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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易中天:揭穿中华谬论史,极权比奴隶制还残酷

已有 1537 次阅读5/22/2016 07:24 |系统分类:历史| 太平天国, 委内瑞拉, 大明王朝, 查韦斯, 国民经济

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对比中华古今史。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


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易中天: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90%以上的老兄弟。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5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4.必须借用世界史。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社会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专制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被完全操控,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

 

5.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23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5/22/2016 07:44
最重要的是,习对思想统一的要求也是从毛泽东那学来的。在解释为什么文化和媒体工作者必须“姓党”、做好党的“喉舌”时,他引用了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强调党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时,他沿用了毛泽东为1929年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他还警告党员切勿“妄议”中央,并严禁学者谈论“普世价值”。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书China’s Future(译者注:暂无中文译本,标题可直译为“中国的未来”)中写道的:

对任何形式的异见和社会活跃人士严厉打压,毫不手软;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管控日渐严格;基督教十字架和教堂不断被拆除;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数百位人权律师被关押受审;公共集会被限制;大范围的书籍报刊被审查;大学课堂已被正式禁止使用外国教材;知识分子受到严厉审查;政府加大对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力度、程度空前,很多非政府组织已经被迫撤出中国;对“境外敌对势力”发动频繁的抨击;负责“维稳”的安全人员覆盖全国……从1989至1992年“后天安门事件”时期算起,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压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回复 樊梨花 5/22/2016 07:48
在某些方面,习为自己揽下了比邓、甚至是比毛更大的权力。虽然在困难的政策议题上是邓最后说了算,但是他竭力避免参与日常政策制定;就算被迫为重大决策拍板,邓也会先和一些高层领导人商议、寻求共识。毛在决策时倒是为所欲为,不管他的高层同僚有何想法,不过他一次只着眼于几个问题。习似乎每天都亲自过问不同领域的重要政策,无需同其他高层同僚或退休元老谘商。

习可能会走得更远。他几次暗示会想办法打破刚建立不久的两届五年任期的规矩,多任一届、甚至数届。他将自己封为领导“核心”,而他的前任胡锦涛没有谋求这一地位。每当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个任期进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般可以看到一两个年纪稍轻的政治人物以接班人候选人的姿态浮出台面,然后在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被进一步确认,可是目前没有这种迹象。北京流传的一个流言是一个编辑组正在编写一本讲述习的“思想”的书。这本书如果面世,习将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另一位贡献者而与毛平起平坐,这个地位是毛之后的所有领导人中至今无人企及的。

习对权力的集中对中国构成重大危险。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讲话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

“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

正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邓所建立的制度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高层领导干部最多任职两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分摊领导职能,高层领导干部做决策时要征求其他领导和退休元老的意见。

习对邓的制度的颠覆使得共产党政权命悬一线,其生存完全取决于习能否胜任庞大的工作量并不犯重大错误。大众传媒和他小圈子之外的官员似乎被习的威严震慑,不敢对他说真话。他试图抑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和思想力量的发展,但这些力量必然会愈发壮大。习可能打破经济界、思想界精英以及党内领导班子对中国发展道路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发扬光大。他将惩治腐败的矛头指向了已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其他退休高官的残余势力,打破了退休领导人一旦卸任就能全身而退的规矩,这也为习卸任后能否安然无事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邓煞费苦心地通过改革,为继毛之后的政权打磨出来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但随着习不断偏离邓的轨道,这些能力有被削弱的危险。

当习身边的红色贵族在同一辆战车上试图维护政权的时候,其他人却用宗教信仰或个人消费逃避现实,还有的把钱和孩子送到国外,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就要到来的紧迫感。难怪习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像是在应对一场攸关生死的威胁。
回复 樊梨花 5/22/2016 09:19
章立凡指出,文革虽然被否定,但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毛泽东并没有被清算。章分析称,由于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统治存在法统关系,没有清算毛泽东在文革的罪恶,就难以彻底告别文革。
回复 樊梨花 5/22/2016 09:52
孙文广:中央的高层他们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没有区别,和文革那套没有区别,所以现在深入反思文革必然就牵扯到文革这些反人类、反文明的行动。比如现在,中国抓了300多个律师,律师是捍卫法律尊严的,你怎能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呢?这就是一党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不允许你挑战,不允许你讲出和中共不一致的观点和意见。如果认真反思文革,必然引导出人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制度、这个体制、这个一党专政,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在国内,反思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
回复 樊梨花 5/23/2016 00:07
中共的利益就是特权、腐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一个国家青年争着去当公务员,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腐败透顶!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大大超出世界水平了。只要看看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情况就知道了,经常是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职位。
党的利益就是等级特权。部级干部退休月金2万5,处级干部8千5,科级干部7千5,公务员5千,农民55。
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人民币。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的1/3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100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
权贵资产阶级——8000万党员中掌权的仅约2000万左右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中的99%以上属于贪官淫吏,他们组成了利益联盟,维护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了政权、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反对任何改革,特别反对政治改革。十几亿中国人都已经沦为这个小集团的人质。权贵们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还说;如果中共垮台了,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了。
回复 樊梨花 5/23/2016 00:09
权贵富可敌国,人民一穷二白
权威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 2006 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的存户持有。
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这样,就有层出不穷的奴工黑窑工事件出现,就有毕业后还不能够养活自己的大学生,那么现在普遍发生在女大学生中的性交易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如今: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成就。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
回复 樊梨花 5/23/2016 00:14
1998年李登辉任主席时期,党产最多达918亿元(新台币,下同);2000年连战当党主席时,党产有808亿元;2005年马英九任主席时,党产有311亿元;2015年1月朱立伦成为党主席时,党产有242亿元,目前党产是166亿元。
中共官方报导并讽刺国民党衰落,遭到大陆网民的嘲讽。
不少网民表示:“166亿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也就33亿,台湾国民党的党产还赶不上大陆的一个村支书,谁更腐败?”“希望共惨党也公布一下党产,以后共产党别用纳税人的钱。还有这些年来挪用了多少财政收入来维系党的运营。”“每年白送多少亿美元给朝鲜,给非洲和委内瑞拉。”
蔡英文公布了她的财产,可以很坦然去做她的总统。我们再看看中共官员们,一个村长、一个镇长可以贪污上亿元。
据报道:一部分中共官员用公款交党费,有官员挪用党费,并举例“吕梁有组织部长挪用党费开办煤矿”、中石化也曾曝出“党费发年终奖”事件、江西临川区直属工委书记范水平挪用党费55万多等。福建漳州市有管党费的人,32次挪用党费135万购买彩票、偿还赌债;还有官员提取党费讨好情人,更多是用党费吃喝玩乐。
回复 樊梨花 5/23/2016 00:25
在他们眼中,自己所属的政党,比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要重要得多。他们的这种效忠状况,不但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而且还露骨地表现在他们的言语中。例如,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军队姓党政府姓党,其目的是要求姓党者“绝对忠诚”于他。执政者习近平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促进全体国民的利益,而是极力巩固自己的权位。他甚至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原则。他的使命不是保障和促进全体国民的普遍利益,而是谋求和扩大自己所属政党的特权。
回复 樊梨花 5/23/2016 00:26
共党篡夺了国民的主权,他们把政权视为自己的私产,不但在公职人员选拔中任人唯亲,而且还要确保将权力一代接一代地传给自己的后人。他们不但要占据所有有利可图的职位,而且还将把所有的公共职位变成食利自肥的机会。国家公共资源的主要部分,不是用于全体国民的幸福,而是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福利待遇。
回复 樊梨花 5/24/2016 06:27
民主国家的选举,完全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党,多数人投你的票,你就被推选上台;失去人民的信任,选票赶不上竞争的政党,就只好成为在野党了。国民党在本届总统选举上惨败,这说明台湾人民不再信任它了,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民进党的蔡英文身上了。这也说明民主国家的人民,真正掌握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不会受到当权者的奴役,不是奴隶,不是顺民,而是真正的国家主人翁。

    大陆中国的领导人是怎样选出来的?毛泽东时期,搞党领导一切,剥夺人民的选举权,是彻底的秦始皇独裁。邓小平掌权后,搞人大代表基层直接选举,算是前进了一步,人民竞选人大代表,又遭到共产党镇压。90多年前,民国就实行了省长直接竞选,到如今共产党中国只能直选村长,而村长还必须接受党领导,而党的领导从来没民选。显然是一种一党专政的奴隶社会。
回复 樊梨花 5/25/2016 01:05
越南直选国会议员。2016年5月2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选举和2011年至2016年任期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在越南各地同步进行,这是越南首次将国会代表选举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放在同一天进行。 827名候选人最终谁能进入500名国会代表行列,将由6000万选民手中选票来决定。
…………………………………………中国老百姓只能选基层人大代表。中共连越南共产党也不如!
回复 樊梨花 5/25/2016 01:06
5月2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选举和2011年至2016年任期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在越南各地同步进行,这是越南首次将国会代表选举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放在同一天进行。 827名候选人最终谁能进入500名国会代表行列,将由6000万选民手中选票来决定。

这条消息在中国引发热议,很多中国人无法想像同是共产党国家,何以越南在「邪路」上走得这么远?很多中国人更不了解、了解后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越共总书记都是差额选举产生!

2006年越共「十大」上的这一创举被称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但其实,这一创举并非一夜之间完成,越共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始于1986年),至今取得丰硕成果:

首先,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允许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其次,初步具有政治民主。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允许非党参选;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通过与选民会谈、接触或向选民报告自己如被选为国会代表后将怎样履行职责等方式进行竞选;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规定候选人、社会团体代表或被委任者有权见证、监督检票和对检票提出申诉;报刊记者,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记者,摄影记者见证监督检票。

第三,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司法基本独立,避免「党大于法」。越共规定,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5%,排除兼职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越南加强反腐,国会代表、政府高官须申报财产。

2012年和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齐建国面谈时,这个在越南工作了17年的「越南通」坦承:「选举基本上是可控的。越共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自己履行了神圣的一票,让他们觉得『我对你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也可以不相信』。给他们一个出气的渠道,但其实并不影响共产党人的领导。」
回复 樊梨花 5/25/2016 01:08
越共的「党内民主」已经外溢、开始带动人民民主。本届国会选举中最终通过筛选、进入正式候选人行列的党外人士超过15%,为历届最多,被视为一次突破性的创举。可以这样说,尽管是以「维护党的统治」为目的,尽管在选举的诸多环节上(参选资格审核以及中央提名候选人)不公平不透明而遭人诟病,但这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径基本铺垫完毕,且只能向前而不能往后倒退,因为党内外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投票形式。
回复 樊梨花 5/27/2016 00:15
人大教授周孝正:“毛主席万岁”的来历,绝对震撼你...1950年为庆祝建国后首个“五一”劳动节,要组织群众游行,朱德的秘书把拟定的游行口号拿给毛泽东审定,毛自己添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并一直喊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搞舆论封锁,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社会上的一些骗子,最怕被人看破和说出真相,而可悲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还要为骗子辩护,还要指责说出真相的人,还要对骗子说“谢谢呵”!
周孝正:指望他们为民众做点事,做梦 .
 (2011-12-25 09: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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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孝正:有学者说,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要给谠时间,要相信谠,谠会解决一切的,我不知道这些学者是装傻还是真傻,民众没有给谠时间了吗?给它几十年时间了,它不学好、不改隔,在民住、人权…很多方面都在开历史倒车,那有这样干的,把财产、家属都搞到海外去了,指望他们为民众做点事,做梦 .

刚进北京不久,李锐划船,毛坐在船上,江青在侧,居然说毛会公然说:“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就身边还缺俩妃子!”这就很离谱,纵使毛泽东有在浓厚的帝王思想,他也不会不顾及自己的形象的,不会不顾及当时刚刚立定脚跟的形势的
毛泽东时,他说一九四九年中共五大常委进京赴考,有一次毛公与江青乘船荡舟,李锐划船,毛对李锐说:“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就身边还缺俩妃子!”课堂上的孩子们听了信以为真,但对知青来讲,简直是信口雌黄。李锐既不是“太监”更不是稍公,再说,毛主席就算乘舟观景,难道身边就没有“警卫员”?周孝正从那儿得来的这个消息,不会又是“杨继绳与杨显惠”提供的文字吧。
李锐曾是毛泽东的秘书,后来以揭露毛而负盛名,在贬毛风声中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他说,四九年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进京后,曾来到故宫,坐上了龙椅;说道以后就要在这办公了!以此想揭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早而有之。可我了解到的有关故宫故事,却从来没看到过那怕一句话或毛主席到故宫坐龙椅的一张照片。可见,此为“谣言”或者“诽谤”。

24a-周教授讲得绘声绘色,连说带比划,记录如下(视频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刚解放,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是吧,(有一天)就奔故宫了,他坐在故宫内皇上的那椅子上,他做了一会儿,他下来了,他说:‘我要在这儿办公!’当时的这些人说,这儿不能办公啊,你想想,那皇上1911年1912年被推翻了,故宫已经变成博物院了,故宫博物院,那你上那儿办公你说。但底下人没法办啊,就说:那儿太大,夏天不好降温,冬天也不好取暖。过些日子毛泽东说:‘我要在这儿办公!’大伙都说,你不能在那儿办公,那儿门儿太多,它不好保卫。找借口就拖着他。把毛泽东托急了,毛泽东说:‘不让我在这儿办公,好啊,给我拆了!”差点三大殿就给拆了。但是周围的人,毕竟还是共产党,是革命的,知道毛泽东有这个皇权思想,想当皇上,但是大伙还是有所警惕,就不能当面反对他,对付他,找借口,说拆了,没人理他(就没拆)…”  
刚巧,在搜这段视频时,还找到了另外一段视频,是CCTV的纪录片《故宫》第十二集《永远的故宫》,这里面也提到了毛泽东和故宫的一段往事,相关的解说词转抄在此:
 
“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四天之内第三次来到故宫,三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对比周教授的社会学讲座和CCTV的纪录片解说词,一个言之凿凿说毛泽东坐过故宫龙椅,一个说毛泽东三次来故宫都没进去,没有给人留下任何遐想的空间:专家和CCTV,都很权威,让老百姓信谁好呢?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7:31
如果说,1966年的血统论为高干子弟提出的历史使命是强势接班和掌权,那么在20多年之后来看,他们是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权力为他们开辟了攫取财富的道路,财富支撑他们对于文化、艺术、传媒等各个领域的攻城掠地,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大显神通、耀武扬威。

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证明,血统论在中国不仅没有失败,没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明显的事实。人们原来以为,文革之后遇罗克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是英雄和烈士,他的事迹在报刊杂志、公开出版物上流传,这说明反血统论深入人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其实只是舆论和道义上的。在实际上,在事关利益的体制安排问题上,胜利的是血统论。今日的血统论者比文革初期的血统论者成熟、高明了许多,他们不再吵吵嚷嚷地宣扬“老子英雄而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之类露骨的、不得人心的口号,而是不事声张地掌控政治、经济大权。现在,他们根本不需要为掌权而大造舆论,对他们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

执政党为什么越来越依靠血统论?第一,本性使然。这个党的根本使命是“打江山,坐江山”,和几千年的朝代更替、皇权轮换没有两样,江山、权位传自家子弟,对于掌权者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第二,政权合法性缺失的表现。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在于人民的同意,中国的执政党视民意为洪水猛兽,在得不到人民普遍支持,缺乏道义资源的情况下,唯一能够在统治队伍中形成凝聚力的理念和做法,就是权力和利益依血亲关系分配和传递的血统论。

在各种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中,依靠宗族血统的统治是最常见的,同时也是最遭人诟病的,因为它的狭隘、短视、自私的性质昭然若揭。中国的执政党在其早期、中期活动中,曾经打起共产主义的全人类解放的旗号,也曾借用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到今天的以血统论立国,明显是一条下行的路线。这条路线越露骨、越猖獗,离终结的日子也越近。

2016年5月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7:54
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思想,立即为强权主义者所接受。对待其他民族,他们认为殖民地人种是不适应的弱等者理应是被他们压迫的。达尔文主义似乎暗示,这是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物种起源》的副标题就有此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族”。“适者生存”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纳粹将这种种族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了极点。雅利安人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类型,注定要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种族则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
对待本国人民,(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对下层阶级不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他们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偏见辨护。他对那些事业上失败的人丝毫不屑于同情:懒惰者与无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惩罚,任何使挫折得以缓和的企图,都只会为软弱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从生物学的起源看,纳粹主义与斯宾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结合物。公民服从于国家,以及伟大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抱负代表了国家目标这样的信念。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29、30]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也是一种社会达尔文论,它将人们人为地分为先进阶级和落后的阶级,并在先进阶级中又预选指定划分一部分先进分子,在先进分子中最终还确定极少数人的英明领袖。他们是伟大的人物、优越的人群和优秀的人种,他们是国家社会的主宰,治理管理国家社会只能由他们来担任,上学参军一切好的工作优先选聘他们。而非英明领袖先进分子和先进阶级的人群则是劣等人种,是受歧视受排斥的人群,是社会的奴役和童养媳。他们或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或受监控受社区单位公安监视的人群,或是整天被挨骂教育的对象,或被随意打骂失去人身自由。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因为政审不过关他们中许多人没有资格从事政治态度和政治出身要求高的工作,甚至于找不到对象结婚也就不能生育子女。他们也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利于社会进步。目前,在中国特权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他们祭起了早已被淘汰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他们的适者生存哲学指导下,公德不讲了,为社会进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给遗弃了,创造性的工作、独立思考的精神、坚持真理的追求不见了,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宁断不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社会正气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日益淡化了。他们整天就是适应、吃透、领会、紧跟和贯彻上级和领导的思想,看风转舵阿谀奉承阴险奸诈,他们嘲笑清正廉洁一身正直的干部是不适时务。于是错误的政策和方案一错就是一大片,贪污受贿犯一拔一箩筐。
在公正公平发展的体制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你努力,你都有前途有出息,甚至可摘取政治桅杆顶上的彩球。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出状元,从事每个事业都可安居乐业,而且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单位每个地方都能得到发展成功。在这里没有某一阶层和阶级是天生优秀的、先进的,就该享受特权的。这样的制度无疑是最好的制度。任何存在特权的制度,不管享受特权的这群人是什么样的党派或阶级,都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造成其他阶级的痛苦和灾难。不能使社会上的任何人都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必造成一部分人的灾难和贫困,这样的制度都坏的制度。所以公平正义的制度是适合人性的制度。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时,纳粹党与其盟党在国会的议席没有超过半数。纳粹党在前一年的全国大选中只获得了37%的选票,也就是说,63%的德国人是反对纳粹党执政的。(经常有人说希特勒上台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希特勒在大选之后并没有当上总理,只是由于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才给了纳粹党机会,希特勒通过有效的政治运作,被老迈的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
由于纳粹党在国会不占多数议席,不能一党执政,内阁一共有11个成员,纳粹党只占3席。国防部长是由总统兴登堡直接提名的。
纳粹党既不占议会多数,也不占内阁多数,还没有控制军队,却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立起了以希特勒为元首的绝对极权的纳粹统治模式。
 希特勒靠的是什么?靠控制警权。
 内阁的3个纳粹党席位,希特勒担任总理,另两个席位都用来抓警权。纳粹党人弗里克任内政部长(即公安部长),戈林任不管部长兼普鲁士邦(柏林所在的邦)内政部长。
 为什么国家的内政部长已经由纳粹党人担任了,戈林作为堂堂内阁大员却屈尊去兼任邦一级的内政部长?这就是希特勒的高明之处。联邦内政部长不直接指挥警察,德国警察是邦一级内政部长指挥的。戈林兼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就把包括首都柏林在内的警权抓到手了。
 戈林上任后立即对警察队伍进行洗牌,解除了几百名警官的职务,换上了自己人,这使得希特勒拥有了对付政敌和镇压人民的最有效的力量——以公权力名义使用的暴力。
 改造后的警察队伍从国家机器变成了希特勒的专政机器,它随意抓人,制造恐怖气氛,制造假案,威胁律师,甚至把依法辩护的律师关进集中营。
最著名的假案就是国会纵火案。戈林让自己的手下放火烧了国会大厦,然后诬赖是共产党干的,希特勒借此让总统同意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该法令下令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公民自由的7项条款,为希特勒的极权统治颁发了通行证。
纳粹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为了使纳粹的议案获得通过,在议会开会的日子,警察就逮捕或拘留反对派议员,以减少表决时的反对票。希特勒获得极权统治的最重要的授权法案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通过的。
尽管希特勒没有掌握军队,尽管纳粹党在议会和内阁中是少数,但希特勒掌握了警察,就得以建立了他的极权主义的统治。
 纳粹模式告诉我们:极权人物掌握了警察,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祸害天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7:55
《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特定的出身,并不能决定特定的思想观念,因为人之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人的经济状况能够决定人的思想立场,这根本是谬论,试问:同样是无产阶级,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基督徒思想立场能一样吗?一个印度工人和一个中国工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完全抹杀了宗教、民族、文化、性别等诸多因素影响,纯属粗暴生硬的划分。不要说出身同一阶级的人千差万别,就是出身于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姐妹,往往都其趣各异、迥然不同,“性相近,习相远”,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子女与其父母的差别,则更加显著,往往是“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女)”。比如,郭沫若是共产党的御用文痞学棍,但他的长子郭家英却企图叛逃香港,郭家英与郭沫若一样吗?因此,既不存在有共同诉求的所谓“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以出身为纽带的政党。
19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全国模范雷锋说过:(大意)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现在,一些党国干部、执法人员为立功而宁恶不善,对维权草民或监控对象全无同情之心,只会「为党说话」、为党做事;更有学生告发老师堂上授课的言论。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8:00
文革一开始就是以血统论赤膊上阵的。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运动,他派出了工作组,将北京一些高校的数万青年师生打成反动学生,隔离的隔离,批斗的批斗。他又一次使用起反右运动的伎俩,整起人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小平当时坐镇北京,他对于斗反动学生、斗教师、斗教授之风,对于北京街头抄家、殴打所谓四类分子之风,他都不加制止,采取了实质上默认和支持的态度。陈云积极追随刘少奇、邓小平,纵容“联动”等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打砸抢烧杀,纵容高干子弟逞凶作恶,挖空心思想把把毛泽东点燃的文革烈火,限制在“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范围内焚烧,以保护身为中共当权派的“老革命”们的子女免受冲击。“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里面没有工人子弟,基本上都是革军、革干,还是比较高的高干。他们衣服上戴着绸子的红袖章,黑字上面写着“联动”。他们全骑清一色的摩托。你说这摩托哪来的呢?不都是他们的家里提供的嘛!
不是毛泽东们不想再搞阴阳两套的伎俩,而是他们必须满足红卫兵的欲望,因为这是他们的党卫军、冲锋队,是他们的子弟。在毛泽东认可了以后,这些鼓吹“龙生龙,凤生凤”的龙凤们立刻在学校里掌握了大权,而且掌握了学校和校外人们死活的生杀大权。这些自认为出身好的干部子女赤裸裸地喊出了党的遮遮掩掩的“血统论”阶级政策——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他们都有“英雄”的老子,以“好汉”自居。这是一批具有特殊优越感的共产党“八旗子弟”。北京市6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8:02
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回复 樊梨花 5/31/2016 08:09
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1967年1月18日,首期《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使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得以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
因发表《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10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中学文革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要用好多份其他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共党是绝对不允许像《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其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挥动“左”的大棒,将《出身论》定为大毒草。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遇罗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他仍相信“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与人权的要求,在那个比封建主义时代还要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法西斯时期,当然会被作为大逆不道的思想而处置。
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面对他大声的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是:“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他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先是判15年刑,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谁签署的?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直到今天都必须保护其“崇高声誉”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象这样,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还享有盛誉,除了周恩来还有谁?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80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年仅27岁。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象没有准主意,抓捕、判刑、执行,都是由最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遇罗克被枪杀时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他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2009年完成的遇罗克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摘自《出身论》)。这句话不合乎“天赋人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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