,被一批太监马屁包装美化而已。第一次下放农村怕苦逃回城市,结果被当成狗崽子抓起来,第二次被迫去农村老老实实干了一段时间。这种人企图用毛的画皮包装当皇帝,在人大会会堂唱红遭抵制后,又高举马克思的破旗,无知无畏啊!习近平特色:一面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左倾旗号,一边又是在全国大搞老毛禁止的投机倒把活动!他在大力搞全国人民炒房、炒股、搞投机倒把活动,让财富快速像少数人集中;他根本就是一个从来就不读书的人,他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人。是个乱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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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斤品                留言时间:2016-05-29 01:00:51       
习近平曾用“鞋论”不让别人说三道四,说是中国的脚穿什么鞋只有自己知道。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鞋论”就是“削足适履”。中共是靠反资本剥削起家的。现在许多中共高官家庭,红二代家庭已是亿万富翁,大资本家!而且是敲骨吸髓、最不讲人权的红色资本家。


1984-85年,邓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干脆不许争论“姓资姓社”!……后来,邓小平公然地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干也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用坦克射杀群众,搞64大屠杀都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就是(屠杀)家畜的主义,还“不许干涉内政”       


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共党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为了维护虚假的“人民”政权,苏联在建政之初就推行严厉的书报检查,1920年列宁将俄200多位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自后党的宣传部严密控制舆论,箝制思想。若开放报禁允许批评揭露,共党政权就站不住。列宁说:“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称,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前夕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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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斤品                留言时间:2016-05-29 00:35:48       
张五常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的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来没有对过。”“私产制度是唯一选择”,“我一向认为共产制度迟早瓦解”。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中说:在中国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知识落后民族的象征”。 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容易接受狡诈的共产主义。因为当时欧洲工人文化水平低,较愚昧,所以,部分工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西欧工人文化水平提高后,共产主义就灭亡了。随后共产主义转移到落后的俄国,再转移到中国、北朝鲜。从共产主义流行地域来看,在穷困地区,容易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所以,毛泽东说,越穷越革命(实际上,穷人愚昧好当共产党的狗腿子。现在也行不通了)。这也就是共产党推行愚民政策压制言论自由的原因。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07:42
王军涛:三中全会要成立国安委,习近平现在要建立的制度,从西方宪政角度看,这是一个战时动员体制。我到台湾,与前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讨论如何理解这 个体制时,他说他们也有个国安体制。我说,你那个国安体制都不能决定《联合报》和《自由时报》登什麽文章,但是习近平的国安体制是可以直接把一个北京大学都送到监狱里去的。我没有夸张;即使没有这个体制,他们也可以把北京大学第一年的新生都送到军营里去军训!轻而易举啊。这与西方的国安机制完全不一样。
习近平要建的这个体制,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的帝制,只是还没有确立世袭。现在所谓的国安机制不过是一个军机处为他服务。这就是建立习近平的个人霸权,他的个人霸权是对全党、全国的霸权。这是一个比法西斯还要极权的道路。人类实践反覆证明,这样的顶层设计在现实中都是通向奴役和灾难;假定的效率最後都是无效率。

王军涛:现代经济学的起始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讲的都是政治经济学。为什麽开始叫“政治经济学”?当政府和市场不能剥离的时候就没有什麽现代经济学,现在的现代经济学是在市场和政府剥离的宪政体制之下,有独立市场运行,才有现代经济学,否则在政府的控制下,在重商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发展出来的市场都不是现代经济学,也不是什麽现代市场体制。所以欧洲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像吴稼祥主张在新权威主义的体系下推行市场的话,那是对经济学起点的无知。
王军涛:现代的宪政体制更是这样。宪政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多元的力量在讨论和协商中创造出来的宪政体制。宪政体制无凌驾於社会和公民之上的最高权力。如果有一条个人凌驾於集团、集团凌驾於政党、政党凌驾於国家、国家凌驾於社会、社会又凌驾於个人之上的这种宪政道路,实际上都是假的宪政道路,最後,都会走向极权。因此,那些呼吁党主立宪或顶层设计的改革,都是反宪政的。
习近平建立现代国安机制是倒退,他几乎就是在搞袁世凯的现代帝制。习近平现在的反腐几乎就是毛泽东当年想做的,毛泽东想打倒一个官僚集团,他做不到的事情,习近平也做不到。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08:57
台军下士洪仲丘被关禁闭猝死。台湾人多次上街抗议;国防部长辞职、马英九鞠躬道歉,多人被判刑。国民党最后因此而下台。
中国64大屠杀,警察随意弄死人,最后都成了杀人的报酬——“血酬”、“合法伤害权”,习近平该给吴思颁发国家勋章了
回复 樊梨花 5/29/2016 17:02
习近平以西方两极分化的问题,来转移国人对习近平家族腐败的关注
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41;美国基尼系数达0.42。香港2012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属全球罕见。自己国家两极分化全球第一,却说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真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恬不知耻,还自信洋溢,由三自信(“信念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变成了四自信(增加了“文化自信”),狂妄自大!
回复 樊梨花 5/30/2016 07:55
著名的N连跳自杀事件就是出自郭台铭的富士康企业,不过虽然如此,他的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愿意去的远远超过所需要招聘的。而同属于他家在台湾的企业,当然从来就没发生过一起自杀跳楼事件。因为台湾法律对劳工的权利保障能落到实处,此外,在台湾盯着老郭家企业的立委,地方议员,媒体为数不少,假如出这种事所带来的后果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所以,企业在运营的时候,也必然会划拨出相应的资源通过种种制度安排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发生这种事情。
回复 樊梨花 5/30/2016 23:18
郎咸平解释了中国人民为什么勤劳但不富裕: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工资与GDP之比中国是倒数第二的非洲一半。这一点,连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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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斤品                留言时间:2016-05-30 21:14:21       
国富民穷。郎咸平说:“把全国人的工资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一个数字: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28%,中东伊朗这些国家大概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
回复 樊梨花 5/30/2016 23:20
1984-85年,邓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干脆不许争论“姓资姓社”!……后来,邓小平公然地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干也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用坦克射杀群众,搞64大屠杀都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就是(屠杀)家畜的主义,还“不许干涉内政”
回复 樊梨花 5/30/2016 23:33
中国人太贫穷。我举个例子,把各个国家的薪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然后来作个比较。这个比例欧美最高,平均是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很可惜我们没有详细的非洲数据,应该是20%以下,但是我没把握。那么你认为中国会和谁比较接近?欧美?南美?东南亚?中东?还是非洲?根据我在讲课的时候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听众都认为我们的比例应该和非洲差不多。

  笑死我了!如果读者也认为我们这个比例和非洲一样的话,那只能说你有点乐观了。读者猜一下我们的比例是多少?我告诉你,只有8%,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以前我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这个比例甚至还高达18%,但是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就跌到了12%,到2009年却只剩8%了。

  那么人均工资呢?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金。我们比泰国还差,泰国还接近2美金呢,我们才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

  虽然我们的工资水平不行,在全世界垫底,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的,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竟然高达2 200个小时,美国跟我们比差远了,它们只有1 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 389小时,日本稍高是1 758小时,巴西、阿根廷仅次于我们,分别是1 841小时和1 903小时。你看我们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多么勤劳的民族,多么可怜的民族!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2:06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17日就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不想看到批评共产党的文章:
“高瑜被判刑后,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有一个九号文件,文件里面有‘七个不讲’,七个不讲当中有一个是‘党的错误不能讲’。党的错误不能讲就是必须讲党的正确的东西。因此给全中国老百姓灌输一个观念,就是共产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百分之一百没有犯过错误,即使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也不是共产党搞的,别人搞出来的。我看大概就是要塑造一个共产党只有太阳,没有黑子。这样一个形象”。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6:27
中共最突出的“代价论”。中共的战争电影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中共在实际中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只要中共想做什么事,都必定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中共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不是理性地权衡得失利弊,反正是“党中央”独裁、一言堂决定了的事情,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在战争年代,中共是人海战术,包括中共在韩战与越战中,都是运用“人海战术”,“不惜一切代价”。在维护中共极权中,中共也是“不惜一切代价”,邓小平的“杀20万,保20年稳定”,就是最充分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党的“先进价值观”的充分体现。当与中国人谈起中共建政后所施行暴政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到八千万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时,许多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否定你说的事实资料,而是否定你的价值观,他们说:八千万又怎么样,这是中国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中共“先进价值观”长期对中国洗脑之后的结果。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6:33
“稳定压倒一切”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是屠杀、杀人的代名词。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稳”的解释是:叫你去东你去东,叫你去西你去西。如果你不去,这就叫“不稳”;在古代则被称之为“犯上作乱”,会“格杀勿论”。1989年春邓小平就曾极端无耻地说:“杀它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后来,他果然为了稳定,压倒了一切;导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6.4”大屠杀。为了中共的稳定,中共可以杀20万(六四),杀100万(“三反”、“五反”、“反右”等),可以饿死5000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甚至可以死中国人的“一半”(毛泽东曾说,中国不怕死人,死了2/3,还有2亿)……总之,“中共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管你死人崩屋、天崩地裂,只要中共“稳定”就行了。所以,唐山大地震前虽然科学家早已预测出来,可是中共为了它的“稳定”,所以不向人民公布,结果造成50万人冤死;汶川大地震前科学家也已预测出来,可是中共为了它的“奥运”的“稳定”,也不向人民公布,结果又冤死了多少万人……这“稳定”需要多少冤魂垫底啊。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6:42
论共产党的反动性
1848年,马克思规定的《共产党宣言》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共产”的涵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剥夺他人的财产。但所有的史料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当代,为财富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可见:私有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
共产意味着无恶不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根本准则,是道德、廉洁、自由和幸福安宁生活的根本保证。“消灭私有制”搞共产,意味着人类生活失去了根本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套。共党废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之后,共党社会必然是按权力分配,权高者垄断社会资源,农民生产的产品都给了国家,5千万农民只得活活饿死。这就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农民的原因。在共党国家,法律只是统治者可以随意玩弄的权术。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间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然法则可以限制他,他可以乱来、可以无恶不作,而广大臣民只有歌功颂德的份。
共产意味着犯罪。共产+暴力=公开抢劫他人财产,是抢劫犯罪啊!强行消灭私有制就意味着犯罪与灾难。1920年代澎湃起先是共产自己的财产,拉起了一帮流氓无产者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的财产挥霍完后,就抢劫他人财产,为此,他象明末的张献忠一样,在海陆丰下达了“七杀令”,海陆丰共产政权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1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杀得血流成河,还吃地主的血肉。中共硬是用上亿人的“血肉”筑起共产主义的“腥长城”。中共的消灭私有制运动造成了亿万人死亡,这就充说明了共党的残暴性和反动性,共党必须下台以向国人谢罪!有人说:如今的中共保护私有制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用不着下台。一位山西老农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坚持“共产”,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只有共产党一家。既然不共产了,保护私有财产权了,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政党就多了去了,就只能互相竞争了,支撑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歪理邪说就完全破产了。如今,抗拒人类竞选大潮只有三个共党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这就充证明了共党是反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是反地球人的一小撮。中共必须还政于民,实行大选,走人权宪政之道,中国才有未来的希望之光!
消灭私有制不仅意味着犯罪与灾难,而且意味着人民猪狗不如。“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把人仅仅当作可利用的手段是反人类的。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中共社会,人比猪狗、比草都不如。大跃进时,河南登的农民给骡子刷牙,掰开骡子的嘴,结果农民胳膊被咬骨折了。在湖南甚至出现了公社女饲养员给猪戴“孝”的事!人们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死后还要被作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人死了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响应毛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共产主义是用“牺牲”、恐怖为手段来控制人心的歪理邪说,丧心病狂地使人非人化和野蛮化。毛共执政后以仇恨立国,将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吹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捧为“机智勇敢”,将疑神疑鬼誉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历史上首次将这些卑劣品质当成遴选革命接班人的标准,并通过文宣教育机器强力注入青少年心灵深处,把全民训练成了残暴狡诈的野兽。邓共又以钱为纲,把全民化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贪婪动物。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中共在消灭了财产私有制、破坏了生产力后,在“改革开放”的后期声称:不消灭私有制了,要鼓励保护私有制,还允许资本家入党。这说明:中国的共党早已死亡,执政者都是没有共产灵魂的行尸走肉。中国从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物权法》,该法的宗旨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共产党已经消灭私有制而保护私有制了,不共产了,不共产了还叫共产党干什么?为什么不改名字?吉拉斯指出:“共党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最无耻、最卑鄙、最不择手段的一个集团。”只要共产党不改名字,不共产就极可能是虚伪的,是随时可以翻盘来消灭私有制的。只要共产党不改名字,共产党就是对私有制度的威胁,就是对人类幸福的威胁,就是对地球未来的威胁!所以,对中共不要抱任何幻想,中国人必须驱除马列、解散共党、恢复民国,成立联邦政府。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7:10
中国人的工资世界最低(低于非洲黑人)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还不到10%。中国工人的工资是菲律宾工人的1/3,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是南韩工人的1/10,就连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黑人工资也比中国工人高一倍。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根据有关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如日本1999年为GDP的54.18%,美国2000年为58.31%,德国2000年为53.84%,英国2000年为55.27%。南美为38%,东南亚为28%,伊朗为25%;土耳其为25%;非洲为20%。而在中国,职工工资只占GDP的8%。是世界最低的国家,其剥削程度也勇夺世界第一。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GDP40%,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GDP的8%的5倍。像这种悬殊的收入比例,即使GDP增长,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即便如此,中国官府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中国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而我国2009年人均GDP才3700美元,但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5%。2011年前3季度,中国税赋已占 GDP的40%。郎咸平指出,中国税赋率为世界第一高。2010年中国人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0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81.6%,菜价的75%为政府的税费,房价的50%到90%统统被政府拿去了。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汽车,所承担的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消费者的7-10倍,为世界之最。2010年香港的征税占GDP的12%;广东的征税占GDP的32%。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香港的GDP比广州、深圳高了不少,但港府征收的税比广州、深圳少了50%以上。而在教育、卫生的开支上,港府的预算又远超广深。”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透露,现在的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2011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北京市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该市全年财政收入(2353.9亿元)的近70%,而同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已占该市全年财政收入(2873.6亿元)的53%),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中国20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4.8%。然而,中国消费者却面临着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缩水、以及沉重的明令和隐性赋税。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中国人的实际税负痛苦指数可能居世界第一。
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万亿。王小鲁指出:中国社会每年有高达9.26万亿的巨额隐性收入为官僚占有,其额度竟已占了中国GDP的30%!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腐败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的GDP蛋糕,官府拿走40%,官僚贪污30%,老板拿走20%,工人拿走8%,余下的2%为农民等群体拿走。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至少10倍!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倍。专家认为,在日本、澳洲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0.4%的家庭控制全国70%的财富。与世界相比,也是如此。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24万富豪的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不到全国万分之二(0.02%)的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0年我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4%左右。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张宏良先生说:占全民人口0.02%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0.02%中国人是多少人啊?按13亿计算,那只是区区26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小镇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70%的财产被控制在一个小镇上的人们手中。他们个个都是暴发户,如中共内蒙书记储波让他的儿子与亲属在内蒙巧取豪夺两多亿元,被中纪委追缴2000万了事;再如中共呼和浩特前市委书记牛玉儒在北京二环动用公款200万为自己购买高档住宅,死后其妻子在北京向国外转款3千万美元犯案被网民暴光……可见,中共的腐败程度,已是全宇宙第一。
一位在北京20年的外交官回国后出来本书,说中国每年有18万贪官被中纪委谈话,只有3%被起诉,1%进监狱,其他人无事,所以贪官越来越多。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GDP的1/4供养着99%的平民,而中国1/3的GDP却被仅仅1%的全国人口所占有,500个党贵家族所垄断的财富早已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所有的吸血鬼。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社会的又一次财富掠夺,中共当权者利益小集团才是真正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临界点。在1980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1990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中纪委的秘密调查报告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如果将那些未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所贪污转移的资金,数量更为惊人!2010年群体事件有18万件,比10年前增加3倍多。全年的维稳费用约6000亿元,超过了全年的军费。而且,越维稳越不稳。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2011年全年人数突破了1.5亿,其中94.6%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官员不仅贪污腐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且权无制约、无法无天。公检法、国安、武警、城管队都成了权贵和官员的帮凶和打手。还大搞世袭制,使“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成为社会的公害。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7:19
吃人怪兽闹中华
民主是人的事业,专制是兽的习性。中国之所以难以民主化,就在于中国人还未人道化!西方人是神的后裔,他们拥有神的形象,按神定的规则办事,所以走向了自由民主。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是野兽大蟒蛇转化而来,所以,野兽后代沉醉在专制的深渊难以自拔。
中央电视台报道:每年春季,江苏大丰的麋鹿都要通过公开的打斗决赛出鹿王,所有的母鹿都为鹿王所有,鹿王享有优先交配权。这就使人想起中国皇帝鼓吹天下一切包括女人都属于皇帝所有,皇帝享有优先交配权。秦始皇、晋武帝、隋炀帝的后宫的女人都好几万。如今权贵们的二奶数量远远超过皇帝的后宫。
2011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介绍海南猴岛里的猴王独享食物和众多的母猴,剩余的部分才为其他公猴分享。猴王也能统治一个猴群,而不至于天天都是天下大乱,但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年青公猴之所以要造反,并不是猴王已年迈失德,而这种利益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但它们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结果唯有通过这种暴力产生领导人。如果猴子懂得选举,那猴子就不再是猴子了,人如果不懂得用选票取代刀枪,人跟猴子又有什么区别?有人说:中国社会不如猴王社会,猴王社会的猴王位置是容许公开竞争的,中国社会的君王位置是不容许竞争和觊觎的。
中国各朝各代将国家收入的1/3用于帝陵建设。秦始皇建骊山陵,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耗费国家税赋1/3而建成,搞收尾工程的3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西晋朝廷挖掘西汉霸陵等墓,获大量的金银财宝。晋人说:汉文帝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一贡宗庙,一充陵墓,一供宾客。2007年,在汉武帝陵园内外发现了埋藏有各类陪葬品的外葬坑400座,其面积约28万平方米;探明大中型陪葬墓120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2万具以上。大唐皇帝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占大唐一年税赋的1/3。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乾陵。
“1/3”这个数字使我想起了2011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介绍金龙鱼养殖的节目,扬州的养殖人XXX介绍,金龙鱼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相互之间很容易咬伤而死亡,必须让年龄一般大的鱼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熟悉后才能和睦相处,他的拳头产品叫“9龙戏水”,9条金龙鱼共处于一玻璃鱼缸;其中有一条金龙王鱼,它处在鱼缸的上面,并占有鱼缸“1/3”的容积。难道说被儒家教化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真是一个动物社会?!
2009年我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只有68476.9亿元,其中税收为59514.7亿元,其它收费等项目为8962.2亿元。实际上在此之外,还有预算外表内收费和表外收费12999.8亿元,社会保险金16116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5910.2亿元,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收入57.35亿元,发行彩票收入1324.79亿元。以上这几项共计114885.04亿元,占当年GDP 337313.4亿元的34.06%。若加上交警罚款、计生罚款、城管罚款、环保罚款等,这个比例会更高。
2010年中国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200元,明显高于同期5919元的农民人均收入。2010年香港的征税占GDP的12%;广东的征税占GDP的32%。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香港的GDP比广州、深圳高了不少,但港府征收的税比广州、深圳少了50%以上。而在教育、卫生的开支上,港府的预算又远远超过广深。”2011年前3季度,中国税赋已占 GDP的4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达45%,超过英国的40%和俄罗斯的13%。郎咸平指出,中国税赋率为世界第一高。2010年中国人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0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81.6%,菜价的75%为政府的税费,房价的50%到90%统统被政府拿去了。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汽车,所承担的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消费者的7-10倍,为世界之最。可见,中国人的实际税负痛苦指数可能居世界第一。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而我国2009年人均GDP才3700美元,但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5%。美国总税率为GDP24%,个人所得税,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
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占GDP比例由2008年的12%下降为8%,卫冕世界最差,再创地球新低。
2011年内地奢侈品消费额达126亿美元(约977亿港元),占全球比重近3成。他更指,政府办公资源消耗亦很惊人,某省一些省级单位,人均办公面积逾220平方米。而北京奥运所放烟花超以往所有奥运燃放总数的四倍;广州亚运放烟花更超北京奥运。何清华认为政府浪费助长了社会奢靡之风。前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亦批评地方政府乱设机构,领导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十几个。他指目前全国公务员年增百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呼吁立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2200亿元左右,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
薄一波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1962年邓小平说:“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1600万,有的估计是2500万”(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按这个数字计算,平均20-30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1960年,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是十二个人民有一个官员,世界第一。
邓小平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军中有一个政治系统,军官的1/3是政治系统的官,这就多大?国外没有。政治系统的官相当于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中国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中共的一个军,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中共得安排多少官啊?20多年前在宁夏,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吃空饷。2011年12月报道: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10余万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大学5年期间学费共计近2万元也由单位报销。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 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话说四川有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每个县竟都有44个正副县长,吃着皇粮,无所事事,个个都有最高的县级特权和待遇。仅养活官员,每年需要22.5万亿,占到全年GDP的50%了。
回复 樊梨花 6/2/2016 03:04
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 布“两学一做”文件,号召所有党员“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做合格党员”。新华网、人民网等主要党媒以及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专题,以文 论、图解、数说等方式向人们讲解“两学一做”的内容与内涵,再一次开启中共标志性的“集体学习教育模式”。

  一片说教声中,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抹亮色。2月29日 夜里,《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学习小组”套用网络打卡的传播潮流,发起“手抄党章100天”活动。活动鼓励中共党员从3月1日开始,用100天 时间,抄写15,000多字的党章全文,每天平均150字左右。“学习小组”每天发布当天要抄写的内容,第二天则选登网友发来的抄写党章的照片。至于照片 被选中的标准,“学习小组”提示,“欢迎更多有创意的书写方式”,“让我们重温书写的美好”。

  于是,在“学习小组”晒出的照片中,出现了各种花样装 饰的手抄党章,插图版、动漫版、篆字版、毛笔书法版,以及人们聚集在一起诵读或抄写党章的场景,还有很多单位部门为抄写党章专门设计的笔记本。不同于主流 党媒的“单向度传播”,这个充满社交性、互动性与互联网属性的活动很快在网络上火了起来。按“学习小组”自己的统计,活动开始后,每天微信后台会收到超过 2,000张照片,至少有25个省份数百个单位一起参与了抄党章活动,“可能直接带动了上百万人参与”。



  天时与人和

  国际媒体对如此火爆的局面显然有些雾里看花,一家英国媒体将手抄党章与中共整顿拖欠党费放在一起报道,通篇是极尽克制的事实描述,除了说“中共对不那么忠诚的党员实施越来越严格的管束”之外,再没有任何评论性的语句。其他国际媒体的报道大都也是同一种风格。

  而在大陆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活动的火爆首先离不开“学 习小组”自身的影响力。“学习小组”以善于用年轻时尚的方式发布与习近平有关的新闻而出名,“尤其是一些非贴身追访不可获得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学 习小组”成立一周年时,已经在微信平台收获40万订阅者,其中三分之一是大陆公务员,包括大量厅处科级干部和一定数量的部级干部,据称还有少数在任和退休 的高层。公号下属的微社区,单日页面浏览量峰值达到150多万,接近中国一个中等网站的规模。

  不过,真正让活动上升为“网红”级别的主因,还是赶上 了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有大陆评论者指出,“‘两学一做’这件事情,地方上很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形式搞会比较好”,“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和气氛下,地方 都想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和新的所谓的党建方式,来做组织上的邀功”。于是,焦急探索风向的基层党组织,一遇“权威公号”推送到指尖上的动员“星火”,即响 应出燎原之势。

  后50天的荒诞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不管什么事,领导重视了就好 办”。随着各地机关事业单位纷纷开始以“组团”的方式参与“手抄党章100天”,“学习小组”每天的推送内容也在活动第50天和51天(4月19和20 日)之间出现分水岭。前50天的展示方式基本就是将零散的照片放在一起晒出来,从4月20日开始,“学习小组”推出了以各地基层党组织为单位的“手抄党章 专场展示”。也正是从这时起,抄党章场景照片、专场视频、乃至一些引起争议的表态,开始密集出现。

  “学习小组”5月8日推送的视频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子女学校,两名女老师带着四名学生在课室里问答:“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谁创造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像爱妈妈一样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党!”

  5月14日推送的视频内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三位怀孕女员工,站成一排,右手抚着隆起的腹部,左手将红色的党章举在身前,齐声说:“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

  5月17日推送了这样的视频:河北邯郸复兴区石化街道办机关支部四名年轻党员在小公园里围坐读党章,齐声说:“抄党章,学党章,我们最时尚”。

  至此,舆论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网络上开始出现“政治投机”的质疑声,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开始将手抄党章与文革(专题)时期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联系起来。

  真正掀起舆论风暴的,是微博上曝出的“新婚之夜抄党 章”——江西南昌铁路局的一对儿新婚夫妇,在新婚夜穿着结婚礼服抄写党章,并留下了“摆拍痕迹明显”的照片。此事经南昌铁路局官方微博宣传,迅速传遍网 络,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巧合的是,事发的5月16日,正好是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日子,让一些网友惊呼“我还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新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5月23日,江西工人“抄党章讨薪”的消息在网上大面积流传。图片显示,20多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围坐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每人案头放一本中共党 章,并低头认真抄写。当地官方随即表示,这场“行为艺术”的组织者属于为了逃避债务而雇人进行的非法闹访,已经将两名当事人治安拘留。

  既然活动从正面宣传跌入哗众取宠的泥潭,网友们零星的 反感也在一瞬间被集中点燃。有人讽刺道,“新婚之夜新郎不跟新娘敦一敦伟大的友谊,做一做爱做的事,反而选择手抄党章,实在令人敬佩。新郎的党性在那一刻 战胜了男人的本性,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净化了空气里弥漫的荷尔蒙。”一些西方媒体也总算找到了发言的机会,认为那对新婚夫妇“值得同情”,因为 “在人生最为私密的时刻,他们被用作了宣传道具”,并引述了大陆网友“要党性不要人性”的说法;对于用抄党章的方式抗议示威,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底层智慧 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一些相对冷静的大陆评论者认为新婚夜抄党章未必就一定“反人性”,但也指出政府机构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不懂传播学,他们光是 看到了‘抄党章’和新婚夜碰撞出来的火花,却没想到这一簇火花存在的合理性,可能会有点超越人性,甚至冒犯看客”。网络上的段子手们更是借两件事发起狂 欢:“抄党章只能用来闹洞房,绝不允许用来闹访!”

  终于被发现的形式主义错误

  也许是看到了事态发展方向不妙,大陆官媒开始出手。 《解放军报》5月24日发表文章称,抄写党章的形式有助于重温党章,加深对党章的理解,促进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值得鼓励。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如果抄写 只动笔而不“走心”,“朋友圈”里只为了“晒字”而不见行动的“真章”,不触及思想和灵魂,就会把这一初衷很好的活动搞变味,沦为“精致的形式主义”,这 是需要注意和防止的。

  《人民日报》5月2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一些自我 感觉不错的创新之举,可能招来网民集体批评……形式主义是最大政治不正确。”《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文,警告“当心被形式主义带跑题”。国家行政学院的 竹立家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更直接:抄党章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不正当行为,搞一些形式主义,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民众反感很正常”。

  在另一边,“学习小组”5月23日“手抄党章100 天”的新专场悄然隐匿,取而代之的是中规中矩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节选,只是在文字最后提及第二天抄写党章的内容。从24 日开始,有关“手抄党章100天”活动的一切信息从“学习小组”的推送内容中彻底消失。

  至此,一场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起的新媒体党建实验进行了84天后,在略显尴尬的气氛中草草收尾。

  网络上一开始的热捧何以成为后来的嘲讽?有香港(专题)评论员 分析,从“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到“反四风”、“三严三实”,中共官方过去做过很多政治动员,但在民间的效果并不好,“所以近年他们开始懂得‘转弯动 员’──我想讲,但不从我的口讲,让别人去讲。但这些东西无论形式怎么变化,在中国都会成为一种上行下效、互相跟风……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变 成一种政治自我保护的形式”。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跟风“手抄党章”恰恰出自“趋利基因”,“不是为学习党章,或认同党章,而恰恰是一个形式主义、自我升值的目的”,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反应出“中共现在的思想凝聚力不佳”。

  应该说,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的前三 十年,意识形态几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并于文革期间走向极致,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处于“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然而,在有意回避以及错误理 解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状态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与“转型学”(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都将美国化),以及“金钱拜物教”趁虚 而入,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的主流。且不说“信仰”,现在中共8,800万党员中,真正有多少人信任马列主义、信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高 级阶段-共产主义”这条路径,恐怕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对此,中共也做了很多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但多年来创造的一个个理论基本沦为概念,“没能内化为信 念”。

  在怎么做的问题上,也许新加坡籍学者郑永年的主张是一 种可参考的意见。在他看来,政党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大众意识形态;中共目前意识形态处于弱势的困局在于“没有把执政党的意识形 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并且简单的想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加于整个社会之上”。中共要解决“思想凝聚力不佳”的问题,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两种意识 形态区分开来,“两条腿走路”;第二步是中共逐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统合二者;第三步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造就中共意识形态的超前 性。

  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中共的党建很可能也需要经历一个 同样的过程。此番推出的“两学一做”是政党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可众多党员的现状却还停留在大众意识形态层面;“手抄党章100天”恰恰是要把精英 意识形态的帽子硬扣在大众意识形态之上,“第一步”没走好就直接跳到了“第三步”,期间因为“排异反应”而产生的扭曲与不伦不类,自然让活动落得个惨淡收 场。在国家意识形态尚未树立之前,再有类似的活动想要只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恐怕依然会变质为政治跟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新媒体党建实验沦为形式主义的 “低级红”,似乎并不是一个“猜不中的结局”。
回复 樊梨花 6/4/2016 20:29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50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80到120万。围城结束时,解放军的统计说,剩下17万人。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龙应台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回复 樊梨花 6/4/2016 20:32
“两学一做”具体指的是: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6月2日上午,思政系党支部全体党员在党支部书记雷五明的带领下集中学习了党章党规。学习活动在问答中开始,“谁能够一口气说出党员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说2-3个即可,我立即发红包一个”,雷老师话音刚落,老师们七嘴八舌的说开了,“大家的回答没一个完全准确的,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我一起学习一遍吧!”

系主任邵献平说,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缔造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明特征。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习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学习实践活动,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常规性教育延伸的首要举动。

副院长王智、邓喜道应邀参加了思政系党支部的学习活动。王智教授指出,要把“两学一做”履行到理论配备上,思想理论处理的是一切疑问的“总开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今世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开展“两学一做”,要把学习系列讲话作为理论配备的重中之重,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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